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茶文化：唐代的禅修与享受

一

中唐以后，佛教在全国大兴，寺庙林立。其时诸宗并立，形成不同的宗派。比较盛行的有八大宗派，他们分别是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和禅宗。其中，以禅宗最为兴盛。

禅宗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唐代金陵禅宗在禅宗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法融禅师在牛首山开演宗教，创立了牛首宗。法融禅师主张“菩提本有，不须用守，烦恼本无，不须用除”，成为后来南宋“顿悟”之说的先声，他也成为佛教牛头宗第一祖师。南唐时，作为国都的金陵，佛教活跃。被南唐君主称为“大法眼禅师”的文益禅师在清凉山三坐道场，创立了“法眼宗”，盛极一时。

“禅”是梵文“禅那”的简称。“鸠摩罗什”意译为“思想修”，即运用思维活动的修持。玄奘意译为“静虑”，即宁静安详地深思。坐禅要求心专一境，精神集中，以保证观察和思考的深入。这就要注意调食、调睡、调身、调息、调心。而茶能利于解渴，煮饮简单，便于贮藏，同时还有醒脑明目、提神去睡、消食下气、除痰热等多种特殊功效，所以寺庙里无僧不嗜茶，寺院里既香火袅袅，又茶香弥漫。陆羽《茶经》的问世，更促使中唐以后茶业大盛，饮茶成为寺院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佛事和茶事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唐代金陵佛教的兴盛，高僧大德云集传经，众多僧人生活所需，刺激了寺院的茶叶生产，不少寺院都有自己的茶园。地处钟山南麓的开善寺，原为南朝梁武帝所建，“梁王开佛庙，云构岁时遥”，庙宇建筑既古老又豪华。寺院经济较为发达，有田产、佃户。寺院在山林云雾间，环境幽雅，正是宜于植茶制茶的地方。诗人元稹游历开善寺时，亲眼看到寺僧参加采茶制茶的一幕。他在《和友封题开善寺十韵》诗中写道：“竹荒新笋细，池浅小鱼跳。匠正琉璃瓦，僧锄芍药苗。旋蒸茶嫩叶，偏把柳长条”。诗人看到修整过的竹林，又长出了细细尖尖的小竹笋，放生池里的小鱼欢快地跳跃，俗人瓦匠正为寺庙整理房顶的琉璃瓦，僧人有的在药田里锄草清苗，有的在把采来的柔嫩茶叶，蒸熟并趁热捣烂，制作茶饼。只见叶子烂了，有的芽叶还挺硬着，像清新的柳叶条。从开善寺僧人参加采茶生产劳动，可见唐时僧人种茶已是寺院的一件大事。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寺庙里佛祖像前供桌上，一直有供品摆放。初时多为鲜花、水果、灯明。到了唐代以后，茶汤也成了供品之一。从其祖辈而居住金陵的诗人吕从庆，在《游多宝寺》诗中写道：“竹光浮古趣，松籁倦寒音，老衲烹茶出，先供座佛歆”。老僧烹茶，把茶作为祭品供奉在佛像前的祭台上，反映了那时僧人供佛之心至诚，也说明了寺院已有以茶敬佛的仪规。

唐代，饮茶不仅是僧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而且成为禅事活动不可分割的部分。寺院专设有“茶堂”，供禅僧讨论佛理，招待施主宾客品尝清茶。法堂西北角设置有“茶鼓”，每天按时敲击以召集僧众饮茶。僧人坐禅时，要体悟自身与佛平等不二，顿悟成佛，应内向自省。机锋、捧喝等手段应运而生，以令学者从执著中猛醒过来。在禅与茶的结合上，便凝练出了“吃茶去”的禅林法语。(www.xing528.com)

