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及其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

一、阴阳义疏理

阴阳之义极古奥，有《易经》、有易象就有阴阳，用不着等到后来的《诗经·大雅·公刘》，好像那地方才第一次出现“阴阳”连用。《大雅·公刘》：“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公刘据说生在夏末殷初，他带着周民族迁居到了“豳”这个地方。中国人从来就是讲风水的，公刘在寻找新的居住地的时候，要观察这个山冈的阴阳，考察哪里更适合居住，所以这时候阴阳连用。还有一个阴阳对用的较早例子，见《国语·周语上·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幽王二年，西周三川［泾、渭、洛］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西元前771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伯阳父直接用阴阳的哲理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地震，尤其是解释为什么西周要亡国，这是一个典型的“灾异谴告”的例子，所以董仲舒的讲法自古就有。有关例子太多了，《左传》里头常见，大家可以自己去读。

我们看阴阳的表示方式，“”、“━”，这就是“阴”、“阳”，是否以“阴”“阳”汉字的方式标记下来，没有大关系。后来八卦、六十四卦都是从这个最简单的意思中引申出来的。八卦极古，我们现在有考古上的证据。据说瑞典远东博物馆藏有六千年前(即西元前4000年前)的双耳彩陶壶，应该是中国出去的，上面画有“双龙古太极图”，这就是阴阳的表示了；再如商、周的甲骨文、金文和陶文中，发现了“数字卦”。《周易·系辞下》讲的伏羲作八卦的情形，想必也有某种历史的真实性。事实上，发现阴阳的存在真是太自然了，我想很多民族应该都发现过，因为阴阳关系是我们人生关系中最明显的一种关系，比如雌雄、男女生殖关系，这个直接跟我们相关啊！而所谓阴阳面、左右手、前后上下等等，到处都是，但似乎只有华夏民族把阴阳变成了象数，也就是某种可推演的、有形式特征的思想表达方式，由此发展出一整套的哲理传统。

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西方，古希腊哲学一开始也有阴阳思想，比如毕达哥拉斯既说数是万物的本原，同时又说对立是万物的本原，这就有点儿阴阳的意思了，但可惜他这个对立不是双方感应的，而是一边压倒另一边的，这一边全是正的、真的、光明的、实在的；那一边则是歪的、错的、黑暗的、仅仅现象的。所以，就这么影响了后来的巴门尼德、柏拉图……反而发展出一种二元化的思想。二元化思想和阴阳这种互补对生的思想都涉及“二”和“一”，但是思想方式非常不一样，几乎是相反的。又比如巴比伦创世神话开篇就叙述了两个不同的神——咸水女神提亚玛特与淡水神阿普苏——合作奠定世界雏形的故事。再如古希腊的《神谱》记载了该亚(大地女神)与乌兰诺斯(Ouranos，原义为“天空”)生出了克罗诺斯(Chronos，其原义为“时间”)。原初民族应该都涉及这种对生的思想，所以有何荒谬呢？到底阴阳思想更真呢，还是科学的逻辑加上实证(数学、现代科学)更真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再讨论一下。在中国是沿着阴阳这一条路，它发自活生生的观察体验，在天才人物那里得到升华。尤其是里边的推演方式，最后孕育出来《易经》、《易传》，孔子50岁后也往《易》阴阳这个思路上走过。它是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方式最深特征的东西之一。而且，我们下面还会涉及阴阳、卦象与中国文字之间意味深长的关系。

