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咨询与治疗：语言对团体动力的影响

LOAN T.PHAN（新墨西哥大学），EDIL TORRES RIVERA（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当我们对少数族裔人口进行团体工作时，语言和交流模式对团体动力与进程的作用总是被弱化，而作为团体工作中的重要影响变量，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重视（Axelson，1999；Orasanu，Fischer，&Davison，1997；Toseland&Rivas，2001）。语言和交流模式与人们的世界观及思维模式密切相关，它会直接影响人们在团体设置、团体动力和过程中的行为（Gross&Miller，2002）。美国人口统计局在1990年的调查显示，美国13.82%的人口使用的第一语言并非英语，而是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即美国大约有1700万人能流利地讲至少两门语言。大约有7.52%的美国人讲西班牙语，而另外6.3%的人说25种其他的语言，其中包括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汉语、波兰语、韩语、塔加路族语、越南语、葡萄牙语、日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印度语、俄罗斯语，意第绪语、泰语、波斯语、法国克里奥尔语、亚美尼亚语、匈牙利语、希伯来语、纳瓦霍语、荷兰语、孟高棉语等（美国人口普查局，2000）。其余86.18%的美国人将英语作为唯一的标准语言。标准英语的定义是指在美国包括使用方言的广大地区公认的具备可接受性和语言规范，且有良好的沟通信誉度的官方语言（Wilson，1993）。

团体工作中的语言差异、沟通模式以及与少数族裔工作时语言的影响，只在少数团体辅导的教材中会才提到（Carroll，Bates，&Johnson，1997；Corey&Corey，1997；Forsyth，1999；Gladding，1999；Yalom，1995）。而且教材中只提及语言表达的复杂性，并没有提出对此问题的具体解决建议。此外，在团体咨询与治疗的操作过程中对英语以外的语言如何理解与使用并没有进行讨论，同样缺乏的是关于团体中双语使用的话题。只有少量的信息提到在多语言团体中要着重帮助客户在使用英语时找到比较舒适的感觉，而不是帮助他们用自己的母语表达自己的感受（Asner-Self&Feyissa，2002）。

相关研究表明，口音可能是一种积极因素，因为在团体中，口音可能会在那些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之间产生凝聚力（Fuertes，1999）。相反，有证据表明，并不精通英语的来访者可能会被咨询师误诊并被给予不当的治疗（Gopaul-McNicol&Thomas-Presswood，1998）。在团体中翻译的出现就显得比较复杂，因为出现一个翻译可能不是来访者本身想要的选择。即使它是一个选项，团体成长的动力会因为翻译作为“局外人”的加入而变得复杂（Posthuma，1996）。

此外，团体中所讨论的话题作为不同语言群体之间产生微妙压力的主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被许多社会科学家忽略。在美国，动态语言已被用来作为车辆征收，传播和维持“主流文化”的地位而存在（Urciuoli，1996）。例如，对于规范的、可接受的或适当的行为，以及恰当的口头语言的定义都以动态语言为主，而不考虑那些不使用标准英语的人。因此，团体领导者可能因为无法对主流文化中与语言有关的观念具备足够的警醒意识，而对那些母语不是英语的来访者无意中采取拖延消极的态度（Locke，1992）。

本章首先将语言和沟通模式作为少数民族团体设置的重要变量来进行讨论，并且提出在此类团体中使用的合理建议。本章将具体讨论语言的变化、世界观、沟通方式对团体发展的的影响。本章其余部分将阐述语言作为团体中的沟通工具应该如何使用，主要探讨语言在不同的族群和对沟通动力的影响方面的变化。在团体中语言是一个极为复杂和广泛的话题，本章的目的是协助心理教育和咨询团体的领导者了解和熟悉的语言的动力，以提高对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来访者辅导的有效性。

在美国，语言是团体领导者对来访者提供帮助的最主要工具，与之密切相关的谈话疗法是为来访者进行治疗的主要手段（Wiener，2001）。在美国文化中，语言也是与他人交流和相互理解的最重要途径。这种重要性被放大是因为那些母语不是英语的人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巨大。因为语言的变化可能意味着来访者对所提供的服务接受态度的不同，有的可能会很好地接受，有的只接受他认为合适的部分，而有的则完全不接受。例如，Sue和Sue（1999）的研究发现，少数族裔中的大部分人不会寻求心理服务，因为绝大多数咨询师只会说英语。

