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的意义及儒家哲学对佛教的应对

在这七十多年里，重要的思想家无一不总结秦灭的教训，寻求能够长久地安邦定国的道与术，这是主线。并不像许多中哲史的书或论文表示的，汉代的思想家主要是在论证大一统帝国的必要与合理。如冯友兰先生说：“贾谊的理想是‘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这是秦始皇统一全中国的理想，是法家的理想，也是地主阶级的理想。在这一点上，贾谊并不‘过秦’，并不认为这是秦朝的错误，反而认为不继续执行秦朝统一全中国的政策，那倒是大错。”(《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册，33页^[14])不知什么缘故，冯先生的书中时或出现此类似是而非的推论。其实，从贾谊“令海内之势……”这句话，你能得出结论说他反对分封吗？“如身之使臂”是指中央的权力能够指挥大小诸侯，并不一定是主张没有诸侯，只有中央。但冯先生从这里一下子跳跃到贾谊怀抱法家理想的结论，这种大跃进式的推论方式也是疑古派通有的。

其实，贾谊既不反对分封，又明确反对“秦始皇统一全中国的理想”和“法家的理想”。首先，贾谊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新书校注》，461页^[15])，诸侯一定要建，而且要多建，目的是削弱他们的力量。因为诸侯国力量大了，在当时的情形下就容易反叛。那时的权力时间结构已经被破坏，政治生态已经矮化，所以贾谊主张“众建诸侯”，而绝不是不建诸侯，因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新书校注》，461页)。其次，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秦灭的教训、对比周和秦时，明确批判秦统一的方式，认为它是导致秦灭亡的原因之一。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以此言之，取与、攻守不同术也［此为当时共识，首倡于陆贾］。……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依傍］殷周之迹［殷周皆分封］，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向使二世……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封建诸侯国］立君以礼天下，……［则］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而暴乱之奸弥［弭］矣。(《新书校注》，14－15页)

实在不明白冯先生这些学者为什么对这类言论视而不见？只能解释为他们局限于当时乃至现在还流行的思想逻辑，拔高秦的位置，把所谓汉承秦制夸张到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地位，从哲理上为法家和中国当时的政治做辩护，认为秦政统一天下是历史的进步(而且后来这种统一似乎也延续下去了)，任何进步的思想家如贾谊不会“过之”。他们完全不能通过历史情境、时势来思考思想发展的轨迹。当时哪个有头脑的人也不会看不到强秦与殷周或三王建国的巨大历史效应的差异，哪里还会坚持什么“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理想”？此为按“历史规律”去思想与按历史实际去思想的差别。所以，以下这些贾谊的话是起码的历史良知：

子婴［向刘邦颈系印玺跪降的最后一位秦王］孤立无亲，危弱无辅。……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其弱也，五霸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文帝即位就得益于分封(从代王到汉帝)。贾谊如何能反之？］(《新书校注》，16－17页)

可见当时的“过秦”是全方位的，既过其“不施仁义”，又过其不建诸侯而分权。两者是内在相关的，正因为“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才会不循殷周之迹，不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而是推行硬性的体制统一。(www.xing528.com)

汉初的黄老学也总结了秦的弊端，要用“无为”来纠正之，比如曹参就是无为而治的典型。他辅佐高祖打天下，建国后被派到齐国做宰相，召集齐国的名士们商议治国策略，最后采纳了黄老学派盖公提出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建议。此公治齐国就靠酒，鼓励官员们喝酒，喝得酩酊大醉。有人来报告哪儿出问题了，曹参就让他们什么也别说，先喝酒！喝到最后把要报告的事儿也忘了，就走人。一般喝酒误事的多，像张飞那样的。我就奇怪，下面真有事情、有矛盾，曹参怎么就能靠喝酒糊弄过去呢？真是政治史中的奇观，真正的无为而治。底下有事才来报告的，到曹参那里，没事！真正的相信群众、相信老百姓，结果齐国大治。萧何死后，让他做国家的宰相。他跟萧何原来还有点儿不对付，但上任后处理事情一切按萧何的规定办，一个字儿也不改，效果也挺好。那么，为什么黄老学最终还是当不成主流，要被儒家取代呢？关键的原因不是黄老学反对大一统(它完全赞同大一统)，而是它“过(谴责、估计)秦”还没有“过”到亲切著明、动人心魄之处。

比如汉初的陆贾劝汉高祖，天下可以马上得之，却不可以马上治之，给高祖上了十二道折子，最后形成《新语》这本书，也是过秦反思的产物。其中既有荀子式的儒家与《穀梁传》的影响(《穀梁传》和《公羊传》不一样，《公羊传》血气十足，经常出其不意；《穀梁传》主要讲尊君保民爱民)，又有黄老学的影响，也有老子的倾向，可以视为儒道混合的杂家。汉代董仲舒之前大部分思想家都是杂家，只是偏重多少的问题，董仲舒才是“淳儒”。陆贾《新语》的《无为》一篇可以看作老子和孔子的思想的融合，其中指出：

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新语校注》，62页^[16])

他主张：

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然而天下大治。周公制作礼乐，……故无为者乃有为也。(《新语校注》，59页)

这种批评和主张，儒家道家都会同意。一般讲汉初“黄老影响”的，大多以曹参、文帝、景帝的“休息无为”为主。但这种休息无为的反秦，还没有反到根儿上，也就是直接鲜明地反对秦韩的“刻削寡情、暗算一时、急法尚同、出生入死”的特质。它反了“刻削”、“一时”、“急法”、“出生入死”，但没有彻底地反“寡情”、“暗算”、“尚同”，而儒家绝对地反寡情，也反暗算；儒家尊君，但绝不尚同。所以，黄老学反秦意犹未足，在政治权力的传承问题上没有破尽悖论。因此，汉家的生存气象和时代精神，在当时的黄老学那里还没有脱尽秦韩的瘴气，让一轮艳阳喷薄而出，开出一个新天地。在这种局面下，哲理和政治形态的探讨还处在斜坡上，没有达到一个稳定态。只有到了武帝甚至宣帝的时候才完成。从此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形态在根本处就没有大的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