如果像我们的祖先相信的，一切都是源自阴阳，那么通过阴阳，人和天就打通了；天不过是阴阳，人也是阴阳造成的，万物皆从阴阳生成，有点像当代的“双螺旋基因链”说明生命世界的生成，但还要原本得多。我们来看《周易·说卦》：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汉书·艺文志》云：“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指伏羲、周文王、孔子，三位圣人历经上古、中古、下古而作成了《周易》］，将以顺性命之理［用这《易》来理顺人生世界的本性和命运的道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天道是用阴、阳来理解］，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其实天和地又是阴阳，它是多重二对生的交织，这是中国古人思想的特点］，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属阴，义属阳，而仁在儒家中的地位比义更重要。所以儒家不就是扶阳抑阴，也有重阴的一面，实际上是阴阳相生相济］，兼三才而两之［这个讲的是八卦。八卦有三根爻，代表天地人——三才；“而两之”，把这种卦重叠，两个三爻卦就变成了六爻卦。六爻卦的形变可能是六十四种，所以共有六十四个卦象］，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什么叫“迭用柔刚”？奇数位叫做刚位、阳位；偶数位叫做阴位，阳阴阳阴阳阴，迭用柔刚，而且它们之间还有应、承、据等关系，有旁通，有互体等各种各样的观象法，里边全是阴阳章法。］

汉儒后来讲易象，发展出许多种看待易象的方式，但其根还是相对相生。无论怎么看，它总要看出个结晶的结构，也就是说总有一个相对相合的和谐结构，一种和声发生了，这样你就看出名堂来了，这时候作预言才准。如果只是摆弄那个爻，摆弄那些蓍草，弄出一个卦来，然后拿《易经》直接去对，结果往往不准。

董仲舒讲：“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因为万物都出自阴阳，所以天地之间充满了阴阳之气。“常渐［浸泡、滋润］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春秋繁露义证》，467页)这是他的一种有趣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生活在阴阳之气海世界里，虽然我们好像并不直接感受阴阳之气，就像鱼不直接感受到水一样，但是鱼从来就是生活在水里头，没有水鱼就要死。阴阳之气和水的关系就相当于水跟泥的关系(“水之比于气也，若泥之比于水也”)，泥是粗糙的，水是更无形而又微妙的。所以鱼不能生活在泥里面，但能生活在水里边；我们人不能生活在水里面，但是要生活在阴阳之气里面。阴阳之气是一个广大普在的境域，人浸泡在里面，天也浸泡在里头，天人能不感应吗？所以人干点什么坏事，这个气就被污染了，坏了的气就影响了天，天就有反应，降下些不寻常的异象，这很自然啊！人要干些好事，甚至发一善念，天都会被影响。这也就是说，“是天地之间，若虚而实，人常渐是澹澹［非对象化的意义发生境域。就如胡塞尔讲的联想发生域、内时间之域,其中总在进行被动综合］之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流通相殽［杂错］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春秋繁露义证》，467页)。这个大家自己去读。有了阴阳，天人相通就有了一个理论上的桥梁。

而且阴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夫《易》广矣大矣！……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周易·系辞上》)就这么六十四卦，五十根蓍草，能与天地准(相当)？了得了！周文王，囚在羑里，还关在监狱的时候，他就重了卦，演成这个《周易》，然后一算就算出来他什么时候能得救，周朝什么时候能兴盛——如同诸葛亮未出茅庐而知三分天下。我们从这里看到，“阴阳之义配日月”。请看阴阳这两个字，它们的字根与“日”息息相关。从字形上看，“陰”就是云彩把日挡住了，“陰”的左边部分表示高岗，一个高的地方；“陽”的字形也是凸显出这个日。现在一般都认为，阴阳的原意是阴阳面，一个山冈向阳或背阳的地方，阴和阳的根儿都是从日来。日是古人去理解时间的最重要的一个坐标和节奏源。现在来看“時”的字象：首先看时间的源头“日”(左边的“日”)，然后看时间的尺度或节奏(右下方的“寸”，人手腕“寸口”脉动处)，右上方的“土”(相当于“之”，有草从土中长出的象形意，还有“去”、“至”等意)，与自然时态和人间时态都相关。总之，时是源自太阳循环起降的节奏和后果。阴阳本义实际上就是时，阴为夜，阳为昼；或者，阴可以看作过去，阳看作将来，两者交生出现在；还可以这么看：过去与将来这两个不在场的维度属阴，当下属阳，它们交生出生动的时间。无论如何，阴阳一定要表现为四时，而四时是阴阳进到五行的一个桥梁——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个桥梁。阴阳配日月(实际上昼和夜也行)，然后它一定会变通为四时。“一阴一阳之谓道”，你把阴阳爻一重叠就出来四象：太阳、少阳、太阴、少阴。春、夏、秋、冬，四时也就出来了。