书面语言和口语也影响人们的思考和交流方式（Torres-Rivera，Smaby，&Maddux，1996；Wehrly，1995），也就是说，语言在不同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决定思维过程和处理信息的模式，在对抽象概念的理解中尤其如此，比如时间、爱、关系以及在心理教育或咨询团体中经常引起讨论的其他概念（Boroditsky，2001）。例如，大多数讲英语的人是线性思维，而大多数人讲犹太语的人其思维和语言则要复杂得多。同样，亚洲的语言呈现出无方向性和更多的隐喻意义（Torres-Rivera，Wilbur，Saracini-Frank，&Roberts-Wilbur，1999）。因此，沟通中的错误理解是由于语言的变化比单纯的误解更为复杂，其结果就是引起误诊和不当治疗。例如，Sue（1995）讲过一件事情，一名白人医生指示一名菲律宾护士去执行一项特殊医疗工作，菲律宾护士点了点头，表示听明白了。然而，当这名医生返回来看护士操作是否正确时却发现护士的操作过程根本不正确。Sue（1995）后来解释说，菲律宾的护士认为如果告诉医生她不明白他的指示，可能会被视为对医生的不尊重，因为这可能会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即医生是一个不好的老师。以下部分将讨论有关语言在团体中产生影响的一些具体表现。

语言和世界观

人类学研究表明，当人们在谈到语言、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如何解释他们所使用的语言（Torres，1997）。例如，一名讲英语的演讲者使用“危机”这一术语时指出，在中国的语言中，这个词意味着危险和机会。然而，这种解释可能会引起来自中国的来访者在治疗中的困惑，因为这个词在中国的语言中主要意味着危险而非机会（Adams，2002）。

语言的偏见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具体且显而易见的概念。例如，一个人说话有口音可能被视为没有或很少接受教育，而把讲外语的人视为有口音是再正常不过的看法。因此，语言是随着人们的使用而对象化的，即语言成为对他人歧视的一个便捷的标志。在本章“社会经济地位与语言”的副标题下，将呈现一个这种对象化的案例。语言学的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即一个人所使用的语言对他的思维过程有直接影响（Boroditsky，2001）。例如，当一个人用英语说道表格中的“it”时，可能是指他或她。而如果同一个人在交谈中由英语变成西班牙语时，表格中的“it”会指代女性并且对话背景会彻底改变，因为在西班牙语中该表格中的“it”已不再是“它”，而是指“她”（Gross&Miller，2002）。团体领导者会因为他们本身的性别导致的性别角色特征而对团体产生影响。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每个人的性别角色特征是由其置身的文化所规定的。例如，女性在许多文化中被认为应该养育下一代并能对别人提供情感支持，而男性应该表现得强壮、深沉而顽强。因此，如果团体讨论（如西班牙语、汉语等）所使用的语言中出现“男性”或“女性”，正如上面表格中提到的例子一样，则暗示正在谈论的对象应该表现出其在社会中应有的角色特征。

少许多数族裔群体自他们踏上美国的土地就会因为他们的语言、肤色以及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处于被主流文化排斥的境地，各种偏见和种族歧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如在人们的相互问候及休闲聊天中。因此可以认为，在庞杂的社会事务中语言沟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Urciuoli，1996）。沟通是一种政治现象，因为如何对口语和书面语做出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该语言的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语言是行动，因为语言的内涵是指活生生的现实而非简单的概念。很多人不明白语言在他们的生活中的强大力量及所产生的影响。然而，作为咨询师，需要将语言的使用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即那些处于压迫和偏见下的个体如何通过语言获得并保持他们的权力。对所有少数族裔群体而言，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改变，即他们通过对现实条件的改造而有限地决定他们在哪里以及如何生活、工作、挣钱及送孩子上学。虽然最终他们的生活、现状和未来掌控在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手中（Draguns，2001；Fischman，1999；Preciado&Henry，1997）。在最近的《团体专业工作者杂志》中，有篇文章就是这种现状的一个极好例子。这篇文章讲的是在心理教育和咨询团体中如何发挥语言的作用（Asner-Self&Feyissa，2002），虽然这篇文章的意图是帮助人们在参加团体期间如何感觉舒服一些。

文中描述了初到美国的移民由于最初的文化冲击而在心理上产生微妙的变化，英语成为他们交流与沟通的首选方式（Asner-Self&Feyissa，2002）。团体领导者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即在这个国家，与客户沟通时英语是优于其他语言的，并有可能影响到自己未来的发展。

社会经济地位和语言

同样，人们也认为语言可作为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标志而对人们产生不同的阶层划分。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对西班牙语使用者的消极评价，但对西欧其他地区的语言它似乎并无多少贬损（即法语、英语、德语等）（Horsman，1981）。例如，如果有人去快餐厅和服务生说话时发现服务员有西班牙口音，意味着他很可能认为该服务生没有受过教育。然而，如果这个人去一家法国餐厅，对服务生用带着英语或法语的口音说话，那他可能认为该服务生受过教育并比较有“文化”（Torres，1997）。在美国，语言的物化习惯使人们认为与英语相比，西班牙语和非西欧语处于劣势。这种语言的物化现象处处可以看到，如对说话口音的负面理解、对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语法的忽略（Flores，Attinasi，&Pedraza，1981；Zentella，1988）。这种现象主要是基于那些有权力并控制着话语权的阶层和种族的假设，比如什么是得体的语言，它适于在何种场合表达等。它不仅针对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人，估计也包括许多不说标准英语的非白人族裔少数民族群体，如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以及双语土著美国人（Liang，Fuller，&Singer，2000）。

