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咨询与治疗：有效的物质滥用治疗方法

KATHRYNE KOMINARS（佛罗里达国际大学），LIANE DORNHEIM（佛罗里达国际大学）

物质滥用在美国是一个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根据流行学研究，酒精依赖的终生患病率是8%~14%（美国心理学会[APA]，2000）。15%的人口会在一生中某个时间点经历一次物质滥用障碍，而平均20%的普通医学机构的病人和35%的普通精神病单位的病人会表现出物质滥用障碍（Galanter&Kleber，1999）。而且，当前29%的有心理健康问题的病人有物质滥用史，在另外一些群体（如，精神分裂症人群），这个比例甚至更高（Regier et al.，1990）。

美国的健康与人类服务部门实施的关于毒品滥用的一项国家家庭调查显示，美国12岁以上的人口中有310万，也就是人口的1.4%在过去一年里接受过酒精或毒品滥用的治疗。在这310万人中，大约120万人，也就是38.7%，接受过酒精和毒品两种治疗；16%的人只接受了毒品滥用治疗；32%的人接受了酒精依赖的治疗；13%的人报告有治疗史但未具体说明是哪一种物质。

历史上，心理卫生从业者并没有十分关注物质滥用障碍的治疗（Polcin，2000），致使一些自助团体如酒精依赖匿名团体（AA）以及专门化学品依赖治疗项目的辅助专职人员提供的治疗越发增多（Khantzian，1985）。这些专门治疗项目类型的扩充是由于传统心理动力学治疗方法将物质滥用看作某种根本的精神病障碍的症状并没有效果（Polcin，1997a）。当心理卫生从业者开始处理那些物质滥用障碍病人的需求时，他们面对的是缺乏有效性实证证据的自助模式（Shaffer，1986）。幸运的是，在最近的实证研究中，若干种治疗方法（认知行为与动机会谈与12步项目的整合）因具体地满足物质滥用障碍病人群体的需求而被发现是有效的（Miller&Brown，1997；国家酒精滥用和酗酒机构，1997；Ouimette，Finney&Moos，1997）。尽管近来的研究发现支持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法的结合，心理卫生从业者仍然面临一个尴尬的任务：确定和每一位来访者使用哪一种干预策略。

物质滥用治疗包括一系列关怀方案，从集中的住院治疗到无结构的门诊治疗都包括其中。治疗的主要类型有社交学习项目、治疗性社区关怀、美沙酮维持，以及不同的门诊治疗。团体治疗方法成为了物质滥用最受欢迎的干预方法，很多人表示团体治疗是他们的治疗选择（Flores&Mahon，1993；Greif，1996；Khantzian，Golden，&McCauliffe，1999；Mahon&Flores，1992）。

本章将总结物质滥用团体所使用的心理教育、咨询，以及心理治疗干预。我们区分了心理教育、咨询和心理治疗团体的三个部分，其中包括相关理论、新近研究发现以及不同的物质滥用团体方法的建议。

接下来的讨论中，术语物质滥用包括DSM-IV-TR中定义的物质滥用和依赖（APA，2000）。物质滥用的定义是一种适应不良的物质使用，导致临床重大损害或痛苦（无法满足重要角色功能，表现出危险情境中的物质使用，物质相关的法律问题，以及反复出现的人际问题），或者导致了耐药性、断瘾及其他生理症状。物质使用的定义是酒精和/或其他毒品的使用，而这些物品并不是医生指导用药，或者虽然是指导用药但是病人有滥用的情况。在这种定义中，滥用说明酒精和药品的使用已经超出了社会和娱乐的目的，出现在有问题的或带来消极结果的使用场景中。物质依赖包括物质滥用的行为，但是还加上了一个生理维度，比如耐药性和断瘾的症状。

