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秦兴汉佛教儒家哲学胜任

首先对“通三统”做一个简单的评述：它是中华古代政治的独创，是迄今人类经验中最富于天时、仁道和文化多样性的历史传统和思想传统，是华夏哲理在政治史中开放出的最美好的花朵之一。我们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这是他讨论通三统的最重要篇章，跟改制问题息息相关。它讲到：

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离得近的、离得远的非华夏民族，没听说过谁有］，生煞［也就是生杀，实际就是指一个朝代的生和灭］者独中国［他说这个与朝代生灭相关的三统之说和实践，只有中国有，“独中国”，当时“中国”这个词也有了，因为当时我们华夏民族认为自己是在世界的中间，四边都是蛮夷，“独中国”］^[29]。(《春秋繁露义证》,195 页)

徐复观先生认为，三统说是董仲舒自己造出来的，跟《春秋》、《公羊传》都没关系。这是他的看法，过于简单了。首先我们谁也不能否认，三统有古老的历史实践，中国人古代就是按这个方式做的；其次，孔子《论语》里就有改制和通三统的思想。所以在孔子口传的这个《春秋公羊传》里边，虽然明文上好像没有出现，但怎么能断定它就没有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孔子所传的那个原传，在流传中分成了几个传，《公羊传》只是其中写下来的一种，著于竹帛。还有些传文，没有写到《公羊传》乃至其他流传的传里边，在口头继续流传，这都有可能啊！董仲舒从胡毋子都那里接受了另外的传解，这也有可能。所以徐先生这个看法，还大可商议。我认为通三统确实是《春秋》、《公羊传》隐含的意思，更是孔子所主张的学说。

什么是“通三统”呢？它是我们上一节讲的王者受命改制更化之举所孕育的，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直接后果、衍生义，所以它的根儿也在天的元时观。它说的是：当一个新王、新朝代出现，新王在受命改制的时候，一定要将前两个朝代的王室后裔各自封到一个小国，方百里的诸侯国，让他们在那个小国里(现在叫特区，比如现在的香港；不过那小国是文化-政治特区，与香港的背景不同)传承其原来的统绪，这就是“传-统”这个词的源头。再比如，如果中国完全统一了，我们要给台湾地区相当的独立性，它也是前朝了，对吧？其实三统的话，还得有一个更靠前的前朝，所以清朝的后裔你也得封一个地方，把爱新觉罗氏找出来，在某地方(比如满族源出的东北某处)再封一个小特区，让他们传其统。这些代表过去的统(实际上也隐含着未来的统)，以这种边缘的方式，和当下的这个正统共通一气地同时存在，这叫“通三统”，一共容纳三个朝，体现丰富的政治时义和文义。所以周武王推翻了商朝，下马伊始，从体制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商代的后裔，给他一块地方，让他管起来。“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史记·殷本纪》)。只要商后裔受了这个封，老老实实在那儿继其统、传其文，这个周天子就高兴得要命。然后还得把夏朝的后裔封一个地方，“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史记·夏本纪》)。如果封成了，你的天命性就又增加了一成，人家老百姓、各地的贵族，乃至当时的主流知识分子，就会相信你这个统是正统，你这时才算是真命天子了。你要是不封，或要是封完之后守不住这个封，你的正统地位就不稳。到现在，所谓“统战”有没有这个气魄？邓小平搞了一国两制，不简单，我觉得它跟古来这个思想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毕竟还没有达到这个通三统的最内在含义，即：政治上没有你死我活的敌人，只有时相的差异和循环中的潜在沟通，以及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周朝为什么起来？只是因为殷纣王干的坏事太多，丢了天命？但某种意义上正因为他的天命没有了，才会不断地去干坏事；当然反过来讲也不错，因为你不断地干坏事，你的天命就没有了，这是互相构成的。周朝起来了，旧邦新命，古老的小邦国以其德行应了天命。但周人就绝对地或超越地合了天意吗？没有的事儿！只是应了这个时势罢了，“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尧曰》)。所以周人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这个朝代后面还会有新朝，没有谁能独享天命，绝没有什么“历史的终结”，因为“天之历数”不可终止，也不能事先断定它的对象化内容。我们如何对前朝，后来的朝代也怎么对我们啊！大家都是互相的，更替的，共同造就华夏的天命流行、文运递嬗。这个“元”、这个“元-时”的思想，让我们这些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当代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政治上好像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是吧？周武王把商纣王的头都割下来了，那还不是你死我活呀。但是不！不是你死我活，那是替天行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对于过去的朝代，新来的朝代一定要尽量示好，“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论语》里头讲的，孔子也是这么看的，所以孔子那边怎么没有这个思想呢？好，下面我们来看：

