现代日本人出生时去神社、神宫求神问卜，结婚时去教堂，死亡时却行佛教诵经仪式，他们只是接受外来宗教的仪式，在内心还是受本国传统的影响。
现代中国人里，真正有宗教信仰者极少，多是临时抱佛脚。所谓“临时”，一是人生有难，二是命运有坎，倘若他们四肢强健，财运官运亨通，他们是少有到寺庙里进香添火的，即使有人去了，也多是去还愿。中国人与宗教的关系充满了实用主义的精神。
宗教在大洋两岸的命运也都饱经磨难，乃至九死一生。
在中国发生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打压儒学；唐朝后期武宗皇帝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勒令僧尼还俗，以限制佛教的发展；清初极为残酷的禁教运动，清末波及各地的反教会案；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有同一切宗教信仰和传统思想实行“彻底决裂”等。
在日本，在佛教传入之初也发生过天皇下令把佛像扔到河里、烧毁供佛殿堂的事。幕府时期强行禁止基督教，对基督教徒实行镇压和迫害。1597年，按丰村秀吉之命，6名外国传教士及20名日本人信徒，其中有若干名儿童，在长崎遭处决。1622年，幕府扣留一外来船只，将船上的两名西班牙传教士以火刑处死，12名船员被斩首。事后不到一个月，幕府又在长崎集体屠杀外国传教士、日本信徒及遭此牵连的朝鲜人、中国人等共55名，该事件在日本历史上称为“大殉教”。即使是在开放了的明治维新以后，也一度实行“废佛（教）毁释（迦）”政策，列岛许多地方出现烧弃佛像佛画、破坏寺庙堂塔、勒令僧尼还俗、把寺院改作医院和学校的野蛮行径。
缺乏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并非说没有宗教或类似宗教感情的宣泄。以非常激烈的方式排斥一种思想和信仰，正是为着树立另一种思想和信仰。20世纪里，中日两个民族，有很长一段岁月对某个活着的统治者或某一思想表现出的宗教般狂热，都曾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和严重不安。
1966年12月25日，教皇保罗六世的圣诞祈祷里，有如下一段话——
我们必须警惕现代偶像崇拜的危险。如今有个人正竭力将树立自己的个人崇拜。想把自己树立为不仅仅是思想和历史，而且是整个现实社会的最高典范。他似乎已相信依靠本身的力量，他就能创造出真正的进步、发达，并求得自己的超凡入圣。换句话说，他竭力寻求他个人的神圣光荣，而不是上帝的光荣。
1889年颁布的日本宪法再次重申了关于天皇神圣血统的古代神话，将其宣扬成“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并肯定其地位继承“万世永继”。与此同时，宪法也明确规定。如果没有国会的批准，天皇颁布的任何法律都是无效的。
这一貌似君主立宪制民主的表象，当时使西方感到十分满意。英国取消了自“黑船”打开日本国门后一直实行的治外法权，以此表示它的认可。其他的西方国家也随之纷纷效法。在西方人眼里，天皇不过是一具伊丽莎白女皇式的华贵偶像，而偶像不可能对现实社会的民主进程产生羁绊。
1893年颁布的出版法，禁止一切诋毁批判天皇的言论。1898年、1900年的内务省法令，以及随后出台的新闻法对出版物和报纸进行了限制。报纸须按照统一格式报道天皇及皇室，并使用专门的敬语，天皇照片的使用则要服从相关的公安法规。
在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所谓皇帝的诏书、敕语，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公文，很快就会忘在一边。但在此后的日本，对于全国各地的学校来说，宣读诏书或敕语已经成了一种宗教性的仪式。任何人如果要接触它们，先必须按要求戴上白手套。万一发生地震、火灾，什么东西都可以不拿，第一个要抢救的就是这些纸卷儿。有的校长因紧张在宣读中发生口误，或不小心将诏书掉在地上，事后多次发生以自杀方式来谢罪的事件。
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中小学生，无论身处本州、九州，还是远在北海道，每天早晨到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着皇宫的方向鞠躬60秒，再向天皇的御照躬身行礼。
在每天都有的修身课上，孩子们首先齐诵：“神的子孙天皇陛下，我们7000万国民将天皇陛下作为神而敬仰，作为神而爱慕，为天皇而效力”。
修身课结束前，老师几乎每次都要问男学生：“你们最大的抱负是什么？”
孩子们就会用稚气的声音齐声回答：“为天皇而死！”
明治天皇常常给人一种进步的、“西洋化”的君主形象，在一些中国人眼里，可能还是日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际上他与此差得很远。非公开场合，他表现出“反西方”倾向，日本由明治初期的全面欧化一转为中期的保守性退缩，肯定与他不无关系。而且，他趋于放纵，过度肥胖，总是花很多时间来满足他那惊人的胃口。据说，他染上的许多疾病都与他饮食过量有关，特别是酗酒，最终毁了他的健康。
裕仁天皇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大正时代开始。明治弃世时，已经有好几个孙子，长孙即是11岁的裕仁。