“吃茶去”出自唐代赵州观音寺名僧从谂。他是以“吃茶去”来借茶论禅，启发参学者跳出言语字句，触机开悟。后来各地丛林也多以此举唱宗论禅。南唐时，文益禅师在金陵清凉禅院设有专门用于吃茶的“茶堂”。宋代法眼宗传人道原《景德传灯录》载：“僧问：大众云集，请师顿决疑网。（文益）师曰：寮舍内商量，茶堂内商量”。有一次，文益禅师在传法时，问一位僧人：“什么处来”？僧答：“报恩寺来”。文益问：“众僧还安否”？僧答：“安”。文益接着对这位僧人说：“吃茶去”。文益禅师用主动陈述式的“吃茶去”，教育僧人专心致志，凝神静思，用一颗平常心吃茶，以体悟自心，领悟禅义。还有一次僧人问文益禅师：“如何是第一义”？文益答道：“我向汝道，是第二义”^[1]。告诫僧人需要自己去体验，去觉悟。而饮茶可使人超俗脱世，物我两忘，“吃茶去”能助人超越言语，当下悟道。

唐代，象文益禅师这样借茶论禅，在各地寺院已成风尚。茶由物质功能与禅宗结下不解之缘，佛寺里以茶举扬禅宗之风，把禅的哲学与茶结合起来，在饮茶中求得精神上的开释，创造出茶禅文化的精神意境。

二

唐代僧人在当时文化阶层中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都较高，文化名流以及官员都以结交名僧为荣，仿效僧人的生活方式被当做清雅和高贵的象征。僧人又以种植制作的茶来待客、馈赠，从而带动了社会的饮茶风气。李白在金陵栖霞寺与族侄中孚相遇，品尝到仙人掌茶、特别写诗赞扬。白居易是诗人，更是茶人，他在金陵牛首山兴致很高地与寺院乌窠禅师谈禅作诗，一起踏访山中的名泉。诗人刘禹锡不仅在牛首山与禅师品茗谈史论禅，还亲自为纪念法融大师而建的“牛头第一祖法融师塔”写铭文。南唐文人李中学习僧人那样整日不离茶。他在《赠上都先业大师》诗中写道：“有时乘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煮茶品茗一整天，太阳就要下山了，还在与僧人一道品饮，不舍离去。他寄居在钟山眠竹寺时，与僧人一起用山中的泉水，依照陆羽《茶经》介绍的方法煎茶，“新试茶经煎有兴”，可见他嗜茶到了何等程度。

唐代僧人饮茶时精神追求的表现，对文人更具有吸引力。文人在参加寺院茶事活动中悟取茶禅的意趣，有的神思清爽、诗兴勃发，有的丢弃荣华富贵，也有的忘却失意困顿。文人权德舆以文章进身，由谏官累升至礼部尚书平章事，参与朝政。他的官宦之路应该算是顺利的。他平素向往栖霞山胜迹，他与朋友来到这里，与住持僧亮上人品茶谈禅，想到自己一生在宦海中浮沉，羡慕僧亮上人能从心所欲地度过清闲岁月。他在《栖霞寺上方于亮上人院会宿》诗中写道：“清论月轮低，闲吟茗花熟”“稍觉天籁清，自伤人世促”，他与高僧品尝香茗，高谈阔论，从月出东山，直到月轮西沉，仍然兴致勃勃毫无倦意。“自伤人世促”，权德舆的感慨，反映了当时一些文人的内心世界。诗人高适50多岁时游历到金陵，与朋友下榻开善寺。他在《同群公宿开善寺赠陈十六新居》诗中写道：“谈空忘外物，持诫破诸邪”“读书不及经，饮酒不胜茶”。诗人夜宿僧家，僧人深通茶道，以茶待客。这群文人雅士边品茗边谈空，以茶助谈，谈兴大增，竟超然物外，忘乎所以。在品茶谈禅中领悟到：经学博奥却读得不多，知之甚少，而平日饮酒太多，却不知道品茶比饮酒好得多了。

唐代金陵寺院的禅师将茶的功用不限于解疲除昏，他们发掘茶性的精义神韵，运用到禅法中去。他们强调品茗参禅要静心息虑品味。他们借茶悟禅，刮起了金陵茶禅之风。尽管“茶禅一味”这四个字的提法是南宋以后的事，但其深义在唐代金陵茶禅文化中，已蕴含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