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咨询与治疗：哀伤团体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REBECCA R.MACNAIR-SEMANDS（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

丧失是一种普遍的体验，包括焦虑、悲伤、愤怒、情感麻木、内疚（Worden，1991）。失去至亲的个体会体验到强烈的孤独感，这是生命中一大艰难的挑战，尤其当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支持慢慢减少时，这种挑战尤为艰巨。丧亲之痛似乎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个部分，甚至会影响到核心的自我概念（Moorey，1995）。然而，社会却禁止人们去体验和表达这种痛苦，这使人们无法准备好应对死亡这一重大创伤事件（Corazzini，1980）。社会支持有利于遭遇丧亲之痛的个体（Gray，1988），所以专家可以作为一种必要的社会资源，支持和帮助哀伤的个体（Keitel，Kopala，&Robin，1998）。此外，由于悲痛具有文化及个体特异性，专家的支持也必须与社会习俗以及该社会中悲痛的象征性意义相符。

团体为个体提供了谈论死亡和已故者的空间，缓解了个体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较好的治疗形式（Keitel et al.，1998）。Yalom和Vinogradov（1998）发现尽管哀伤治疗非常需要有经验的领导者，但许多哀伤团体都是由无经验的或同辈领导者带领的，而非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士。哀伤团体的领导者应当熟悉应对哀伤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并帮助成员识别、理解和掌握这些任务。除此之外，也有必要对哀伤团体进行定性研究。目前很多该类团体的研究均存在方法问题，比如样本不足，存在混淆变量，领导者缺乏经验等（Piper&McCallum，1991）。

对哀伤个体而言，心理教育团体和咨询团体或许是一个理想的环境。在团体中，他们不仅可以宣泄情感，还可以学习如何与新的同伴建立亲密关系。Osterweis，Soloman和Green（1984）列出了哀伤团体的功能，包括：进行基于认同及互惠的人际交往、获得信息、分享应对技巧、强化积极的改变、与他人一起接受教育。哀伤团体能够创建亲密的关系，作为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Silverman，1987）。Burnell和Burnell（1989）指出团体能够有效地帮助个体度过漫长、艰难的哀伤时期，改变他们的应对方式，让他们不再沉浸在哀伤中，培养更为有效的应对方式，比如重新培养兴趣、帮助他人等。

早期的哀伤阶段理论认为丧亲的个体会经历一系列哀伤的阶段。Bowlby（1961）首先提出了与依恋和分离有关的哀伤阶段理论，认为哀伤会经历麻木期、思念期、混乱期及重建期。之后，Kübler-Ross（1969）提出了著名的哀伤阶段理论，认为人的哀伤会经历五个阶段，分别为否认隔离、愤怒、谈判、抑郁、接受。而最近，Sanders（1999）阐述了其对哀伤阶段的理解，认为哀伤包括震惊、觉知、保留、治愈、重生这几个阶段。而哀伤团体的领导者采用的是两阶段的哀伤理论框架，首先经历“阵痛”期——包括早期的震惊、否认和丧失，之后是“慢痛”期——在生活方式、社会角色、自我形象方面发生改变，并伴随长期的不舒适感（Yalom&Vinogradov，1988）。团体领导者还可根据Worden（1991）的任务模式来进行工作，该模式有四个任务：接受丧亲的事实、处理丧亲的痛苦情绪、适应丧亲后的环境、将对逝者的情感投注到其他的关系上并继续生活。哀伤阶段论适用于描述多种哀伤体验的个体，对于领导者而言，在阶段论的视角下帮助个体完成哀伤任务可能是最为有效的方法。

“复杂性哀伤”指的是由于一些因素影响了哀伤痊愈的过程，导致哀伤的情绪更为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大多数研究会将正常的哀伤反应和复杂的哀伤进行区分。团体能够有效地治疗不同的复杂哀伤（Piper，1994），本章中所涉及的很多团体也是专门针对患有复杂性哀伤的成员。还有一些研究是关于典型的哀伤反应的，称为正常的哀伤，即其哀伤的阶段是正常的，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Rando（1993）认为由于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哀伤的反应，因此无论哀伤是复杂的还是正常的，哀伤的过程都应该是独特的。

