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的儒家哲学：拒绝侵略佛教，应对挑战

我们讲“天道”，但是这天道在佛家哲理的冲击下，又守不住，我把它叫“无天险可守”。

从牟子《理惑论》(汉代末或者更晚一点)所提到的当时华夏对佛教的反对，我们就已经能够看到排佛的各种理由和各种努力。但是我们又注意到，在三国两晋特别是南北朝，政治文化的局面又回到战国了。虽然当时的局面是乱象，比战国的局面还要差不少，特别痛苦，而且丰富度也远不如战国，但我觉得它的深刻性，带来的异质性、他者性，与战国起码不相上下。在汉代以后那几百年，实际上为佛教入华创造了条件，因为一种比较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到了隋唐，几百年的孕育、磨炼之后，佛教哲理在华夏思想土壤上扎了深根，且生出新种，大放异彩。天台境界、华严三昧，那是何等深宏的“海潮音^[63]”，又是何等绚丽动人的思想之花(“华严”之意)。至于禅宗，更让华夏心灵为之销魂，或呆若木鸡，或劈头杖喝，或胡言乱语，或吟风弄月……似乎完全进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天地之中。这是佛教在中国几百年后，达到的一个境界，很了不起。

由此就可以理解唐代两位排佛的大家韩愈(768—824)、李翱(772—841)，为什么要那么焦急地去排佛老。意识到的严峻局面是很真实的，讲的道理对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应该是很有鼓动性的，但是效果并不很好，特别是拒佛法的言论、努力，最后都是付诸东流，没有见成效。

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向唐宪宗痛陈迎佛骨的不妥，从文化、道统的异己性，历史上尊佛的帝王、朝代的短命乃至厄运(这一点最得罪唐宪宗，你在咒我啊？)，一直讲到佛教让中国“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的后果。但是最后不但没有阻止，而且韩愈本人反倒从刑部侍郎被立贬到边远的潮州任刺史。他有一首诗，《左迁至蓝关示姪孙湘》，写此事：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选集》，140页)(www.xing528.com)

他在《原道》中讲：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有偏］；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蔬果鱼肉；其为道易明，其为教易行也。……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好！］，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扬雄］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韩愈选集》，271页)

他在论述为什么要排佛，给了很多理由。我们儒家的先王之教是仁义道德等等，讲得不错，但还是比较肤浅。接着他讲了九个“其”，我觉得很有些道理，但是这道理还是没有说透。他讲出了儒家的根是在伦理，但是他把君臣放在头一个，我就不喜欢。韩愈一是敢顶皇上，有“硬骨头”，但是另一方面他对君臣关系又太看重。历史上对韩愈的评价，两边都有，有的说他有世俗功利之心，但也有很夸他的，我是很欣赏他的，但还是觉得他肯定是有那些毛病。“其服麻丝”，我们与你们印度人穿的不一样。他都从文化上、伦理上、经典上去讲，我觉得讲得确有道理。吃的方面他故意点出鱼肉，你们佛家不是不吃肉吗，我们吃肉。“其为道易明”，我们这个道多简单，多容易明白，你们那个真是“玄”。我们这个“教”就让人尽仁义忠信，多么容易。此一段有恳切处，比《谏迎佛骨表》好得多。我们这个道与道家和佛家的道完全不一样。尧得了这个道，传给了舜，等等，一直传到孟子。“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多大的口气！断之过横。以后还有董仲舒，怎么儒家就“不得其传”？董子传的是《春秋》公羊学，是孔子向子夏传的。后来宋代的张耒就用他对“荀与扬”的评论，“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来攻击韩愈本人。韩愈主张对佛家那些人，应该“人其人”；你们出家就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了，不尽人道了，不当儿子，不当丈夫，却当和尚尼姑，所以我让你还俗，把你再变成人。“火其书”，把他们那些书全烧掉。这是昏话。他前面刚讲了儒家受的那些委屈，“孔子没，火于秦”，秦朝烧书，你也去烧书？

韩愈确实讲出了一番道理，但是也有呆板之处。充分表现出了韩愈的思想个性，一方面他还是有见地的，那九个“其”，还有“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还是不错的。但关键是哲理没有讲出来。韩愈的文字特别警辟，善于言简意赅地表达一个丰富的意思，其中不少后来成了警句成语。他讲道统的传承，很多儒者就动了心，孟子死了就“不得其传”，那我也想接啊。这是韩愈厉害的地方，讲话鞭辟入里，发人深思，但是他很偏激。像“火其书”这样的李斯恶招，也没用啊，烧不完的。还有底气不足的自负，“轲之死，不得其传”，言外之意，即由我韩愈来传。但是他又没有从哲理上真实应对佛家的挑战，只凭《谏迎佛骨表》那几招，再加上那“九其”，还是不够。情急之下，就诉诸“火”了，遥应前文“火于秦”之火，正见其绝望无助之态。

直至“宋初三先生”——胡瑗(993—1059)、孙复(992—1057)、石介(1005—1045)，加上欧阳修的《本论》(主张“修其本以胜之”)，皆未能得哲理之天险地堑以守护儒家。如欧阳修言：“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本论上》)他提出的“修本”措施，如恢复“井田之法”，行“王者之政”等，虽不差，但如果不能从哲理上讲清井田王政之精微动人处，也还是“无可奈何”。更不用说在现实的整体全局之中，当时复井田几不可能。

所以关键不在于守，因华夏古哲理早已被玄学或河上公一类的注家平整得无险可守，而必须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或“能因敌变化而取胜”(《孙子兵法·虚实》)。要先“舍己从人”，然后才有可能修出新本，不但找到自家天险所在，而且可能发出新枝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