4岁到8岁这段时期，为了让裕仁和他的弟弟们熟悉军事领域和战争，他们常常被带去观看军队的阅兵式，参观展示着日俄战争中缴获的兵器的陈列室，还被领到横须贺海军基地。在皇宫大院西南角的一个木造建筑物里，裕仁还随祖父、父亲参加皇宫里那些定期举行的宗教仪式，由这些仪式里，少年的他，逐渐有了对自己源于神的高贵血统的信仰，以及对日本和这片国土神圣性质的信仰。
明治天皇葬礼那天，曾由前者任命的日俄战争的英雄，也是裕仁等一帮皇族和宫廷贵族孩子的老师——乃木希典大将和他的妻子，在家里关上了二楼起居室的房门。他们向明治天皇和战死于日俄战争的两个儿子的肖像深深鞠躬，当葬礼钟声响起的时候，按照传统仪式，乃木夫人先自杀，但刺入喉部的匕首，是丈夫帮助推进去的，然后乃木自己用剑剖腹自杀。这位末路英雄，在办公室的案头上留下了10封遗书和谢世的和歌一首。
大正时代维持了14年。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25岁的裕仁皇太子立即登上了皇位，成为日本第124代天皇。
按照明治维新以来的惯例，枢密院马上召开会议，根据新天皇的即位制定了历法。他的统治和将来追封的名号为“昭和”，12月28日正式予以宣布。“昭和”的意思是“光明与和谐”，然而，后来他的时代恰与之成了反讽。
一年后举行了裕仁天皇的登基仪式和庆典。1928年11月至12月，登基大典达到高潮。全国几十万人参加了庆宴和受赏仪式，上百万小学生打着旗帜提着灯笼参加了庆祝活动。为了显示天皇的仁爱，到年底，花费在授封爵位勋章和赈济穷人上，就达几百万日元。13、14世纪至19世纪效忠天皇的一些人物也从历史的烟尘里被搜拣出来，追授了勋章和爵位。从道府县到市区村的各级政府搞了一系列的献忠工程，在殖民地萨哈林（今库页岛），庆祝活动结束后，殖民地政府马上着手开工的工程有公园、试验农场、青年会馆、天皇像供奉所、忠魂碑、市政厅……项目多达500多个，为此几乎近30万的全部人口都被动员起来。
即位礼中最重要的仪式是“大尝祭”。“大尝祭”从晚上开始，持续到次日清晨。首先是官员宾客入座，与此同时仪仗兵就位。然后，身着白丝绸祭祀服的昭和天皇在宫廷女官和典籍官的陪同下，进入以三座木建筑为中心的社殿。在社殿最深处的房间里，摆着神座、御座和床。神座被认为代表了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神灵。天皇裹着被子蜷曲身子躺在床上，便与天照大神的神灵结合在一起了，这象征着与祖先神性的“结婚”。之后，他坐上御座，向天照大神及其他祖先的神灵供奉食物。至此，裕仁的神格化，即“现人神”的过程得以完成。
在登基大典的一系列活动进行期间，宫内省向全国的大中小学校“下赐”新天皇和皇后的标准像。像片上裕仁身着大元帅新制服，胸前佩带勋章，皇后站在他身边，身穿西式长礼服，腰系装饰带。这意味着裕仁既是日本最高的活着的神，又是最高的军事统帅。
昭和统治前20年里，天皇有过几次出巡。对于内务省和地方官员来说，他的巡视是极其重大的事情，所有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每次都需要最精心的事先准备，排练时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不会放过。裕仁要走的地方铺上了红地毯，车队要经过的道路进行了清扫和装饰，他乘坐的轿车，有轨电车和皇室列车，乃至他抵达的车站，都要进行彻底的消毒，必须做到无菌化。有时，他经过的路线的铁轨，人们都要去擦得锃亮。他徒步巡视时，路两边的国民得长跪而坐，规定所有人不准抬头，目光必须向下，但人们努力向上的余光中还是能够看到他。曾经发生大阪市长由于在裕仁面前站立得太随意而被迫辞职的事件，从1936年以后，警察对于任何未经允许胆敢看天皇一眼的人都予以逮捕。
裕仁天皇家族成员照
侵华战争一开始，必须在国民面前定义日本发动战争的动机问题。作为活着的神的裕仁，轻易地为这个动机披上了神圣的光环。
按照官方神学和陆军省的阐释：作为神国的日本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而中国与西方列强则是日本的敌对势力，妄图孤立日本，阻止“大和民族”实现其“保卫东方和平”的神圣目标。因此，这场战斗是不可避免的，自然也是绝对公正的，丝毫不等同于侵略战争。日本在中国建立“皇道”的努力，即使被迫使用“深怀慈悲的杀害”手段——即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杀掉少数有问题的人，使那里的人们处于天皇仁慈的关照下，这是被占领国民众的幸事，当然，对于那些不理解为幸事而硬要作抵抗的人，必须使他们醒悟过来。但是从形式上讲，在满洲，在中国，没有“战争”，只是一个“事变”。
从战争初期，日本政府就反复将“支那事变”称为神圣的战斗，即“圣战”，它表现着以昭和天皇和天照大神的威光普照世界的国家使命。日后人们发现，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拖得越久，日本政府就越是坚持用“圣战”这个词。
这场战争中，出征前每个士兵都会喝上一口酒，这酒被军部强调是一种“皇恩”。军部还经常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送到各个战区。过天长节时，将领们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每当天皇有“军人敕谕”下达，将领便和官兵一起早晚奉诵“圣旨”，喊到直至沙哑的声音在异国的土地上回荡。袭击珍珠港的神风队员自杀式的攻击，自当是报答皇恩。为守卫太平洋上一些岛屿而全部“玉碎”，也被视作是在报答浩荡无际的皇恩。