《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春秋繁露义证》，198页)

“上绌夏，下存周”，什么意思？就是说孔子通过《春秋》当了一个新王，前面两个朝代是周和殷，周是新加到“下边”的，夏朝就要从“上边”退出三统了，所以叫“绌夏”。但是你说绌夏了，夏的后裔就没地儿待，成了平民吗？也不是。天恩浩荡啊！下面说：“绌王谓之帝。”这个夏出了三统，就已经不是统了，既不是正统也不是传统，于是就成了帝。一共有几个帝啊？五个。所以，这样就一共包含八个朝代，包括现在这个朝。最后一个帝退出“帝”序列了，怎么办啊？那就再往后退，退出来叫九皇，反正一共加起来十几个。最后，过了十几个朝代，你才退居为民了，想当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总是有待遇给你的。“封其后以小国”，你一旦出统做帝，那地方就比较小了，不是方百里了，可能方五十里、方三十里。那也够可以的了，你在那儿食俸禄，“称帝称皇”，可以继续沿用你自己祖先的体制和文化。关键在这儿！你在的那个地方，比如香港，你就用香港的体制，不用跟大陆的一样，判个罪犯在你那儿就能结案了，一般的法规也自行其是，用不着到这儿来。所以“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说的是那两个统，都封成大国，方百里。而“使……”，是说，你只要在这两个传统里头，你就“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你穿你祖先当政时的衣服：你是明朝的，就接着穿你明朝的衣服，你是清朝的，就还穿清朝的马褂儿；还有“行其礼乐”，你前人当时行的那个礼乐，也就是国家的礼仪制度、国服国乐等，完全不变，是什么历法、什么主导颜色，是什么生活方式、艺术方式，都不必改变。而且，去见当今天子的时候，不以臣子的身份，三跪九叩，不用，“称客而朝”！你是皇上的客人，到那儿作揖拜手就可以了。“赐座！”)，给予特殊待遇。这就叫“通三统”：“昭五端，通三统”，“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很稀罕，其实这也是儒家改制说的题中之义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是新王与先王，改制与复古相交织的思想表现，这是儒家和法家最大的不同。前王、先王永远具有极重要的含义，永远不被忘记，包括非我族姓的，非本朝的先王，一样受到高度尊崇。