所以，清代的学者惠栋讲：“《易》道深矣［《易》的道理极深］，一言以蔽之曰：时中。”(《易汉学·易尚时中说》)讲得不错，《易经》思想的精华就是时中(时的最成熟可得处，总能命中处)，因为阴阳从根儿上就是“时”，《易经》首先就是让你知时，理解时间的本性；还有就是告诉你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并且往往走在现成化对象化的“时刻”之前，冲向未来。

二、董仲舒如何分离阴阳？——《阴阳出入分行图》

以上就是阴阳说的大背景。但是它在董仲舒的手里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原因可能是董子受到邹衍后学和《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影响。刚才我们说到的阴阳、四时的关系，董仲舒基本上都继承了；他最大的改变就是将阴阳在一定程度上分离开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来尊阳卑阴，贵阳贱阴。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特点。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读通解透他关于阴阳五行的论述。我们看到《周易》及其传解表面上也似乎有尊阳抑阴的倾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周易·系辞上》)。可你仔细琢磨，它里面讲阳动阴静、阳行阴随，甚至天尊地卑、阳君阴臣，都不一定是从根儿上尊阳抑阴，像毕达哥拉斯那样把阳抬得高，把阴贬下去，因为都有活转，都是相对的。尤其再结合《老子》来看，《老子》还是尊阴抑阳呢。而且通过老子来看，抬得高不一定是尊你，这个得两说。《易传》里我只找到一段，里面确实有些尊阳抑阴的味道，即《周易·系辞下》第四章，但也有反例，比如我们前面才念的《说卦》中的那一段，将仁与阴、柔放到一边的，把义与阳、刚放到一边。这从道理上也完全讲得通——相对于义来讲，仁是更柔的，因为它是爱；义讲公正，所以它是刚。在儒家的思想中，仁的思想地位远远高于义，尤其是在董仲舒那里。所以，按这个说法，《易传》里头也有尊阴的一面。不管怎么样，即便从根儿上讲阴阳是相互需要的，但董仲舒确实把尊阳抑阴的倾向推到了极端。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从技术上说，董仲舒往往从天象来理解阴阳，天象代表时间——实际上就是日和月或者是阳和阴运行的轨迹。董仲舒分离阴阳的方式主要表现在对阴气阳气在天象时空中的运行方式的描述上，这就涉及《春秋繁露》中的很多篇章了，像《阴阳出入上下》、《阴阳终始》和《天辨在人》等篇。在其中他表述了一种将阴和阳分离开的阴阳观，这是最要害的。而我们看《易经》、《易传》这些古代思想中阴阳虽然是对立的，但同时也是相互需要、互补对生的，到董仲舒这儿才开始分离。我们看这个局面是怎么发生的。

首先我们看《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春秋繁露义证》，334页)那一篇，他讲：

阴阳之会，一岁再遇［阴阳一年要碰见两次］，遇于南方者以中夏［也就是夏至的时候］，遇于北方者以中冬［冬至］。

我们用下面这个图来表示这个局面或时势：

这个图取自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册67页(或他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下册讲董仲舒的部分)，我把它叫做《阴阳出入分行图》，因为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一篇就是讲阴阳出入上下。这个图能向你显示出阴阳怎么能分开看。白线(偏右的那个圆)代表阴的天象运行轨迹；红线(偏左的那个圆^[32])就代表阳的运行轨迹。在北边或下面，它们相遇于冬至点；南边或上面，是阴阳在夏至的相遇点。这就是上面《天辨在人》引文所讲的“再遇”或阴阳两次相遇的情况。环绕着两圆的，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月，甚至可以看作一天的十二个时辰。左边是东方卯位，就阴阳五行来说，就是木；右边是西方酉位，属金。冬至是子位属水，夏至是午位属火。四时大致就可以这么看，五行我们以后再说。