本章将回顾哀伤团体的理论、实践及相关研究，主要关注遭遇亲人死亡的咨询和治疗团体。研究及实践部分的内容包括成员选择、成员对团体的准备、预防脱落及团体规范。还将提供建构团体文化模型下的哀伤团体实践操作指南及案例。此外，还将针对具体的哀伤问题举例说明普遍的团体人际技巧：建立团体规范、促进团体进程、此时此地的干预。

哀伤的咨询和治疗团体经常在各类文献中被提到，其提及的次数远远多于对这类团体有效性的研究。哀伤的个体治疗和团体治疗有多个理论取向，包括短程心理分析、人际取向、认知行为、完形、行为和存在-人本取向。

短程心理分析取向的哀伤团体

短程心理分析的哀伤团体治疗是迄今为止研究最为充分的（Piper，McCallum，&Azim，1992）。Piper及其同事自1986年起在加拿大为患有复杂性哀伤的患者开展团体干预，这为心理分析取向的哀伤团体模型奠定了稳固的理论基础，其治疗方法严谨，历史悠久。短程心理分析哀伤团体力求保持清晰和具体的焦点，强调时间限制、关注现有的关系和行为（Piper et al.，1992）。在这类团体中，领导者需要积极促进团体快速凝聚，重在解释而非支持，主要处理移情问题。心理分析取向的团体已经在大量著作中被提及，本章中不再赘述。

人际取向团体模型

人际取向的哀伤团体治疗（IPT-G）最显著的特点是针对复杂的患者，是治疗抑郁的有效模式（MacKenzie&Grabovac，2001）。Yalom和Vinogradov（1998）对人际取向哀伤团体治疗的论述是迄今为止最为复杂的。两位对四个哀伤团体和一个控制组进行追踪研究，提出了该类团体的技术和主题。技术包括建立规范、鼓励回顾团体过程、进行此时此地的干预。核心主题是为自己负责的存在性主题，伴随对成长和认同的深入探索。团体共八次，在此期间，领导者会不断提醒成员剩余的团体次数，并与丧失这一主题相联系。

Klerman，Weissman，Rounsaville和Chevron（1984）的人际取向心理治疗模式中有四类问题：悲伤、角色冲突、角色转换以及人际缺陷。MacKenzie和Grabovac（2001）指出在这类团体中，首次团体会让每个成员制定自己的目标。团体中不会对症状做持续的讨论，而是关注人际关系模式，理解目前的关系问题。

在面向悲伤的人际取向疗法中，宣泄与丧失有关的情绪还不足以治疗复杂性的哀伤。接下来必要的一步是改变来访者的人际互动，对新的关系开放，弥补由于丧失至亲而产生的空缺（Weissman，Markowitz，&Klerman，2000）。人际取向的两个主要目标是促进哀悼的过程（鼓励思考丧失，讨论与死亡相关的前因后果，探索相关的情绪），帮助来访者重拾兴趣、重建关系。

团体领导者首先会问成员一些问题，激发与丧失有关的情绪，比如“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你有什么是以前没做但希望跟他/她一起做的？你从他/她的离去中学到了什么？”（Weissman et al.，2000）。这种方式能让成员不再对自己的愤怒、羞愧、内疚、矛盾的情绪有顾虑，成员通过叙述重新建构丧失的关系，通过讨论关系的正常变化，对逝者重新建立现实的看法。Lieberman指出对逝者的矛盾情绪是哀伤问题的核心，必须表达出来。哀伤团体初期就较为开放、有情绪的流露，这与大多数团体成员在开始时还具有防卫心理有很大的区别（Yalom&Vinogradov，1988）。

团体领导者的第二个主要任务是帮助成员重新培养兴趣和建立关系，这并不容易达成。人际取向的领导者会积极地指导成员投入社会活动中，比如组织活动或是约会。过度哀伤的成员通常觉得哀悼是应有的责任，觉得投入新的生活是对亲人的背叛，领导者需要挑战这种信念，鼓励他们重新回归到令他们满意的活动中或是开展新的活动（Weissman et al.，2000）。人际取向的方法还可以有效地解决其他在哀伤团体中出现的人际动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比较痛苦的程度、给建议、道德主义、不参与、团体结束时提出新的内容、在团体外向领导者述说、打断或主导、表露不合适的情感、过度暴露、批判他人（Worden，1991）。