大家看“统”这个字的词源。它左边是一个“丝”，“凡结丝为用，总持之谓之纲，其别皆谓之纪，以纲统纪则谓之统。”(徐灏说，见《中文形音义综合大字典》，1301页)中国自古就是丝绸大国，所以中文里很多字都是用广义的“丝”这个偏旁。“纲”就是把那些丝结成一根总揽其余的丝束，“总纲”；将几根丝端集合在一起，做成纪；纲与纪之间的联系就是统，它理合众纪，统一于纲。如前所述，统，有正统，有传统；三王之中，有现在的时王和过去的两前王之后裔，而过去的王所代表的统又要从将来来临。这三统有一个循环结构，更关键的是，三统互相需要和依存，就像三个时相互补对生，即一方面互相需要，另一方面相互之间又对立区别着；由于有了这三统，有了它们的互补，会生出政治现实和政治思想的关键含义。这就是儒家哲理在政治上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时间化表述，新王如果不封前王之后，则无以应天受命而取信于人，前王如无新王，也不可能成为前王，互相依靠、互相补充，没有新王和前王，则将来的新王也不可能。没有这个传统，你不在这个传统里，将来只不过是一个造反者、篡权者，说不上是一个新王。这个结构也完全适用于一个朝代之内的权力传递。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统”说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不一样的。“五德终始”，表面上跟它很相近吧？土木金火水，五个朝代循环，这个学说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但是五德终始不如三统的时间含义那么深，“三统”同时存在，同时共在，虽然一个是主要的，另外两个是边缘的；而“五德”主要是个次序关系，起码没有明确说：我这个金统上去之后，金克木之后，还能够留着那个木统，没有这个说法。相反，“三统”就特别强调，一统存在的时候，其他两统也要同时存在，就像祖父-父亲-孙子，或者太上皇-父皇-太子那样共同存在。所以我说，三统的这个含义一下就会贯到朝代内部的王位传递中来。当然董仲舒也讲五行，他吸收了当时的不少思想，比如《吕氏春秋》。徐复观先生提到董仲舒的五行说承用了《吕氏春秋》中所谓《十二纪·纪首》，是一个很不错的看法，虽然也过简了，但毕竟很有意思。

董仲舒的一个思想特点就是，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也要站到根本之处去高屋建瓴，然后把这个问题顺带解决。你看，汉武帝提的问题是，我这个朝代怎么老治不好？等等。他马上拉到“天人之际”，说明这实际上是政权传递引出的更深远的问题。董仲舒并不像贾谊那样，讨论你要怎样培养太子，等等。这当然很重要，但是董仲舒的说法就是先拉到“通三统”，你都能通三统了，你们家的那个三统，还通不了么？祖父、父亲和儿子或者说父亲、儿子和孙子之间的关系，你还统不了么？完全没问题。你对异姓人都能够那么仁慈，充满了时间的粘黏义，实际上是仁爱的含义，对自家人更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仁爱，还不止于政治宽容，西方政治史中最大的宽容也达不到这种程度。我们说西方政治到近现代，民主制、代议制民主，尤其是19世纪后期，密尔《论自由》讲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这个影响后来体现在西方保证言论自由的法律中，已经达到了西方政治史中最大的宽容，但还是比不上这个通三统的文化和体制的自由保护。当然，通三统没有言及如何保护个人的言论自由，但亦间接相关，体制的异质多元中应该有言论自由的空间，但不采取严格的立法形式。大家可以自己仔细琢磨琢磨，看它们的异同何在。西方政权对前朝会有这样的关心吗？会这么关心政治中的时间延替吗？我看是没有的。这种思想是中华古代的三易(变易、不易、简易)时间观，及其所衍生出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所造成的文化生态政治，“改正之义，奉元而起”(《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春秋繁露义证》，195页)。这个“三统”又叫“三正”。“改正［改朝换统］之义”，通过什么实现？“奉元而起。”而我们一再讲了这个“元”的时间含义，这里又是一个证据。“元”一定要从时间含义来理解，因为三统完全是个时间问题，是前朝、当朝和未来朝代的关系。

这种思想以它内在的丰富、柔和、自然、仁义、礼智而取信于天人，让一切崇尚二分法思想的思维(在政治上表现为：我们这拨儿的、我们这一党和你们那拨儿、你们那一党，分得清清楚楚；在知识上表现为：真理和错误分得清清楚楚；在宗教上，上帝和恶魔分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主客二分的认知说，还有权力观，都望尘莫及！也是后者所完全无法理解的。但我们华夏民族历史中确确实实出现过它，周武王封了那些前朝后裔了吗？封了呀！没问题的！大家去看史书，这是确凿的，而且考古也证实了。杞国有没有？有。那是谁的后裔？是夏朝的后裔。宋国有没有？有，那是殷朝的后裔。而且这个影响非常深远。即便秦朝实际上把这个传统破掉了，汉又开始恢复它。当然，要恢复到先秦的状况已经不可能了，正如哲学思想的命运一样。所以这个思想和实践，后来就逐渐地以一种比较漂白的方式继续存在，即便到清朝还有余绪。比如说，注解《春秋繁露》的清朝人苏舆，就写道：