战争中，裕仁自己在做什么呢？
裕仁位于指挥系统的顶部，在最初阶段，即使指挥系统有缺陷，也很难使他对高层或者中层的决策不知情。他密切关注着日本军队的每一个行动，浏览外电，每天阅读报纸，并经常就他在报纸中发现的问题询问近臣。作为批准夺取和占领南京的最高司令，作为国家的精神领袖——赋予“惩戒”中国以合法性的人，无论是宪法上的责任还是最低限的道义上的责任，他都有关注军纪的义务，哪怕是非公开的。然而他似乎从未这样做过。
但是没有关于天皇下令调查南京事件的文件性记录。相反，却有裕仁对于皇军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的事实记录。
整个中国战争期间，毒气武器处于裕仁、大本营和统帅部严密而有效的控制之下。前线部队从来没有权力可以自由使用这种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甚至方面军司令部也没有权力使用毒气。只有在要求和接到大本营陆军部明确授权后才能使用毒气，通常是首先取得天皇的许可，然后由参谋总长发出“指令”。
1938年8月至10月下旬进攻武汉的战役中，大本营批准使用毒气375次。同时，在对最南部的广东的进攻中，又授权第二十一军司令官使用催泪弹和毒气两种化学武器。1939年3月，大本营批准冈村宁次中将使用超过1.5万筒毒气的权力，这是在中国战争中最大规模的化学武器战。冈村在为他的要求辩解时说，需要毒气筒来恢复部队的荣誉，并给他们“一次胜利的感觉”。4 月11日，天皇批准了由参谋总长发布的第110号指令，授权华北地区陆军和内蒙古驻军进一步使用毒气。
……尽管没有文件资料表明裕仁与细菌和化学武器有直接关系，但是，天皇必须对野蛮的中国战争中另一种残暴行为承担个人责任，那就是对重庆及其他城市的战略性轰炸。这些轰炸与其他地面进攻分头进行，轰炸中使用了多种杀伤力极强的炸弹……
除了对中国城市的战略性轰炸外，裕仁还了解并同意了在中国实施“无人区”作战。这些军事行动所导致的死亡和苦难在规模上与完全无计划的南京大屠杀不可比拟，远远地超过了它……1938年末，华北地区陆军开始对河北省的游击队根据地，实施了他们自己设定的第一次毁灭战。这些作战以消灭“敌人和当地人中的假想敌”以及“居民中被认为有敌对性的15岁以上至60岁的男子”为目标。之后4年里，他们持续实施了这种作战，并且规模逐渐扩大，更加有组织、有系统，范围也更加广泛。最后，这种作战被中国共产党称之为“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用日语来表现，叫做“三光作战”。裕仁在很清楚华北平定问题的性质的基础上，1938年12月2日，签发了实施无人区作战政策的第241号大陆命令，导致了毁灭战役的进行。
……关于三光作战给中国军队造成的伤亡，日本方面没有任何统计。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姬田光义最近的估计，“240万以上”的中国非武装人员在这些作战中被杀害。
——（〔美〕赫伯特·比克斯著《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在战后关于裕仁的大量描述里，他是这样的一位皇帝——
他有一堆西方式的爱好，吃英式早餐，除了一些重大的仪式性场合，总穿西服。他爱打网球，在皇宫的院子里修了一个九洞的高尔夫球场。他还坚守一夫一妻的西方婚姻方式。妻子良子前面几个为他生出来的都是女儿，而在日本，女儿是不能继承皇位的。大臣和顾问们急了，一次次劝说他亡羊补牢——东宫西宫，广种薄收，直到某一个皇妃生下一个带把的为止，中国和日本的皇帝过去都是这样做的。他不为所动，他的忠贞最终得到了回报，1933年，良子生下了一个带把的，即现在仍在位的明仁天皇。
裕仁似乎对那些精于权力游戏的大臣、顾问有些厌烦，对总是气壮如牛的好战的将军们更是头痛。他躲避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和实验室里，他热衷于海洋生物的研究，他明白自己的国家得通过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工业技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来实现整体进步。他透过金丝眼镜的目光里，常常流露出忧郁之色，他在一首诗里写道：“当我游览纪伊水道海角的时候，远方的海上正低垂着乌云……”
总之，裕仁是一个开明、温顺、热爱生活与和平，却又对制止战争无能为力的人。据说，他曾私下对心腹说过，陆军是“在用绣着花的绸缎将我慢慢闷死”。
现在摆在世人面前的，却有另一种确切的解读。
现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任教的日本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从1991年起，花了10年时间，完成了《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该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并摘取了2001年普利策新闻奖的传记奖之桂冠。评选委员会写出的评语是本书“改写了对裕仁的传统评价，揭示了历史的真面目，对日本有历史的警示作用”。
