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男性的团体治疗，团体咨询与治疗指南

JONATHAN P.SCHWARTZ（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学），MICHAEL WALDO（新墨西哥州立大学）

在本章，我们对当下流行的家庭暴力问题以及家庭暴力治疗的历史提供一些背景知识的介绍。同时，我们也会描述这些与家庭暴力相关男性的性格特点。我们将讨论以上这些内容对于家暴男性团体治疗的意义，同时我们也会讨论团体中可获得的疗效因子和团体中与家暴治疗有关的发展阶段。我们将描述三种团体对于家暴治疗的形式：心理教育、咨询，以及治疗，并将回顾对团体治疗进行评估的研究。最后，我们会对未来的实践和研究提供建议。

在本章中，“伴侣暴力”一词被用于描述亲密关系中的虐待和暴力。该词相比于“配偶虐待”包含范围更广，并且传递了这样一种观点：虐待并不仅仅是一种人的类型，不仅仅是那些被叫作“打人者、作恶者、犯罪者、虐待者”的那些人自身。本章的焦点是对那些亲密关系中伴侣施虐、施暴的异性恋男性进行的团体治疗。有证据表明，相比于女性而言，男性更可能进行家暴，并在家暴过程中更可能造成对方的身体损伤（Stets&Straus，1990）。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女性同样会参与家暴，也会因为某些和男性家暴者同样的原因和动机对自己的伴侣实施家暴（Hines&Malley-Morrison，2001；Straus&Gelles，1990）；尽管也有研究文献证实了家庭暴力在同性恋间发生的频率与异性恋几乎相同（Miller，Bobner&Zarski，2000），但对于这些群体的团体治疗目前尚未得到足够研究方面的注意。本章会聚焦于那些对配偶进行虐待的异性恋男性，因为这一群体一直都是大多数团体实践和研究的焦点（Adaws，1994）。

家暴是当今社会一个非常普遍并且严重的问题。每年，大约有870万已婚夫妇经历着关系内身体上的暴力（Straus，1999）。据估计，有21%~34%的成年女性在亲密关系中身体遭受过来自男性的殴打（Browne，1993）。除了在持续的家暴事件中身体上的伤害之外，受害者经常遭受着长期身心健康问题所带来的痛苦（Campbell&Lewandowski，1997；Stark&Flitcraft，1996）。那些目击过家暴的孩子经常出现多种情感和社交上的问题（Margolin，1998），其中包括他们自己成年后也会进行家暴（Browne，1993；Button，1998）。两位前任美国卫生局局长以及2000年的健康人公共健康目标都将家庭暴力描述为一种“流行病”，并号召要有更多的对于治疗和预防暴力的努力（Poirier，1997）。

历史上，家暴被视为一种私事。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女权运动者持续的努力工作，家庭暴力才开始得到公众的注意（Hage，2000）。现在，有超过1500个社区项目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庇护场所和咨询服务（Stark&Flitcraft，1996）。在过去的10年中，警察经常会逮捕那些那些家暴的男人，而法庭也会起诉他们（Murphy，Musser&Maton，1998）。对于那些犯有家暴罪行的男人的治疗得到了发展，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那些存在家暴问题的伴侣通常会选择继续生活在一起（Finn，1985），也是因为人们相信那些对伴侣进行家暴的人是应该被改变的（Waldo，1986）。针对那些对伴侣进行家暴的男人所计划第一个项目开始于1977年（Adams，1994）。现在全美国甚至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家庭暴力罪犯的治疗中心（Gerlock，1997），而其中大多数是家暴受害者庇护所和心理咨询中心的附属机构（Adams，1994）。对于家暴男性最有效的干预手段涉及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由警察和法庭所执行的矫治这些因素的互相配合（Murphy et al.，1998）。

团体工作是一种通常为人所接受的治疗家暴男性的方法（Ceasar&Hamberger，1989；Gondolf，1997；Lawson et al.，2001）。最初这些团体致力于培养这些男性男女平等的意识，之后，认知行为的技术被加入来帮助这些男性挑战自己男性至上的信念，并逐渐发展出一种非性别歧视的态度（Gondolf，1997）。这些团体发展出了一种社会文化的、基于男女平等主义的程序，它既可以制止男性进行的家暴，也能同时去除那些被暴力的女性心中的耻辱感（Gondolf，1997）。并且，还有一种得到认可的观点就是，男性帮助男性是对抗家庭暴力最有效的办法（Wexler，1999）。在20世纪80年代末，法庭委托的心理咨询急剧增加了，并多样化了家暴项目所采用的团体咨询的数量（Finn，1987；Gondolf，1991）。在此期间，那些被家暴女性的律师连同家暴项目的员工越发关注这些不同的被使用的团体方法的质量和品质。这些关注导致了美国11个州所采用的团体治疗标准的发展（Gondolf，1997）。这些标准要求把对伴侣的暴力视为一种在关系中男人所采用的获取权力和控制的策略，同时也详细列出了作为这类团体领导者所需要经受的训练，还把将被家暴者的安全作为第一优先级作为指导方针。这些标准被普遍接受。专业人士仍然不确定进行家暴的男人究竟有怎样的特征，也不能确定和这些人在团体中工作最好的方法是什么（Gondolf，2000）。在过去的20年里，有关家庭暴力的科学研究被限制了，而关于家暴团体治疗的系统性研究才刚刚起步（Berns，Jacobson&Gottman，1999；Gondolf，2000）。

