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团体实务发展趋势：从包容视角出发

NATHALIE KEES（科罗拉多州立大学），NANCY LEECH（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

通过一个章节的内容来概述女性团体的各个方面是比较难的，会出现成见深化、泛化、排斥和过度概括的可能，因为女性团体同其成员一样各有特色，没有所谓“典型的”女性团体。

本章希望全面介绍不同内容的女性团体，包括个人成长团体、支持团体、赋权团体，以及社会行动及系统变革团体。本章内容包括从文化/语境和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其哲学背景，这些视角被认为是研究女性团体的基础。此外，本章还关注当前女性团体文献中的实证研究进展，包括评估女性团体成员的不同需求，制定团体计划，通过团体满足相应的需求，为女性团体开发出有效可行的方法等。

大部分女性团体文献关注女性的常见问题和需求，譬如饮食障碍、物质滥用及性虐待。本书专门对这类以问题为中心的女性团体进行介绍，读者可查阅相关章节了解更多内容。

虽然本章拟以不同方式分析女性团体，但终究也还是站在个人的角度，难免有所局限。作为欧美女性作者，我们通过大量阅读团体咨询方面的文献，扩大视野，了解不同人种、民族、阶层、年龄、能力、性取向和性别的情况，并且通过个人多年临床和专业工作的经验，力图认识理解不同差异，减少个人视角的局限。

文化/语境视角

文化/语境视角对女性团体运用包容态度的前提是理解并领悟当下文化和背景（Grunebaum&Smith，1996；Olarte，1996）。Sue和Sue（1990）提出这种咨询方式含有三种认同：个体、团体和社会认同；并认为咨询师需要了解自己才能将所学谙熟于心。咨询师必须了解自己和来访者的特质、经历、信念，团体成员的信念和影响，以及人的特点。具备这样的意识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女性团体，有不同的个人背景和团体背景，可能涉及社会与经济歧视、压迫、种族暴力、性别、年龄、能力、性取向等（Avery，1998；Olarte，1996）。

Linda James Myers（1988）的文化/背景理论拓展了Sue的多元认同理论，她针对团体或个体咨询提出三条准则，需要同时满足和接受，以免歧视和压迫。具体内容是：

（1）人皆相同；

（2）人群有别；

（3）个体独特。

概念虽然简洁明了，但真正实施会有一定难度，需要谨慎对待。一般多数人会认为其中一或两条是正确的。我们就以咨询专业为例。多年来，咨询专业中的理论和研究方向排名第一，所有人都认为是这样的。就好似说所有人都喜欢白人，然而直到最近才发现原来大部分咨询理论和研究的人群以男性本科生居多（Avery，1998；Bernardez，1996；Brown，1990；Olarte，1996）。有趣的是，我们运用了科学的方法，设计了实验对照组，设定了范围并提高对人口研究结果泛化的警惕，但结果仍出现性别、种族、民族背景、阶层、性取向、年龄及能力方面的高度泛化。越是处于美国社会文化高层，越是难以认识到这些。的确，从某些角度说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但个体与团体存在差异，所以需要给予平等的信任、平等的价值观及平等的思考（Bernardez，1996；Comas-Diaz，1991；Olarte，1996）。

以包容视角看待女性团体的前提是理解团体、理解个体间的差异。读者可以通过有关女性心理健康的文献对其背景框架进行了解。Maria Julia（2000）对近年来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内容涵盖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美籍非裔、阿米什人、阿巴拉起亚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犹太人、印第安人、东南亚人）针对女性开展的心理健康工作。波士顿女同性恋心理研究中心（1987）整理出了女同性恋及双性恋女性的有关文献。这些文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来访者的背景，提高咨询师带领不同团体的能力。同时，还需要关注大型团体背景下来访者的经历、历史和差异。准确无误地做到Myers的三条准则虽有难度，但不可或缺。

女性主义视角

女性主义视角是本章的另一个哲学背景。诗人、作家Katha Pollitt形容女性主义者是能够肯定“回答‘女性是否为人’”的人。并不是简单地说女性比男性更好、更差或相同，而是关乎正义、公正、获得更多的人类经验……关乎女性需要体现作为人的价值……人类的……不多不少（引自Wood，1999）。本章会深入探讨女性主义咨询理论，对女性团体进行相关引导是营造包容氛围的必要条件。这些内容已有充分的文献讨论（Avery，1998；Brody，1987；Brown，1994；Brown&Ballou，1992；Brown&Root，1990；Cook，1993；DeChant，1996；Enns，1997；Espin，1993；Worrell&Johnson，1997；Worrell&Remer，1992），本章将对女性团体如何工作进行总结。