《洛杉矶时报》的有关评论则说得更直接，“内容具有爆炸性，粉碎了日本战时天皇只是消极被动，甚至是‘傀儡’的一贯说法”。
经过查阅过去裕仁身边人员的日记、回忆录，还有大量已浮出水面的昔日机密文件，赫伯特·比克斯结论是——
在战前“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裕仁独立于政府和官僚政治，在一个彼此制约的复杂体制中，行使了实权和权威。他熟知战争和外交情势，具有渊博的政治和军事知识；他参与了制定国家政策，并向陆海军将领们发布大本营命令；他在制定日本战争战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指挥了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1941年，裕仁和他的宫廷近臣们与陆海军中反美英的强硬派联手，从而使亚洲——太平洋战争成为现实”。
因此，作者明确指出，裕仁对那场侵略战争负有责任，并且对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直接责任。
战争临近结束和结束后一段时间，裕仁似乎要走下神坛了。
1945年3月9日至10日，美国太平洋空军部队动用了334架B‐29轰炸机，对人口密集的东京发动了第一次烧夷弹夜间空袭。首都约40%的地方变为废墟，估计烧死了8～10万人，风暴般的大火是如此之热，河水为之沸腾，玻璃为之熔化，向上喷发的热气甚至毁掉了一些轰炸机。
9天后的18日，天皇在御医和侍从武官的陪同下，乘车视察了满目疮痍的首都。一位叫吉桥戒三的侍从武官特别注意到，车窗外，到处是在废墟中挖掘什么的受灾者，他们的脸上都是一样的毫无表情。虽说没有像战前巡幸那样事先公告，但看到三四辆带有皇家菊花纹章的红色汽车经过，国民们应该知道是天皇在巡幸，他们却罕见地一律没有鞠躬。吉桥在心里想，他们这是在无声地表达某种怨恨呢，还是因为失去了亲人、烧毁了家财，而处于一种麻木的虚脱状态？
日本人首次听到“仙鹤之声”，是在同年8月15日。
这天，裕仁亲自宣读的投降诏书。在这之前，他的那些对外发布的文字，都是由几位声音铿锵、激越的播音员播出的。
虽然每个人都尽了最大努力……战争状况的发展未必对日本有利，面对世界的总趋势已经转向反对它的利益。此外，敌人已开始使用一种新的更残酷的炸弹，它的破坏力确实是无法估计的，使许多无辜的生命遭到屠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命令接受盟国联合宣言的条款……
我国今后将遭受的艰难困苦肯定是巨大的。我深知你们——我们的百姓心灵深处的感受。然而，按照时势和命运的支配，我们已经决定为未来的世世代代铺设一条伟大的和平道路，我们要忍受不堪忍受的事和承受难以承受的痛苦……
让我们整个民族继续像一个家族一样代代相传……
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当时还是一个山村的少年。他在回忆录中说，在日本投降那天，当他和小伙伴们第一次听到天皇的声音时，虽不懂诏书的内容，却隐隐感到一种奇妙的不安，可大伙竟大不敬地笑了起来，而后便是沉默，彼此不再出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1945年8月15日，听天皇宣读日本投降书
日本人第一次看到标准像之外的裕仁，是在同年9月29日。
这天日本所有的主要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一张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与裕仁的合影。在这张由美国摄影师拍摄的照片里，后者戴着眼镜，身着正装礼服和条纹裤，领带笔直，两手垂在身体两侧，立正般地站着。而身材高大的麦克阿瑟，身着敞着领口的军制服，没扎领带也没戴勋章，一双手插在后腰上。两个人都向前望着镜头。这年裕仁45岁，麦帅有50好几。与麦帅比起来，裕仁更显得是个小个子。再加上有几分拘谨与恭顺，他的模样颇为生动地体现了一个战败国家的形象；而麦克阿瑟，则随意得像在自家的后花园里，充分表现了来自征服者的信心。
裕仁天皇与麦克阿梦
其实，征服者的信心是不足的。(www.xing528.com)
1945年10月，在麦帅的参谋班子所提交给他的一份备忘录中，就列举了保护天皇的必要理由：
“为了保证和平占领和复兴日本、防止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利益，有必要对所有在欺骗、威吓和胁迫下做出的宣战决定，以及随后发生的有关天皇立场的事实加以整理。
“如果这些事实足以建立起不容置疑的抗辩，那么就（应该）采取积极行动，阻止将天皇作为战犯的控告和起诉。”
随后，麦克阿瑟在发给白宫的一封电报的结尾处，预言了如果把天皇作为战犯审判的可怕后果：
对他的控告无疑会在日本国民中引起巨大的骚乱，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天皇是日本人统合的象征。排除了天皇，日本就会瓦解……很可能就需要供养一支百万的军队，无期限地维持秩序。
本来裕仁就要走下神坛了——
