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陆象山：拒绝秦兴汉，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

董仲舒天人相与(互补对生)之际的追求，不像黄老、法家那样害怕深刻的变化。从某一方面来看，黄老也并不那么排斥变化：它讲因时，根据形势变化来相应地调整，这在黄老那里很重要。它也讲阴阳，但一涉及理和法就不要变化了，所以它的道观、变化观和理观、法观之间有断裂。但董仲舒不是这样，他反而要求入时成风那样的深刻变化，包括帝王本身的变化，帝王在礼乐教化百姓的时候自己也被礼乐教化。这一思路直接表现在董仲舒对秦政的批评和对汉武帝的治国建议中。他在第一对里讲：

至周之末世，大为亡［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义］而恶闻之……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汉书新注》，1757页)

在他看来，秦朝灭亡的哲理原因，是不知天道变化的深邃含义(秦始皇也从自己的角度采用过五行相克说，认周为火德，于是秦为水德，尚黑)，汉朝从开国以来七十年的为政弊端，不在于不能与民休息，而在于不能真正地改变，没有进入深刻的变化，他讲：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当时的结构就像朽木粪墙，这是孔子斥责宰予的话。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欤］何诛？”(《论语》5.10)］，虽欲善治之，亡［无］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正是中国当今的状况，即便法立得好，但底下马上造假应付］，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因为能改变(“更”)才能化天下，他从天人之际讲到更化，然后讲如何更化，这是三个对策的核心］。(《汉书新注》，1757页)

可见，董仲舒认为汉初这么多年，尽管用了杂家、黄老，很想纠正秦政之失，但因为反秦没有反到根儿上，所以不能大治。要反秦，就必须用《春秋》公羊学意义上的“更化”，让政治乃至文化进入一个全新境界。这个更化首先是让王道上接于天，而对天，则必须做非人格化、非物质实体性的理解。董仲舒说：

臣谨案《春秋》［关键处《春秋》都会冒出来］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不了解公羊春秋的人会很费解：从哪门子里边冒出这么一句话？《春秋·隐公元年》第一句就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学对这句话大加发挥，达及根本的哲理处，所以它是理解董仲舒和汉儒的一句要言。《春秋繁露》里有几篇都涉及对这句话的发挥，后代对公羊学的注疏以及历代对公羊学的讨论都以它为起点，既是文本的起点，也是思想的起点。王道起于正，正得之于天，而天始于春。尽管夏秋冬也重要，但春是最代表天意的。这里面有和声，有原本的、自然的安排］；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春生万物，是王道开端要依据的天意。好像很抽象，其实不然，反而更容易理解。帝王的行为有时不好判断，比如汉武帝打匈奴是正是邪啊？从保卫国家、抵抗侵略角度看是正义的，但劳民伤财，死伤无数，是真的正吗？可是春天来了总不会错的，天意从春天开始，这总没问题］，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汉书新注》，1755页)

董仲舒相信“《春秋》之文”里有至理，他对《春秋》文字的尊崇和对其深意的体会，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很有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之屋”的味道。王要以身正天下，以礼乐正天下，但是你怎么知道自己的身教和礼乐是真-正的呢？《说文解字》曰：“正，是也，从止，一以止。”(《说文解字新订》，99页)能止于一就是对的。林义光认为“正”指箭靶的中心，有这个意思，但呆板了些。王国维认为“正”象足，和行走有关，它的首要意思是“征行”。我们结合这几种解释，可以把“正”理解为一个正确的目标，像箭靶一样，但又不是现成的目标，要在你的追求之中遭遇这个“一”，箭的发射和走势也参与构造这个目标，当然也关系到能不能命中它。关键源头在“春”，“春者，天之所为也”。非常妙，马上让我们想到先秦的天地阴阳四时说；董仲舒下面也接着讲到：“天道之大者在阴阳。”(《汉书新注》，1755页)但更相关的是孔子对《关雎》和诗礼乐的看法。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春天是阳气上升的时候，万物复苏，春意盎然，其中有真正的元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使人进入一个特别的状态，“窈窕”起来了，都迷糊了，这就被“化”了，是大化流行的发端。《诗》三百之所以“思无邪”，《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兴”是个关键，它能够改天换地。什么叫更化？没有这种“兴”“化”的力量就不能“更”。所以要充分理解春之中元兴大化的诗意。在董仲舒看来，天之所为，首先在春时，而这个春时，不止于四时之一时，而是时的根源，最能代表时间的本义，是纯发生的“元”兴。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董仲舒学说的关键之处就在“一元”］，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一是第一个，毕达哥拉斯讲“一”多么重要，谁都会重视“一”。它是开始，不只是数字序列的开始，而是万物之所始］，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汉书新注》，1756页)(www.xing528.com)