首先，女性团体前提是人人平等。当女性团体领导者和成员间有不可避免的差异时，团体领导者要意识到这种内在失衡，并要尽量避免更多由行为而引发的失衡，譬如隐瞒个人或团体过程情况、过度引导团体，或者对团体方向指导过度（Avery，1998）。自我表露、共同目标设定、共同决策及达成团体共识是女性团体治疗师在团体中用来建立平等关系的基本技能。这里的关系是指团体领导者和成员间的关系（Brody，1987；Oakley，1996）。并不是只有团体领导者才是“专家”，团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专家，对女性团体工作来说，这很重要。

女性团体工作根据现象学理论，以女性的故事、生活和经验为主（Avery，1998）。需要理解性别角色理论和刻板印象，以及性别社会化的文化差异，团体领导者需要学习并理解性别角色理论。性别刻板印象是指尽可能避免出现的同时又受到团体领导者和成员的关注（Reed&Garvin，1996b）。可以帮助团体成员克服社会化印象的例子就是将女性放在比男性价值低的位置上。团体领导者会挑战成员和自己，审视她们如何将这种负面观点内化。譬如，为何认为自己与女性的关系没有与男性的关系重要（Bernardez，1996）。

欣赏了解不同的存在方式对女性团体至关重要（Belenky，Clinchy，Goldberger，&Tarule，1986；Goldberger，1996）。美国文化主流价值认为科学胜于直觉、思想胜于情感、行动胜于存在、独立胜于依存、个体胜于家庭，甚至是经济胜于其他一切。女性团体认为不同的存在和了解方式都很重要，要理解并支持成员的个人生活选择（Bernardez，1996；Rosenberg，1996）。

Bernardez（1996）对同性别团体已有15年的研究经验。她认为，男性和女性可以在性别混合的团体中有所收获，但前提是先对同性别团体或个体咨询进行适当工作，理解并改善成员所面临的性别社会化问题。性别混合团体为男性和女性成员提供了沃土，提供了多元视角和生活方式，提供了分享常见问题的空间，譬如工作与家庭关系的平衡，与同性及异性亲密感的增强等（Bernardez，1996）。

女性团体不仅伴有个人改变，还伴随社会行为和系统的变革（Brody，1987；Reed&Garvin，1996a）。女性团体领导者和成员应当承认现实社会潜藏着许多看似女性的个人问题；包括贫穷问题；暴力问题；基于种族、性别、年龄、能力、性取向的社会经济歧视；身体形象和自尊相关的问题；以及对精神病女性过度诊断（Avery，1998）。女性团体聚焦于对现实社会的理解，试图改变人们当前生存和工作的社会。女性团体领导者会在团体设置中对自己和团体成员进行相应的心理教育，推动成员作为变革者，同时团体领导者自己会成为改变自己和成员所生存、工作的社会及政治体系中的催化剂（Reed&Garvin，1996a）。

采取包容态度的女性团体认为性别只是女性生活准则之一，对许多女性来说，在理解面临的内在、人际，或者社会问题上，性别并不是主要因素。正如Brown（1990）所说，女性主义者、研究者和治疗师“在研究有色妇女、贫困妇女、非西方文化背景的女性生活时，必须停止将性别作为首要问题进行考察”。女性团体的研究、理论与实践需要结合女性实际生活进行研究，性别、种族、民族、年龄、阶级、性取向和能力会因每个女性的独特经验而不同（Espin，1993；Goldberger，1996；Hertzberg，1990；Olarte，1996）。

从女性主义哲学角度看，女性团体的大部分研究是从女性经验出发，以实务为导向的质性研究。本研究调查了团体工作的重要部分，包括男女混合团体或女性团体的利弊，团体领导者性别对女性团体的影响，女性团体领导者自我表露的影响，女性团体发展阶段，以及传统团体的效果，例如禁止成员团体外接触等（Bernardez，1996；Cunningham&Knight，1996；DeChant，1996；Kees，1999；Kravetz&Marecek，1996；Rosenberg，1996；Wright&Gould，1996）。虽然研究结果混淆性和局限性，但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需要反复强调的是，最好的女性团体研究应当基于成员背景和需求。团体领导者需要时刻审视自己的性别偏见，自身性别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团体动力的影响。团体训练同样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使用女性主义方法开展团体工作（DeChant，1996）。

