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秦朝的兴盛带来了华夏的绝望，其死灭带来了千古难逢的欢欣解放。秦自从孝公起用商鞅变法后，国风转为刻薄寡恩、重利重法，国力军力大增，其后几位君主，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势(贾谊《过秦论》)。但是它的文化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到了嬴政当朝，李斯得志，情况就不同了。“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贾谊《过秦论》)。这时，各国的士子、百姓都感到一股死阴之气正弥漫过来，要窒息所有的生趣。敏感的知识分子感到，如果秦得了势，那我们还有什么活头？我有朋友在美国，特别讨厌小布什，因为他连任总统，就不想在美国待，搬到加拿大去了。一个布什就弄成这样，人们对秦朝会有什么感觉？于是先有荆轲秦廷之刺，后有张良博浪之椎，虽然没有得手，但可以了解当时士子豪杰的感受，比如荆轲辞别燕太子去刺秦王的描写：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史记》，2534页)
这是时代天良的发作，冲天一击，虽未成事，却千古传诵，其中确有孟子所言“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的浩然正气与良能良知。读到这儿真是觉得痛快，但惜乎其技不精。其实荆轲本可以杀掉秦政，只是为了捉住秦王，逼其归还侵占燕国的土地而错过了机会。读《留侯世家》，令人更钦佩不已。张良为报秦灭国之仇，“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史记》，2033页)，与勇士在博浪沙丘用铁椎伏击始皇车乘，事败逃亡，遇到黄石公后，侠勇变为智勇，于是谋定秦亡汉兴。我年青的时候也曾经受挫，“文革”中挨整被关，大病一场，回家休养，家父也不敢明说什么，只让我读苏轼的《留侯论》，里面讲真正的豪杰之士“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因为他“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使我终身受益。张良精通兵法，当然能忍；但他的可爱之处在于还有不忍之处，有侠气。为了报国仇，散尽家财求刺秦王的勇士，后来学兵法有了谋略，选择刘邦也不是偶然的。韩非讲“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良有以也。他们都不甘心沦为被法术构成的对象，完全被它压瘪为以吏为师的奴才，因而是法家和秦政的天敌。我们可以从《史记·儒林列传》了解当时儒生们的感受：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孔子八世孙，名鲋字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史记》，3116－3117页)(www.xing528.com)
为什么孔子的后人和鲁国儒生会带着儒家的礼器投奔陈涉，混同于只有匹夫之勇的造反大军，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司马迁认为主要是由于秦政焚书坑儒所招致的儒生的怨恨，你毁了我们儒家的事业，恨透你了，不管谁造反，我都跟着走！这种解释还不够，因为儒家思想不完全是守成的，里面也鼓励儒生参与那种应天时的“革命”，像《春秋》的“元年春王正月”的时义也是重要原因。
天下痛恨秦政，从贾谊的《过秦论》可见一二：
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俛起阡陌之中，率罢弊之卒，将数百之众［与周武伐纣不可同日而语］，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影］从［可见亡秦之势，如烈火干柴］，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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