我朝康熙三十八年，圣祖［康熙］致奠明陵［到前朝明皇的陵前祭奠］，谕曰：“古者夏殷之后，周封之于杞宋，即今本朝四十八旗蒙古，亦皆元之子孙［清朝前面是明朝，明朝前面是元朝，得！他也搞通三统，他说蒙古四十八旗，是元朝的子孙］。朕仍沛恩施，依然抚育［我仍然施与他们以重恩，循古制抚育他们］，明之后世，应酌授一官，俾司陵寝［对明朝皇室后裔，也要加恩授官，让他守着这个陵，维持它］。(《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春秋繁露义证》，191页)

虽然这已不算真正的通三统，但其意思还是想模仿古代的三统实践。所以，我们看，这通三统的思想影响至少延续了两千多年。再往上溯，共有三千年，甚至更远古，一以贯之。

董仲舒又称这个“三统”为“三正”，所以“正统”这个词就是从公羊学和董仲舒那里来的。我们现在叫它什么？Orthodox？不太合适，它的神学味儿、体制味儿过重；legitimacy，合法性，与董氏所言“正”“统”的意向有相合处，但还嫌单薄，缺少华夏正统的内在天时性和文化性。而且，“正”和“统”一开始是两个字，尽管董仲舒说的“三微”、“三统”、“三正”，都是一个意思，里面充满着“元年春王正月”的含义，原本的“时义”和“春义”。(www.xing528.com)

有三种颜色代表三统：“黑统”、“白统”、“赤统”。三色来自各自正月的植物颜色。“黑统”，代表夏朝用的历法。夏历用的是第十三月^[30]或者农历的第一个月为正(zhēng)月。所谓改正朔，“正”是确立正月是哪一个月，“朔”则是指确定从哪一刻起我们进入新年。“黑统”正月建寅，以农历一月为正月，以天明为朔，天大亮了，才进入新年。“白统”正月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十二月一日就是大年初一，以鸡鸣为朔。这就是商朝。“赤统”正月建子，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以夜半为朔(这时候才能放炮、吃饺子——当然周朝时是不是放花炮吃饺子，我们不知道)。这是周朝。由于正朔的时间不同，因而各自正月时，植物呈现的颜色也有异，分别为黑、白、赤三种颜色。黑色指的是植物的那个壳，它顶出来了，卸甲，是黑色；白色则指的是植物刚开始萌动时，那芽儿的颜色——白色。赤色则指植物在地底下的部分，其根色赤，天还寒冷，生机就在那里。

一般认为周朝是赤统，那么孔子通过《春秋》作新王，就要用黑统了，又转回去了。如果把孔子的这个新朝看作是一个超具体的朝代，那么秦朝上来的时候，应该用黑统，汉朝就用白统。这是它的表面的含义。实际上我每次读到这一篇《三代改制质文》都感觉到有乐感。无怪乎《楚庄王》(即《春秋繁露》首篇)讲改制时，最后一定要以“更作乐”来结束他的讨论。就是说新王改制以后，礼乐也一定要改。你既然改了历法，实际上就改了音乐，因为当时历法都是通乐的，对应着音律。我们曾经说到，中国古代政治的核心思想中，有一种像音乐一样的和谐时间感受，即前朝、本朝和未来的朝代之间的相互呼应和感应。

