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化中的不变：拒绝秦兴汉与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

《春秋繁露·楚庄王》里说：“王者必改制。”(《春秋繁露义证》，15页)不改制的只能叫君主或形式上的天子，不能叫做王。王是统治者里面最出色的。为什么？因为“王道通三”(“王”这个字的字形就象征着把天地人三者通起来)，王从根本上就具有天、元的时间含义。所以这里讲的“王者”是历史或历时的新王，他从根儿上就是时间性的，真正的王一定是新王，先王也曾经是新王。他承受了天命，也就是元时化的命，就一定要顺天时而出新改旧。“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春秋繁露义证》，17页)新王必须通过改制表明自己的权力不是来自人，而是得之于天，所以称“天子”。而天的根儿又在“元”，在时间，由这个意思才能明白为什么要改制。

那么怎么改制呢？《春秋繁露·楚庄王》里说：“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更作乐……］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春秋繁露义证》，18页)《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里说：“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正月从什么时间算起，新年从什么时间算起，这很重要，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古代用新的历法代表了一种新政］，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你是篡逆得的天下，还是真命天子，靠什么来判断呢？很重要的就是看能不能改制，改得成不成。这是中国几千年政治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尤其经过董仲舒的阐发，深入人心。改制在先秦的时候被严格地实现，后来虽然不那么严格了，但精神还在，一直延续到清代］。”(《春秋繁露义证》，185页)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这种改制称新和法家的厚今薄古听着怎么挺像啊？法家也是要改制啊，韩非在《五蠹》里说：“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集解》，442页)法家在现代也要复兴，主张不破不立。新文化运动就是先破后立，把所谓旧文化、旧道德统统否定，从西方文化找一个根儿再立起来。“文化大革命”更是大破大立。怎么区分两者？其实它们是貌似而神离，从根本上是对立的，差异就在对“新”的时间理解上。像我们前面讲的，法家的新只是“一时”之新，只有现在，没有过去，将来也被现在给压平了，今与古完全被割裂，实际上是一种干巴巴之新、“现代-化”之新。而像董仲舒这样的公羊家则是新中有古，以新彰古厚古，他既厚今又厚古。董仲舒说：

《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春秋·昭公五年》里记载鲁国废除军队里中军的建制，恢复原有体制，《公羊传》评议说：“舍中军者何？复古也。”何休诂：“善复古也。”］，讥易常［《公羊传》批评改变古代常道的做法，如宣王十五年，“上［宣公］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欲其法先王也［法后王是荀子提的，针对孟子法尧舜禹先王的提法，主张法夏商周的后王。《春秋繁露义证》因此评议说：“董子承秦后，故不［像荀子那样］言法后王。《春秋》尊文王之法，则仍法周，与荀同。”《春秋繁露义证》的见地不够。法先王、法后王的要害不在所法的对象，而在其时间取向，即使所法的对象一样，其内在的精神也可能不同。法先王是希望自己的政权和政治思想与远古的王者接气。法后王没有这种考虑，没有充沛的时间含义］。然而介［间、因］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邪僻不正的人］得此以为辞，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不能/不去］相因？［这句话有两种解释。《春秋繁露义证》的注释作者苏舆认为，这是当时比较迂腐的“博士习《春秋》杂说者”的观点；我比较同意钟肇鹏的解释，认为这是法家的说法。它觉得先王之道各不相同，比如夏朝尚忠，商朝尚敬，周朝尚文，法哪个好呢？所以法先王是无稽之谈，应该因时因地制宜。董仲舒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法先王和复古并不矛盾，是内在相通的。］世迷是闻，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春秋繁露义证》，15－17页)

董仲舒在这里辨析了儒家和法家一个关键的区别，也是一般人印象中儒家的“信而好古”、“法先王”与《春秋》公羊学的“作新王”、“明改制”的关系问题，其实也就是公羊家讲的“托古改制”的含义的问题。董仲舒强调“托古”和“改制”都是很真实的，两者互相需要，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关系。