其他理论取向的哀伤团体

所有理论取向的哀伤团体都聚焦于某些特定的目标和主题。有些学者认为有些取向不够全面，需要进行整合。比如，Sanders（1999）指出来访者中心疗法及心理分析疗法更适合处于震惊期和觉知期的个体。因为处于早期哀伤阶段的个体的安全需要未得到满足，情绪过于强烈，而来访者中心疗法关注对丧亲者的共情，非常适合处于这一阶段的个体。而存在疗法更适用于哀伤的中期阶段，因为这一疗法强调对哀伤的结果负责，寻求意义和目标（Sanders，1999）。到了哀伤的后期，即治愈、重生阶段，则更适合采用完形和行为疗法。

行为疗法是少数几个清晰地说明具有实证支持的练习或技术的疗法，称为引导式哀悼（Mawson，Marks，Ramm，&Stern，1981）。引导式哀悼练习包括鼓励成员写作来向亲人告别，去墓地凭吊，重新体验和表达痛苦的记忆直至哀伤缓解。

认知行为治疗的哀伤团体会采用结构化的设置，但这一取向的团体很少在文献中提及。根据Padesky和Greenberger（1995）所说，这类团体开始时，领导者和成员会列出他们希望讨论的话题，寻找共同主题，比如成员共有的混乱的想法或记忆，确定讨论的流程。比如，一名成员可能会觉得亲人去世后与新的人接触为时过早，领导者就问大家“多少人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这是大家共有的想法，成员就会决定是否对这一自动化思维进行讨论。在确定团体的主题后，领导者会让成员对想法引发的情绪进行命名，比如“内疚”。认知行为治疗试图向成员说明任何想法都会产生某些结果，觉察到这一过程就是在干预这一过程（White，2000）。在团体中，成员开始发掘自身的资源，分享挑战歪曲或不具建设性的思维的方法。这一练习的目的是帮助来访者学会发现自动化思维和情绪的联系，并学习检验想法的合理性。

系统脱敏和逐级暴露技术也可以治疗长期的哀伤患者。这些技术包括认知重构、压力管理和适应。Kavanagh（1990）提出了针对长期哀伤患者的个体治疗模式，该模型包括探索变化所带来的利弊，认知重构，对丧失的情境进行逐级暴露。该方法认为长期哀伤患者的认知图示是消极的，因此会鼓励成员逐渐投入新的角色和活动，发现并挑战消极的信念。这一方法会控制患者远离情绪，这与引导式哀悼有很大的差异（Mawson et al.，1981）。

遭遇不同类型丧失的来访者适合在一个团体中吗？创建团体治愈氛围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选择能够建构有效团体规范的成员。理想的团体成员应该有心理学头脑，开放、重视情绪过程，这样可以快速接受哀伤团体的价值观和规范。但是，成员是否合适是在筛选时最难判断的标准之一，因此经常根据筛选量表来预测团体效果（MacNair&Corazzini，1994）。

哀伤团体的领导者通常会选择6~8个成员，每周开展一次团体，每次60~90分钟（Keitel et al.，1998）。Worden（1991）建议最好选择丧亲6周以上的成员，因为纳入刚遭遇丧亲的成员可能会让团体工作更为困难。哀伤团体中的成员脱落率高达77%，这需要特别注意（Marmar，Horowitz，Weiss，Wilner，&Kaltreider，1988）。虽然成员很渴望从悲痛的情绪中解脱，但是又非常回避讨论丧亲。目前的研究无法清晰地说明导致如此之高的脱落率的缘由，但有其他研究表明一些个体的因素会导致低出席率和脱落，比如物质滥用、躯体症状、敌意、社交回避等（MacNair&Corazzini，1994；MacNair-Semands，2001）。因此，筛选成员可以避免不适宜的成员，保护团体免受由成员脱落引起的丧失感，再度体验到丧亲的痛苦。

