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中的元更化-如何犯上而不作乱

基于对董子所言天-道的这种理解，我不太同意徐复观先生的有关看法。他在《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中论述到，董仲舒讲的这个“更化”和“改制”完全不同。但是我认为，“更化”的根本是“应天化”，而“应天化”是由“改制”显示出来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徐先生的具体说法，他写道：

“更化”与“改制”完全不同。改制没有政治上的实质意义［因为董仲舒讲了：“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更化”则是要把汉所继承秦代以刑为治的政治方向与内容，完全改变过来，而“修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原文如此］。亦即他要把大一统专制政治的方向与内容，加以彻底的转换。(《两汉思想史》第二卷，261页^[26])

如果我们仔细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会知道，既然“更化”应该是“应天化”，其根儿在元，那么想理解他讲的更化，或“应天化”为何可能，就要深入理解这个“元”的意思。而要理解元，就要通过“改制”——“元年春王正月”这句标明改制的话，在《春秋》中不断被重复，像一个主题乐句一样。这样理解的改制当然与更化有内在关联。就此而言，我们看这个“三圣相受而守一道”，守着的这个“道”，就绝不会是法理天条，本身没有什么变化，而只能是原发饱满的天时天势。如果后来的君王违背了它，那就有改制救弊的需要了，其中必有去除“大统一［而非大一统］专制政治”的要求。而且只有通过“元-时”，和相应的“天”、“道”学说，来观察汉代的政治和思想，才能看出来，为什么汉初那么多思想家，都没有达到董仲舒的成就。因为他们都没有在这一点上，最突出、最彻底地突破秦、韩(秦的暴政，韩非代表的法家)思想。而只有到董仲舒这儿，他用“元时”和相应的“更化”、“改制”一整套说法，实现了汉朝的继天奉元的新统。当然我也承认，董的表述有一定的问题，远远不如孔子、曾子、子思那么精妙，从而给一些比较僵化的理解留下了余地。下边我还会对董仲舒做更多的批评，尤其针对他具体论证天道时所用的一些方式。

我们还是须要深究这个“天”意，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有了那些问题，就一下把董仲舒的思想只说成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天道观了。不能读到“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就说他这个改制只是浮皮潦草地做一些表面文章。至于这个“改制之名”，我们马上就会追究其中的“改制”是什么意思，而且还有这个“名”，和这个“［天］道之实”的“实”为何是内在相通的，这就涉及他所说的“深察名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和他的天道观有什么关系。这些恰恰是董仲舒学术中特别出色的一个方面，我们以后要着重讲。

《春秋》的要害之一，就在孔子“受天命，作新王而改周制”之中。《春秋》公羊家们主张孔子受了天命，作了新王，并改了周制，推陈出新。何休(东汉今文经学家，深受董仲舒的影响)注《春秋公羊传》，把春秋公羊学的思想总结为“三科九旨”，也就是三个大的主张，而每一科中又各包含着三个具体的说法，一共三科九旨。这头一科就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公羊传注疏》，5页^[27])。而且，董仲舒就敢于当着汉武帝的面，两次直接提到孔子受命作新王，这胆子真是够大的。你偷偷提一次，照现在的话“打个擦边球”就算了，还非要明讲两次，颇有点儿耀武扬威的劲儿。你在一位时王面前，也就是说在一位现在的君王面前，去提孔子通过《春秋》自己作了新王，而且不讲这新王到汉代就退位了，那是什么意思？当然，春秋公羊学说孔子作的是“素王”，有德无位；但即便是“素王”，他也是王呀，他和汉武帝是什么关系呢？大家认真去读《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