理解造成家暴的原因对设计合适的治疗方法是至关重要的（Holtzworth-Munroe&Stuart，1994；Waldo，1987；Waltz，Babcock，Jacobson&Gottman，2000）。想要全面彻底地回顾有关家暴男性的特征，参见Jasinski和Williams（1998）的文献。他们的综述中指出了很多导致家暴的因素，并建议采用多侧面治疗来应对家暴问题。当前，没有普遍被接受的家暴男性的分类。研究者们将以下因素视为男性家暴的根源：社会影响和性别社会化、目击或经历过原生家庭中的暴力、药物滥用、性格或病理特征（Fagan，1990；Gortner，Gollan&Jacobson，1997；Hamberger&Hastings，1986；Stith&Farley，1993）。

社会影响和性别社会化

相当数量的理论家和研究者都假定，社会影响和性别社会化是家暴产生的原因之一。女权主义理论认为，男性被社会化并接受了一种作为女性家长位置的角色，这个角色本身就会通过身体和心理的暴力和虐待来控制女性（Dobash&Dobash，1979；Hamberger&Hastings，1986；Pence&Paymer，1993；Walker，1984）。在音乐、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体中，男性虐待女性的描写也都在理论上促成了对配偶的暴力虐待（Lore&Shultz，1993）。女权主义观点得到了以下研究发现的支持，即赞成对女性使用暴力的男性更加暴力（Kaufman-Kantor，Janiski&Aldorondo，1994；Straus&Gelles，1990）。并且，有研究显示，具有父权意识形态的男性具有更高可能性家暴（Stith&Farley，1993）。尽管父权制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它却未能提供一个充分的解释（Dutton，1995；Gortner et al.，1997；O’Neil&Harway，1997）。研究显示，并不是所有持有父权意识形态的男性都会家暴（Dutton，1995）。

另一种对于男性的社会化过程如何导致暴力虐待的概念化方式是性别角色冲突理论或性别角色压力理论。O’Neil，Good和Holmes（1995）将性别角色冲突定义为一种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化的性别角色给个人或他人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性别角色冲突被假定会引起羞耻和无力感，并与虐待行为有关（Jennings&Murphy，2000；O’Neil&Harway，1997）。在一项对法庭要求给予治疗的家暴男性的研究中，Schwartz，Merta，Waldo，和Bloom-Langell（1998）发现，性别角色冲突，尤其是那些会导致与其他男性形成关系困难的性别角色冲突，与暴力虐待行为相关。不仅如此，男性的性别角色压力（对于能让他们感知到对于自身男性结构压力特定情境的认知评估）也能增加男性对于伴侣的负面意图，并会让男性表现更多的愤怒、怨恨、妒忌、攻击性的反应，以及做出暴力虐待行为（Copenhaver，Lash&Eisler，2000；Eisler，Franchina，Morre，Honeycutt&Rhatigan，2000）。这些发现显示，性别角色冲突和压力也许与男性对于女性的家暴行为有关。

原生家庭的暴力行为

目击和亲历原生家庭中的暴力行为与男性在后来亲密关系中的伴侣虐待和暴力存在相关（Dutton，1998；Gortner et al.，1997）。社会学习理论家，如Bandura（1973）认为，目击了原生家庭中的暴力的孩子在成年后会在自己的暴力中展现出以父母作为榜样的影响（Gortner et al.，1997）。目击或亲历原生家庭中的暴力也被认为对于自尊有害，进而导致这些男人对于威胁到他们自我概念的刺激以及抑郁情绪十分易感和脆弱（Murray&Baxter，1997）。那些对伴侣进行暴力虐待的男性有着更高的抑郁比例（Pan，Neidig&O’Leary，1994）。Button（1999）断定，目击或亲历原生家庭中的暴力、羞耻感和不安全依恋都可能导致人格障碍，主要是边缘人格障碍。边缘人格障碍和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被发现经常存在于那些家暴的男性身上（Dutton，1995；Gottman et al.，1995；Holtzworth-Munroe&Stuart，1994）。

在孩童时期由于目击或亲历家暴而导致的关系破裂也能造成男性成年后不能发展出健康的亲密关系，并且会造成他们在未来的亲密关系和自我概念上遇到麻烦（Bowlby，1988）。那些家暴的男人被发现更会苛求自己的伴侣，会对伴侣的独立性感受到更大的威胁，在关系中感觉更无力，并缺乏表达自己需求的能力（Babcock，Waltz，Jacobson&Gottman 1993；Berns et al.，1999；Ehrensaft，Laughinrichse-Rohling，Heyman，O’Leary&Lawrance，1999）。有一些人认为，儿童期目击和自身遭受家暴所带来的创伤会导致男性认同攻击他人的人，以此来感觉力量，并进而在成年后通过家暴别人在他人身上重复这种创伤借以获得对创伤的控制感，并或通过愤怒和攻击性来防御自身的痛苦记忆（Saunders，1996）。