这里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把阳的运行和阴的运行分开。怎么分开的呢？在两次相会点上阴阳两气交叉换位，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运行：阳是顺时针地转，也就是顺时而行，所以阳的方位是从冬天到春天、到夏天、到秋天，这是顺自然之时走；阴恰恰相反，从冬至以后，逆时而行到酉西位，也就是秋时，再到夏和春时(当然，因其逆行，连这“时-候”的名称也都错换了，与其位不相应。下面还会讨论这一现象)。还有一对术语叫“出/入”。它们都是相对于阴阳的最低点而言的。“入”就是朝着自己的最低点行，进入它；“出”就是离开最低点，出离它，向着最高点行。比如阳的最低点在冬至，所以阳圈的右半边都是在“入”，也就是在朝着冬至行。阴的最低点在夏至，但由于它运行的方向与阳气方向相反，所以它也是在自己的右半圈“入”。同理，阳与阴都是在各自的左半圈“出”。

综上所述，在董仲舒的这个学说里，阴阳有两个特点，一是分离，二是地位天壤之别。你看，阴阳是对称的嘛，怎么会有天壤之别呢？在具体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看另一张图，叫《十二辟卦方位图》，将它们比较一下。这《方位图》是这样的：

它与《阴阳出入分行图》基本结构很相似，一样也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月、十二个时，而且它们也对着阴阳的消长，也对着北、东、南、西。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方位图》用的是卦象来表示阴阳的运行，而《分行图》用的是线条，造成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把阴阳给分开了，《方位图》这边没分开。还有一个小区别，就是《方位图》中南北或子午位上，阴阳都刚过了形式上的最低点，有一爻来复，或有一个逆时针的小错位。据说《十二辟卦方位图》来源相当古远，后来也是汉儒解释《易经》时经常要用的，在汉四百年间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www.xing528.com)

我们先看《阴阳出入分行图》，比如看阳，它在冬至子北是最低点，出离此点之后，往东南走，再往南，越来越强。然后走到夏至午南点，达到最高，阳最盛；之后阳开始衰落，到了秋天，和春天一样是阴阳相半，但在春天的时候是上升的趋势，而到这里却是下降的趋势。然后越来越弱，一直落到最低点，再开始涨。这是一条阳的道路。阴则相反，阳的最高点是它的最低点，阳的最低点是它的最高点，所以“出”与“入”的方向也相反。

我们观察《十二辟卦方位图》，也能看出阴阳的消长轨迹来；一样的，而且这个更清楚更直观。亥位是阴的最盛点——全是阴，从子位开始阳进来了，“复”卦，“剥”尽而“复”，一阳来复。然后两根阳爻，阳长起来了，接着，三根阳、四根阳、五根阳，到巳位，阳达到最高。然后从午位开始(因为相比于《分行图》，它已经移动一位了)阴进来了，一阴生、两阴、三阴、四阴、五阴、六个阴，到亥位达到最高潮。然后阴开始降，再降，至巳位降到最低点。所以这图表示的是阴阳消长或者“消息”。我们现在用的“消息”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描述阴阳的涨落，“息”就是涨，“消”就是落。以上大致都是一样的。但两个图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不一样就在于《十二辟卦方位图》里面阴阳没分开，你不必把阴反着看，实际上阴和阳走的都是这条线，只不过是阳涨阴就落，阴涨阳就落。我觉得《易经》、《易传》也是这么看的，不过董仲舒独出机杼，来了这么一个包含两条路线的分行结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应该是为了反秦、为了拒韩，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讨论。

我们来看有什么后果。《阴阳出入上下》讲：“夏右阳而左阴”(夏至时，阳往右行，阴往左行)，“冬右阴而左阳”(冬至点那里，阳往左走阴往右走)。由此可见，阳的运行是顺时节而行，所以它永远是“就正居时”，总是恰好符合以太阳为坐标的季节节奏，用阳来配五行四时，总是恰到好处，总是正的、“时”的；而阴呢，总是逆时而动，逆季节而动，处处别扭。而且，阳出离最低点后上行，与阳气的上升相配；而阴出离最低点后却下行，与阴气的上升不相配。所以阳怎么看都顺当，处处真实，时时发生；阴怎么看都悖逆，所以处处都落空。阴怎么落空呢？我们看他这一段：