他有很明显的面部痉挛，而且走路时右肩不停地抖动，右腿稍微向外撇，脸上总显得有些紧张，似乎能掌控一个神国的他，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手脚。金粉已开始簌簌地掉下来，一个肉身的人就要显现，但他一下又被请了回去。
1947年夏，裕仁又开始了巡幸。御用列车和汽车行列比战前更为庞大，每次出行也更加精心策划、耗资巨大。无论走到哪里，一度被盟军禁止的太阳旗几乎遮天蔽日，它们飘扬在房顶上，或是在数千名高呼着万岁的欢迎者手中挥舞。头戴深灰色卷边毡帽、身着同样颜色服装的裕仁，常常摘下帽子，微笑着向人群致意，人群顿时为之疯狂，许多人动情哭泣，或者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万岁”向前拥去。仿佛经神性之光一触，许多人的眼睛像阴晴之间的雨点一样闪闪放亮。宫内府的官员和警察以身体架起一道道围墙，没有人能触摸到天皇，但是他们只要摸到天皇的车身就感到非常高兴……
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种景象，会以为那场“圣战”不是输了，而是赢了，此刻全列岛正为它的胜利而举行壮丽凯旋；而了解情况的人，大概会在这片热烈的景象中听到一番告之以世界的潜台词，即“日本战败了，但并没有失去一切。日本人仍然拥有天皇，这是我们的骄傲”。
或者说，这是以天皇的巡幸无声地对抗正在远东军事法庭举行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民政局的盟军官员保罗·J·肯特被指派跟随天皇到本州巡幸。他的第一份报告就记录了该巡幸团的巨大规模：近百名官员和侍从，无数的日本报纸和杂志的记者及摄影师，“不管是列车，还是地方的公共汽车或者小汽车都有他们的座位……他们跟随着天皇的每一段旅程。”肯特把出现“这一大群拥护者、追随者、勤务兵和管家随行”的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负担了巨额经费”。
他还写道：
几乎天皇一行经过的每条街道都被重新修建……（并且）他停下来视察稻田和农田的地方都被铺上了地板并支起了天篷。用鲜花和树枝装饰的柱子、门和拱门矗立在广场的入口、街角和通往大桥的路上。他用手触摸过的栏杆被用布包了起来，他走过的路都被铺上了席子。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巨额资金被投到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事情当中……这对于一个濒临财政崩溃的国家来说是完全不正当的。
总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盟军最高司令部，终于开了两只眼。
1948年1月12日，其下属的民政局下令停止天皇的“政治宣传旅行”，理由是宫内府官员违反了盟军最高司令部数项指令的精神，他们举止傲慢且不民主，日本官僚机构明目张胆地滥用公费，为资助天皇巡幸征收了不合理的税金。（见赫伯特·比克斯 著《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及赋予驻日美军特权的行政协定同时生效。盟军最高司令部被撤销，占领结束了。成千上万的美军开始回国。
仅仅一个多月后，即在6月，裕仁就参拜了伊势神宫，7月参拜了明治神宫。8月，对战殁者进行了表彰，10月6日，恢复了对靖国神社的参拜。真可谓大气长舒，一气呵成。自此直至1975年，裕仁共八次参拜靖国神社。
赫伯特·比克斯教授对此评论道：就好像既没有发生过占领，也没有发生过改革一样。裕仁完全漠视了靖国神社因为起到向战争注入宗教激情的作用而被从国家系统中废黜的事实。
最有意思的是，在对那场侵略战争历史的清理中，那些曾主张侵略并顽强抵抗到底的日本人，把他们的军国主义观念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天皇指引国民参加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
同时，极少数反对那场战争的人或厌战者，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思想归之于天皇，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强调天皇“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示反对军部”，“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
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站出来谴责天皇，包括那些被俘后愿意和盟军合作的人在内。据说，从各地汇集而来的堆积如山的审讯战俘口供中，只有区区3份委婉地表示对天皇的不满，其中有一份是：“保留天皇在位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是一位意志薄弱者，只不过是个傀儡”。
对所有的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天皇超越一切。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战败而受谴责。
…………