药物滥用

药物滥用，尤其是酒精滥用被认为同家庭暴力有关（Fagan，1990）。Gorney（1989）发现，有60%~70%的暴力男人在酒精的影响下殴打自己伴侣。药物滥用和家暴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而药物所带来的影响其实受到人们关于这些药物信念的影响，当然这些药物自身也有直接的作用（Bushman&Cooper，1990）。Pence和Paymer（1993）指出，酒精能被用来降低或否认自己对暴力行为的责任。

团体的工作方式对于帮助那些家暴的男人有许多显著的优势。团体中可利用的疗效因子有机会同时对和家暴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工作，这使得团体对于那些需要在很多方面有所改变的家暴男性特别适合（比如，处理性别社会化、理解和控制困难的情绪、增加自尊、改变信念和习得新行为）。不仅如此，那些被法庭要求参与心理咨询的男人也许会不太容易参与治疗并对咨询师的指导有抵触（Waldo，1987）。团体提供了一个能让大多数男人安心的熟悉环境，因为团体就像班级和其他这些男人以前参与过的团体的设置一样。团体的动力带来了同伴之间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许比由法庭所要求的权威机构所分配的咨询师所带来的影响更加强大。而且，团体这种工作方式也比其他形式的治疗更加经济，这意味着它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来说更加可行。

Yalom（1995）和其他人所鉴别出的疗效因子一直都是众多关于团体干预效果的研究主题，这其中也包括那些家暴男性的团体干预研究（Schwartz&Waldo，1999）。下面每一种疗效因子都为那些家暴男性提供了潜在的帮助。

灌注希望：在家暴男性走进团体的时候，他们通常已经非常气馁。他们和他们所非常依赖的伴侣的关系（Dutton，1995）要么处在崩溃的边缘，要么已经完结。团体中的男人也会很脆弱，并将这种脆弱以阻抗的形式呈现（Stonsy，1997）。团体能够通过把对一个美好未来的希望灌注给团体成员的方式来对抗这些消极情绪。团体被组织起来帮助（而不是惩罚）家暴的男人这一事实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帮助是可行的。团体领导者所展现出的承诺、关注和能力让这些男人有更好的理由相信他们将会得到帮助。也许最重要的在于，当这些家暴的男人进入由有同样经历成员组成的团体时，他们能看到其他人也在处理他们自身所经历的类似问题并且正在取得进展。灌注希望激励这些男人去为他们的未来而努力，为自身的行为承担责任，并尽力从治疗中获得更多。

普遍性：由于家暴行为接受治疗的男人通常经历了巨大的羞耻感而且还通常会否认这种羞耻来进行应对（Dutton，1995）。他们拒绝为暴力行为负责，暗中破坏治疗，他们拒绝接受帮助以及最初的改变，因为他们不承认他们有这方面的问题（Pence&Paymer，1993）。团体中的普遍性可以帮助团体成员克服这种否认，因为团体是由具有相同问题的男人们组成的，成员们会认识到他们并不孤单也不独特。这一发现让他们确认了自己和其他男人具有相似性，并帮助他们看到家暴是一个需要克服而不是隐藏的问题。

情绪宣泄：家暴的男人在情绪管理方面有困难（Guerney，Waldo，&Firestone，1987；Schwartz et al.，1998）。通常，他们会压抑他们的悲伤、恐惧、无助和痛苦，将这些感觉转化为愤怒和妒忌。并且，他们的一种典型的做法是在愤怒和妒忌首次发生时不去表达（Berns，Jacobson&Gottman，1999）而是积聚这些爆炸性的感觉直到它们达到崩溃的临界点再让他们爆发出来（Holtzworth-Munroe&Stuart，1994）。当他们看到自己情绪化的爆发所带来的不好后果时，他们变得更悲伤、更恐惧、更无助、更痛苦，由此会越发防范自己对情绪的体验和表达，从而导致更深的压抑。当更多的愤怒和妒忌产生之后，他们的情感被积累到更危险的高度，直到下一次爆发。于是，一种持续攀升的情绪爆发的模式发展成为一种越发严重的暴力循环（Walker，1984）。宣泄疗法能够帮助突破这种循环。团体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鼓励并接纳情绪的表达。这些男性能够从情感释放所带来的缓解中获益，从而降低了对于情绪表达采用防御的需要。他们也能对他们愤怒之前的这些情感（像痛苦和恐惧）进行理解和接纳，进而发展出合适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所有这些益处都能帮助这些男人从情感爆发的毁灭性循环中解脱出来。

原生家庭的矫治性重现：团体为这些男人提供了一个矫治那些他们多年前在原生家庭中曾经历或目击过的暴力虐待模式的机会（Dutton，1999）。因为团体有一名领导者（或数名），这可作为父母权威的象征，而团体中的成员又能象征家庭中的子女，于是，他们会重现他们生命早期家庭中成员的动力。然而，团体是有组织的，并且有设置来保证良性的情绪，因此暴力行为绝不会重演。取而代之的是，团体成员的情绪得到了恰当的管理，积极的关系在团体成员间和领导者之间得到了维护。这就使得成员所经历过的家庭动力得到矫治性的重构，从而帮助他们发展出一种健康的内在家庭互动模式，这种模式被泛化到他们自身与伴侣的关系中。