故至春少阳东出就木［到春天，阳气出离冬至点，作为少阳，向东来就木位］，与之俱生［少阳和这个木一块儿发生出来］；至夏［到夏天］太阳南出就火［少阳配木，太阳配火］，与之俱暖。此非各就其类而与之相起与［各就其类，少阳配春天正好，一半阴一半阳；夏天太阳或全阳配火也正好］？少阳就木，太阳就火，火木相称，各就其正。此非正其伦与？至于秋时，少阴［下面开始讲阴了］兴而不得以秋从金，从金而伤火功，虽不得以从金，亦以秋出于东方［这时阴气转到东边卯位］。俛其处而适其事，以成岁功。此非权［权变而从阳时］与？阴之行，故常居虚而不得居实。至于冬而止空虚［亦不得助亥子位之水］，太阳乃得北就其［太阴］类，而与水起寒［太阳替太阴“与水起寒”，因这时阳气极弱，所以“起寒”］。是故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春秋繁露·阴阳终始》；《春秋繁露义证》，340页)

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因为阴逆行，所以到秋天的时候，它并不真的在西边金位，“少阴兴而不得以秋从金”。为什么？因为季节、节气还是按正常的顺时方向算的，也就是按阳气的方向算的。阴阳在冬至子北点相交之后，阴右行，阳左行，阴入到酉西位时，阳出行到了卯东位，正当春分时节。所以这《分行图》在右圈的右半中点注道：“阴正西，此时为春分。”于是这阴气的“春分”就落了空，落实不到它本该处的卯东位上。同理，阴从夏至点出来，为少阴，出行增势到了正东，按位置说应该是春分，但这时阳气正入到酉西金位，时属秋分；所以阴即便在正东木位，也只能随着阳时而叫做秋分。于是右圈左半中点就注道：“阴正东，此时为秋分。”这阴气的秋分又落了空，因为它“不得以秋从金”，“以秋出于东方”。

因此，阴永远不是主角，永远不落实，永远要去凑合阳时而变通。照理说秋天应该是阴或少阴唱主角吧，但它根本没在那儿，所以，秋天实际上还是阳唱主角，而阴在东边，离得远远的，只能以它的虚位权且相助正在减弱的阳气而成秋。它要是不甘寂寞，反到金位，那就会“从金而伤火功”，妨碍阳的“火功”，销铄了秋天的金色。

因此，阴既无“伦”，又无“经”，只是“权”。“权”就是权变，不是正常的而是反常的情况，凑合一下的。我们知道，在孔子那里，“权”地位很高(《论语·子罕》9.30)，是时机化的一个重要方式。但到了董仲舒这儿，“权”的位置变得低多了，虽然他解释《春秋》谈“经”、“权”的关系时，也还给权一定地位，视之为人在逆境中成就大义的曲折方式，“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春秋繁露·竹林》；《春秋繁露义证》，60页)；但是在讲阴阳关系时，“权”的地位就更低了，权成了阴的时机化特色。当然，这里也是在“逆”中求义，“俛其处而适其事，以成岁功，此非权与？”可这逆境恰是阴自身造成的，而且这“权”与“经”或“伦”是分裂的，从根本上就处于屈从的地位。所以“阴之行，固常居虚而不得居实”。也就是说，它所处的总是虚位，而阳所处的从来就是实位。为什么叫实位呢？因为不论走到哪儿，都是按照阳的状态、消长来决定是什么季节，决定这个季节的特点。相反，阴就是“至于冬”也还是“止空虚”，这是更荒谬的一个事情了。到了北边、冬天，阴气最盛的时候，你总该让这个太阴来主位了吧？不然！即便到了冬天，也没你阴的事，你还是空的，空转而虚设。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冬天子北，天气冷，不是因为阴多，而是因为阳少，所以季节特点还是阳决定的。这就是他讲的一些似乎很费解的话背后的意思，这时候“太阳［苏舆说此“阳”字当改为“阴”，不妥］乃得北就其类”，这个“其”讲的应该是太阴，太阳来就这个太阴的位，“而与水起寒”。