使用Stinchfield，Owen和Winters（1994）所发展的分类，团体治疗可以是一种主要的治疗方法，或者是一种治疗后的辅助。除了团体治疗以外的主要治疗，包括住院戒毒、门诊医药治疗，如戒酒硫（antabuse），以及个体治疗，比如动机会谈能够帮助患者做好参加治疗的准备，再有就是个体心理治疗。但是，团体的方法本身在治疗物质依赖时被认为是规范的实践（Stinchfield et al.，1994）。不管团体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方案还是辅助措施，团体都可以对新来成员开放或者封闭，封闭式团体一般属于少数情况（G.Skypek，个人对话，2002年2月15日）。根据Stinchfield等人的综述，团体治疗作为主要治疗方案的结果是混杂的。他们的结论是，更受青睐的治疗方法应是团体治疗、行为矫正训练和家庭参与的整合。把团体治疗当作一种辅助方法的情况下，他们发现团体治疗在多模型的项目中作为一种并行的治疗是关键的。然而，它和其他治疗内容相比对于参与者的益处是一样的。在团体治疗当作病后的照顾方面，目前并没有实证支持它独自贡献了整体的改善（Stinchfield et al.，1994）。

团体的组成

团体在很多维度上都可以是异质的，比如物质滥用的类型以及使用的严重程度，成员心理社会功能的水平，之前的治疗历史，以及共病。一个争议是关于团体组成的异质性是否合理。但是，已发表的研究只是评价了在物质滥用类型和滥用严重程度上的同质团体（Stinchfield et al.，1994）。第三方付费的要求，更多公共政策先行，以及治疗方法有效性证据的缺乏，都是重要的外部因素或者社会方面的影响，对异质团体难以形成都产生了影响。

正如一般的团体治疗，物质滥用的团体治疗依靠团体疗效因子的出现，比如凝聚力、信任和信息传递（Yalom，1995）。Vannicelli等人（1982）确定了三个改变因素：关于物质滥用的理解，学习引发物质滥用的相关问题比如态度和防御，以及沟通策略的改善。

治疗性考虑

尽管治疗师在促进这些改变因素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仍可能经常会遭遇来自于团体成员对他们自己能力的挑战，这源自他们是否在他们的临床技能或训练以外有物质滥用的历史。Vannicelli（1991）强调治疗师处理可预测的关键事件的技能技术的重要性。常常是物质滥用团体成员期待或寻求治疗师更高水平的自我表露，而不是说这些自我表露通常发生在治疗团体中。临床工作者应该准备好以一种非防御的、关爱的和敏感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对他们个人信息的要求（Greif，1996）。建议这方面治疗的新手在遭遇这些之前寻求督导或指导。

临床工作者需要对于和物质滥用群体工作发展出现实的期待。很可能他们会变得过于关注治疗结果并且为许多情境因素负责，而这些往往是治疗师有很少或几乎没有能力去控制和影响的。比如，一位来访者在治疗结束后被解雇了，或者其伴侣提出离婚，这位来访者的复发是因为他没能回到一个支持性的工作环境中，他的家庭不稳定且没有支持性。临床工作者需要避免将来访者的复发归为他们自己临床技能的反映。Greif（1996）为新手团体治疗师描述了具体的一些避免常见错误的策略。他建议，团体的维持与否是基于团体规则是否成功地得到了保持，从而这支撑了他的观点：团体规则需要反复明确地强调。

对于有个人成瘾和康复历史的临床治疗者，一定要准备好在治疗中面对边界问题，有可能会同时以私人化和专业化的方式参与来访者的康复过程中。尤其具有挑战性的是那些参加12步康复团体（匿名戒酒者协会）来支持自身康复的治疗师，如果在12步康复团体中遇到他们自己的来访者，这时的边界问题会更难以驾驭。这对于小社区来说尤其是难题，因为可供选择的12步康复团体本来就不多。如何在团体中面对自我表露的邀请，也是需要治疗师考虑的问题。Greif（1996）写道，如果治疗师因为焦虑而过于保留，或暴露得太多，都可能导致错误地感受团体成员的需要，或者不准确地评价团体动力。

根据Greif（1996）的研究，另一个常见的陷阱是团体领导者的理论取向和机构风格缺乏一致性，或者与团体领导团队内部的哲学观存在冲突。当团体领导者受到机构或治疗项目中的理论差异干扰时，或者被协同领导者的取向冲突所影响时，团体成员的需要就会被忽视。对团体的发展水平保持一个持续的准确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影响着临床治疗师的职责和任务。在团体成员不稳定的开放式团体中，重要的是避免先入为主的那种对团体发展有条理的稳定的概念，而是要持续地把新成员整合到团体中。这种整合需要在框架中进行，因为团体里的持续性使成员有机会获得个人成长，也有时间评价团体的效果，并且重新约定未来的工作。关于开放团体和封闭团体的有效性的研究尚未见到。