在女性主义咨询和治疗方面有许多不错的文献。在此推荐Laura S.Brown和Maria P.P.Root（1990）编写的《复杂多样的女性主义治疗》，由Betsy DeChant（1996）编写的《女性及团体治疗》，由Carolyn Zerbe Enns（1997）编写的《女性主义理论及女性主义心理治疗》，由Judith Worell和Norine G.Johnson（1997）编写的《塑造未来的女性主义心理学：教育、研究及实践》，以及由Maria Julia（2000）编写的《性别建构：女性治疗的多元视角》。

回顾近期女性团体文献，一些研究方向仍在继续进行，女性团体的早期研究方向也在增强。下面会探讨女性团体部分发展趋势，并对团体工作专家协会（ASGW）提到的四种团体类型的例子予以说明。这些内容有任务团体、心理教育团体、咨询团体和治疗团体（ASGW，2002）。团体的社会支持功能也将在下文提到。

理解满足女性需求

焦点小组

文献综述发现，认识并满足团体中女性特殊需求的意识在逐渐提升。许多治疗师和研究者试图摆脱已有方法，对女性团体进行量身定制，以焦点小组过程为开端，尽可能顾及每个团体及成员的需求（DeFrancisco，1996；Erwin&Stewart，1997；Hodge&Casken，1999；Rosen&Bezold，1996）。(https://www.xing528.com)

Hodge和Casken（1999）的工作就是一个极好的焦点小组或任务团体的例子。他们花了三年时间发起一个“加利福尼亚州针对印第安女性乳腺癌患者的文化特异性教育”项目，共有65名60岁左右的女性参加这个团体。在焦点小组中，她们需要回答一些基础且重要的问题：“乳腺癌在你们社区有多大影响？这是普遍存在于印第安女性中的问题吗？哪些方面会阻碍/促进乳腺癌筛查？从文化禁忌的角度来说，哪些因素会影响乳腺癌发生、发展和治疗？对于乳腺癌及其风险、手术、治疗等，你有什么想法怎样认为的？”每个组由5~18位成员组成，领导者是美国印第安社区受训成员，在成员熟悉及方便的印第安纳州机构进行。该焦点小组将自编问卷发放给4个地区的352名美国印第安女性，并将此作为团体效果检验工具。

焦点小组效果、问卷、女性的需求和价值观表达、教育材料及心理教育团体工作坊，都基于文化敏感和性别意识视角。制作教育短片比使用书面手册和插图手册进行宣传更容易解决问题，比如“作为核心家庭和大家庭的服务者和照顾者，家庭和健康对于美国印第安女性的重要性”。手册提供了阅读水平难度适中的文章，配上印第安艺术作品。其中，乳腺癌患者的筛查和治疗受到了一定阻碍，女性们认为乳腺癌不是自己最担心的问题，而是更害怕筛查和治疗过程。她们的顾虑还涉及女性的羞怯，以及健康的灵性层面。

最终有352名女性参加了健康四步工作坊。为期1天的心理教育团体包括学习危险因素、筛查技术、社交技能、了解治疗选择及病患权力。工作坊为她们提供了教育短片、知识手册、病患指导等。该工作坊在美国原住民社区举办，参与者包括原住民小组成员及专业人士。据说工作坊的评估结果较好，但具体内容还未公布。

满足女性需求的整合疗法团体

人们愈发意识到满足成员需求是女性团体达到成功的必备因素（Comas-Diaz，1986；Hardman，1997；Jarrett，Diamond，&El-Mohandes，2000；Subramanian，Hernandez，&Martinez，1995）。成员的需求五花八门，除了性别歧视外，每个女性也因社会的不公看待而苦恼，低工资、年龄（少女和老年妇女）、种族和民族、精神和慢性疾病、能力差异、童年创伤、性取向这些都会受到歧视。女性团体可以帮助成员满足其心理需求、保育需求、获取和给予团体的需求，这些是治疗师/研究者促进团体成功的方式（Comas-Diaz，1986；Hardman，1997；Jarrett et al.，2000；Subramanian et al.，1995）。

