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时代：留学生与遣唐使，唐文化辐射日本

公元1世纪至2世纪中叶以前，日本民族祖先的栖息地，多数地方还处在小国分治的状态。

《汉书·东夷传》记载：“乐浪郡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中国文献里第一次提到公元1世纪的“倭人”已分为百余国的状态。同书还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年），有奴国朝贡东汉光武帝朝廷，光武帝并赐使者印绶。这个“奴国”就是倭奴国，即当时北九州博多地方（即今福冈附近）的一个部族国家。

汉武帝灭朝鲜之后，日本已有30余国通汉。这些部落小国的族长都称为“王”，为世袭制。这些部族小国为了各自的利益纵横捭阖，远交近攻也好，东施效颦也好，纷纷派使者远赴东汉洛阳，他们采取“奉贡物朝贺”的形式，与中国发生了交往关系。其时，这30多个小国里就有邪马台国。

上古日本最初没有文字，所以有关日本最早的文字记录不是出自日本人之手，而是由汉族人士提供的。古代日本人看到的第一篇文件，大概便保存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的238年12月曹魏政权致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国书。它不仅把汉字和汉文记事的方法传到日本，而且还创立了用汉字标记日本语的方法，其中用汉字记日本人名，如将该国女王称作“卑弥呼”，其遣魏使节被写成“难升米”、“都市牛利”等。这种方法很快由从中国大陆到日本列岛去的移民传入日本，在几个世纪里被日本人采用。

此后，据《古事记》和《日本书记》记载，朝鲜百济王室应日本朝廷的邀请，于4世纪遣学者王仁到日本任宫廷教师，他把中国儒家经书《论语》10卷和《千字文》一卷带到了日本，这是将汉字正式传授给日本人的开端。日本人开始学会使用汉字和写作汉文，到奈良时代和平安朝前期，时为中国的唐朝，日本更努力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仿唐制建立学制，在中央设立大学，专司教授汉字发音、书写汉字和阅读汉文。

在唐朝的首都长安，当时有许多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其中有一位叫阿倍仲麻吕，因其聪慧好学，颇有诗名，深得唐玄宗之喜爱，并赐其中国名“晁衡”。他与李白、王维等诗人多有交往，李白曾记有“身着日本裘，昂然出风尘”句，王维为其返国作过送别诗。当他乘船遇海难漂泊安南，传说已葬身鱼腹，李白又为其作悼诗一首《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晁衡实幸免于难，辗转回到长安，再蒙唐玄宗召见，并挽留他在长安继续住下来。他亦作诗一首，一方面欲报恩玄宗，一方面又思念祖国，其忠孝难以双全的心态游移于笔端：“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全。报恩无何日，归国定何年。”（晁衡诗《失题》）

晁衡最后殁于唐土。

大多数留学生回到了本土。留学生及遣唐使们让当时的日本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都全面地受到了唐文化的辐射，以至于形成所谓的唐风时代——

根据日本《茶经详说》，729年，圣武天皇在宫中召集僧侣百人念《般若经》，第二天赠茶犒劳众僧。在《茶道入门》中又记载，749年，孝谦天皇在奈良东大寺召集五千僧侣在佛前诵经，事毕以茶犒赏。皇宫的茶是由遣唐使带回来的，而当时的交通条件是平均20年才能有遣唐使穿越惊涛骇浪往返两国一次，因为来之珍贵，用之不凡，当时的茶主要作药用，能参加天皇以茶犒赏的仪式也就非同一般。到了平安时代，高僧永忠、最澄、空海先后将中国茶种带回日本播种，并传授中国的茶礼和茶俗。到了镰仓时代，上层社会开始爱好饮茶，渐渐地，民间社会亦盛行起饮茶之风。

日本人的民族服装也是1000多年前从唐朝引进的，故和服又称“唐服”。

几年前美国摄制了一部有关中国历史题材的动画片《花木兰》，一些人看了，认为人物服饰不像中国人而像日本人，指责这是西方人轻视中国文化的表现。殊不知好莱坞的设计师们对此下足了功夫，在史籍的钩沉里，他们发现汉人服装1000余年来已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清朝入关后，被强迫留了辫子的汉人其穿着更是变了味，以至在今天汉人的眼里，反倒是旗袍、长衫、马褂、瓜皮帽……成了中国民族服装的衣钵真传。