反移情作用会给临床治疗师提供绝佳的机会去了解他们自己，因为和物质滥用的人一起工作可能会对他们的能力和领导力产生更加直接的打击。领导者有时候尝试通过微妙地鼓励困难型成员离开团体或者主动地以不适当的方法来治疗这些成员，比如过度热心、关注或者过度地刁难，来战胜反移情反应（Greif，1996）。

对于团体促进者而言，在团体早期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团体成员进行关于规范的教育（比如，常规和准时的出席、保持节制、尊重他人、期待诚实自我表露、团体过程的分析），还有就是为了成员自身利益以及团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而维持这些规范的价值。建议关于保密性的挑战和应用有特殊的强调和讨论，并且应该告知成员保密性的破坏将会在团体内得到相应处理并带来一定后果（Matano，Yalom&Schwartz，1997；Yalom，1995）。

来访者考虑

其他重要的治疗性议题包括在有外界压力的时候保持住戒断的目标，和那些在治疗过程中持续使用物质的团体成员进行工作，以及当聚焦在物质滥用的讨论内容（讲故事）成为一种回避重要的团体动力和过程时去觉察到它。根据Stinchfield等人（1994）的研究，成员留在团体中的概率和团体的类型之间的关系不如和治疗师个人特点的关系那么紧密。对于团体治疗来说，正如其他所有治疗模式和理论导向一样，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治疗联盟是治疗结果的重要预测变量。但是，Yalom（1974）建议，治疗师可能需要通过保存团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完整性来决定团体构成，而不是根据个体的具体需要。

Stinchfield等人（1994）报告来访者的特征似乎是疗效的最好预测变量。中等程度的症状严重程度，没有共病，对焦虑的耐受力更强的个体可能会有最大的治疗受益。

一些成员（Vannicelli et al.，1991）可能需要知道，参加团体治疗的期待与参加同辈支持团体是不一样的，团体治疗强调的是团体经验的过程和分析。Kanas（1982）建议干预的三阶段模型。第一个阶段包括基本的支持、关于戒断的教育，以及否认和问题行为最小化的清晰举例。第二个阶段需要反思和探索一种没有毒品的生活方式的本质和质量，以及改变的过程需要能够支持持续的戒断。第三个阶段，强调的是处理物质滥用的心理内部诱病因素，而这些也被认为是复发的诱病因素。Stinchfield等人（1994）指出了很多流派的思潮将团体治疗中处理的具体议题有所不同地进行优先排列。但是，物质滥用团体的形式一般是结构化地去处理情感、认知和行为，其不同的比重是根据理论导向来决定的，目的是培养发展出一种没有毒品的生活方式。

直到1993年，美国心理学会才批准成立了成瘾分会（第50个分支）。Margolis和Zweben（1998）报告90%的心理学研究生说他们在物质滥用领域并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课程。

团体方法在很多不同形式下都受到欢迎，比如匿名戒酒小组、家庭团体、教育团体、心理剧、洞察小组，以及动机小组（Duckert，Amundsen，&Johnson，1992；Kadden，Carroll，Donovan，Cooney，Monti et al.，1992；Levine&Gallogly，1985；Pfeiffer，Feuerlein&BrenkSchulte，1991；Vannicelli，1991）。即使团体治疗的治疗师和来访者认为它是有用且高效的，目前关于它的作用机制仍缺乏科学证据。若干研究都指出评价团体治疗变化和效能的过程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Besson，Barrias，Borg&Verbanck，1993；Sanderson，1982），因为那些显著的因素有着大幅的变异，比如出席率、团体压力、认同、学习过程，或者它们的复杂结合体（Loughlin，1992；Lovett&Lovett，1991）。这些因素在已经发表的文献中并没有得到清晰的描述或评价。治疗的长度、领导风格、病人的数量和类型，以及治疗的条件也都会造成实证研究的困难。

心理教育

心理教育团体一般被用于更综合的治疗项目中的第一步，除此之外还有的内容是传递信息和教授来访者关于医药、行为以及毒品使用/滥用的心理学研究结果（Nace，1987）。很多人相信这种方法会在团体成员做出治疗承诺方面达到教育和引导的作用（Drake et al.，1991）。