但这个“一”并不是“同一”的“一”，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统一”的“一”。而是有时间含义的“始”或“一元”之“一”，即一于元、始于元。这个“元”就是“元年春王正月”的元，是《春秋》正文的第一个字。“元年”不只是隐公元年，而是比“一”还原本，使“一”成为一的原本的造作。由“元年”点出了这个“元”首先是时间的发端，是时间的根儿。《春秋繁露·玉英》里说：

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能够改变“一”，它比“一”还根本。这个“一”要在元意上理解，隐公第一年里面有深意，不再只是一个数字的发端，而是所有年月日的根儿；或者，这个“一”要变，“变一”的含义就是“元”］。元，犹原也［董仲舒在关键之处善于运用语言游戏，利用字形、字源、字音的相似、相谐和勾连造就一种和声，文字的和声，读音的和声，思想的和声。这也是海德格尔惯用的，董仲舒两千多年前就用了。听上去好像是重复，就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样，没什么意思。但实际上就是在重复中生发出意义，就像《诗经》里经常用双声、叠韵等多种方式重复起兴。元的意思就是源头、本原，并非可以对象化的元素或元数——第一个数、最高的数］。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此“不”应为“死”］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春秋繁露义证》，68－69页^[24])

可见这一终极者乃是一个发生源，它首要的意思是“元年”，是原发的时间，是意义、生命和存在者的发生本源。董仲舒说：“天无常于物，而一于时。时之所宜，而一为之。故开一塞一，起一废一，至毕时而止，终有复始于一。”(《春秋繁露·天道无二》；《春秋繁露义证》，346页)因此这个元意至深，并非任何观念化、对象化可以追寻到的。董仲舒和儒家讲的所有的“一”(比如大一统)和“正”(比如“正其谊不谋其利”)的根儿都在“元”，只能在这里得到唯“一”的“正”解。日本人用“一元论”翻译西方形而上学的monism(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一个实体，不管叫它“水”也好，“原子”也好，“理念”也好)，实际上把“一元”给糟蹋了，和董仲舒所讲的“一元”是貌似而神离。当代经过“和化”或日本化的中国哲学术语很有问题。董仲舒是一元论吗？这就完全颠倒了。一元论的根儿在董仲舒，但董仲舒绝不是一元论者。董仲舒说：“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春秋繁露·玉英》；《春秋繁露义证》，70页)因此《春秋》之道的根儿在“元”，天都不如元，要用“元”的深邃的、原发生的时间意来正天之端，要想知道“正”是怎么一回事儿，“天”是怎么一回事儿，只有到“元”的深意里去找。

“元”的“深”意要从《春秋》来，它首先不是什么元素意义上的元气(何休将“元”训为“气”，“变一谓之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即使把元理解为气，也首先是时气，而不是实体性的元素。《公羊传》讲的首先是时：“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当然这里的“年”也应该作深义解)，不服从气/理二分的思路。其元-原意来自“元年春王正月”，首先是原发之时，也是董仲舒思想的“元”。他后来的具体学说实际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如果不理解它，就只能像通行的中哲史教科书一样，把董仲舒的思想看成神秘主义、神学目的论、天人感应目的论、唯心主义等等。到董子这儿，汉家的元兴更化的意思才算讲足了，反秦才算有了一个历史性的着落。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和整部《春秋繁露》实际上都是从各个角度、层次和主题上阐发此元意，因为它在根本处破除了秦韩的一时性，为政权传递带来了深远的、非现成的可能。有了这个“元”，政权传递在秦韩那里的痼疾就可能被克服。汉代解决了这个问题，因而能传诸久远，最后亡国也不是亡在传承上。

汉武帝一听之下，欲罢而不能(董仲舒后来被下狱也必定被赦免，董仲舒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其后有汉一代也不能罢之，即便今文经学衰落，这个元意还是以残缺的方式引导中华政治一直到清末。当然也不能夸大董仲舒，因为这个元意首先是从孔子那儿来的，出自孔子独作的《春秋》经/传传统，公羊学为其中的一个代表。《易经》乾卦卦辞一上来就是“元亨利贞”，是元意的象数表达。根据近年出土的文献，孔子和《易经》的关系远比以前研究者认为的要深刻，他晚年作《春秋》、(起码部分地)传《易经》，两者都与元意很有关系。董仲舒则特别能以“天人相与之际”(含灾异谴告)的方式来领会它、发挥它。司马谈好黄老道家，称：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史记》，3292页)

可见，道家乃至黄老也重视“时变”，但这种时变中缺少元兴更化的代际血脉，没有“元年春”的春意阳气，比如《管子·心术上》说：“人主者立于阴，阴者静。故曰动则失位，阴则能制阳矣，静则能制动矣。故曰静乃自得。”(《管子》，127页)黄老推崇阴和静，把老庄思想弄得呆板了，它大都只能在一个既成的格局中去因时，求生存和发展，但是没有能力去改变整个格局，这是黄老学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