由于缺乏针对哀伤团体筛选标准的研究，领导者可以参考一般团体筛选的实践指南。同一般的团体一样，哀伤团体的领导者在筛选团体成员时更多关注的是排除标准而非入组标准，虽然没有多少科学依据（MacNair-Semands&Corazzini，1996）。不过，有研究者对倾向于提早脱离团体的成员进行研究后，告诫大家大范围排除成员的风险性（MacNair&Corazzini，1994；Woods&Melnick，1979）。另外，领导者还应该直接向成员说明同质团体可能存在的问题，例如成员会关注症状的共同性而不是个体化的经验、逃避问题、认为团体外的人不理解或无关（Yalom&Yalom，1990）。领导者通常会排除那些愤怒的、不合作的、或不愿意认同团体规范和规则的人。

设定筛选标准能预防成员脱落，事先的团体准备及书面的契约能帮助成员澄清期望，学习参与团体的技能（MacKenzie，1997；Piper et al.，1992）。人际取向的哀伤团体通常会帮助成员减少焦虑，为参与团体做准备。成员会有一系列手册说明团体的基本知识，包括团体治疗有效性，如何从团体中最大程度的获益，对保密、出席、物质使用的要求。领导者通过与成员讨论这些手册，给予清晰的指导（MacKenzie&Grabovac，2001）。

为了帮助成员在哀伤团体中更有效地相互反馈，领导者会告诉成员如何更有效地进行自我表露和反馈。表37-1是哀伤团体准备阶段领导者如何进行说明的例子。领导者可以在前期筛选阶段与成员讨论书面的契约，如果成员不同意该契约，则不进入团体。契约中可包括保密、出席和参与度的要求。MacKenzie（1997）和Piper等（1992）也给出了团体契约和手册的示例。

表37-1　团体预备课程：对哀伤团体的说明示例

哀伤团体的规范

Yalom和Vinogradov（1988）强调建立规范是哀伤团体的必要过程：即在安全温暖的团体氛围中探讨令人痛苦的经历，主要关注未来而非沉浸于过去的丧失中。MacKenzie（1983）和Yalom（1995）指出，团体成员直接创建团体氛围和疗效因子，团体领导者则是通过一系列互动，间接地营造这种氛围。建构团体规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从成员筛选阶段就开始，贯穿整个团体过程。

Yalom和Vinogradov（1988）认为对于所有的哀伤团体，在早期就建立团体成员对团体发展方向负责的规范非常重要。在最初的几次团体中，通过建立规范来促进团体凝聚力，从而阐明哀伤在团体中的价值或许是最为重要的。大多数的脱落都发生在治疗的开始阶段（Klein&Carroll，1986；Stone&Rutan，1984；Weiner 1984）。Piper，McCallum，Joyce，Rosie和Ogrodniczuk（2001）近期发现哀伤团体中，超过70%的脱落都发生在团体的前1/3阶段。因此在团体初期，帮助成员发现共同点（比如都有丧失的经历），提高凝聚力尤为关键，让成员相信他们可以帮助彼此度过这段哀伤的时期。Yalom和Vinogradov（1988）发现36个团体成员中只有2名成员是在团体后期中断治疗的，而他们确实无法摆脱回避的心理，他们的哀伤是弥散性的。针对团体成员出席及参与的指南能够提高成员对团体的承诺度，有助于团体凝聚力的提升、预防成员脱落。

团体氛围和团体效果有很大的关联（Kivlighan&Tarrant，2001），因此我们需要了解领导者可以如何影响团体规范和团体氛围。Dies（1994）回顾了135个团体研究，发现不管是哪种团体，领导者的结构性，特别是提供有意义的概念、建立积极的关系与团体效果存在稳定的相关。哀伤团体的氛围源自于影响凝聚力和信任度的团体规范。促进团体规范的建立能够帮助团体形成互相支持、真诚交流的氛围，帮助成员投入到新的关系和活动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团体规范是是否运用结构化的练习。Yalom和Vinogradov（1988）发现在人际取向的团体中，首次会面时使用结构性的练习并没有必要，没有治疗效果。相反，领导者发现加入结构性的练习通常具有反作用，因为团体成员想要的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空间可以供他们开放的交谈。所以，在早期阶段回顾团体的过程更需要建立的规范。比如在第二次团体时与成员讨论上次结束后他们的感觉。

