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三年计划来进行学校改革的话,第二、三年的关键在于召开公开研讨会。那么,究竟该如何准备和举办这样的公开研讨会呢?
首先,来看一下那些进行指令性研究的实验学校里的公开研讨会。实验学校在接受三年的指令性研究任务时,通常是在第三年举办公开研讨会。在指令性的研究任务下达之前,对于是否接受任务,常常是教师会议上容易引起纷争的一大议题。在改革时,这一实验学校制度既有优势也有弊端。
实验学校的最大弊端在于它的形式主义。全校教师围绕规定的主题,按照规定的方法,根据惯例归纳出研究结果并打印成文件,再公开授课。这样一来,无论过程怎样生动活泼,到头来都是形式主义地进行,按统一的框架开展,所以这种研究从本质上来说,不过是被动的研究和被动的公开研讨而已。可作为证据的是,一旦做完了三年研究成果的印刷物,举办了公开研讨会,到第二天,剩下的就仅仅只有完成任务的轻松感和徒劳感,而研究活动和教研活动便就此中断,不会再持续下去了。经常听到的就是“研究呀、教研呀,得过一段时间再说了”这一类的话。究竟为什么要搞研究呢,其研究的目的变得如此令人费解。之所以有许多教师反对接受指定的研究,恐怕也正是因为预见到这样的结果吧。
当然,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种指令性研究来激活日常的校内教研活动的话,那么,就算把研究结果印刷成文,开过了公开研讨会,学校也仍然会继续进行研究和开展教研活动的,不过这样的学校实在为数不多。在这样的学校里,通常只是把指定的研究课题当作日常教研活动的一部分,把印刷物仅仅当作平时教研活动的总结,把公开课只当作日常教研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接不接受指定的研究任务,学校的研究和教研活动都照样进行,而上公开课也只是活用了学校改革计划第三年的程序而已。
但现实是,大多数的实验学校都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发表而发表的。我在与实验学校合作的时候,总是建议他们把指定的研究主题只作为校内教研活动的一部分,即使是要印刷研究成果,也不要在事先做过多的准备,只需把三年的记录照原样打印出来交上去即可。然而,校方一般总是认为“那太不成样子了吧”,而劳民伤财地把它弄得很漂亮。可学校的状况呢,却是三年一过,一切又恢复老样子。
公开研讨会的目的.是通过公开日常的授课情况和教研活动的成果,听取校外人士的评议,来为下一年的学校改革做好准备工作。
我参与改革的大多数学校。不管接不接受指令性研究,都要在两三年内举办一次,或一年举办一次公开研讨会,向校外各界人士公开学校的研究成果并接受他们的评议。因为学校是按公共性原则建立的组织,所以它就有责任和义务向地方群众和兄弟学校的教师公开所有授课的情况并请他们给予评价。这跟实验学校的教师围绕特定的研究主题,一起投入研究后举办公开研讨会是不一样的。这里的每个教师仅仅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教学而致力于自己独立的研究课题,并通过校内教研活动公开自己的授课方式,以达到互相提高教学效率的目的。公开这种自然的日常授课只是为了使教学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协助这些改革学校召开公开研讨会时,我提出了几点希望。第一,尽量减少印刷物。因为目的是公开学校的实情和教学的实况,所以印刷物越简略越好。经常有些学校,其准备的印刷物多到连袋里都放不下!用这么大量的纸张,浪费这么多的劳力,印出来的东西究竟有多少是被人认真看了的呢?的确,制作过程也许具有推进研究的效果,但如果非要靠阅读这些材料才能实现的话,那么,研究的价值也就值得怀疑了。我提倡,除了每天的工作计划和简单的授课方法的介绍之外,不用其他任何印刷物。然而对此积极响应的学校只有少数几所。
我的第二点希望是公开日常的授课情况。因为是一年一度的公开研讨会,所以希望进行更具有挑战性的教学改革,也希望授课教师能尝试用具体实践来验证自己的主张。然而,为公开研讨会而上的课,总让人强烈地感觉到是为公开研讨会而做了大量准备的授课,是和平常大不一样的授课。举办公开研讨会,是为了让大家看到日常授课的情况,也是为了改善日常授课,所以我觉得上公开课时保持平时上课的风格才是最好的。