相比之下，在美国使用西班牙语和英语的低社会经济状态的双语拉美裔，在两种语言使用的流畅性和转换方面没有太大困难，而且他们也并不认为某一种语言比其他语言更好或有更多的价值（Santiago-Rivera，1995）。

如前所述，团以领导者可能因为受主流文化的影响而对不同的来访者施加自己的态度、价值观和信仰。例如，在一个督导团体，其中一位受训的咨询师看起来很沮丧，因为他只会说蹩脚的英语，并很难理解培训的内容。培训结束时，督导师问这位咨询师感觉如何，他回答道：“如果人们想在这个国家生活，就应该好好学习英语。”

语言内部的变化

非裔美国人的语言变化

说黑人英语或埃伯尼语的非裔美国人与那些能讲标准英语的非裔美国人在音韵学、语法和语义方面遵循不同的规则（Ogbu，1999）。例如，许多使用黑人英语的非裔美国人在音节及许多不同的发音之间不做区分，而这使得那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听到这样的语言时很难理解。同样，使用黑人英语的人往往不遵循标准英语中的主谓一致、否定式、冠词和时态等，结果就是使用黑人英语的人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之间使用不同的动词已成为一种趋势（Gopaul-McNicol&Thomas-Presswood，1998）。这些差异给那些不熟悉这种语言风格和沟通方式的团体领导者造成了困难。此外，与标准英语相比，黑人英语在表达情感和活泼情绪时，会说得大声、很快而且平静。在团体沟通中，黑人英语所表达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简单的语义，因为来访者的语言系统不是在真空中发挥作用。为了在团体中确保沟通的有效性，一定要让来访者觉得咨询师和自己的连接与相互理解。如果没有这种连接，来访者表达的意义将会消失（Harper，Braithwaite，&LaGrande，1998）。因此，团体领导者需要对这种语言使用的风格有清楚的认识，并要了解许多非裔美国来访者由于对标准英语的迎合会产生社会压力，他们会觉得在团体讨论中使用黑人英语是不合适的（Koch，2000）。这种情形抵消了团体中独创和表达所带来的益处，相应地，可能会反过来导致无效的团体讨论，甚至可能导致团体作用弊大于利。

亚裔美国人的语言变化

尽管许多美国亚裔家长鼓励子女学习，并将标准英语作为其在公共场所交流的主要手段，但他们认为让子女明白在家庭中使用母语则是更重要的事情（如越南语或韩语）。许多咨询师的一个共同假设是亚裔美国人的来访者一般精通英语会话，他们的思维模式与那些母语是英语的人相似。在大多数情况下，亚洲人的语境是高语境环境，交流主要依靠非语言的沟通。例如，在日语中，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重点形式往往表现为反思、以他人为中心、间接、优柔寡断和道歉等。认识到这些是很重要的，因为日本文化强调相互依存关系，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基于上述特点形成的（Lee&Zane，1998）。例如，一位团体领导者，即本章的作者之一，为了促进团体成员之间的交流，而聘请了一位具有平等主义领导风格、试图将“强制”定义引入团体成员的日本人。团体领导者的假设是，团体成员会说流利的英语，领导者提供团体发展的方向和结构是帮助团体成员了解团体动力的最好方式。随着该团体的发展，日本裔成员由于领导者的直接表达方式而表现出明显的不适，显得非常优柔寡断。随后，团体领导者意识到，如果他允许日本裔成员表现间接和优柔寡断的一面，那么成员可能会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团体的动力与过程。

团体领导者如果了解亚裔美国人的语言结构，如无方向性、语法、沟通风格和其他术语，那么在针对亚裔美国人的团体工作中将能采取更有效的干预措施。具体来说，如果了解语言的动力，可能会更理解团体成员之间的思维过程，这种了解也意味着团体在对成员能否给予帮助方面的差别。与亚裔美国人一起工作可能会使团体咨询师从中受益，如在电影《喜福会》（Wang，Tan，Bass，Markey，&Wang，1993）和《天地》（Stone，Milchan，Kline，Ho，&Stone，1993）中看到的一样，也可以从Leong，Iwamasa和Sue（2000）举办的对亚裔美国来访者的研讨会上得到验证。DeLucia-Waack和Donigian（2003）列出的一个有关热门电影、培训视频和书籍的名单对咨询师学习其他文化也许是很有用的。