凝聚力：很多家暴的男人是孤独的（Browne，Saunders&Staecker，1997）。他们的低自尊导致他们很难建立伴侣以外的关系（Goldstein&Rosenbaum，1985；Holtzworth-Munroe&Stuart，1994）。团体为成员提供一种与其他男性之间的亲密体验。他们能感觉到被重视和被接受，这将提高他们的自尊并降低他们对伴侣的依赖。进而，这种对伴侣依赖的降低使他们不那么拼命渴求占有和畏惧失去，也就是降低那种经常激发他们暴力的占有欲。凝聚力也能激励团体成员紧贴团体杜绝家暴的目标，因为他们会想要待在这个具有凝聚力的团体中而同时知道如果他们再次家暴将被团体所开除。

利他主义：参加团体为这些男人提供了一个帮助别人的机会。通过把焦点放在别的男人的痛苦上，他们来摆脱自己的痛苦和愤怒（Berns et al.，1999）。团体成员成功地帮助别人能提高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不仅如此，为其他成员提供如何避免暴力和改善关系的建议使得他们这些给别人建议的人自身更可能去遵守这些建议。

人际学习：团体中男人们的关系成为了他们团体外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对这些男人在团体外的关系造成损害的人际模式状况同样会在团体内部造成问题（Button，1999；Holtzworth-Munroe&Stuart，1994）。当团体内产生问题时，成员会得到来自其他成员相关的反馈，告诉他如何渡过难关。这种获得反馈的经历能够成为团体成员最为关键的经历。反馈让他们获得对自身适应不良的关系模式的一种洞悉，并提供了一种矫治性情感体验，在其中他们能认识到自身毁灭性的固有模式并不是必需或值得保持的。关于这些男性成员在团体内部彼此互动的反馈比起关于这些成员的态度或所报告的团体外部关系的反馈更加有效。这是因为团体的其他成员目击到这种互动，从而降低了报告外部事件这一过程中的失真。不仅如此，这种来自其他成员的反馈比起那些来自伴侣或者咨询师的反馈能够让这些家暴男性感觉起来更不带偏见（Button，Ginkel&Starzomski，1995）。

传递信息：大多数卷入家暴的男性都不太了解家庭暴力相关的知识，也不了解如何才能防止家暴（Pence&Paymer，1993）。团体为这些男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设置，让他们学到那种非暴力生活的知识和态度。参加过团体的男人最常做出的评论是：“要是我两年前知道这些该多好啊！”

行为模仿：很多家暴的男人曾在他们的原生家庭中目击或经历过家暴（Button，1998）。团体能通过提供相关的正面榜样来帮助这些男人克服之前榜样带来的消极影响。团体的领导者们作为榜样而存在，因为他们在团体中的地位，也因为他们与团体成员所分享的那些专业的技术。如果团体成员能够看到自身和领导者之间的相似性，团体领导者作为榜样的作用就会得到加强。团体中的男性或女性协同领导者尤其能配合领导者而提供一种平等关系的榜样模式（Nosko&Wallace，1997）。那些团体中的正面成员也能彼此起到榜样的作用。

社交技能的发展：很多家暴男性的原生家庭经历只为他们提供了非常少的机会去发展有效的维持关系的技能。相反，他们的原生家庭还常常强化那些负面的互动模式（Gortner et al.，1997）。团体能为成员提供无数机会来练习新的发展和维持关系的方法。一旦团体成员决定发展这些与维持关系有关的新技能（经常是出于对团体中的人际学习的反应），一旦学习到了这些技能的知识并看到它们被榜样做出，这些成员就能在与其他成员在每次活动的互动中去练习。举例来说，如果一个男人在团体中得到他是被动的这一反馈，那他就可能学习怎样变得斩钉截铁，观察领导者们和成员所做的示范，并在随后的活动中选择合适的机会练习。不论在团体内外，领导者们和成员们对他技能发展的正面反馈强化了他对技能的继续使用。他在婚姻关系中表现得斩钉截铁能帮他避免那种逐渐能最终导致情感爆发的憎恨情绪的积累。

存在性因素：很多由于虐待伴侣而被逮捕的男人不能认识到他们在这种暴力犯罪中自身的责任。他们不仅不承认自己的责任，相反却责备自己的伴侣、朋友和亲戚以及司法系统和其他对象（Pence&Paymer，1993）。这些人在鼓励下认识到他们在选择自己在团体中给出的反应，进而鼓励他们认识到家暴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导致的，认识到他们对自己过去和未来的选择负有责任。因为他们在团体中的活动最终不可避免要结束，团体也帮助他们认识到改变的机会和时间是有限的。认识到这些存在因素能够激励团体成员肩负起不再家暴的责任。

除了有以上描述的这些疗效因子之外（Waldo，1985），团体的阶段，也就是和团体各个发展阶段相关的动力，对家暴男性也是有独特疗效的。团体被描述为会经过具有动力学特征的不同发展阶段（Waldo，1987）。团体形成阶段所促进的信赖能鼓励这些男性卷入、合作，并对治疗抱有信心，从而促进了普遍性和灌注希望这两个疗效因子。团体暴风骤雨阶段所出现的强烈情感，能够克服这些男人对情绪的否认，并给他们机会去适当的管理情绪，从而促进了宣泄和原生家庭的矫治性重现这两个疗效因子。在团体规范阶段中，成员之间产生的温暖和同情，能帮助促进凝聚力和利他行为这两个疗效因子。在经过了形成、暴风骤雨、规范阶段之后，团体进入工作阶段，并为工作做好了准备。在这一阶段，团体成员能够从诸如反馈、传授知识、模仿学习、尝试新的社交技巧这些人际学习中获利。当团体成员面临团体的结束时（终止阶段），他们被迫意识到这样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即，尽管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进入团体的时候是有选择的，但他们确实有选择的机会和责任，去好好利用每一次团体以及他们和其他成员的关系。他们能够看到这些事实同样也适用于他们团体以外的关系。当不能控制伴侣的时候，他们确实有机会选择如何对待伴侣，并同时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而且，就像团体一样，这些关系最终也是有时限的。(www.xing528.com)