MacDevitt（1987）首个研究了在团体不同阶段，治疗性因素是如何形成和保持的。他强调以下因素对促进哀伤团体的凝聚力和团体承诺至关重要：①领导者运用直接的指导、强化、示范来建立个体的期望和团体规范；②在团体不同发展阶段关注不同的治疗因素；③协助成员对团体中的情绪体验赋予意义，突出他们体验中的认知成分。

构建哀伤团体的文化

另一个构建团体规范和文化的模型出自组织行为学领域。Schein（1985）指出领导者可以通过示范、教授及训练、关注特定行为、强化来塑造团体文化。该模型通过一些材料来建构团体的文化，对于哀悼尤为有效。下面将举例说明Schein团体领导模型是如何建构哀伤团体的文化的。

领导者关注、评估和控制的内容

由于领导者关注的焦点意味着治疗中的重点和治疗目标，因此领导者应该有意识地传达团体交流的规范，供团体仿效。(www.xing528.com)

举例：

1.“你现在在想什么？你今天的表情看起来很痛苦，而且有些疏离。”（团体文化信息：我们会将情绪表达出来）

2.今天尤为沉默。上次我们体验了很强烈的情绪，我想知道这次大家为什么不太敢表达脆弱了呢？（团体文化信息：我们主动处理犹豫和阻抗）

3.如果团体中的对话流于表面，不具有治疗性，领导者可以运用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来干预。领导者可以改变座椅的位置，目光审视整个团体，或者直接询问对话的目的。（团体文化信息：我们进行深层的工作）

领导者对关键事件和危机事件的应对

因为危机事件中会有强烈的情感卷入，因此危机事件在塑造哀伤团体的文化中尤为关键。Donigian和Hulse-Killacky（1999）将团体中的关键事件定义为团体发展过程中的时刻，或是阻碍团体进程，或是团体成长的契机。领导者如何应对这些事件决定了团体的发展。在应对这些关键事件时，领导者必须考虑时机和内容（Cohen&Smith，1976）。通过观察领导者对危机事件的反应，团体成员可以从中有所收获。

举例：

“我注意到Curtis在谈论他想要自杀的感觉时，其他成员都在试图帮他走出那种感觉。”（团体文化信息：这个团体中能够感受和包容强烈的情绪）

慎重的示范、教授及训练

治疗前的训练能够帮助来访者了解团体咨询的过程（Randall&Wodarski，1989）。但是，终究领导者在团体中的行为比开始前的教导更有作用。明确的训练和其他非正式的信息可能是最有力的教导机制（Schein，1985）。领导者一般会引导团体成员讨论感受、给予直接反馈、觉察行为模式、共情。除此之外，领导者也会让成员知晓哀伤团体结束时的两个任务（Yalom&Vinogradov，1988）：处理团体中的丧失（认识到团体即将结束，互相道别，面对由团体结束引发的情绪）和预防后悔的情绪（讨论团体中未完成的事件，让成员认识到自己有责任继续维持团体的工作，直到最后一刻）。

举例：

1.“或许你可以寻求团体的帮助，Angela。”（团体文化信息：觉察回避的行为模式）

2.“我们今天还剩10分钟，想到离开，你们中有谁想再谈谈丧失，如果不说可能会觉得失望的？也许可以利用一下剩下的时间。”（团体文化信息：处理未表达的动力更有效果）

团体奖励的标准

领导者必须建立一个与团体的假设和价值观相符的强化机制。强调情感开放的哀伤团体领导者通常会发现团体成员的自我表露更快。领导者可以通过持续强化他们想要增加的行为来快速地传达团体中重视的要素。