1989年1月7日清晨6时33分，在国民111天以来陷入的长时间悲痛情绪之中，在皇族成员的守候下，早就染上了某种肠道疾病的裕仁，终于回天乏术，魂归大行，他活了远比一般人多的86岁。
时任首相的竹下登发表了官方悼词。他宣称在裕仁任天皇的62年动荡的岁月里，裕仁“一心祈求世界和平和国民幸福，日日实践躬行”；“在那场违背他意愿爆发的大战中，他不忍见国民为战祸所苦痛下决心，奋不顾身作出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
昭和时代远去了，日本人对于天皇制的绝对崇拜却没有远去，至今仍是日本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坚硬的基础。
其实，中国人当年对现代迷信的狂热就一定过去了吗？
在今日的一些网站上，你可以看到大量恍若隔世却强硬如弩的文字——
有人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反对了，当时的那批知识分子不划成右派，中国就没有右派了；
有人说：如果没有“文革”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中国早就像前苏联一样被“和平演变”，今天也就红旗落地、分崩离析了；
又有人说：这20多年来，许多出版物里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负面的描述大多被夸大，充满了情绪化，这批中年以上的作者里很多人不可信……
如果说，因为中国社会这些年的剧烈转型，社会深层矛盾日益凸现，有些弱势阶层、弱势群体的人们感到迷茫、失落，因而有些怀念起当年那个亿万人民共吃一口大锅饭的“美好时光”，这多少还让人同情、理解，并寄希望于党和政府倾听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声音，加快制定、落实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实现社会的公正、公平与和谐的发展；但以上这些暗藏玄机的文字，似乎有要逼近那个陈年纲领的意味——即当今的中国仍必须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便让我心惊肉跳了，而且我相信也会有许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不寒而栗！
值得深思的还有，在消费主义与新八卦翻江倒海的网上，有兴趣去坚韧地发布这一类文字，作者决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不“随波逐流”，而“忧国忧民”，他们在事业上大概至少有14K金的品相，可能其中不少人，这十几年里还去过西方。他们在充分享受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好处后，却对“资本主义”与全球化将要吞噬红色中国的前景忧心如焚！
他们必定年轻，上午十一点钟左右的太阳。除了没有与这个饱经苦难与忧患的国家一起经历负重、跋涉的历史，今天他们几乎什么都拥有了。我不免想，当我们这代被称为“老三届”的老家伙也曲终人散了，他们将会怎样诠释20世纪的中国，又将怎样去为国家效力？如是想去，真有点不胜唏嘘……
不仅仅是现代迷信，许多中国人在心头对皇权也有一份驱之不去的迷醉。但与日本人对天皇的绝对崇拜和服从有所不同，它的内涵要分析起来，还比较复杂。
至少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好像没有哪个年代如近些年一样，如此集中、大规模地让中国历代皇帝从尘封的典籍与阴沉的陵穴中走出来：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明太祖，尤其是对清朝皇帝，其宏大与精心，有条不紊，扎实推进，仿佛要在中国文化史上架构一个最值得骄傲、最具有纪元意义的影视工程！
1999年元月推出《雍正王朝》（40集）；2000年年底推出从侧面歌颂康熙皇帝的《一代廉吏于成龙》（19集）；2001年12月推出为康熙皇帝全面树碑立传的《康熙王朝》（46集）；2002年元月推出为乾隆皇帝评功摆好的《天下粮仓》（25集）；2003年又推出近60集的《乾隆王朝》。
用杂文家章明先生的话来说，此情此景，可谓“康雍乾祖孙三代大闹新中国”。
中央台播，地方台也播。黄金时间播，非黄金时间也播。电视上有，音像店里也有。编剧编得海阔天空，导演导得大江东去，演员演得如痴如醉，诚如《康熙王朝》的主题歌里唱道：“真想再活五百年！”而亿万观众也在一片黄袍如风、翎带如雨中，还有飞蝗般密集的“皇阿玛”、“主子”、“老祖宗”、“奴才”的彼此称谓里，目不暇接，神魂颠倒，乐此不疲……
其实，清朝的皇帝离当代的中国人并不算太远，关于他们的“文治武功”，无须花太多的精力，便可以查到——
这个王朝的序幕，便是从暴戾开始的。其肃杀与凛冽，远甚于入侵者在马背上带过来的北方严寒。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转战烧杀37载，这才初步平定中国。其间，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五千一百六十五万零四百五十九人，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一千九百零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净减2/3。满清统治者下令汉人剃头修辫子，改装易服。所经之处，无不张贴：“今有不剃发易服者，非我朝子民，一律格杀勿论。”对此，顾炎武说这是“亡天下”，是“兽食人”；王夫之则说，对于满清侵略者极其帮凶，“杀之不谓不仁，夺之不谓不义，诱之不谓不信……”