对家暴男性治疗的不同类型的团体

在这一小节，三种类型的团体将被讨论：即心理教育团体、咨询团体、治疗团体。在对这三种类型团体的讨论之后将会有一小节对团体整合治疗的讨论。当我们将团体进行这样的分类时，应该认识到团体很少只属于一种类型（Waldo&Bauman，1998）。治疗团体会包含心理教育程序，而心理教育团体也会追求治疗的目标。自助团体也许同时包括心理教育和治疗的目标和过程。由于有一些作者不能鉴别一些已使用的团体方法，于是文献中家暴治疗团体的分类就愈发复杂混乱了（Gondolf，1997）。因为对家暴男性的治疗聚焦于对一系列问题和暴力行为的纠正，所以，所有与家暴有关的团体形式都被认为具有治疗的效果。如下所述的团体分类基于团体所使用的典型程序过程：心理教育团体主要是教学；咨询团体聚焦于团体成员之间的支持性互动；而治疗小组引发自我探索、自我表露，以及人际问题的深层次分析。

心理教育团体

在家暴咨询领域中最主要的心理教育团体是女权主义/社会文化教育团体和认知行为/以技能为基础的团体（Wexler，2000）。很多当今的家暴治疗模式都正在将上述两种团体模式整合（Ceasar&Hamberger，1989；Ganley，1989）。一些整合团体强调社会文化的重新定向（Duluth Model，Pence&Paymer，1993），而另一些则聚焦于女权主义的认知行为技能（FCBT，Saunders，2000）。举例来说，诸如“暂停”和“积极自我对话”的技术是在愤怒管理课程中首先引入的，而现在在女权主义/社会文化教育团体中经常使用（Common Purpose，1996）。在上述综述中提到，心理教育团体的分类是基于其主要目的方法而彼此区分的：Duluth模型团体是女权主义/社会文化教育团体，它聚焦于让男性面对自己通过暴力以支配女性这一事实。Duluth模型团体整合了诸如积极自我对话等认知行为方法（Pence&Paymer，1993）。相比之下，女权认知-行为治疗团体则主要关注增加男性的自尊及对女性的平等对待，主要采用认知行为方法（Saunders，2000）。

基于女权主义/社会文化理论观点的心理教育团体是当下最盛行的团体类型（Wexler，1999）。对于法庭委托的家暴犯罪项目，各个州所使用的指导大纲往往包含这一类治疗模式（Gondolf，1997；Wexler，1999）。Duluth（Pence&Paymer，1993）和Emerge（Adams，Bancroft，German&Sousa，1992）项目是这一类治疗模式最受欢迎的两个例子。身体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暴力虐待在此被看作一种保持亲密关系中权力和控制的技术（Adams et al.，1992；Pence&Paymer，1993）。家暴男性对于暴力行为是有责任的，并经常被鼓励认识到暴力其实是一种强迫和威胁的方法（Adams et al.，1992；Pence&Paymer，1993）。这些男性得到了关于男性社会化知识的教育，男权信念得到了暴露，并且其对暴力的否认和轻视受到了团体领导者们和成员们的面质（Pence&Paymer，1993）。这些项目都明确地不会聚焦在对团体成员的治疗上（Common Purpose，1996；Pence&Paymer，1993）。

女权主义/社会文化取向所涉及的力量包括鼓励男性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负责，维护一个好的环境去挑战这些男性想要轻视或者否认他们的暴力行为或者指责别人的这种倾向，而不是促进这种倾向（Adams，1994；Pence&Paymer，1993）。这种人为男性的暴力行为是习得并受到社会强化的观点暗示着团体治疗的再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Dobash&Dobash，1979）。女权主义/社会文化模型提供了对于性别社会化的再教育机会，而这种性别社会化正是导致关系中使用暴力维持权力和控制的根源（Pence&Paymer，1993）。

对于女权主义/社会文化取向的批评包括对其大量使用对那些曾经历羞耻的男人的大量面质这种方法的质疑（Browne et al.，1997；Button，1998）。我们注意到那些家暴治疗团体的共情型团体领导者比起那些面质型团体领导者更加强力有效，并且面质这种方法还可能加剧阻抗（Murray&Baxter，1997）。还有人说这种团体不能提供与暴力相关的那些显而易见的心理和情绪问题的治疗，这会带来问题（Schwartz&Waldo，1999；Wexler，1999）。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心理教育团体并未考虑到暴力行为背后的其他可能原因（Button，1995）。