法家只讲改制，或不如说是破古制，立新制。董仲舒讲的却是和“复古”、“法先王”相交织着的改制与新王，因为这王制的源头不是君王的擅权之心(不管它多么虚静诡异)，而是天之元时。如果把王和他的制度的源头放到“天”和“元”，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的话，那么它的改制就一定是以复古为前提的，和复古交织在一起，西方人叫文艺复兴。新的东西里必有复，以见天地之心。康有为认为：“《春秋》一书，专明改制。”(《康有为全集》第二卷，775页^[25])但他将“托古”之“托”看作“伪托”，认为是孔子臆造的，割裂古今，有韩非、墨翟的气味。而真正的儒家认为古和今都是真实的。

这种元时化的改制，或反过来说，这种以改制现身的元时就是天道。这道一以贯之于圣王的历史，不被放弃，也不可被法家之流破除。于是在另一个层次上，董仲舒要讲这天道或天理的不变，正如汉儒总结的《易》的三个含义——简易、变易、不易一样。所以董仲舒讲：“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义证》，19页)还有更出名的一句话：“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新注》，1765页)这句话以及类似的说法，在现代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中向来是受批判的。大陆的学者习惯于批评它是形而上学，外边的学者就说董仲舒是在为统治者作论证：统治者高高在上，其统治原则永久不变。举个例子，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里写道：“董仲舒认为，自然界的最高原则(‘天’)是不变的；社会的最高原则(‘道’)也是不变的。［这么分述，我觉得有问题。把董仲舒讲的“天”只说成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然后把“道”讲成是社会的最高原则，似乎过于生分了。实际上这个“天”、“道”是相关的，不能这么分而离之。］他虽承认有可变的东西，但其变也是循环的。［以后我们讲到他的五行说，会涉及这个循环说。］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宇宙观。……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册，96页)这是一个很通行的说法，不光冯先生这么讲。但我感觉这么批评董仲舒过硬了，过于简化了，虽然我也承认董仲舒表述方式本身也有它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我们首先应该把他的这个意思弄明白了，再来批评。

上面我念过“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是什么意思呢？接下来就给出了解释，亦即，“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无)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汉书新注》，1765页)

治世，就是治理得很好的人世、社会。国家要按照“道”来治，而且是按照源出于天的道、即“天道”来治。比如尧、舜、禹之治。既然尧——儒家眼中的圣王——是按天道治天下的，所以舜继位的时候，就不用改变，因为它已经就在这个天道之路上了。禹继舜也是这样。总之，尧舜禹是“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也”。“禹继舜”、“舜继尧”之所以不变，因为“亡(无)救弊之政也”。“救弊”就是说前朝有一种弊端，以至于继起的一朝必须加以补救。所以讲“改制”意图是在革除弊端，用一个新特点来“救”它。“故不言其所损益也”，“损益”即《论语·为政》所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损”就是减少一些东西，“益”就是增加一些东西，也就是改制的意思，调整已有制度。然而，如果前人已经守住这个道了，那也就“无需损益也”。“繇(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

然而自禹以后，天下就传子不传贤了。此后，每个朝代不管怎么样，其终结时都不会治理得好，于是“继乱世者其道变”，就都有一个通过改制来“救弊”的问题。所以今天汉朝“继大乱［秦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董仲舒的这个讲法，实际上把秦朝给抹掉了，不将它算作一个朝代，因为秦朝太短，也太差，不仅非治世，还算不上是一个正常的朝代。秦延续了东周末年的混乱，而未作改制，所以它不仅不能长久，而且未出新，不算一个真正的新朝代。从这样的历史判断出发，董仲舒这里只提到“继周之文”，也就是汉朝所接续的，是周朝。周的特点就是“文”，造《周易》，制礼作乐，特别突出“文”。夏朝的特点是“忠”，殷是“敬”。所以轮回来——下面我们马上会讲这个思想——要用夏的“忠”来“救”它。(www.xing528.com)

仔细考察可见，董仲舒对于天的看法，强调要把天的本源追溯到“元”。在天之前有元，“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春秋繁露·玉英》；《春秋繁露义证》，70页)。我们已经解释过“元”的含义。它是一种本源的“时”。但是，这个“元”并不只是一个时代问题，它比“天”都要原本，实际上道还是在天之后的。所以这个“元”，也不能就把它说成是“道”。我把它叫“意义的生成机制”，从它之中生出来人生、社会、历史的根本意义和存在。现象学中的一些讨论也有类似的思路。比如，胡塞尔认为内时间意识是原本的意义生成的“子宫”，海德格尔更重视这个“时”，所以将自己的代表作命名为《存在与时间》。我们这门课也不会去详细探讨那些东西，我只是让助教放了我的两篇文章在我们的课信箱里，帮助大家理解这个“时”的原本的含义。我给你们的那两篇文章谈到海德格尔后期的一个思想，基本上是这个“时”的另外一种表达，就是Er-eignis，它的原意是“发生”，海德格尔更赋予它一种存在论的发生含义。