在美国卫生研究院一个项目基金中，Jarrett等人（2000）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方式确保美籍非裔母亲和婴儿团体的干预起效。研究者为控制组成员匹配标准的社会服务，为治疗组成员不仅匹配标准的社会服务，还会从婴儿出生至4个月进行每周家访。控制组成员也会两周受到家访及心理教育/支持团体干预，直到婴儿1周岁时。家访由一名团体领导者和一名教育专家组成，在开始心理教育/支持团体干预前，参加者会通过4个月时间适应该项目和工作人员。

为了建立团体信任，增强参与度，研究院会给参加者玩偶、书本、放松磁带等物质作为每次参加团体的奖励。团体会提供婴儿看护，提供出租车或医院车辆进行接送以及餐饭供应。团体前一天，工作人员会提醒参加者，并于团体当天上午前往成员家中，帮助母亲做准备。

团体干预由：①家长支持/咨询团体；②心理教育/趣味发展团体组成。母亲通过团体与自己的孩子互动，了解不同年龄儿童的行为，学习为人父母的技巧，建立自尊自信。在家长支持/咨询团体中，母亲们在孩子不在场的情况下，表达自身感受、信念和抚养的艰难，并完善个人目标。62名母亲中有57名参加了心理教育/支持团体干预，发现母亲们分享贫困及其对孩子发展的影响、压力应对、自尊和婴儿健康护理等信息是非常有帮助的（Jarrett et al.，2000）。

共同创想实用解决方案

女性团体文献的另一个趋势是远离过程为中心的非结构化团体，而趋向在团体中开发针对女性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Boudin，1998；Brody，1996；Hardman，1997；Rife，1997）。伦敦开展了以卖淫妇女为对象的10周心理教育/支持团体（Hardman，1997）。这些妇女在努力克服社会歧视和内心斗争后选择参与团体，在领导者带领下完成问题解决取向的团体工作，解决23名成员的需求。将传统关注的身心健康“避孕套和食物”转变为对健康饮食、儿童健康、失眠、基础急救、经期的关注（Hardman，1997）。团体领导者倾向于不相信这些妇女是自愿“选择”成为妓女，鼓励她们共同想办法获得住所、法律咨询、就业、照顾孩子、育儿技巧、咨询和治疗资源，以及福利补贴。

最难得的是这个群体较少人缺席，最终23名女性圆满完成了这个项目。在10周团体结束时，9名女性找到了新的住所，不再卖淫。20名女性得到了固定的福利补贴，所有女性都在保健诊所注册。根据第一组的评估，第二组将时间延长至15周。之前的团体成员也通过一个项目得到了后续支持。

同样重要的是，一些社会服务工作者的态度有所改变。他们认为，这些妇女选择成为妓女是生活所迫。社会服务小组一位成员说，“我觉得这些妇女清楚她们的选择与后果。作为一名女性，我很愧疚自己也像男性那样认为她们喜欢并享受卖淫”（Hardman，1997）。意识到这些妇女承受着各种压迫，贫困、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虐待，人们的观点随之转变，使这些女性成员能够打开一扇不同以往的窗户。

有学者建议，问题解决团体可以是短程团体甚至是单次的工作坊（Gainor，1992；Saxe&Johnson，1999），也可以是3~5年的长程团体，根据成员的不同需求和团体中非治疗性因素决定（Berman-Rossi&Cohen，1989）。Berman-Rossi和Cohen（1989）采用了一种实用方式，选择无家可归、患有精神病的女性，创立了“晚餐团体”。五年来，“晚餐团体”成员几乎每个周日都一起策划、购物、准备和用餐。文献中提到了其中一个最不同、最令人怀疑、完全独立的女性团体，每年负责该任务/咨询团体的学生都会讲述该团体真实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奋斗和成功的故事。

项目开始的四个月里，女性们掌握了物流规划、购物和准备食物，但在第二年依然满是操纵、权利斗争、争吵甚至是肢体冲突。直到第三年，团体中一位成员中风，另一位成员的丈夫去世，团体凝聚力才得到了加强。虽然没有使用常规的凝聚力评估方法，但学生领导者看到了团体成员间合作交流的增加，团体可以独立于领导者运行。第四年，团体能够用一小时讨论内部冲突，第五年，团体经常使用共识决策模型解决问题，极少需要领导者干预。与Hardman（1997）的团体类似，晚餐团体的领导者对成员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这些女性已经可以助人自助了。