对于纯粹的女权主义/社会文化教育团体研究数据结果是很有限的。Sheppard（1992）进行了一个5年的追踪研究，样本为100名由法院委托参加女权主义/社会文化教育团体的男性。Sheppard发现再犯率为40%，并且参加治疗项目的次数以及是否完成整个项目与对再犯的预测无关。家暴男性的特征，包括化学药物依赖、儿童期被虐待经历、犯罪历史，都确实能够预测再犯的可能。Petrik，Olson-Petrik和Subotnik（1994）带领的一项对于26名完成女权主义/社会文化教育团体的研究显示，团体不能降低这些男性的无力感，或增加他们对被控制的容忍能力。Gondolf（2000）完成了一项对来自4个城市的402名法庭推荐参加女权主义/社会文化教育团体的家暴男性的研究。41%的男性在随后的30个月内再次实施了家暴。项目中脱落的成员比起完成至少3个月团体的成员更可能再次进行家暴。有两个使用Duluth模型的大型研究，使用随机分组设计，让被试随机进入团体或进入对照组非心理团体，结果显示团体几乎没有什么效果（Davis，Taylor&Maxwell，1998；Feder&Forde，2000）。这两个研究其实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随机分组是否能做到真正随机，脱落率太高，没有进行足够的追踪研究等，这些都使得研究的结果不够有说服力（Gondolf，2001）。最后，Edleson和Syers（1990）对比了三种团体模式，即女权主义/社会文化架构的教育模式、自助模式，以及前两种模型的组合模式，他们发现教育模型比自助模式以及后两种模型更加能有效地降低团体之后6个月内的暴力虐待和暴力威胁。

聚焦于技能训练或认知行为取向的项目经常综合了问题解决、愤怒管理、人际技能、压力管理/放松技能和共情这些成分（Saunders，1996）。认知取向将愤怒视为攻击性的源头，并将聚焦在认知歪曲和非理性信念视为引发愤怒的因素（Saunders，2000；Sonkin&Durphy，1985）。行为取向则聚焦于人际技能，尤其是自信沟通（相对于攻击或被动攻击）以降低男性的攻击性（Holtzworth-Munroe，1992；Saunders，2000）。行为取向通过愤怒管理情境角色扮演来充分利用团体形式的优势。这一点与女权主义/社会文化团体不同（Gondolf，1990），因为它们聚焦于个体层面的冲动控制，以此来对抗社会层面的性别问题。认知行为/以技能为基础的方法已经被应用在夫妻治疗的团体咨询中，这种团体有时是在家暴男性团体结束后进一步进行的（Gondolf，1997；Guerney，Waldo&Firestone，1987）。夫妻治疗是有争议的，因为男人会在共同治疗的会面之后，暴力虐待女性伴侣（Walker，1984）。大多是对于存在家暴问题夫妻的共同团体治疗都遵循认知行为框架，这一点与家暴男性的愤怒管理小组很相似（Geffner，Mantooth，Franks&Rao，1989）。

关于认知行为/以技能为基础取向的团体，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它会教授实实在在的技能，而男性能用这些技能去改变他们的行为（Lawson et al.，2001）。不仅如此，这一取向基于的原则是已经在治疗其他攻击行为的研究中被证明有效（Saunders，2000）。对这一取向的批评之一是对于这些暴力男人早年间所经历过的创伤来说，更广泛综合的治疗方法也许是必要的（Button，1998；Wexler，2000）。并且，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如果这种取向和女权主义/社会文化取向没有整合的话，那忽视了社会中的强化给家暴带来影响是很危险的（Pence&Paymer，1993；Saunders，2000）。

已有很多关于认知行为和技能团体的研究，并得出了一些结论。有两项研究比较了接受认知行为的以技能为基础的团体的男性和不接受治疗的男性，发现在随后阶段接受治疗的男性的再犯率显著减少（Button，1986；Waldo，1988）。Button发现那些完成全部团体活动的男性在随后的3年里再犯率仅为4%，而那些对照组中没有参加团体的人再犯率则为40%。Waldo发现那些完成团体的男性在随后一年中保持0%的再犯率，而相比之下那些没参加团体或参加了但是从不真正投入的男性则都有20%的再犯率。那些不设对照组或控制组的对于认知行为和基于技能的团体的研究显示，团体能让成员对自己和伴侣的身心虐待率显著下降（Farley&Magill，1988；Faulkner，Stoltenberg，Cogen，Nolder&Sooter，1992；Petrik et al.，1994；Waldo，1986）。在其中的一个研究中，男性也显示出了交流技能的显著提升（Waldo，1986）。Saunders（1996）带领了一个研究，其中男性被随机分配到女权主义认知行为团体或者过程心理动力团体。结果，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的男性在过程心理动力团体中进展较好，而具有反社会特征、药物滥用问题和轻躁狂的男性则在女权主义认知行为团体中进步较快。这些研究的发现表明，女权主义认知行为团体也许能够为那些反社会、药物滥用、轻躁狂的问题人群提供一个架构和他们所需的技能训练。最后，Saunders发现女权主义认知行为团体能增加这些男性对与他人关系的满意度，很可能是由于这种团体聚焦于交流技能的训练这一原因。