比如第一策，他讲：“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现］素王之文焉。”(《汉书新注》，1759页)不但把孔子说成是素王，而且用此王的权威来“正”王道、“系”万事，也就是来较正和统系世界。第二策他又讲：“故《春秋》受命，［《春秋》受了天命了！也就是孔子受了天命来作《春秋》。他见那个麒麟出来，不被世人认识，反被捕杀，极悲哀，却并不止于“伤其时”，而是在悲绝中得灵感激发，愤而作《春秋》，当新王。］所先制者［他膺了天命，做了新王，最先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汉书新注》，1760页)孔子得天命、做新王，不管是“素”是“荤”，必也改制，所以要“改正朔”。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这个“正朔”是什么意思，表面上是个日历、历法的问题，实际上，里头含有很深的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一直贯穿到清朝。可见，在公羊家看来，从夏商周三代以降，特别是从孔子受命改制以来，新王的出现必定会以改制为“应天”的凭证。你说你受了命，应了天，让我们相信你刘邦、汉武帝是“应天承运”者，根据何在？而且，你要能够“应天化”，只有去“改制”，并能够改成这个制。

整个《举贤良对策》就是在讲“天人相与之际”的受命、更化、改制的要义，还有它涉及的方方面面。汉武帝的问题就是如何成就王道，而我们也一再讲过，董仲舒一个重要回应就是，你要治理好国家，成王道，光靠“夙夜不皇［遑］康宁”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夙兴夜寐、勤政、事必躬亲，用处不大。明朝最后一个皇帝，那简直是勤奋得不得了啊，最后也没能挽救明朝。或者是说，你光靠颁布合理的法令，选用一些贤臣等等人治措施，这都还不够，必须从根本上“更化”。而这种更化呢，我们上回也讲到了，绝非法家的那种破旧立新，厚今薄古，而必须是在“天人相与之际”(即在天人相与的那个地方发生出的)的改制，才能够乘元兴大化之势来改制。所以，董仲舒的建议既不同于法家，又不同于只知道“与民休息”的保守疗法的黄老学和一般的讲尊君保民的儒家。都不同！我说这个董仲舒啊，他有点儿绝活，敢出险招，出奇制胜。他的这个建议中，实际上包藏着、充溢着“汤武革命”的精神，但是又被安置在一种推本溯源的、通过原本时间来构造生存意义、时代意义、王朝意义的历史机制之中，或者我们所说的天人相与的机制之中。

这就是董仲舒彻底的反秦、反韩思想的一个特点，即要颠覆这种“尚同集权”于君主一人的干挺格局。我们以前总结法家思想特点的时候讲到它。但是，你要反对这个，弄不好就是毫无结果的犯上作乱，它们也是不绝于史的。董仲舒的特点就是，他阐发的公羊学，是既要犯上，所谓“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春秋公羊传注疏》，32页)要把你这君“屈”压下来，把天长上去。在这句话之前他讲了一句“屈民而伸君”，实际上只是过渡一下，因为那个天的根儿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泰誓中》)。所以他既要犯上，“屈君伸天”，又要不作乱，反倒是要通过这种更化式的“犯上”带来大治，这是董仲舒对策中的一个基本策略和他整个思想的基调。所以当他呈上第一对策后，汉武帝“览其对而异焉”，感觉到很新奇异常，很有兴趣，这就是他讲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效果。于是武帝就又发问，才又有了后来的两个对策。

我们看到，他讲的这个“更化改制”很有危险性——又要犯上，又要不作乱，这里边就有一个挑战：你怎么维持好，走钢丝，能够走上中道，走得恰到好处？你要用“天”来压天子一头，要用这个“孔子作新王”来压汉王一头，用“天出灾害［异］以谴告”(《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春秋公羊传注疏》，259页)来进一步实现政治的时机性和生态性，提升君主、大臣和百姓的生存境界，这都是犯难涉险的，弄不好就会丧命。董仲舒这个人很真诚，如果你老老实实看他的书和了解他的人生，不会觉得这董夫子只是在伪托一些历史掌故来推销自己的货色，他自己非常真诚地相信，所以才会去写《灾异记》，解释灾异现象，指导帝王行为，以至于差点儿被杀了头。后来，跟随他的学生里边，几代学生里头，不乏这种人，就是所谓的“又要去犯上，又想不作乱”，做得好就能当大官，做得不好或者不够圆熟的，就丢了性命。(www.xing528.com)