使用文化意义方法论

在进行女性团体记录时发现一个趋势，团体常常使用文化习俗、语言、神话及节日等内容，使成员感到团体贴近自己，令人印象深刻（Brown，Lipford-Sanders，&Shaw，1995；Gloria，1999；Hardin&Sukola，1998；Heilbron&Guttman，2000；Mahtani&Huq，1993；Olarte，1996；Williams，Frame，&Green，1999）。例如，使用斯瓦希里语“Kujichagulia”表示自我决断。在一个以白人学生为主的大学校园里开展美籍非裔女性治疗/支持团体，Brown等人（1995）为该团体营造了以非洲为中心的团体氛围，“集体主义或注重姊妹关系，关注情感活力，注重当下（重视自我存在及价值）”。团体突出强调美籍非裔女性榜样，鼓励美籍非裔女性成员在以白人学生为主的校园中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秘密”。

自我决断团体是封闭团体，每周2小时，共10周。团体由10名美籍非裔女性组成，年龄在21~42岁，协同领导者由咨询方向的美籍非裔女性研究生担任。领导者有多元文化咨询经验，接受非裔女性督导师的督导，使用格式塔治疗和角色扮演技术来帮助解决自尊、压力及原生家庭问题。对团体成员有所帮助的同时，也为该校咨询师提供了多元经验。

Brown（1995）等人将参与团体的女性称为“Keisha”，认为她们没能在校园中充分利用咨询服务，体验希望、团体凝聚力和亲密关系、能力，和个人支持。成员表达了她们希望与非裔姊妹加强联系的渴望，团体会帮助她们克服孤独感和分离感（Brown et al.，1995）。

Hardin和Sukola（1998）建立了文化敏感咨询团体，通过讲述故事和当地神话增强关岛女性的权力感，以解决她们的虐待关系和社会期望。其他学者提到了文化特有的语言、仪式和节日在团体中的使用及疗效，包括女性土著（Heilbron&Guttman，2000）、非裔女性（Williams et al.，1999）、拉美裔女性（Gloria，1999）、女同性恋（Brody，1996），及欧美女性（Kees，1999）。

个人权力和社会变革

纵观女性团体历史，了解到女性个人权力与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或系统变革间的关系，这些知识都是女性团体工作的重要因素（Brody，1987）。女性权力不论是个人或团体，都会引起系统变革，相反，社会变革对女性生活也有积极影响。用女性主义哲学家的话说，“个人的即是政治的”（Brody，1987）。

能够诠释以上概念的最佳任务团体实例就是遍布全球的微额信贷任务团体（Parekh，2000；Roberts，2000；Wilentz，2001）。小额低收益信贷产物让许多人，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团体获得了持续的经济支持。地球村的总部设立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延伸了这个概念，并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女性社会行动团体，建立自己的储蓄和贷款项目（Roberts，2000）。无需依赖借贷机构，地方女性团体譬如南达科他的Rosebud Reservation和印度Nashik村，都在通过发展储蓄、投资和贷款项目建立商业经济能力（Parekh，2000）。“资源匮乏是所有已发展的地球村项目都面临的问题，也是建设更好生活的主要障碍。当前的贫困是一种现象而不是问题的原因”（Parekh，2000）。个人权力与社会变革间的相互影响是女性团体的主要优势特征之一，具有广泛的影响力（Horne，1999；Rogow，2000；Tlakula，1998）。

女性团体的优势在于提供支持。文献表明，女性不断地参加各种团体，以确认自己并不孤单，也不疯狂。她们为自己获取活力，重续能量，维持正常生计。她们学习知识和解决方法面对难以解决的问题。她们需要公平共享资源，需要平等尊重和非歧视对待。她们认识到自身经验根植于社会问题。她们意识到自己可以战胜无形之规，即自己应该成为怎样的人。

我们对女性团体实务方面的文献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未来研究将会通过纵向研究、更多研究对象、比较分析，以及更普遍的控制、实验研究充实女性在团体中的体验。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更好地回答什么在团体中起效，什么是最好的做法，团体理论与实践内容会产生什么影响。

如上所言，女性团体如个体一般多种多样。团体领导者需要克服自身偏见，倾听成员需求，共同创造出体验，使成员如系统变革一样有所改变。我们期望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