咨询团体

对于暴力亲密伴侣的男性团体咨询经常会以结构性不强的自助团体的形式呈现。成员们经常自己决定涉及的主题，而以往参加过团体的老成员的参与能使得活动更容易进行（Edleson&Syers，1990）。Goffman（1980）发展出了一种叫作匿名攻击者的自助团体，这种团体遵循和匿名戒酒会相似的12步模型。其中，假设与团体咨询中其他成员的支持和认同对于家暴男性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Jennings，1987；Waldo，1987）。非结构化的咨询团体提供了一种环境，这种环境能促进新技能的发展，因为团体的环境使得新技能能够得到训练并泛化到其他情境中（Gondolf，1987；Jennings，1987）。

Jennings（1987）和Wexler（1999）曾表示，在一种充满支持的环境下一个家暴男性帮助其他家暴男性克服暴力行为，这是自助团体咨询的一种重要力量。对这类团体的批评包括认为其缺乏面质和聚焦，也缺少让男性承担自己暴力行为责任的教育（Dobash&Dobash，1979；Pence&Paymer，1993）。

关于自助咨询性团体研究的结论很少。在一项研究中，Edleson和Syers（1990）发现，团体结束后的6个月内，自助团体在减少暴力和暴力威胁上不如女权主义/社会文化教育团体。

治疗团体

过程心理动力治疗模式将家暴解释为一种对童年创伤的反应（Browne，Saunders，&Staecker，1997；Jennings，1987；Saunders，1996）。这是一种结构性不强的模型，假设治疗会通过支持性的非说教的团体关系而发生（Jennings，1987）。领导者创造支持性的环境，这种环境降低了成员的顾虑，并鼓励这些男性去探索自己孩童时期性别角色预期的根源和以羞耻为核心的行为的根源。而且还能鼓励成员重新体验孩童时期的创伤，接纳他们曾经失去的，放弃对他人的控制，学会与别人共情，增加对他人幸福的情感投资，以及提升直接并负责任地表达自己情感的能力（Browne et al.，1997）。

心理动力学过程团体是家暴男性最常见的治疗性团体类型之一。其他类型的治疗团体则聚焦于家暴男性在依恋上面的缺陷。自体心理学团体（Wexler，1999）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家暴男性没有足够的“镜映自体-客体”。治疗会聚焦于寻找心理问题的根源，并尊重团体成员的无力感以及由他们原初关系所带来的情感伤害。共情工作坊（Stonsy，1995）是一种治疗团体的形式，它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大多数家暴男性不能维持持续的依恋关系。团体活动和作业基本是发展出一种对自己的同情心。最后，焦点解决治疗团体（Lee，Greene，Uken，Rheinscheld，&Sebold，1997；O’Hanlon&Weiner-Davis，1989）是基于对这些家暴男性具有的力量和资源的关注，而不是他们身上的问题和缺陷。

治疗团体的好处包括让成员学会从建立关系和彼此滋养中获益（Jennings，1987；Waldo，1987）。Jennings（1987）相信，治疗团体能帮助男人发展出一种自助技能，学会容忍和有耐心，感觉到情感上的安全，并体验到关系中彼此的相互支持。治疗团体也被认为能帮助男人表达羞愧和相关的情绪（Wallace&Nosco，1993）。Feldman和Ridley（1995）指出，大多数团体主要关注暴力行为而不是更宽泛的那些问题，比如自尊、人格障碍和抑郁。相比于社会文化心理教育团体或者自助咨询团体，治疗团体更能够发现依恋的问题，不安全的关系，以及那些研究显示与暴力虐待相关的人格障碍（Babcock et al.，1993；Button，1999；Holtzworth-Munroe&Stuart，1994）。Browne等人（1997）认为，非结构过程团体对于应对团体成员的需求更具有灵活性。对于治疗团体这一途径的批评来自于女权主义/社会文化团体的支持者。他们相信心理动力团体创造了一种共谋的氛围，而不是面质暴力行为的氛围（Pence&Paymer，1993）。不仅如此，有越来越多的关注指向，一个支持性的共情性的团体氛围也许会强化对于暴力行为的合理化，并且治疗团体也许对于改变暴力行为来说太过冗长（Adams，1994）。对于治疗团体，已有了一些研究结果。在其中一项研究中，Saunders（1996）发现具有独立人格的男人在过程心理动力治疗团体中能获得更好的收益。

整合治疗

有少量研究尝试整合团体治疗的不同取向（Lawson et al.，2001；Saunders&Hanusa，1986）。Lawson等人（2001）将女权主义、认知行为、心理动力取向的团体方式进行了整合。Saunders和Hanusa将认知行为取向团体和咨询团体整合。整合团体的潜在优势在于其能够通过创造一种基于已有研究和理论的新模型，并从而找到暴力行为背后的原因的各个侧面（Carden，1994；Lawson et al.，2001）。对于整合途径的批评多集中于其缺乏整合的理论依据（Gondolf，1987）。以上提到的两个研究都对所使用的整合途径进行了评估，并发现它们在于减少家暴和解决与暴力行为相关的问题方面都能取得还不错的成效（Lawson et al.，2001；Saunders&Hanusa，1986）。研究显示，用整合治疗方法来处理家暴问题的各个侧面这一趋势正在越发得到研究者的重视（Carden，1994；Gondolf，1987；Lawson et al.，2001）。