最近的文献综述（1994~2002）显示，心理教育团体被用于很多个体（青少年、成年人，以及双重诊断的成年人）。大多数心理教育项目是聚焦于物质滥用预防的（常常在学校里）或者是聚焦于复发预防的（在康复中心或医院背景）。作为对物质滥用患者的心理教育团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干预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心理教育内容一般被融入物质滥用多模型治疗项目中。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缺乏关于心理教育方法用于物质滥用的有效性的研究。

研究发现

Addington和el-Guebaly发现，社会支持、心理教育和社交技能训练的结合能够提高物质滥用的精神分裂患者的治疗效果，其节制率在治疗后的6~12个月跟踪中达到了44%。Plasse（2000）研究了物质滥用治疗的7名母亲，用定性方法调查了她们在一个15周心理教育教养技能团体里的投入度。对这些女性参与团体之后进行访谈，研究者得到的结论是，有证据支持在关爱的人际关系中发生了理论学习。但是，参与者在非参与或复发期间有一定风险会失去孩子的监护权。

在一篇综述中，Pentz（1999）的结论是，由老师进行指导的基于学校的心理教育项目有很差的总体效果，而且在5年的跟踪测量上没有效果。这项研究的一个例外是要求30次指导会面的一个干预（Botvin et al.，1995）。这一研究包括了一个随机化实验，其中有56所公共学校和总共3597名12年级的学生，主要是白人，他们代表了开始研究时的初始样本（7年级）的60%。该干预包括了15次7年级时的课程，10次8年级的协助课程以及5次9年级的协助课程。课程教授一般生活技能以及抵制使用毒品的社会影响的技能。不像传统预防方法那样，该项目聚焦于物质滥用的即刻消极后果和降低使用毒品的社会接纳性，仅提供了关于毒品使用的长期后果的最小化信息。跟踪数据在基线期的6年以后通过调查问卷收集。接受干预的毒品和多种毒品使用的组相比控制组都有了显著的降低。那些参加了完整的项目的学生得到了更好的效果。Botvin等人（1995）将结果归因于时程（长达3年）和干预的长度（30小时），15次协助课程的使用，以及实施逼真度的检验。但是，团体效果的不同（控制组和心理教育组）比较小，且最可能是因为大样本的效力所引起的。

另一个研究关注的是父母，作为一个多方面学校或社区干预的其中一部分。该项目代表了它对父母物质使用、沟通风格，以及参与预防其子女的物质使用的作用（Rohrbach et al.，1994）。大众媒体项目如果不与其他项目结合起来，其效果非常有限，除非一些广告比赛的主题是改变高风险青少年对物质使用的态度（Lorsch et al.，1994）。在社区进行的社会影响项目与基于学校的项目类似，并且它们本身并没有产生毒品使用的长期减少（St.Pierre et al.，1992）。在酒精使用方面，Moyers和Hester（1999）的结论是，心理教育在酒精滥用病人身上的有效性的证据是不足的（即，讲座/视频等）。他们还报告，在酒精依赖病人中使用视频，如果其目的是自我对质，反而有消极的效果。这种干预倾向于严重增加脱落率。尽管临床医生在他们的心理教育项目中自信地提供教育性讲座以及播放视频，Moyers和Hester（1999）报告，加以控制的临床研究发现并没有表明这些心理教育干预作为唯一干预方法的有效性。

建议

已有的研究表明，短期低强度的干预并不产生物质使用、滥用的显著行为改变。心理教育用于预防可能是更好的，但是物质滥用是复杂的，要求更长时程、更密集的多模型治疗以产生显著改变。

用于预防目的的心理教育干预应该在频率和时长上都足够集中。心理教育项目的内容应该和背景、需求以及参与者的动机、项目的目标相契合。治疗项目应该根据参与者的年龄而有所不同。

干预内容可以包括以下方面（Marlatt，1985，1998；Perkinson，1997；Sobell&Sobell，1993）：(www.xing528.com)

