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挑战公有制迷信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增长，现在转入到一个新时期。大家希望未来一段时间能够保持一个中等速度，成为“新常态”。但是从去年的各项经济指标和对市场的直接观察来看，这个希望很难成为现实。当前的问题是企业大批亏损倒闭，税收下降，对企业的前景不看好，股市暴跌，人民币的汇率也在贬值，坏消息接踵而至。在2016年里中国经济很可能是继续下滑。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估计。

这种严峻的形势在1978年改革以后也出现过。第一次是在1978年。由于文革浩劫，一切事情都陷入混乱，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第二次是在1990-1991年，受1989年事件影响，经济极度萧条，市场冷冷清清，酒店门可罗雀，长安街上汽车稀稀拉拉，飞机上满是空位子。这两次危机的严峻性远比现在的更严重。但是中国不但从危机中走出来了，而且获得经济的大发展。这里的经验是什么？我认为简单一句话就是“解放思想”。

第一次解放思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了“两个凡是”，人民公社解体，启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连下来的两年里解决了解放后27年始终没解决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中国人没有挨过饿。如何喂饱十多亿中国人的大难题，由于解放了思想很容易地解决了。解放了什么思想禁锢？就是对农业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的迷信。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在1989年以后，中国遭到国际制裁，国内左倾思潮大泛滥，认为任何赚钱的想法都是资本主义，要回到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来。结果是接下来的两年，1990年和1991年，市场萧条，经济增长完全停滞，三中全会后的蓬勃生机嘎然而止。邓小平感到情况不妙，这并不是他所期望的状态，于是发动“南巡讲话”。其中最关键的两句话是“不要问姓资姓社，逮着耗子就是好猫”，实际上就是突破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迷信。接下来私营经济有了跳跃式的发展，奠定了以后20多年高增长的基础。

现在中国面临的困难并没有前两次那么严重，但是病根子是相同的，都是公有制的迷信没有突破。首先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它们占用了巨大资源，无论是资金、土地、矿藏或各种配额，可是产出却很低。由于资源使用的不公平，还损及了社会其他经济成分获得资源的机会，降低了全社会的资源使用效率，拖累了整体经济的发展。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有充分的研究做出证明。其次是国企内部贪污腐化，这在私企里面发生的可能性较低。(www.xing528.com)

国企的问题已经是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老问题。最近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是看到了所有权对企业运行效率的关系。但是没有摆脱对公有制的迷信，依然要靠一部分公有资本在企业中发挥作用。有鉴于国企在中国经济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企确实比私企更能降低交易费用，加速建设的进度，所以，全盘私有化并不适合中国目前的情况。但是我们也不可把国企在基础设施中的作用夸大到其他行业，变成对公有制的迷信。该公有的就公有，该私有的就私有，实事求是，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三百多年前英国哲学家洛克曾经说过“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实为至理名言。赞成财产公有的人未必愿意把自己的的财产拿出来变成公有，让大家分享。相反，多半是想让别人的财产通过公有，自己能沾点光。所以公有制表面上的公平容易变为实际上的欺骗和掠夺。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必须严格保护私有财产。所以才有“保护私产是道德之神”的说法。反过来看，财产公有往往发生在公有公平的口号下，实际上是你抢我夺，社会道德全面败坏。这一点在国际和国内的现代史中可以得到印证。

洛克的名言只是理论上的判断，而中国的实际经验更充分地证实了这个判断。可惜的是中国至今并没有觉悟到公有制的局限性，还迷信它的优越性，不愿意对它进行客观的讨论。如果不能解放思想，走出对公有制的迷信，中国经济困境很难有突破性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