由通三统，再看董仲舒讲的“《春秋》大一统”和独尊儒术，才能体会出它们的真实含义。在我看来，这个含义已经被遮蔽得太久了。董仲舒在对策结尾处提出了一语千钧的建议：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春秋》讲“大一统”、“元年春王正月”，这个“王”就是“大一统”的体现，整个国家历法是按王制来颁布的。这个“王”，按《公羊传》是周文王，但公羊家们又将其解释为“新王”。到底能不能说孔子是新王？还是孔子通过《春秋》宣布了一个新王和一个新王朝的出现？蒋庆《公羊学引论》认为孔子即新王。春秋战国时代，很多的学说都讲“大一统”，或者讲“大统一”，“定于一”。而公羊学“大一统”极有特色］，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汉朝到董仲舒那个时候，博士官里头还有纵横家、法家等］，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旨)意不同［在现在的眼光中，这可能是件好事，但当时不这么看，因为法家之流最后导致了秦朝的大统一］，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不让它再用官道］，勿使并进［不让它跟儒家学说一起往前走了］。邪辟(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新注》，1767页)

好家伙，皆绝其道！有人甚至将董仲舒的这一要求与李斯的焚《诗》《书》、“偶语《诗》《书》者弃市”等建议相提并论。好像有些相似，很多人评论说：他这个思想很专制啊！包括徐复观先生，虽然没这么简单化，但基本上也是这个思路。其实这种理解大谬不然！确实，董仲舒的这个表述有一定问题，但你没理解这个“大一统”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把它和法家那个“大统一”相提并论，实在冤枉了他！也不符合中国历史后来的发展。

首先，此处讲的“《春秋》大一统”，乃通三统中的一统。我看到的这些书里面，极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你遍查《春秋繁露》，遍查这个“举贤良对策”，也找不到超越三统的一统！最根本的政治格局就是“通三统”，没有再高的了。没有说在“通三统”之上还有一个什么上帝之城，像奥古斯丁或阿奎纳那样，给出一个更超越的政治标准；儒家，中国古代按《易经》思想走的中国人，没有这个东西。所以“通三统”就是终极，“大一统”只能是“三统”中的“一统”，对此，我认为毫无疑问，都有文字根据。我们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王者必受命而后王［四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这是他讲的“三统”中的“一统”吗？当然是啦，就是由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所标明的三统结构里的当下之统］，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不受之于人］。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新的一个月份］以应变，故作科［科就是以上讲的那些科条，改正朔，易服色等］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一声或四声］月也。(《春秋繁露义证》，185页)

“一统”天下乃是通三统之中的一统，很关键的！含糊不得。如果把董仲舒的“大一统”当作一般意义上的“一统天下”，好像《笑傲江湖》里左冷禅要干的，就不对了；他要把人家那几派全合了，五派合一，“一统江湖”，最后岳不群用偷袭之术把他制住了，自己来一统。这就确实不是“三统”中的“一统”了，因为没有同时性，它要把别的都灭掉。秦始皇不会承认别的朝代，给它们再各封一个地方，没这事，但周朝是有的，我们可以推测殷朝、夏朝也都是有的，甚至到清朝还有这个历史情结，不用这个就觉得还未得人心。的的确确，当时是所谓的“满清”政府祭了明陵啊，影响很大，以至于汉族知识分子的主流最后也就认同了清政权。刚开始可不认它，侯方域那种人是被人不齿的，大家可以去看《桃花扇》。但清朝统治者一拜明陵，效果就不一样了。虽然当时的统治者——爱新觉罗氏——算是异族人，没关系，只要你认同我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没有血统歧视。西方政治就不是这样，那里生物血统很重要，而且政治中的党派之分更严明，宗教信仰之别更是火上浇油。我你之间，我们与他们之间，敌我分得清清楚楚。

总而言之，所谓“《春秋》大一统”，是“三统”中的“一统”，有着根本的时间、空间的异质和谐性。它只代表一个时相，主持当前局面，必容忍乃至须要其他两者，甚至还有“五帝九皇”的位置。所以，这个“一统”是由过去之统和将来之统共构着的现时之统，表现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等，自身中就有分封前王后裔以及分封建藩的多样化格局。周初封了一百多个诸侯国，功臣、亲人各有封地，不是秦政之一体化结构。按照“三统”这个统，当前这个统也会成为过去和将来，并且它过去了，也还会从过去再回到将来，再成为现在，没有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那种妄想。可见，“通三统”与“大一统”，与“改制更化”是一个思路的不同表现，统统源于“元时”。

