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南唐任吏部尚书的徐铉和他的弟弟徐锴都是爱茶、懂茶之人。南唐灭亡后，徐锴把居所安置在栖霞山下。
宋代初年，栖霞山脚下，徐锴的儿子徐十郎开设了“徐十郎茶肆”，以方便到栖霞寺的香客有一个歇脚喝茶的地方。这是金陵历史上第一家茶馆，也是我国江南最早的茶馆。宋代、元代金陵经济发展缓慢，起步早的金陵茶馆业没能持续发展下去。
明代建立以后，朱元璋在制定统治政策时，注意总结元朝灭亡的原因，吸取其教训，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政策。经济得以恢复，城市经济也得到发展，市场随之兴盛。
明初，南京开设了大中街市、三山街市、新桥市、内桥市、龙江市、北门桥市等13个市场，以集市贸易为主，也有了一些铺户贸易和贩运贸易。同时还设置储藏货物的仓库，其中就有储藏茶叶。《洪武京城图志》载：在秦淮河岸建立为客商储存货物的“上、中、下塌场，屯集缎匹布帛茶盐纸张等货”。
为了接待海外重要使臣来访，在明皇城附近建了“会同馆”和“乌蛮驿”。为便于招待国内各地宾客，包括有钱商人、文人雅士等，供他们来京师有地方歇脚，有享乐之处，在城内外开设了南市楼、北市楼、来宾楼、集贤楼、石城楼、清江楼等“十六楼”。在东花园（今白鹭洲公园）西侧长板桥附近设立了官营妓院“富乐院”（明末时称为南京旧院），它与十六楼都是朱元璋繁荣京师的重要设施。直到正德南巡前后，十六楼才逐渐衰废，但旧院由于秦淮河畔的优越地理环境及与贡院隔河相望的位置，而日趋繁华。这些楼馆的开设，吸引了各地宾客，也促进了包括茶叶在内的日常生活用品需求的增长。
明代中期，外地商人纷纷涌入繁华的南京市场。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载：“自大中桥而西，由淮清桥达于三山街，斗门桥以西至三山街，又北自仓巷至冶城，转而东至内桥、中正街而止，京兆赤县之所弹压，百货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少”。[1]
“客多而主少”，这只有在商业相当发达的条件下才能产生。那时，徽州商人、闽粤商人都活跃于南京市场，带来了当地土特产。那时，铺户行业划分更为具体。据明正德《江宁志》载：商业铺行有103行之多，如米行、柴行、竹行、茶行、扇行、香烛行、纸行、麻行等，每行又拥有一二十个小铺子。
南京本地产茶很少，而市场上不缺国内各地的名茶，一些好茶的士大夫不愁购不到名茶。《客座赘语》载：“五方茶品至者颇多，士大夫有陆羽之好者，不烦种艺，坐享清供，诚为快事。稍纪其目，如吴门之‘虎丘’，天池峤之‘庙后’，明月峡，宜兴之‘青叶’‘雀舌’‘蜂翅’，越之龙井、顾渚、日铸、天台，六安之‘先春’，松萝之‘上方’‘秩露白’，闽之武夷，宝庆之‘贡茶’，岁不乏至”[2]。几乎当时国内所有的名茶，甚至贡茶，在南京市场上都见得到。明代张瀚《松窗梦语》赞叹道：金陵“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天下南北商贾争赴”。
明万历以后，明帝国各种矛盾有所激化，社会动荡，然而权势之争的中心尽在北京，边患远在辽左，南京城高濠深，防御坚固，且有大江作屏障。因此，东南太平无事，南都更趋繁华。南京也成了各色人等集聚的热点，社交活动的据点。明代吴应箕《留都见闻录》载：“京师为五方所聚，要皆贸易迁徙及在监游学之士而已”[3]。各地的富豪权贵聚集南京，以此为乐国；南北的名流贤士聚会陪都，以此为乐土。他们中的一些人，带着政治上失意的萧瑟心情，在这里寻求温柔的抚慰；也有一些人从科举考试中走出来，成为疏远政治的文人，走出家门，投身到山野及市井中去。一些文人学士广为结交，或探讨学术，或互相吟咏。他们还喜好结伴悠游，遍访各处名胜、品茗畅怀、赋诗吟唱，并把所作诗词结集刊行，称之“一时以为胜事”。也有的文人名士把秦淮河房称之为“便寓、便交际、便淫治，房值甚贵而富之者无虚日”。他们把安邦定国的锦绣篇章，在这里换成耳鬓厮磨的浅斟低唱。(www.xing528.com)
明代中后期，南京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盛，各色人等的聚集，文人的雅集悠闲，这一切都助推了作为服务业的茶馆的诞生。
明代周晖《二续金陵琐事》载：“万历癸丑年（1613）新都人开一茶坊于钞库街”，这是“从来没有之事，今开者数处”。[4]
《留都见闻录》也载：“金陵栅口有五柳居，柳在水中，罩笼轩楹，垂条可爱。万历戌午年（1618）一僧赁开茶舍，惠泉松茗，宜兴钖瓶，时以为极汤社之盛然，饮此者日不能数，客要皆胜士也。南中茶舍始此”[5]。
钞库街茶坊和五柳居茶舍都开设于明万历年间，也都开设在秦淮河畔。当时还有人利用家庭园林设茶肆。《留都见闻录》写道：“国子监一带绝无园可游，小园在石桥者，故某令所为也。余亲见主人凿池种梅，梅开甚盛。未已，其处，则主人死，而其孙列为茶肆矣”[6]。后辈把雅致的梅园改为开设茶肆了。
明末南京开设的茶馆有其共同的特点，即选址在环境幽雅之处，内部还精心点缀花木山石，店堂里的茗、泉、壶、档均为考究上品。环境清静、雅洁，茶具精贵，茶价自然不会很低，不是普通市民消受得了的。所以茶客数量有了限制，来品茶的人，必是社会名流、文人雅士，即所谓“饮此者日不能数，客要皆胜士也”。那时，茶馆的主要功能是品茗清淡、修身养性，是为文人接待友人、宾客之用。明代文震亨《秣陵竹枝歌》写道：“侍中祠内刊三仁，茶馆开张体制新，每被清溪姑一笑，五方衣履五方人”。抒写了当时茶馆经营的景象。
那时，文人雅士饮茶活动，从家中茶室走向户外，不只可以到茶馆，而且可以到酒楼去，酒楼也兼营饮茶业务。《秣陵竹枝歌》道：“酒馆张灯尽墨纱，夹纱窗内建瓶花，纯灰细雨深杯酒，撮泡松萝浅碗茶”。酒楼里也有用松萝名茶待客。
茶馆生意兴旺，茶馆开设也逐渐增多。明代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写道：“（南京）酒馆十三四处，茶坊十七八家”。茶馆的数量还超过了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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