其中有一个他的再传弟子，眭弘，字孟，《汉书》七十五卷记有他的事迹，很典型。他得知那时泰山莱芜山南有一块大石头，忽然自己立起来了；又闻知上林苑、就是皇家花园里头，有一棵倒地的枯柳，啊呀，自己站起来，又活了！有虫吃树叶，形成文字：“公孙病已立^[28]。”眭弘一看，认为这是灾异谴告，就是说天已经示意，又该更化改制，又要改朝换代了，因为有圣王要从民间起来。上天以特别方式将此意告诉了我们，否则为什么石头它自己立起来，枯柳重生再立起来？所以，虽然汉王朝还好，政策也过得去，但是我老师董仲舒说了，你干得好也不能妨碍真正圣王的出现。所以他就通过友人向当时的皇上上书，建议朝廷派人去民间寻找这个圣王，就像达赖喇嘛死后，寻灵童一样，寻到了，你把位让给他，自己退封为百里国的诸侯。好家伙，摄政的霍光一看，这还了得！下狱，然后按律治罪，按律当然杀头啊，于是把眭弘和那上折子的两人全杀了。这简直荒诞无稽、蛊惑人心嘛。好，这事过去了，没过多少年，汉昭帝年纪轻轻地就死了，霍光就又立了一个汉王。那个王也是刘姓子孙，立了以后不好好干，荒淫无耻，所以当了皇帝没多少天，又被霍光废了。这霍光了不得啊！立一个汉王也是他，废那个汉王也是他。废了以后再找谁啊？

这时候，有人告诉霍光，说汉武帝的曾孙在民间，叫“病已”！这里面有一段非常曲折的经历，我要是写剧本就会选这段。汉武帝晚年，太子被奸臣诬陷，被逼得似乎是要造反，最后一家通通被杀，太子的儿子、儿媳妇也被杀了。这个儿子的儿子，即太子的孙子，汉武帝的曾孙，就是病已。当时这个小娃娃也算有罪，被收监入狱。有个狱吏，叫丙吉的(或写作“邴吉”，这人后来当了汉宣帝那个时候的宰相，大家可以看看《汉书》七十四卷的《魏相丙吉传》)，很可怜这个孩子，觉得他实在是无罪，所以就想办法保护他。他用各种方式，最后还冒着生命危险，才让这孩子存留了下来；又用自己的私财，托给一户人家，好好教养。这孩子从小就在忧患之中，很了解民间疾苦，而且又学了本事。在十八岁的时候，一下子机遇来了。大汉王朝的皇位空出了，那位子上的人死的死、废的废，有人知道这个情况后，上书说还有这么一个刘氏嫡传。霍光一看，当时再挑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了，这个人又识好歹，又在民间，还受了教育，最后找出来，拜了汉天子啊！这就是汉宣帝。

汉宣帝是贤德的，号称中兴之主。那个帮助过汉宣帝的丙吉却根本不张扬自己的功劳。宣帝都当政多年了，把眭弘的儿子找出来赐了官，但还是不知丙吉对自己的大恩德，后来无意之中才发现事实真相。起因是当时参与抚育他的一个女奴，上书说我当时对您皇上有恩。汉宣帝就问怎么回事？她就一路说起，涉及丙吉，说当时是因为这个丙吉，您的命才保住，怎么怎么着。汉宣帝就叫人查，果然不错。汉宣帝由此对丙吉极其信任，最后拜丙吉宰相，甚至几代隆恩。丙吉的儿子犯了点儿事儿，把世袭的侯爵给丢了，但后来再过几代的君王回想起往事，就觉得丙吉对汉家实在是恩情太重，于是把他的后人再封侯。这是一段很曲折动人的故事，然而眭弘这个“灾异谴告”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真没法儿说。圣王确实起于民间了嘛。以后我们讲到灾异谴告的时候再讨论这个吧。