举例：

1.“Sam，我知道谈论（某话题）对你很困难，你已经做的很不错了。”（团体文化信息：我们强调开放和自愿）。

2.“Betty，我很高兴你能在团体刚开始就谈到你自杀的想法，这样我们就有时间来帮助你。”（团体文化信息：不要在团体结束时提出重要的内容，这样没有时间讨论）

对哀伤团体的研究表明丧亲之痛是很复杂的，既冲击着人的内心，又影响着人的生活和适应（Lieberman，1993）。针对哀伤团体的研究并不多，Piper，McCallum及其同事（1991，1992）对这些研究的回顾让我们对心理分析取向的短程哀伤团体治疗有了新的理解。他们发现随着团体的进展，成员的积极情绪会增加，这也与治疗效果有正相关。此外，成员的抑郁症状减少、自尊、生活满意度、自主性提高，问题减少（McCallum，Piper&Morin，1993）。研究者采用大样本的真实来访者，运用标准化的治疗过程和随机分组设计，以确保结果的可靠性。Piper（1994）证明限制次数的团体治疗可以帮助有病理性哀伤反应的患者。我们也需要对其他哀伤团体治疗的模型进行严格的研究，以此来充分了解来访者的改变。

目前大多数的研究关注的是研究的设置或是人群，而不关注治疗取向及效果。Berch（1999）采用改良的所罗门四组设计，比较临终关怀团体组和控制组的适应能力。研究发现治疗组在德克萨斯哀伤问卷上的得分在丧亲后6周及6月后均高于控制组。对强调适应的哀伤团体进行研究对该领域具有重大的贡献，因为这类群体比针对复杂哀伤的治疗更为普遍。对特殊干预的研究也对该领域很有帮助：Mawson等（1981）研究了之前提到过的引导式哀悼，发现引导性哀悼团体比鼓励回避这类想法和记忆的团体更有效。

Burlingame和Fuhriman（1990）认为今后短程团体会往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应该对短程团体模型中的要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关注与治疗效果有关的团体过程。目前的短程团体可能过于聚焦于主题，忽略了主题和过程的相互作用。比如，在哀伤团体里，可能关注孤独这一主题上，但是没有去关注孤独对团体互动和成员关系的影响。不过这类互动关系对团体效果的影响不得而知。研究团体有效因素的挑战在于如何统一不同类型的团体中这些因素的名称（MacNair-Semands，2000）。

1992年，团体工作专家协会（ASGW）建议将团体分为四个模式：任务/工作团体、指导性/心理教育团体、咨询/人际取向问题解决、治疗/人格重建（ASGW，1992）。除了任务/工作团体模式之外，其他三种模式均运用在哀伤团体中。哀伤团体很难进行分类，因为随着团体的进展，团体目标会有变化，从剧烈的伤痛、理解哀伤的任务到重新投入新的关系和活动。Schwab（1986）指出哀伤团体最常见的是对人群进行分类，比如：寡妇和鳏夫、丧子的父母或有自杀经历的个体。以下对哀伤的干预类型进行回顾：

与艾滋和衰老有关的丧失

有些团体是针对患有艾滋病的男同性恋者，他们的朋友或爱人刚刚因为艾滋病去世（Goodkin et al.，1997）。这类团体的模型整合了生活应激事件评估，社会支持、积极应对，共包括10次团体，经历3个阶段：制定契约、宣泄情绪、继续生活。例如在第三个“继续生活”阶段，会涉及“管理和释放抑郁的情绪”的话题，包括讨论应对策略。管理压力源也融合在哀伤团体的工作中。

Maasen（1998）也描述了遭遇多种丧失的男同性恋者的团体过程，长达50次。对于这类人群，团体会探索他们对外界的愤怒行为，并处理作为同性恋及艾滋病患者的心理冲突。Frost（1997）进一步研究了未患艾滋病的男同性恋及老年人群，认为该团体模式可以应用到年长的男同性恋者这一人群。年长的男同性恋会遇到更为复杂的状况，比如身份认同、自尊、内在的同性恋恐惧症、对年长的男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缺乏积极正面的男同性恋榜样。

物质滥用的哀伤团体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对于成瘾患者，他们的物质滥用与丧亲、未处理的哀伤有关（Denny&Lee，1984）。物质滥用者经常通过服食药物来否认丧失，然而，他们也可能因此遭受更多的痛苦。尝试切断对药物的依赖其实本身也是一种丧失的过程（Martin&Privette，1989），包括丧失与药物关联的社交环境。Martin和Privette指出针对物质滥用者的团体过程可以聚焦于识别丧失、理解回避的方式、接受丧失、处理个人限制、重获新生。这类团体的共同主题可能包括失去抚养的孩子、孩子的死亡，还有因强奸、乱伦、暴力导致的丧失（McComish et al.，1999）。