·目前和过去长时间的物质滥用的生理和心理影响；

·使用方式差异的数据（偶尔使用、放纵的、频繁的、每天使用）；

·标准饮酒的信息（啤酒、葡萄酒、白酒）以及在不同酒精消耗下的血液酒精浓度信息、不同的生理特征以及摄取时间；

·酒精以外的毒品的信息以及它们的一般生理反应；

·物质滥用对人际功能的影响（子女、家庭、朋友等）；

·对职业功能的影响；

·对可观察行为的影响（付诸行动、反社会行为等）；

·对心情状态的影响（增加焦虑和抑郁的情感状态）；

·物质滥用和依赖的区别，包括断瘾和耐药性的信息；

·康复过程的教育（心理的和生理的）；

·防御机制的信息（如，否认、最小化、合理化）；

·能帮助改变的社区资源和附加支持的信息（12步项目、咨询和心理治疗、医药干预、门诊和住院项目等）

理想情况下，心理教育项目会提供信息来让戒断者做出物质使用或滥用的决定以及继发的后果。心理教育方法的目标可以是多方面的，以教育和赋予戒断者力量来做出负责任的和有根据的决定为中心。这些项目由治疗提供者开发出来，尚未经过标准化或包装以用于传播。

团体咨询与心理治疗这两个术语在我们的使用中相互转化，我们会一起回顾研究，因为已有的研究并没有对它们进行区分。有一些人把他们的治疗称作团体心理治疗。文献的回顾显示，近来的实证研究把儿童、青少年以及有单一或多重物质滥用障碍的成年人包含在团体治疗中。已进行的研究工作对象是那些有附加的令人混淆的问题，如躯体、情绪或性虐待的历史，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或者违法犯罪的人。在理论方法方面，除了疾病的治疗和12步康复方法，认知行为（Johnson，2001）、动机会谈（Foote et al.，1999；Jungerman，deAlmeida&Laranjeira，2000；Velasquez，Maurer，Crouch&DiClemente，2001），以及心理动力学（Intxusta，2001；Winship，1999）的方法在研究中值得注意。所有方法可能包括家庭治疗或者/和辅助咨询。

在基于家庭的23个干预青少年吸毒者研究的一篇综述中，Cormack和Carr（2000）得到结论，系统的投入程序对于那些不愿意接受治疗的家庭非常有效。而且，家庭治疗和多系统家庭治疗都非常有效。多系统治疗（12~36次会面）比个体或团体的支持性咨询以及家长教育更加有效。家庭治疗（6~24次会面）比仅仅关注青少年的个体干预，如支持性治疗或者社交技能训练更加有效。在这些研究中，家庭治疗包括治疗个别的家庭。多系统方法包括个体咨询、家庭治疗和对青少年及其家长的心理教育的整合（有很大一部分的文献关注物质滥用的家庭治疗方法，它们超出了本章所能阐述的范围。）

Washington（1997）研究了认知/教导式团体咨询和体验式团体咨询对于化学物质依赖的女性的自我效能感和工作能力自评的影响。治疗包含6周的每周2.5小时的团体咨询会面。参与者在参加团体之前的1周被评估，而1周后又被重评。结果显示，认知/教导式咨询团体比不那么直接的体验式团体咨询方法在前面提到的变量上表现出更积极的结果。

Cohen和Tempier（1999）介绍了一个正在进行的团体治疗项目，来访者是长期精神疾病和多重物质滥用的患者。该项目基于心理教育和认知行为方法。每次会面在建设性的面质策略之后是来访者与来访者之间的互动，以设定目标来结束。体验一些治疗成功的来访者被要求像模范榜样那样去行动，去帮助他人战胜物质滥用问题相关的辅导。行为干预如复发预防策略、线索确认以及角色扮演、放松技术、沟通技术，还有拒绝毒品技能，都被包含在这个多模型项目中。另外，鼓励成员参加心理教育活动和出席匿名戒酒会以及麻醉毒品匿名会。根据他们的发现，积极结果是从过程本身而得到的，也就是团体变得越来越有凝聚力、团体出席率有所提高。尽管有很多关于这些项目的事件记录，但是仍然缺乏实证证据。

Jungerman等人（2000）研究了一种动机会谈方法对治疗巴西青少年和成年毒品依赖的效果。治疗会面（18个月）包括了使用毒品的好处和坏处、高风险情境、例行公事、改变的阶段、心理支持资源的动机性讨论。这一研究没有去调查在动机会谈、团体凝聚力与脱落人数的关系。但是，看上去脱落人数与咨询团体的疗效因子是共同保持节制以及物质滥用减少的因素。然而，后续研究没有去探索这种改善效果的内在因果关系。