我看到的解释汉代思想的文献，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把这个“元”解释为根本意义上的“时”。一般都是循着何休的路子，都把它解释为“元气”。但是实际上有一段时常被引用到的话恰恰证明，董仲舒认为“元气”是不等同于“元”的。“元气”是在这天时之后，天道行对了，元气就和谐了，所以这个“元”本身还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元气”。要讲“元气”也可以，那就是说首先是“时-气”。

元的含义一直是一个难题，解释为“元气”好像就把它解决了，实际上大家仔细去想，这个元气它怎么能够“正天之端”呢？“以元之深正天之端”，这个“元气”它有什么“正”的功能呢？它里边有什么意义的发生方式，使得“天”能够走它的“正”道呢？

这个“天”本身，它的根儿在“元”，而且是“元-时”。我还引一句话：“天无常于物，而一于时。”(《春秋繁露·天道无二》；《春秋繁露义证》，346页)“天”，对于各种具体的事物来讲，它是变化不定的。“天”是四时，它不断地在变化，首先是天时变化，所以“一于时”；而且，“天”每次体现为“时”的时候，都是专“一”的，春天就是春天，夏天就是夏天。而且我觉得对此甚至要做更根本的理解，这个“一”和“一元”也是相通的。天的各种表现的后边，有一个很原本的东西，即元时，因此是“一于时”。这么看，他说的“天”在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又含有不变。

这样理解的“天”，就和汉代学者所总结的《易经》之“易”有相通之处了。汉代的《周易乾凿度》把“易”总结为三层含义：变易——首先是变化，《易经》、《易传》里边到处都体现出这个变化的意思，因为它是最根本的；第二个是“不易”——就是不变的意思；最后一个就是“简易”。一个“易”有三层含义，而且这三层含义又是互相需要、互相包容的。我觉得董仲舒讲的这个“天”也是这个意思。它里边当然有不变，天总是春夏秋冬这么走。但每次、每年都是新的一年，都有“元”在里头，元就要出新。“元年春王正月”，这里边有很根本的“变”。所以整合起来说，圣王如尧舜禹治天下，都循着这个既变又不变的天道。就像《春秋繁露·王道》里边说的，“民情至朴而不文”(《春秋繁露义证》，103页)，那时候民情非常淳朴，而“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物莫不应天化”(《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春秋繁露义证》，332页)。王利用变化之势，操生杀大权。这不是说王可以随便用这个权去用刑罚，而是说，他应当利用天的变化之势，使得“物莫不应天化”。正因为王的治理循天势而行，就像春风一来，天下皆春，秋风一来，天下皆秋，所以他的政策实行根本不用使什么劲儿，就会“化”天下，是乃为“天-子”。他的统治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为而治”。这种“道”没有必要变，如果他的统治是这种“道”，那顺接着继续向下走，很好呀！完全不用变了，但是这里边恰恰隐含了极大变化。一个君王的统治如果是“应天化”的话，那么它里头的变化，比你用法律或用别的办法去统治，更生动得多！由此可见，天本身就含“变化之势”于其中，圣王能进入其中，随四时五行之势而行，让万物和百姓顺势而淳化。

这个“应天化”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里面讲的“更化”，你想“更化”一个社会，你的根在哪儿？为什么有的君主的政策就是行不通，反而越治越乱？相反，当真王采用某些政策之后，一下就产生了治世。这就是更化不更化，或应天不应天的区别。就像生态，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生态顶级群落”，进入那个“顶级群落”后，这个群落就达到“自循环”。只要当地气候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生态系统几乎可以永远维持下去——我当年也很喜欢生态学，想搞自然保护，自学过一些。学了以后，就觉得与老庄所讲的道，特别相似，实际上这个自然界的“道”就在这顶级群落里头。现在通过它来理解董仲舒的更化改制思想，也合适。