于是，在剃头与反剃头、占领与反占领之间，便有了明末清初那段“天崩地裂”的历史，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即达80余万。大凡清军经过之地，可谓“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在一些学者和文人们的眼里，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在他们的解读与描述下，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其中，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真实的情况则是，康雍乾三朝在政治制度上确有一些小修小补，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包括设立军机处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只是为了进一步强化本来已经高度集权的专制皇权，使清朝数亿臣民俯首帖耳听命于皇帝一人。虽然康熙时代企图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以提高官员队伍的道德水准；雍正则“两手抓”，一手是“养廉银”的设计，另一只手是严刑酷法，期待以此保证朝廷政风的廉洁与勤政；但因为视之为祖传衣钵的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迟迟不动，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的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而本可引入人才活水的科举制度，到了康乾时代，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这使得康熙、雍正的以上措施，在当时没有收到多少积极的效果，相反还失去了这个政治制度自我疗救的最后机会。
在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过号称明朝最大贪官严嵩的数十倍；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乾隆中叶以后，官僚队伍的腐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珅这样位至“宰辅”，深得皇帝器重的重吏大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赃银之巨大，赃物之奢华，可谓空前绝后。腐败必然导致灭亡，鸦片战争起中国屡战屡败，其原因看起来是西方有着坚船利炮，可实际上清朝这一积弊丛生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内囊。
言论环境自由的程度，深远地影响着文明的活力和创造力，文字狱，毁灭和摧残的不仅仅是作者的生命，更是对人类精神活力和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
在清朝，清廷虽有组织修编《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辞书之举，但当时就有人看出来了，一个叫王播的书生说，清廷“名为修书，而古书亡矣！”。根据近人的考证，在修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焚毁的古籍总共不下10万种！对清朝统治者有所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都不得超生。如李贽的书籍就因为“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尤为罪不容诛”。
到了康雍乾三朝，祖孙三个一条路子——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文字狱造下来，一个比一个凶悍。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眼，必须要避皇帝的名讳，否则都是“大逆之罪”。最后，连“清风明月”四字用了，都会叫你人头如蒜头一样落地。凡涉及“悖逆”文字，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降职甚至处斩。康熙年间发生的庄廷栊案，700多人被杀，18人被凌迟处死，庄廷栊等两人虽然在案发时已死，仍被开棺戮尸。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文字狱，处斩128人，吕留良虽死去多时，仍被“挫骨扬灰”。乾隆在位60年，制造了120起文字狱，几乎一年两起，残杀数千人……