在这种背景下，董仲舒讲“今师异道……”，他的意思是：今天士人还以儒家之外的学说为师，就无法形成当前亟须的这一统，因此就要把思想在以上刚讲过的意义上“一统”起来。这无可厚非，因为当你要进入赤统的时候，就必须成就这赤统，要不然怎么改制呢？改制就是天下得到一统。你不能说我又用十三月，又用十二月，又用十一月当正月，我得让统纪为一，而“师异道”就让这个时王没法“持一统”了。所以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以便“统纪可一，法度可明”。这里头并没有要求千秋万岁，一统天下，而只是要求在这一统中，以“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为正-统。这是一个由文化正统主导着的多方和谐共存的结构，并无绝对的同质性可言，因为在这个“一统”里头必然存在着其他的“统”。所以汉代就要封诸侯国，实际上汉代也的确封了前朝的后裔，将秦朝的后裔封在秦始皇的墓那儿守墓，给一个官儿；然后，周朝的后裔也要找，找着以后，也封个地方，等等。

总结一下。我们要强调的意思是，“一统”从根子上就是“三统”之一统。第二个意思：在这个正统中独尊儒术，并不意味着铲除其他的道术，只是不让它们进入官方主导的体制(博士、贤良)和意识形态。所以董仲舒讲“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其意不是说要焚书坑人，像秦朝那样，谁要敢主张其他的道术，我就杀他的头。没有的事！只是说不让它进入官方的主导意识形态。比方说，以前可以靠学黄老或杂家去做官，当博士或者举贤良、举孝廉；在这之后，再想靠学它们来当官就行不通了，因为要“勿使并进”，也就是“不让它和我们的孔子之术一块儿往前走”；但绝对没有说，在民间也要把这些思想铲除。董仲舒没有这个意思，实践中也从来没有这么干过。这一点大家心中一定要有数，要看出这个所谓的“独尊儒术”里边的“尊”是什么意思，不过是把儒家“尊”到官方意识形态和做官的选拔渠道之中。实际上就是卫绾的那个建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的确是从根本上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新注》，78页)最后也就是罢掉了这些，博士科、举贤良里头再也没有儒家之外的学说和学人了，如此而已，就此打住！跟秦朝不一样，跟中国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结束也不一样，跟现在倒有点儿像，但是比现在的宽容度还大。现在的官方意识形态，马列主义，你动不了，“两课”都得上着，马克思主义是一级学科，但也为其他学说、宗教留下了某种学术空间和民间生存空间。如果台湾统一过来的话，可以“行其礼乐，称客而朝”，台湾还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政治和文化，马英九来了，不用作为臣子(比如台湾省长)来觐见，而是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的客人。这就有点儿味道了。我们知道，尊儒之后，其他学派并没有自然死亡，道家一直在民间(偶尔也在官方)活跃，无人禁它。有些学派后来消亡了，像法家、名家、墨家，是出于自然原因，不适应时代潮流，并非出于禁令。东汉时道家衍生出道教，佛教又进来了，这么异质性的学说一样繁荣，居然官方还派人去取经。再如东汉著成的《汉书·艺文志》列了那么多文献，各个学派都有，有些确实就是汉代出来的，或者起码汉代并没有禁。其中引《周易·系辞下》讲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虽然这些“殊途”思想的主张似乎势同水火，实际上却是相反相成。这种思考方式一直很有影响，换言之，在“一统”之下还是很有思想自由和不同学派存在的空间的。

大家来判断我讲的是不是合乎历史实际和董仲舒思想的实际，尤其是“一统”跟“三统”的内在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没人提过，你们看看我的阐释对不对？我自信它是站得住的。这个“一统”跟我们现在的主流和历史上一些人理解的“统一”，不一样。公羊学乃至儒家讲的“一统”，主要是文化的一统，从政治上充满多样性、多元性。蒋庆先生在《政治儒学》里也主张，公羊学讲的大一统主要是文化一统，我很赞成。但蒋先生也没有谈到“三统”和“一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