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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灭亡带走的成功机会和哲学:董仲舒到陆象山的儒家学说

时间:2024-01-1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再次审察韩非的法术与秦朝政治的失误在哪儿。这就是法家学理和秦政的反噬机制。父与子的权术不能并立,而且这种权术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韩非对此有充分的阐释。康熙不明确宣布继承人,而是把继承人的名字写在遗诏上放在正大光明匾后边儿,然后派最忠实可靠的卫队日夜看守,目的是要把它隐藏好。但这种公开的隐藏也有问题,因为它毕竟还有现成化的一面。

秦的灭亡带走的成功机会和哲学:董仲舒到陆象山的儒家学说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再次审察韩非法术秦朝政治的失误在哪儿。第一讲已经显示出,它们在历史实际经验中表现出的最大弊端,是让权力没法儿按照掌权者的意愿传承——要么传不到他想传的人手中,要么传到了,由于继承者的政治低能,权力最终也守不住。秦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有,权力没按始皇的遗愿传承,篡权者秦二世、赵高也没有守住。这就是法家学理和秦政的反噬机制。如果这种反噬只限于权力核心之外的相关者,比如韩非这样的学说提倡者,或李斯这样的学说执行者,当权者感觉影响还不大。但如果绞肉机绞到了权力的核心层或皇帝们时,它的弊端就无法容忍,因为这就使它的出色表现(比如迅速富国强兵、集中君主权威等等)变得毫无意义了。这里面确实没有什么辩证法的扬弃、发展,只有二世则亡的实际性。

在这么一个刻削寡情、崇尚权术的结构中,只有“一时”的地位,父与子不能同时拥有权术,即便只是运用权术的可能性或潜在能力也不能并存,因为它是个体间相互排斥的,哪怕太子在潜在的、实习式的意义上获得了这种能力,也会马上威胁现在正存在着的父权,这是一个关键。韩非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他的目光就注重现在时,目的就是为当朝君主献策,这是他的局限。特别应注意他的《备内》篇,里面写道:

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祸在所爱。(《韩非子集解》,116页)

可见在韩非眼里,“情”在君权面前定会顺从“利”,而父子、夫妻之爱反倒正是祸根,因为这都是内贼,因此要“备内”。君主身边儿最亲密的人,如后妃、夫人、太子的力量一旦形成,就急于接班,所以后来秦始皇就不立太子。毛泽东时代也是,党章里已经规定林彪是接班人了,当时喊口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可是还不行,据后来的官方报道,林彪还要抢班夺权(此事的真实性和原委还待查)。一旦立了太子,这种权力结构就让太子或君主眼中的太子,盼着君主早死,然后权力就归自己了。这个利益关系他很清楚,所以韩非说“祸在所爱”。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出现了不少臣弑君、子弑父的事情,都是为了权力。不过,春秋时期各国君主那么多,传了那么多代,弑君弑父所占的比重真正算起来并不大,秦得天下后只传了一次就出了大问题,因为按法家两权不能并立,哪怕以潜在的方式也不行。

那么权力上的“父传子”就毫无希望了吗?其实也不是,也有那么多成功传了位的(中国文明四千多年的历史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能够传位,其他很多文明的灭亡跟这个传位出问题很有关系。亚历山大一死,他的帝国马上就分裂。现代民主制为什么比较成功,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也不要忘了,希特勒是通过民主制上的台)。父与子的权术不能并立,而且这种权术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韩非对此有充分的阐释。

君父总希望由自己一人来确定接班人,希望这正式的太子或可能的太子(其实,立不立太子也是一个两难问题,因为“太子”起码从名义上分享了一点皇权,所以太子经常不幸)在他离去后,马上(augenblicklich)接班。但问题是,在法家思想方式造就的格局中,君主的现在或现实存在使得这种即刻接上的时态不可能,因为权术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不是当权者可以在临死前交出,让太子能马上接过来的。传国玉玺、名分等等是对象化的标志,可以当下传,但是术不行。术本身是非现成的,无法被当下即刻传递过去;即使硬传过去,太子也接不住。这就使得在权力的交接过程中,总会有空档,而且这种权力结构总会造就要利用这空档的人,因为能够在这种结构中活下来的人,都对权术有像韩非那样的超敏感意识。赵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权力核心层人人都是潜在的赵高,都在觊觎这个权力,像周公、孔明那样有真正的忠君心态的人,应该早就被这个权力结构淘汰出局了,比如扶苏有些仁爱之心,始皇就容不下。实际情况是:几乎永远会出现空档,而利用这空档做不法之事,让权力传承走形的人又几乎永远存在,所以这种传承几乎是注定要失败的。我感到这是法家的最大问题,它在后世之所以一蹶不振,问题主要在这儿(“四人帮”的覆亡,是一个现代例子),还不是刻薄寡恩之类,如果它能做下去,那还是能盛行,因为搞权力的人不管别的。但关键是它行不通,维持不住自身,这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哲理问题,没有哲理眼光也解决不了。(www.xing528.com)