Monras和Gual（2000）研究了西班牙329个参加门诊心理治疗团体的酒精依赖来访者，该团体持续了5年时间，研究者比较了脱落和留在团体内的人数。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报告研究中的5个门诊心理治疗团体所使用的任何具体的理论导向。在2年内成功保持治疗效果的团体都有一系列的阶段，而最初治疗的3个月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在头几个月最大化成员们对团体的投入，他们建议，团体领导者要训练成员理解团体过程以及使用动机技术。训练团体成员掌握这个技能，促进与他人的连接，有可能会影响团体凝聚力。

Crits-Christoph等人（2001）使用国家物质滥用机构可卡因治疗合作研究中的数据检查了四种治疗可卡因依赖的心理社会和其他问题的方法。480位病人被随机分派到6个月的治疗之中：个体认知治疗、个体心理动力治疗、个体毒品咨询（与团体毒品咨询联合）以及单独的团体毒品咨询。在治疗方法之间并没有发现精神症状、就业情况以及药物、法律、人际关系或者饮酒问题的变化差异。相应地，Crits-Christoph等人得出结论，个体治疗方法并不优于团体治疗。Vasilakis（1997）评价了物质滥用青少年出院后的功能情况，比较他们参与的个体治疗和团体治疗。尽管成员的反馈反映出一个总体的积极经历，但是两种干预方式在出院后功能水平上没有不同。

Kaminer和Burleson（1999）在干预结束后3~5个月期间比较了短期认知行为团体和互动团体，研究对象是双重诊断的青少年物质滥用。在3个月的追踪测量上，认知行为团体的青少年比互动团体的青少年表现出显著的物质滥用严重程度降低。而在15个月的跟踪测量上，两种治疗类型带来的变化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认知行为和互动团体治疗方法的成员普遍来说都保持者显著的治疗改善，且他们都有长期的效果。

整体来说，评价团体治疗和其他治疗方法比较之下的效果研究说明，心理治疗团体中的患者有更好的服从率（Avila-Escribano，Perez-Madruga&Rodriguez-Treceno，1994），有更高的节制率（Avila-Escribano et al.，1994），在一系列生活质量变量上有所改善（Bowers&Al-Redha，1990；Cooney，Kadden，Litt&Getter，1991；Getter，Litt&Kadden，1992；Hoffmann&Miller，1993；Monras，Freixa，Martinez&Bach，1990），从住院到门诊治疗的过渡状态也有所改善（Hanson，Foreman，Tomlin&Bright，1994），更可能回来参加病后调养（Verinis&Taylor，1994）。一项研究在比较治疗类型时给出了关于成功率的信息但是并没有确定统计效力大小。

理想的情况是，物质滥用咨询团体的目标引导着团体的焦点。这些目标包括开始节制、提高应对技能、获得更多对情绪的控制，发展并保持健康的关系。像Polcin（1997b）和Steigerwald以及Stone（1999）指出的，匿名戒酒团体可以被概念化成一种认知行为的方式，帮助成员学习具体的认知和行为技能，支持他们的戒断并预防复发。必须牢记的是，美国的很多化学依赖治疗项目推荐用自我帮助团体来治疗物质滥用障碍，尤其是基于12步的匿名戒酒者协会（Montgomery，Miller&Tonigan，1995；Morgenstern，Labouvie，McCrady，Kahler&Frey，1997），而且匿名戒酒者协会逐渐成为最常见的治疗方式（Weisner&Schmidt，1995）。

除了用于处理必要内容的团体结构化之外，还非常重要的是在计划治疗时考虑其他因素。物质滥用障碍的人群是多种多样的，值得整合不同的治疗方法和服务。Polcin（1997a，1997b）建议开发一种视角囊括专业治疗，自我帮助团体，以及物质滥用项目，有可能更多地满足来访者的需要。而且，Johnson和Chappel（1994）和Zweben（1995）建议，取代那些关注于一种“上瘾疾病”的存在与否的过时的治疗范式。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建议治疗应包括认知重构，目标是物质使用态度的转变和保持节制的适应性策略。