由于极其严酷的言论环境，除了极少数隐居遁世的明朝遗老，如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等，100多年的康乾盛世竟然找不出一个有个性尊严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有的是一片片出自于文化太监笔下的阿谀之作，多的是一堆堆出自于精神侏儒书斋的无风险也无实际价值的考据钩沉。鲁迅说清统治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和自尊”。先生还称清朝是“一个无声的中国”。整个清朝，可称为不朽之作的仅《红楼梦》、《儒林外史》两部，前书有传说作者还是一个叫“空空道人”的隐居明朝遗老，曹雪芹不过批阅成书而已。
而整个唐朝，有记载的只有一起文字狱。那是在唐高宗发动对高丽的一次战争前，有个叫元万倾的诗人，写了一首诗给高丽人打招呼：唐军将要来犯，赶快备守鸭绿江天险。结果唐军江边而退。元万倾此举，实为叛国叛军，罪不容恕。唐高宗却没有要他的脑袋来平息众怒，只是把他充军到岭南了事。不久，居然又把他招回来，封给他一个著作郎的官职。
武则天在唐代君主中大概是口碑最差的一位，但对文人同样十分的洒脱大度，“唐初四杰”之一骆宾王，曾为反武则天势力写下义正词严的讨伐檄文，直斥武则天为“狐媚惑主”，武则天读后却只是“嘻笑”，不仅没有加害骆宾王，乃至清剿“骆宾王反革命集团”，反而埋怨大臣，为什么早没能将骆宾王此等优秀的人才罗织到朝廷中来？！
与清朝皇帝比起来，唐代君主们有着何等雍容雅致的气度！不但容得下骆宾王，也容得下具有鲜明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还容得下为民请命、报忧不报喜的杜甫：“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在那个不但令日本人痴迷、也让许多知识分子神往的时代里，生长出了迄今为止中国诗穹上最伟大的双子星座——李白、杜甫。更涌现出一大批璀璨的群星：王勃、陈子昂、贺知章、骆宾王、王维、刘禹锡、白居易、孟浩然、李商隐、柳宗元、王昌龄、岑参……
由此，创造出华夏文明举世瞩目的一大顶峰——云蒸霞蔚、流光夺目的唐诗。
统治者是否自信、从容，对待思想的生产者与历史的记录者——知识分子是否开明、宽容，有着潜意识里的敬畏之心，可能是唐、清两朝“盛世”的根本不同。
面对列强环伺的天下大势，清朝皇帝们以不变应万变，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到了咸丰时代，朝廷宁可放弃海关税收，也不要西方各国公使入住北京。这也根本不同于海纳百川、万国来朝的大唐盛世。一旦西方人破门而入，清军的火器不管用了，龚自珍献给林则徐的所谓秘密武器，仍是明朝的战船和火炮。而慈禧还一度寄希望于义和团的巫术和一桶桶泼过去的猪血、狗血，能够打败洋人……
闭关锁国的后果是，进一步加快了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进程，中国成了自己成语“井底之蛙”的最生动的注脚。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华看了3个月，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拥有的仅仅是庞大的外表”，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将从这一变化中获得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
果不其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此后100余年丧权辱国的苦难渊薮。
如果硬要痴人说梦，一厢情愿，说康雍乾三朝可以和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比肩并论，那么这个“太平盛世”，只是病入膏肓、瘦骨嶙峋的皇权专制社会最后一次短暂的回光返照。在弦歌不辍、水袖翻飞之下——社会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矛盾，火山灰一样黑压压地堆积，最终导致了乾隆末期山崩河决般的大溃败。有学者认定，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决不是什么“盛世”，而是“末世”，是严重的历史倒退。
倘若仅仅是如《还珠格格》、《乾隆下江南》一样的戏说，不过是给小资们做了消食醒酒的话梅，给底层大众做了卸下白日打拼疲乏的精神按摩，这也算是一种功德。但以上那些不计工本、出笼周详的鸿篇巨制，显然不是为着给人民消遣的。
那为着什么呢？
为着充分满足中国老百姓集体无意识里千百年来都难以磨灭的“明君”、“青天”、“圣人”情结？
为着在早已以谋略之国著称的一个国度，在官场上，有更厚黑的谋略可资揣摩，有更多的潜规则可供操作？
或者，因为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某些人如此热衷为“康乾盛世”摇旗呐喊，莫不是关于当代，他们有什么惊世之言要说？
不管其内涵有什么，有多深，我敢肯定的是如何评判早已覆灭的皇权，这成了看待当代社会政治、文化演进的一只晴雨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