顶级群落的特点，就是拥有当地当时的最大丰富性和稳定性。这“稳定”不是指像岩石、钢筋那样的抗变化的稳定，而是指能顺势而变，通过更化来维持自身。除此之外，哪里还有真稳定啊？花岗岩、钢筋混凝土也会被风吹日晒、地震锈蚀毁坏；而那些只知乘风机变但不知更化的生命体，也只能兴旺一时。在植物生态学里，这种生命群体叫“先锋物种”。它们特别能利用变化，比如一块农田一旦撂荒了，或一片山林被野火烧毁了，就出现了空白的生态位，这些物种，像草本的蒿子、绿藜、狗尾、葎草，木本的杨树、柳树、枸树、臭椿，就呼啦啦一涌而上，在头几年显荣得不得了。但是它们有一个致命的弱处，就是经不起更化或更替。二十年、四十年一更替，它们就被别的物种给顶替掉了，因为它们的生存状态会妨碍它们自身，特别是它们后代的成长、成熟。比如先锋树种几乎都喜欢阳，阳光足的地方，像杨树柳树种，它一飘，就跟乱世的时候出来的造反者似的，一下子就成了气候。但问题是，它们一旦立足，就会形成阴影，而它们的下一步生存或他们的后代却耐不住这“林下的阴湿”，于是纷纷夭折，成不了大事。陈胜、吴广皆是此类。一会儿项羽出来，也没待住。然后刘邦出来，他就特别担心也待不住，担心他的朝代也被人家给顶了。所以汉武帝最关心的，也是历代的君王最关心的，实际上都是：我怎么让我的这个朝代进入这么一个“道”？天道。只要能进入这么一个自循环，能在世代演替中维持自己稳定的“顶级群落”，那么这个朝代就长久了，起码一百年以上。一百年的朝代已经算不错了，再能够到两百年、三百年、四百年……了不得了！如果这里边没有“道”，它绝对不会这么长久地生存。

顶级群落的生态系统里，幼苗或再生出来的东西，能够不被生存阴影所压抑扼杀，还能接着长。其实“阴影”还有维持水分的作用，只是那些先锋物种和无机呆物不会用，反受其害。比如，松树的小苗、橡树的小苗，在松栎混交林下还能长，这就是咱们华北的生态顶级群落。东北又是另外一种顶级群落，华南又是另外一种。这样一种群落的丰富度(物种数量)最大，容纳(生物量)最大，里面灌木也有，草本也有，而且它怎么演替最后还是它！经过上百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演替还是它！“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在韩国和朝鲜之间的三八线非军事缓冲区，大家知道中间有多宽？好像有4公里。这个缓冲区内，有半个多世纪已经没多少人能进去了。据说里边的生态系统特别繁荣，那就是朝向天下大治的顶极方向演替。君王所缺的还有什么快乐呢？他似乎已经要什么有什么了，但实际上，真正聪明一些的、有志向的君王，最想的就是这个东西，也就是他的朝代——他开创的或者他继承的——的长治久安，他的坟墓能够被他的子孙们以最尊荣的方式，也就是以帝王陵寝的规格，来世世代代地祭祀。家族繁衍，国家兴旺，这是他最希望的，所以他求“道”。这个“道”里边是不可能没有深刻变化的，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是西方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确实太简化了，因为他这个“天”本身就变，它是“变”中之“不变”；这个“道”呢，也是一样。只有理解了这一层，才能更好理解董仲舒讲的天道。

这也就是说，变化(演替)的节奏与方向就是天道，而它的长远结果就是“仁”。仁的一个特点，就是去生发，去保持，去爱护，而不去摧残，不去减少而是增加生境的多样性。所以《春秋繁露·王道通三》里讲：“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春秋繁露义证》，329页)天的本性和总结果就是仁。“仁”的含义，既有自然的，又有社会的和政治的，跟它相对而言的就是“义”。义是讲公正，你犯了罪过就得受罚。所以仁往往跟春天连在一起，而义则往往跟秋天连在一起。而且，虽然春秋四季皆天然，相应地，儒家共尊仁义礼智，但“仁”毕竟是最根本的。董仲舒用了各种方法来论述这个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