研究家暴男性的团体有两大主要困难：测量问题和团体脱落。为了评估家暴团体治疗，研究者可以收集三种类型的数据：来自这些男性的自我报告、来自男性伴侣的报告，以及来自警察/法院的信息。这三种数据来源都有问题（Gondolf，1997）。出于远离麻烦和不影响缓刑的原因，男性和他们的伴侣不会提供后续追踪数据或低报虐待情况（Edleson&Grusznski，1988；Tolman&Bennet，1990）。那些愿意反馈后续数据的最可能是那些有正面效果的人，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数据偏正面的趋势（Gondolf，1997；Moffit et al.，1997）。不仅如此，使用警察或来自军方的数据报告会低估实际的再犯率，因为司法系统对家暴的反应和识别是存在差异的（Tolman&Bennet，1990）。最后，几乎所有研究都采用的是身体暴力方面的数据，更加综合和细致的信息应该包括心理虐待、威胁，以及对正面行为的测量（包括正面的照顾行为、交流的增加和关系的对等）（Gondolf，1997；Rosenfeld，1992）。

评估家暴男性治疗的效果是很难的，因为团体具有很高的脱落率（Hamberger，Lohr&Gottlieb，2000）。很多研究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参加团体的被试都在团体完成之前脱落了（Edelson&Syers，1990；Gondolf&Foster，1991）。高脱落率导致了有限的和有偏差的样本（Hamberger et al.，2000）。对于那些脱落的男性的研究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会离开，以及如何才能让他们留下。

为了将家暴男性的团体治疗传承下去，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证据显示那些从治疗中脱落的男性比完成治疗的有更高的再犯率（Button，Bodnarchuk，Kropp，Hart&Ogloff，1997）。研究已经发现了来访者的特征以及系统和治疗变量能够影响治疗是否能完成，包括年龄、教育/工作、法庭委托状态、种族、是否为少数民族群体（Gondolf&Foster，1991；Hamberger et al.，2000；Rondeau，Brodeur，Brochu&Lemire，2001；Tolman&Bennet，1990；Williams&Becker，1994）。Hamberger等人（2000）发现人格因素尤其重要，偏执型人格特点能够预测早期的脱落，而边缘性人格特征则能预测后期的脱落。研究发现，团体前的结构化定位可以成功地增加团体完成比例（Tolman&Bhosley，1990）。Taft、Murphy、Elliott和Morrel（2001）发现动机增强治疗能成功提高团体的出勤率，并降低家暴男性团体的脱落率。Rondeau等人（2001）发现来访者和治疗师之间的治疗联盟是预测男性是否会完成治疗的最强有力的因素。Taft等人发现治疗师所提供的支持性的和个性化的交流对于留住少数民族团体成员尤其有效。Williams和Becker（1994）建议，家暴项目应该提高其文化方面的适应力，并做好与不同文化的来访者共同工作的准备，从而减少少数民族团体成员的脱落。

为了寻找完成治疗的家暴男性再犯的原因，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Holtzworth-Monroe，Beatty&Anglin，1995）。准确地测量再犯率是很困难的，因为来自法律系统的报告通常缺少一致性，而男人自己和他们的配偶又会少报，团体的成员又有些不会提供后续的信息（Edleson&Syers，1990）。即使再犯率可能被低报了，Hamberger和Hastings（1990）的研究仍然发现参加家暴治疗的男性中有25%~50%的人被报告再随后的6个月到2年内有暴力行为。Gondolf（2000）所知道的一个对于4所治疗中心的30个月的后续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再犯都发生在治疗之后的6个月里，而之后的再犯率则平稳降低。Gondolf还发现，有1/5的男人反复暴力自己的伴侣并且是大多数受伤事件的责任人。这些发现表明，治疗也许会有一种累积的影响，而且少数民族的家暴男性也许需要别的类型的治疗。

为了增加治疗的完成率并降低再犯率，社区司法系统和治疗中心应该让这些家暴的男性为不能完成治疗或再犯付出法律方面的代价（Murphy，Musser&Maton，1998）。由司法机构委托的长程团体治疗（类似于药物滥用项目中的那种团体）能够提供更长期的追踪评估并为这些男人提供持续的支持（Myers&Salt，2000）。社区人员需要仔细配合治疗项目的活动、司法和执法的安排（Murphy et al.，1998）。另外，对于社会工作人员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保护被暴力威胁的女性安全，为她们提供咨询和团体支持（Gerlock，1997；Jacobson，1994）。

最后，治疗和研究能够通过对家暴行为多方面原因的评估取得进步（Lawson et al.，2001）。通过最切合这些男性需要的治疗取向来找出行为的原因，这非常重要（Holtzworth-Munroe et al.，1995；Saunders，1996）。我们也需要发展出新的有创意的治疗方法。

家庭暴力是一个包含很多侧面的问题，需要采用多角度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团体有很多优势（包括那些已经被鉴定出的疗效因子）能够找出暴力背后的多方面原因。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表明哪种团体最有效（心理教育的、咨询的，还是治疗的）。非常有限的对团体治疗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正面结论，证明了团体能降低再犯率，但再犯率却仍然很高。有一些研究表示整合方法的治疗是最有效的（Lawson et al.，2001），并且那些能够匹配这些家暴男性自身特点的治疗方法能让治疗更加有效（Saunders，1996）。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再犯率可以通过鉴别那些高风险的人群并提供特殊服务（包括实时监控）而得到进一步降低（Gondolf，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