在书法、音乐、绘画上，日本人受中国人的熏陶很是长久。

钟爱自然的日本人，不喜欢呆板、沉闷的“古书”（即篆书、隶书），一下就喜欢上了洒脱如行云流水的“今书”（即楷书、行书、草书），并用于自己的“片假名”书法。清末民初，东京、京都等城市的街头，常可见的一景是——几个中国留学生在街上走着，看见店铺招牌、广告上用汉字写就的某字体或某文句，总不禁停下步，指点赞叹，把味再三，不忍离去，其感觉此身一半是在异域，一半却是在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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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上，日本人亦对中国的二胡、古筝、琵琶等乐器情有独钟，这或许与日本人清雅的生活方式有关，或许与他们含有某种“悲悯”意味的审美方式有关。在日本的传统音乐会上，不难听出古典中国的天籁与禅意；而在日本的许多画里，哪里又能够分得出何为唐宋意境，何为东瀛笔墨？虽说明治维新以后，西洋画渐成日本画坛盟主，但在明治维新以前，沿袭中国水墨画的日本“墨粹”乃其国粹。

上至典章制度，下到民间的习俗风气，日本无不受唐朝的影响。744年，唐朝改变纪年的称号，从此改“年”为“载”。11年后，日本也跟着改变，从天平胜宝7年（755年）起也改“年”为“岁”。729年起，唐玄宗把自己生辰列为国家庆祝的节日，称千秋节。775年，日本也设置天长节，作为庆祝天皇诞辰的节日。唐朝于713年把中书省改称为紫薇省，日本于749年也设紫薇中台，以代替原来的皇后宫职。唐玄宗特别重视《孝经》，744年特令家家户户都必须要有一本，日本于757年也下令户藏《孝经》……

至于游戏娱乐，凡在中国风行的，如唐代盛行踏歌，正月十五张灯，文人宴集常好以流觞曲水、分韵和诗等事为乐，这些在日本也同样传开，只要翻翻日本当时的记载或诗文集，几乎触目皆是，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以中国为师的年代，辣椒要叫唐辛子，南瓜要叫唐茄子，胡麻要叫唐胡麻，因为胡麻对中国来讲已是外来的，得冠以胡字，传到日本后，变成了双重外来，故又加唐字……在日本，直到本世纪初，进口货还叫唐物，洋货店还叫唐屋。甚至一种用小豆做成细馅、加糖精又凝结成块的被称作“羊羹”的小点心，也由去中国的和尚们带了回来，日后流行为列岛许多家庭的第一茶点。据周作人考证，这种豆沙糖在中国本来叫做羊肝饼，因为饼的颜色相像，传到日本，不知因何传讹，称为羊羹了。

汉唐时代便已豪放、瑰丽的中国文明，被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给屡屡打断，蹂躏糟蹋，元朝是一次大的断裂，清朝则是更大的一次断裂。汉唐文化却因日本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得以在这片列岛上保存。对此，辜鸿铭曾感慨道：“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

如是说，当下的许多日本人肯定以为是冤假错案，当下的许多中国人更会以为是奇耻大辱。但客观地说，中国文明对于日本文明的哺育，至少在唐朝以前充满着云蒸霞蔚，光风霁月。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我们仍可以看到它们的余波流末。联军中打头阵的是日本军队，当时一位叫蓝登的西方记者注意到：“日本兵是联军中唯一对艺术品有欣赏能力的。虽然他们也当然像别人一样的抢劫，但都做得安静优雅。没有乱摔东西，也没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坏。他们搜集喜欢的东西，但不像抢劫的样子。我曾看到一处有日本兵进去过的房子，里面藏有一柜子的瓷器。他们像鉴赏家一样加以抚摸，并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对于粗劣的美国、俄国、法国、英国更不必说德国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铜器、石器之外，几乎没有不打破的，实在难以比拟。”（梅龙·哈利斯、苏西·哈利斯著《日本皇军兴亡记》）

一队日本工兵即将参加进攻东直门

在日本期间，我的目光像一对花丛中发情的蝴蝶，老是在街头、车站、机场的标识、广告、店名上闪动。在日文里仍在使用的汉字中，琢磨当年造字者们的某种心态痕迹，对我来说不啻于旅途中解乏破闷的一件趣事，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

广岛的广，与广州的广，本是一个字，日文却写成広艺术，写成芸术。纪念，写成记念。介绍，写成绍介。募集，写成招聘。外国人写成异人。

有些完全以汉字组成的名词，在日文中意思也大相径庭，或者只是水中望月，有些朦朦胧胧的影子。如：汽车是火车。手纸是书信。引越是搬家。宅急便是快递。风吕是洗澡。有料是收费。无料是免费。料金所是收费处。殿汤是男子温泉，姬汤是女子温泉……

从这些大大小小的变异里，你是否能察觉，就是在以中国为师的年代里——在恭谨地放有徐福、鉴真高僧的画像的神龛前，在那世世代代缭绕的轻烟淡雾与素菊的幽香中，其实日本人也有着很强的压迫感，日本文化早就埋藏有阴鸷的一只眼，憋着了一股向中国文化挑战的劲头？

以中国为师的集体有意识、无意识，或者说是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与虔诚，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