第三点希望是,无论是以书面报告还是口头报告的形式来汇报研究成果,都最好列举出学生的具体名字。参加公开研讨会。最令我失望的,常常是在研究资料和报告中,总是出现诸如“活力”、“余地”、“支援”等过于普遍的流行语,而没法从中看到这所学校教师的个性、教育实践的具体状况和学生的具体形象。所以,我认为,作报告时应尽量避免使用时下广为传播的教育流行语,而多使用日常语言来描述具体的形象,这样才能更加真实地描述出每个教师切身感受到了什么、自己是在向什么进行挑战;教室里的学生是怎样在学习的、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又是如何克服的,等等。充满千篇一律的措辞、抽象的语言以及教育界流行的言辞的研究报告我们宁可不要。 (www.xing528.com)
第四点希望是,举办公开研讨会时适当地收些费用。附属学校等举办公开研讨会时收取作为“资料费用”的参加费是很普遍的。但在一般的公立学校,通常都是不收参加费的。因为市町村的教育委员会说,公立学校收取带有利润性质的参加费是不应该的。但是,我认为,500日元也好,象征性地多少都该收一些参加费。因为举办一次公开研讨会,其资料的印刷费、讲师和意见提供者的酬谢费等其实都是要花钱的。此外,使用了别人提供的学习场所、接受了别人的服务之后,参加者支付相应的费用也是理所当然的。再说,作为主办学校,因为收了这些费用,就会时时想着,自己的研究和实践是否值得别人花钱来看,从而感到一种压力和责任,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收点参加费也是应该的。请别人来,就是需要对内容的责任感和积极意义上的企业精神。更大胆地说一句,通过公开研讨会,为来年的研究费能够做好准备也是不错的。
虽说只要把日常上课的情况如实地呈现出来就行了,但是随着公开研讨会日期的临近,每个教师多少都会有点担心的。授课是不可能完美无缺的,无论是怎样出色的公开课,也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何况,在某些人看来是精彩的课,换了别的参观者,评价可能正相反。因为参观者的教育观和教学观是不同的,对授课情况的评价当然也就千差万别。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上公开课的教师的胆怯、不安有与日俱增的倾向。
对于这种不安,我的建议是,参观的人是来看学生学习的,授课的好坏不无关紧要。只要平时培养了学生如何学习,到时坦然地迎接公开研讨会的到来就行了。
关于这一点,以我在别的学校参加公开研讨会时的体会就能说明问题。当我在随意的一间教室里,看到学生认真学习的样子并留下深刻的印象时,就觉得这一次没有白来。
反过来,无论教师的准备工作做得怎样细致周到,课上得怎样顺利圆满,印刷物和讲演内容怎么充实,但课堂里的学生如果缺乏学习生气的话,参观的人都会满腹疑问而失望地走出校门的。
只要平时以真诚的态度面对每一个学生,认真地培育他们的学习方法,那么根本不需要害怕。就算当天的授课以失败而告终了,我们要传递的信息也传递出去了。
另外,参加公开研讨会的授课教师们之所以陷入不安,参观教师的不礼貌也要负大半责任。教师们通常对于别人的批评自己工作是极度反感的,然而指责起别人的工作来却言辞有加。这样的陋习使他们本身的学习态度出现根本性的欠缺。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参加了学校的公开研讨会后,在车站外面的小店里喝饮料时,听到有人轻蔑而尖刻地批评方才上公开课的教师,竞大声地跟他们争吵起来。我总认为,在对别人进行尖刻批评之前,应该先把自己的课堂教学公开出来。既然是参观别人的学校,就应该虚心地从那所学校的实情和教学实况中学点东西回来。
由于没有确立观摩的礼貌规范,所以公开授课的教师便陷入了过分的不安之中。在参观后的商谈会上,有的参观者甚至问:“这节课的目的究竟在哪儿?”这样的问题只能说明他们什么也没看到。而授课教师对这些问题的反应也有问题,既然那些人对授课情况一无所知,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因为即使说了也白搭。而对那些根本外行的人则没有必要多理会,对他们倒可以反问:“您刚才究竟看到了些什么呢?”我总是给胆怯的教师们鼓劲说,别理他们,心里想“见鬼去吧”就行了。不用把什么都不懂的人作为对象来准备和实践自己的授课,那样做只是看低了学生,看轻了自己的工作。而那些认真观察的人,则只需展示儿童的一个方面,他们就能窥一斑而知全貌了。
把授课实况展现给外校教师并请他们进行评论的公开研讨会,是推进学校改革的必经之路。虽说第一年就可以开这样的研讨会,但那样容易犯操之过急的毛病。改变学生是慢工出细活的事情,不能性急。所以,我总是把公开研讨会设在改革的第二、第三年。总之,不管是不是实验学校,每个学校都应该隔几年进行一次自我挑战,把校内教研活动活跃起来。没有公开的研讨,就难以产生创造性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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