但是，为什么汉代尤其是西汉两百年，受董仲舒的影响如此大？与他哲理上的这种生动性和深刻性有关。有的哲理，比如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基本上讲心性，跟政治没关系。先秦到汉代的哲理，那是一定要干预政治的，士“以天下为己任”，那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啊！你看孔子一生，栖栖遑遑到处跑，就是要重新把周制再兴起来，“吾其为东周乎？”，并不甘于做一个文人，做一个“哲学家”——现在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家。

董仲舒的哲理有进入现实的好几重方式，“灾异谴告”是其一。我刚说过他这个“犯上不作乱”，里头就不只是灾异谴告，还有理论。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理论将他及其弟子们置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但是师生几代人，真是“砍头只当风吹帽”啊，一个不行了，接着还来！你不冒这个危险，汉皇朝凭什么就要用你啊？其实汉宣帝本人更喜欢《穀梁传》。但是公羊的主导地位，西汉一代，从来没有动摇过。正是因为犯上而不作乱的公羊时-义结构，才有公羊学在两汉的真正成功和儒家在后世的主导。因为这个“时”，既然是“时”，里面就永远有深刻变化的可能，不但是改制的，甚至是政治上的翻天覆地，改朝换代，所以“时”永远可能犯上，却是意义和原本秩序的来源。你想，像法家那样就弄“一时”，实际上是把深刻的时间完全去掉，他能守得住吗？问题在于，这个教训(秦亡的教训)太大了，简直就在眼前，所以汉朝才能从总体上容忍董仲舒、眭弘这样的人，这个学派才能在朝廷里存在。多少代的汉朝君王，一碰到天灾，儒家的公羊学一说他们，“你有问题啊！”，就赶快下罪己诏，就要有表示，或者饿肚子，或者食素，等等。

我们可以说，在这样一个以《易经》为最古经典的中华民族里，绝不可能只是一个“尊君保民”的儒家学说来做主导。新文化运动一说儒家，就是“乡愿”(维护现成秩序的好好先生)，就是统治者的帮凶，起码总是为统治者说话的。这种判断过于简单了。确实，儒家倒不主张你整天去造反，但是里头可是渗透着革命思想的，大家去读《易经》里的“革”卦和《易传》的评述就能看出来，“革之时义大矣哉！”(《周易·革·彖》)所以，可以说，在当时所有与之竞争的学说中，只有董仲舒所阐发的春秋公羊学，才有最深刻丰满、多维度的时间含义，因此，能够揭示天的“无穷极之仁”意，这是董仲舒的原话(《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春秋繁露义证》，329页)，恰好和法家的刻薄寡恩相反，所以能够从最根本处来反秦拒韩，实现政权传递。

我们从汉宣帝的经历里头可以看出，汉代传位，整个国家命运系于一线啊，霍光一个人竟然主宰三代君王。当然头一个不是他立的，汉昭帝是武帝托给他的，但毕竟是他管的、招呼的三代啊，居然没有篡位，刘汉不亡！你不靠这种具体的历史事件，怎么能体现《周易》和《春秋》的哲理？儒家讲仁义讲道德，没有这些历时性的东西，怎么能“深切著明”，最后进到君王的心中，让他认为你这个学说才最能够安邦定国，使他能够传承权力，使他的子孙后代能够享祚久远？这就是为什么其他学说，黄老学、阴阳说、杂家什么的，都尽了自己全力去争取君王，但最后还是公羊学最成功。尽管董仲舒的表述方式有一定问题，公羊学的外在权威从东汉时就开始退潮了，但是它的时义之魂不散，所以其成就也是不可替代。这个问题我们下面会一再触及。我觉得董仲舒的学说里，处处都有这个时义，有的表述得微妙，有的表述得笨拙，甚至比较糟糕。但是这种对时义的把握是他最大的特点，和后来的宋明理学有重大区别，气象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