三、对董仲舒阴阳说的评议

董仲舒在《阳尊阴卑》中写道：

是故阳行于顺，阴行于逆。……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此为董仲舒阴阳论之纲领］。阳出而南，阴出而北［阳从它的最低点出来的时候往南顺行，阴从它的最低点出来的时候往北逆行，所以阳才是经伦大法］。经用于盛［阳那边它怎么盛怎么来］，权用于末［阴只能用它那点微末的东西与阳凑合］。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可见天要彰显阳之经伦，隐藏阴之权宜；于是要把德往前放，崇尚德，而要把刑——阴在人世中的表现——往后放，抑制它］。故曰：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导致的是德行，阴导致的是刑法］。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总是给予，给予世界温暖仁爱；阴气总是夺走，让人寒战］，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这阴气没活头了！］。(《春秋繁露义证》，327页)

这里董子表露出他尊阳抑阴的初衷，即反秦拒韩的思想冲动和时代精神。在他看来，秦韩重法用术尚刑，是尊阴而卑阳，逆天而行，不能长久。要从根本处反秦去韩，就必须“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春秋繁露义证》，338页)，这才是顺天道的改制，因为“阳出实入实，阴出空入空”(同上)，人间政治也就只能让阴刑居虚，绝不能让它坐实。他与汉武帝那个对策里就提出天子要奉天受命，就必须好德而不好刑，要倾向于阳的生发养育，乃至仁爱善美，而尽量不用刑，不用阴的消杀减损，乃至恶戾的特点。此乃更化改制的要点，其根在天道。通三统之说也与此相关。《阳尊阴卑》又讲：

物随阳而出入［万物实际上都是随着阳而走的］，数随阳而终始，三王之正随阳而更起［我们以前讲的三正、三统、三微，都是随阳而变更发起。三统又叫三微。称“微”是说阳气在正月的时候微微发动了，植物的颜色(赤、白、黑)都是跟着这个走］。以此见之，贵阳而贱阴也。故数日者，据昼而不据夜［今天是几月几日，是按白天算，不数晚上］；数岁者，据阳而不据阴［算今年是哪一年，今年的第一天是什么时候，也是按阳走，这是“元年春王正月”的要义］。(《春秋繁露义证》，324－325页)

可以看出，如果不了解那张《阴阳出入分行图》的结构，及其阳顺行、阴逆行的图意，就不能理解董仲舒这些阴阳观乃至更化改制学说的确切依据。甚至可以说，要完整地理解《春秋繁露》、董仲舒的思想，乃至汉代经学的倾向，以及后来在儒家中常见的尊阳抑阴说，不可不知这个结构。

当然所有这些技术性的构造，后面推动者是反秦拒韩的需要。其意可嘉，其情可悯，但其方法却可疑，有悖于阴阳“互补对生”的原意，也违背董仲舒自己在《春秋繁露·顺命》篇中的“独阴不生，独阳不生”之说。不生，那了得啊？天地不为天地了。尽管从大的整体结构上看，董仲舒还是强调阴阳相对相需的，但毕竟他分开阴阳，由此而造就了尊阳卑阴、贵阳贱阴的硬框架，遮蔽了阴阳的本义。