这也是一个现象学应该讨论的非常有趣的现象,我又要传,又没法儿对象化地传过去。权力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有点儿像我以前讲过的“孝”,儿子太想孝敬父亲了,没准儿会把父亲害了,父亲太想对儿子好了,没准儿会害了儿子。像曾子犯了个小错误,他父亲曾皙脾气暴,拿起棒子就打,曾子孝,不跑,最后给打昏了,醒过来还怕父亲打闪了手,唯恐父亲为他担心。这算是孝了吧。结果孔子知道了很生气,说你这样做会害了你父亲,害了儒家。所以孝不是现成的,不是自以为对父亲好就是孝。权力也是这样,你下个遗嘱——“你办事,我放心”——想传给谁就能给谁吗?物质财产还可以,权力可不行,尤其是终极权力。这个问题到汉武帝董仲舒时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所以两汉传了四百多年,其他朝代两三百年就很不错了。传位是一个极其时机化和当场构成化的问题,传多了不行,传少了不行,传早了不行,传晚了不行。后来康熙想了一个招儿,用“公开地隐藏”的办法来传。因为不隐藏不行,像秦始皇那样全隐藏也不行。康熙不明确宣布继承人,而是把继承人的名字写在遗诏上放在正大光明匾后边儿,然后派最忠实可靠的卫队日夜看守,目的是要把它隐藏好。但这是公开的隐藏,事先告诉大家,他死后由重臣和亲属按照规定程序一起把遗诏取下来公开,这样出问题的几率就小。这个办法虽不是万全之策,但也算得上巧妙,在清代一直被沿用。皇帝生前自己随时可以去修改遗诏,他可以一直观察王子们的表现,没有人被保证一定要接班,儿子越多,选择的余地越大。这种局面对皇帝很有利,使王子们都注意培养自己的能力,表现自己,但又没有实际的太子权,把太子名分置于一种非现成、不确定的势态中,显示出权力传递的微妙时机性,里边有重大的现象学含义。但这种公开的隐藏也有问题,因为它毕竟还有现成化的一面。把放遗诏的盒子摆在那儿,毕竟不如不摆保险,当时又没有瑞士银行的地库之类的,即便有那种地库也很难说。守护的卫队太重要了,卫队里都是活人,一守就是几十年,里面能够毫无疏漏吗?皇帝死到取遗诏之前还有一个时间段,中间也可能出问题,等等。

权力的传承首先是一个原本的时间问题。法家和秦政的失败就在于他们只有现在时和当下生存,缺失真实意义(权力意义)上的将来时,而这种缺失又和缺少过去时(比如谥法、先王之道)内在相关,因此法家和始皇达不到、构不成权术或权力传递的时间性(时机性,Zeitlichkeit,Zeitigung)。时间问题在先秦仍然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在权力问题上体现得更活灵活现,如同卦象能带给解《易》者的那种真切的时机感,最后达到对卦时的心领神会。从政治现象更容易得到这种对“时”的体会,现象本身展示给人的哲理,比通过概念分析所能说清楚的还要微妙得多。法家和秦政的致死性或自相残杀性就源于这种生存意义结构的非时性或“一时性”,它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活的时间,而是一种不能超个体的时间性(anti-trans-individual-temporality)。这种政权的最大结构问题,其实首先是权力传承,或权力的时间化问题,而此传承的安全与质量与此政权平时的运作方式(内部运作方式和外部运作方式)息息相关。所以权力的生命千奇百怪,有时外部运作差劲也不会倒台,有时外部运作得很不错,却在内部出了问题。西方民主制到目前为止,在成功国家的最大优点不是代表了选民利益,而是传承的安全与质量,它的不成功之处也首先在这里。其关键也还是在于政权时间性的构成方式。

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彻底的反秦论(antiQinism)就意味着原本时间——时机化结构——的复现,它不仅是过去时态与将来时态的某种再发现,以及它们和现在时态的并置(像杂家学说所显示的)。为此就必须还原掉那种使得个体主义、功利主义、法理主义、权术主义可能的存在预设,这也就意味着要把个体、利害、法理和权力的存在实体性(不管它是现实的实体性,还是逻辑和价值的实体性)还原掉,使它们重新回到政治与人生现象本身的境域之中,从而展露这些现象的意义发生结构,我称之为理解权力的生存时间之流和语境空间的内结构。

这就是秦灭汉兴带来的哲理动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记司马谈论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阴阳家六家要旨,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论儒家、道家、阴阳家(神仙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家的优劣,他最后写道:“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汉书新注》,1281页[12])确实很有道理。比如儒家的好处,如果不反衬着法家,特别是《韩非子》来看,就不够深切著明。但是就历史的实际经验而言,其实不可一概而论,这些家(或者更多家)在秦灭之后也是有死有活、有衰有兴,就看它是否符合历史的大趋势。简单说来,越接近法家的就越可能死灭衰败,而越反韩反秦的就越可能活跃兴旺。就这些家而言,法家要完,秦灭把它带走了;名家也要完,他们在名上特别刻削寡情,把名的语境意义统统去掉,仅就概念来谈,思想方法和法家也很有关系。纵横家、墨家虽然在讲兼爱方面和法家不同,但许多主张如尚同、无亲、功利等和法家一样,兼爱也是从功利角度讲的,不是出于人的天性,这些是他们学说中更重要的方面,与法家都差不多。纵横家完全功利化,而且受法家、名家的影响很深。相反,儒家、道家、阴阳家、杂家、农家则都可以活,但农家被吸收入或依傍于儒家、道家,阴阳家也被分别纳入儒家、道家,而杂家因其含有儒、道、阴阳而不死,也因其含申韩之术而不盛,以边缘方式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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