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90年,晋武帝亡,随即爆发了宫廷内部互相火并的“八王之乱”,搅得西晋王朝元气大伤,京城洛阳最终被匈奴攻陷,中原士族纷纷避乱南渡。晋室琅琊王司马睿退守江南,移镇建业。317年,以王导、谢安为首的世家大族拥立司马睿在建康(改建业为建康)称帝,建立东晋王朝。
西晋是在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打击下灭亡的。残余的皇族、北方大族和一般民众共有几十万人南渡到建康和江南一带。北方士族向南方迁徙,大都不是单门独户来的。到南方以后,东晋政权便以士族为核心,把他们安插在相应的地区,设置侨郡县以维持原有的组织和系统,这样他们和南方士族一样,拥有大批依附人口和土地。东晋时期,士族掌握着军政大权,掌握社会的经济命脉,王、谢、恒、庾大族轮番执政,皇帝不过是国家的象征、士族的陈设而已。
晋朝的统治者在推翻曹魏取而代之的过程中,为了笼络为其卖命的官吏,任其贪婪估掠,巧取豪夺。西晋建立后,不仅帝王贵族聚敛成风,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荣,多效膏粱厚味。再加上政治上的门阀制度,确立了贵族士大夫阶级的特殊地位,更加助长了贪婪奢侈,腐败暴虐的社会风气。
祸难连绵,朝代更迭,东晋王朝的一些有识之士,从西晋帝王贵族聚敛成风,奢侈败亡中吸取教训,提出了迥异于奢侈的价值取向,倡导“俭约养廉”的社会时尚。
唐代房玄龄《晋书•王述传》载:王导“简素寡欲,食无储谷,衣不重帛”,王导之子王荟“安贫守约,不求闻达”。《晋书•谢安传》载:“(谢)鲲通简有识,不修威仪”,谢鲲之从子谢安“尝与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到了南朝,谢氏这种家风仍有传人。《南史•谢瞻传》载:谢晦当时汲汲于功名。谢瞻谓之曰:“吾家以素退为业,汝随势倾朝野,以岂门户福邪”。
王导(276—339),出身大族,献策司马睿出镇建业,建立东晋王朝,辅助元、明、成三帝,是为东晋第一中兴名臣(图2-2)。谢安(320—385),出身西晋末南迁的谢氏士族,与王氏同列大族之首。策划指挥“淝水之战”,击败了前秦的百万大军,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在危难中挽救了东晋,而成为东晋名相(图2-3)。他们这样权位的人士能提出“养廉”问题,对当时士族官员必然有很大影响。东晋有识之士倡导“素业”,素是朴素、纯洁的意思,“素业”就是清素之业。
图2-2 王导
图2-3 谢安
二(www.xing528.com)
东晋时期,茶叶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茶是人地间的灵物,它包含了大自然中洁净美好的品性,虽没有酒的浓烈与醇厚,但却有着茶的清洌与高洁。茶与东晋士族中有识之士倡导的“素业”精神上相通,成了这些人附庸风雅、励志清白的尚好之物,于是出现了不少“以茶养廉”的茶事。
南朝宋代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4]:东晋初年,颇负才名的北方文士任瞻南渡过江来到石头城。丞相王导亲自率一批名流到石头城迎接他。在接风会上,没有浓烈的酒,只有清香的茶。当任瞻喝了茶水后,问道:“这是茶,还是茗?”茶和茗其实是一回事,名流们听了这句问话颇觉可笑,不置可否。任瞻看到人们异样的目光时,他赶紧用“刚才问是热的还是冷的?”质疑来加以掩盖,更引起大家一阵哄笑。当时对饮茶基本常识的把握已成为名流的一个条件,饮茶之举成为品评人物举止风度的一项手段。尽管任瞻在众人面前的表现不佳,但是王导仍然按照昔日在北方时一样,对他热情相待,反映了王导的待人之道,容人之量。
《世说新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5]:东晋时王濛历任中书郎、左长史等职。他少年时放纵不羁,晚年开始克己励行,以清约见称,他也喜爱饮茶。每当有客人来访,无论是谁,必定是以茶待客。那时客人中有不少是从北方南渡过来的,还没有喝茶的习惯,难以忍受初喝茶时的涩苦。每次到王濛府上赴约,都略带苦恼地说:“今天又有水厄了”,以至于当时有人把“水厄”当成了茶的戏称,但也说明王濛已把饮茶作为提倡清廉之举,以茶招待客人了。
南朝宋代何法盛《晋中兴书》也记载了一件茶事[6]:有一次宰相谢安要拜访吴兴太守陆纳。陆纳没有为此做特别的准备,“所设唯茶果而已”,陆纳招待谢安的只是普通的茶果,既清雅又俭朴,可以说是君子之交。陆纳的侄子陆俶见叔叔没什么准备,怕慢待了贵客,就背着陆纳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馔肴,献了上来。等客人走后,陆纳对侄儿大为不满,说:你既然不能为我增光添彩也就罢了,可是为什么还要“秽我素业”?说是败坏了他的清白节操的形象。于是命家人把陆俶拖下去,打了四十大板。陆纳上承父辈陆玩的素风,仅用茶果待客,并非吝啬,也不是清高简便,而是在实践清操节俭。
《晋书•桓温列传》中也记载:“(桓)温性俭,每宴唯下七奠,拌茶果而已”[7]。桓温是东晋明帝之婿,与陆纳同时代,其政治军事才干卓著,三度北伐,威名大振。桓温当时也提倡节俭,常以俭朴示人。桓温每次设宴仅有七盘果品、茶水待客,这与酒宴上摆设山珍海味、鱼肉荤腥有着天壤之别。而他待客的茶果还有“七奠拌”的数量限制,充分表现了桓温节俭的品格。
陆纳自诩素业,桓温标榜节俭,他们都以个人的做法影响着当时的社交方式。引导着社会的价值取向。相对于西晋时皇家贵族奢华风气,他们这样做,对矫正时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陆纳、桓温那里,饮茶已不仅仅是为了提神解渴,它开始有了社会功能,成为以茶待客的一种情操手段。饮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价值为人所用,而是开始进入了精神领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东晋是典型的门阀统治,士族的权势地位依然是封建统治的支柱。在这一政治背景下,权豪肆意鱼肉人民,兼并土地。尽管东晋政权里的有识之士提倡“以茶养廉”,这只是缓和社会矛盾的一种做法,改变不了门阀统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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