时至今日，研究发现很清楚的一点是动机会谈团体治疗和认知行为团体治疗在短期和长期效果方面都非常有帮助。（注意：除了一个在西班牙进行的研究之外，没有用英语出版的动机团体治疗的报告。在美国，动机治疗是用在个体身上的而非团体。）治疗的前3个月对于成员是否留在团体中以及治疗成功的效果是至关重要的（Monras&Gual，2000）。并发诊断的治疗是关键的（Cohen&Tempier，1999；Kaminer&Burleson，1999），而且附加服务在物质滥用相关问题上（就职、住房、法律医学等）也非常重要（Polcin，1997a，1997b）。

研究结果清晰地显示，更集中和更长时程的干预是更好的。所有研究结果都一致发现多模型干预比单一模型干预更加有效。但是，尽管多模型治疗受到推荐，关于多模型治疗中究竟哪些部分贡献了成功的效果一直都不很确定。

团体形成考虑

入组筛选、来访者选择、会面次数、长度和时程的考虑并没有在实证文献中有所提及。为了筛选的目的，我们建议参加团体成员的诊断，因为多重物质滥用可能比单一物质滥用更复杂且更排斥干预，而那些有酒精滥用的病人的问题有可能和那些使用非法物质的个体的问题有所不同。在滥用和依赖程度方面相同的团体是有益处的，而实际上用什么物质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在所滥用的物质方面越相同，团体就会越吸引成员，而人际学习的程度就可能会增加，以及对彼此的错误理解会减少。而在职业和社交功能方面，严重受损的个体可能非常需要更复合的服务，而且他们可能在与那些功能正常的人交往时可能更难，反过来也一样。筛选时必须评价潜在的团体成员是否理解并服从团体规则，包括保密性、出席，以及戒断的要求。

在团体成员数目方面，应该遵循一般的心理教育性、咨询性和心理治疗团体的原则，即，更大的团体带着心理教育的目的，更小的团体（6~10人）具有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形式。在开放式团体还是封闭式团体方面，封闭团体是更具凝聚力的，而且一旦团体开始就不需要把时间花在新成员的导向上面。但是，一个开放的团体可以利用越来越多的成员对成员的人际学习，这些学习来自他们更长时间戒断经历的共享。

会面的长度应该取决于团体中个体的数目，并没有具体的实证支持来指导会面的长度，但是第一个要则是将团体结构化以满足每个成员至少有10分钟。这会使得团体有足够的“开场时间”而又不会像一次马拉松似的过于冗长。

团体的频率和时程取决于设置。在住院设置时钟，常常是结构和设备的经济情况对治疗类型有所影响。理想的频率和治疗时程方面，我们仍处于一个学习曲线的最开始。但是，戒酒匿名会和其他12步项目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在最低程度上它们能提供与经济因素独立的社会支持。在考虑免除治疗的决定时，一个有用的基准是这个人需要在所有主要生活领域有适应性功能。而在门诊设置中，在一段更长的时间内有越多的治疗是更好的，但是多少次是足够的，我们仍然不清楚。

历史上，物质滥用的治疗开始于一种伴随12步项目和医药干预整合的心理动力方法。随时间推进，越来越多的不同心理学导向的治疗被应用在物质滥用中。共有的因素包括合作性的治疗联盟，共情性支持和面质之间有技巧的平衡，认知重构策略，还有关于达成并保持戒断的策略的教育。有效的治疗关注于问题解决，而不对内在的心理病理学或者心理障碍做假设。比如，检验防御机制以及其他认知歪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必须是在关注物质滥用的基础上完成的，而不是以一种假设性的内在心理障碍而出现。带着适宜的共情性面质和支持的平衡，来访者会被赋予力量，以决定自己选择的目标（戒断和减少使用）。从业者需要在达成这些目标（戒断和减少使用）的成功率方面提供信息，以及输入和反馈，还有就是失败的可能后果。

治疗应该包括认知重构（包括对于获得戒断的可能性的希望重塑）以及其他支持一种戒断生活方式的认知策略。另外，治疗应该培养更多的成功管理情绪以及发展人际技能的能力，这些人际技能有效地支持着他们的人际关系，比如，坚定沟通的技能以及适合的冲突解决技能。关于有效使用复发预防策略的教育，以及一种支持性社交网络的发展，对治疗来说也是重要的内容。支持性服务处理相关的问题，比如居住、学业或职业挑战、家庭系统对改变的阻抗，以及法律和医疗问题，这些也可能会有一个积极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