如果我们把他说的“阳”理解为《易经》哲理上的“阴阳相交”，而把他讲的所谓“阴”理解为“阴阳不交”或“交得不好”、“交得不充分”，他讲的这些东西就都可理解了，就可以把它们理顺了。他要尊阳，因为那个阳恰恰是“阴阳相交”生出来的新鲜元气，它给人间带来了新的生命、希望和仁爱；而把他讲的阴理解为“阴阳不交”、“交得不好”，新的东西出不来，所以局面整个在衰败，在变得越来越残酷，比如资源越来越少、大家互相竞争，阴气就上来。实际上，阴本身有什么可坏的呢？没有阴，乃至缺少阴，阳就是坏的，整天晒太阳，最后旱得要命，这还行啊？实际上，海德格尔前后期也有这个区别。他前期把真理解释为揭开遮蔽，遮蔽我们可以理解为阴，是黑暗的。真理，aletheia，把遮蔽揭开，进入Lichtung或“林间空地”，而变得光明。尽管揭蔽预设了遮蔽，就此而言阴阳是离不开的，但是毕竟，他早期对光明的一面还是过于强调了，个别讲法中甚至有黑暗实际上依据光明而成立的意思，颇有点儿传统唯理论的特点。像斯宾诺莎说(这也是当年贺麟先生最喜欢的一句话)：

正如光明之显示其自身并显示黑暗，所以真理既是真理自身的标准，又是错误的标准^[33]。

你达到真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真了，不用相比于错误；错误之所以是错误，是因为拿它和真理来比，才不对。那意思是说光明在它自身中就有根据，黑暗则相比于光明才是黑暗，只是光明的缺失，这是西方唯理论从柏拉图一直贯穿的一个预设。奥古斯丁讲真理、罪恶都是这样讲的，由此而为上帝创造的这个有罪恶和错误(如亚当、夏娃会犯错获罪，是不是您上帝没把他们造好呀)的世界的完满性辩护，是为“神正论”(theodicy)。这个世界中的罪与错，没有实体，而且从存在美学的角度看，正因为有一些无自身实体的黑暗，这世界的光明才更美丽可爱。所以这个西方传统很难从深刻意义上理解“假”到底是怎么回事，理解人生的痛苦的、破碎的那一面，觉得那不只过是光明和幸福还没达到、缺少而已。就像董仲舒认为阴总在虚位，只表示阳的缺少，或是阳的权变处，因为阴的作用就是以权配阳，没有自己存在的终极理由。当代西方哲学就是要反这个东西。实际上从黑格尔之后，西方从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开始，一直就反这个。海德格尔前期还有一些受传统影响的地方，但后期克服了它，而且在这个转向中还受过道家的影响，所以他在1930年起草的《论真理的本性》演讲手稿中就讲，实际上真就是非真，非真或隐藏比真还要原本。他一下子调过来了，转而认为黑暗和光明从根本上是相互需要的，还引用了老子一句话，“知其白，守其黑”。

把董仲舒的阴阳说放在西汉反秦兴汉的语境下，是可以理解它，但其本身的哲理的确不符合阴阳互补对生的先秦主导思路，后来也产生了不少弊端。比如东汉时候形成的《白虎通》(班固总括，是当时皇帝钦命儒家来制定的一个哲理和伦理纲要，整个帝国都要遵循)里面，董仲舒的影响就不小。里面出现了所谓的“三纲五常”说，五常没有问题，但三纲就偏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尽管董仲舒并未正式提出三纲，但他那里的确有这种讲法的苗头和根据。

我愿意把阴阳理解为区别性特征或海德格尔讲的“形式显示”，这个意思以前讲过多次，这里就不展开了。董仲舒一上来就给阴阳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内容，比如仁/戾、予/夺、宽/急、爱/恶、生/杀，这就有失微妙，跟《易传》的总体精神不一样了。我们以上还引过《周易·说卦》里的话，那里是将仁看作属阴的。所以，凭什么阴就一定是坏的？独阳不生呀，阳离了阴根本就不是阳，实际上仁爱、乖戾都应该被看作阴阳对待关系中的不同样式。仁爱是因为阴阳相互结合得好，结合得充分，比如泰卦，阴阳充分相交，它一定是仁爱的；否卦就不行，因为它阴阳不交。一个人的性格如果是否卦的那种结构造成的，那这个人看世界就总是充满了虚无感。其他的也都可以看作阴阳对待结合的不同方式，而不是阴阳本身的特点，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反对一上来就把阴阳解释为有自己存在身份的东西，比如具有道德价值的东西。阴阳本身无自性，只是在互缘中、互相关联之中生出了不同的特性和变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