有一短程团体模型适用于住院治疗项目中的物质滥用者（Denny&Lee，1984）。Denny和Lee对一个五次团体模型的研究表明，治疗组成员的抑郁水平显著低于控制组，且能更好地处理丧失引起的痛苦情绪。对麻木、愧疚、愤怒、孤独等情绪的觉察和教育能够帮助成员处理丧失，将精力投入到可得的关系中。在更长或没有固定次数的团体中，研究者发现参与相对较少次数的团体成员会在物质滥用治疗中待得更久，且会在抑郁症状、整体心境、抚养态度和信念中有改善（McComish et al.，1999）。

针对乳癌患者的认知-存在取向团体

心理教育团体和支持性团体还可以处理由生理疾病引起的，预期中的丧失与哀伤。Kissane等（1997）对乳癌患者团体的研究发现团体中的主题包括死亡恐惧、生活不确定、理解治疗和培养合作的医患关系等主题。这类团体的目标包括形成社会支持网络、提高问题解决能力、发展提高适应能力的认知策略、处理因健康导致丧失的哀伤、提升生活掌控感、重新评估未来生活的重心。

针对女囚的哀伤团体

监狱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往往没有地方来讨论哀伤，这也造成患者有可能发展为复杂性哀伤。女囚犯不仅要应对因为死亡或监禁导致的丧失，有些还需要应对受害者的死亡。由于缺乏与爱人的情感联结、没有自由、缺乏咨询服务，囚犯往往容易有心理问题（Kupers，1999）。针对囚犯的团体中，常常处理的问题包括与家庭和朋友的分离、体验到哀伤与否认死亡之间的矛盾、在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下理解哀悼的方式。Woolfenden（1977）的结果表明，解决对死亡的矛盾情绪是治愈的关键，这与Lieberman（1993）的研究类似。

心理教育的自我帮助哀伤团体

自我帮助哀伤团体的实证支持较有限（Lieberman，1993）。研究最多的是丧偶或丧子的群体，通常用与愤怒、隔离、内疚有关的指标来测量有效性（Lieberman，1983）。这类团体一般包括学习哀伤常见的阶段、应对策略。此外，团体比社会的限制更少（比如：容许大笑和发泄强烈的愤怒情绪），这也是有效的治疗因素。

本章介绍了短程哀伤团体中的核心过程和技术，比如处理丧亲的矛盾情绪（Lieberman，1993）。一般运用于团体治疗的人际取向技术也适用于丧亲者，这些技术包括建立规范、鼓励应对哀伤、此时此地的干预（Yalom&Vinogradov，1988）。团体领导者聚焦于成长、新关系的存在意义，促进自然的疗愈过程。虽然理解丧失和痛苦情绪的组成部分也很关键，但若不强调成长和新的人际关系，理解这些也不足以帮助治疗。因此，团体主要关注新的社会关系和亲密关系，帮助个体发展认同感、处理死亡的存在性问题、发掘新的资源和优势，而不过分强调哀伤和痛苦情绪的构成。Yalom和Vinogradov还提出在使用结构性的练习（比如让成员带照片）时需要尤为谨慎，避免影响自然的互动过程和交流，这些对哀伤团体很重要。也有其他人会使用结构性的练习和特定的团体技术，了解大家共有的想法和情绪，确定团体的安排（Padesky&Greenberger，1995），或是帮助处于特定阶段的来访者，避免他们停滞不前（例如：指导性的哀悼练习）。

团体治疗是丧亲者的一种选择（McCallum et al.，1993；Piper，1994）。但依然需要继续进行实证研究，探究团体过程与效果的关系。目前对于哀伤团体的干预及效果研究主要集中在咨询和治疗团体，而心理教育及支持团体的经验性描述更多。临床工作者除了要帮助丧亲者避免发展为共病和复杂性哀伤，还应该有能力帮助那些复杂性哀伤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