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语言变化

在心理咨询领域，对美洲土著的语言和传统存在大量误解似乎成为常态。很多人对此会自然地联想到土著美国人与灵性的关系（Duran&Duran，1995；Irwin，2000）。这是事实，在美国土著的传统文化中，灵性是一个强大的存在，按照美国土著看似无厘头的想法，他们认为所有白人都没有灵魂。另一个神话或者误解是一个关于“高贵的野蛮人”的说法（Garrett&Wilbur，1999）。谁都能记得约翰·韦恩的电影《良好行政》里在欢迎一位美国大英雄时的问候：“我，行政响尾蛇将竭诚为您服务。”此外，经验丰富的团体咨询师在成瘾领域及熟悉的“大书”中无法反驳大书的最后一部分出现的嘲笑土著美国人的说法，这个笑话是讲美国土著人用标准的英语描述那些用蹩脚英语讲美洲土著生活故事的人。虽然有团体咨询师想通过解决酒精滥用问题来帮助土著美国人，但对美洲土著语言变化的了解不足导致了错误的理念，即许多有效的干预措施在实际应用中会被阻碍。

美国的双语土著人已经通过顽强的努力而得以幸存，因为教会和政府一直不仅想消灭他们的语言，也想让他们的宗教和文化消失殆尽（Irwin，2000）。在今天的美国，有超过150种土著语言仍然在使用，这种现实强有力地证明了美国土著人是双语人（如，Navaho，Washoe，Apache等）。虽然在美洲土著文化里，部落或民族的语言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些共同之处可以帮助团体领导者与双语美洲土著的来访者一起工作。印第安人的语言和思维过程表明二者是相互关联的（Garrett，1998）。因此，团体领导者需要了解美国土著人的信仰，那就是在他们的语言中，一切都还活着，一切都有目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举个例子，当与美洲土著的来访者在团体里一起工作时，使用如“摇滚传奇”或“红色之路”的隐喻可能会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因为根据美国土著的传统，每一个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都有一个灵魂，因此说明人类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中的一部分。此外，记住美洲土著通过强大而神奇的口头语言传承下来的人生理念在团体工作中可能是非常有益的。

拉丁/西班牙语的变化

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人在美国是最大的双语族群。根据Baruth和Manning（2003）的调查发现，50.8%的拉美裔会讲流利的西班牙语，但不会熟练使用英语。观察一下在美国的三个最大的讲西班牙语的群体（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人），显而易见，在美国使用西班牙语进行日常事物处理的人所占的的百分比是很大的（Baruth&Manning，2003）。与其他语言相比，西班牙语与英语的差异是很大的，因为西班牙语的非线性、语法、音韵学、语义学与英语是非常不同的。在讲西班牙语的人之间语义上的理解也会不同，比如一个墨西哥后裔可能用“carnal”来指他的兄弟，而古巴后裔会使用“hermano”来称呼他的兄弟。为了说明这一点，本章的作者之一分享了一个有趣的经验，这件事发生在他的第一个墨西哥裔的高中生心理教育团体中。该团体完全用西班牙语工作，团体领导者是波多黎各人，他的母语是西班牙语。在一次团体讨论中，团体领导者指着一个东西并对一位团体成员说，“去把那儿的那件东西拿来”（Vete y coje aquello que esta alii）。团体领导者注意到，团体成员开始显得很激动，并有些疯狂地彼此互指着说，“不是你，不是你”（No tu，no tu），团体领导者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骚动，就问他的墨西哥后裔的助手，希望得到一些帮助。而他的墨西哥后裔助手从容地告诉他，在墨西哥的文化中，“coje”（带）是指性接触，因此，团体成员不愿服从这个要求。

语言转换(www.xing528.com)

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交替：代码转换和代码混合。这在双语使用者身上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在说话时从一种语言很快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是他们不容置疑的能力（Brice，2002）。很多语言学家认为存在这种能力的原因是使用双语的人大多数是很具有创造性的，即他们会找到创造性的方式将他们想表达的信息传递给他人（Boroditsky，2001）。例如，对使用双语的人来说，在交流过程中用自己的双手、面部表情、隐喻和例子来表达信息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毫不例外，拉丁裔的双语来访者也极具创造力，充分说明了他们在使用语言时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能力（语言的流动性）。

团体领导者需要了解这种流动性，从而把握拉丁裔双语来访者的创造力和适应性。他们还需要认识到，在正式的咨询中出现语言代码的转换可能被视为不恰当的，因为对拉丁裔和所有其他不同语言的团体来访者而言，只会说蹩脚的英语的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正规的咨询，类似于去上学，在这种情况下，遵守规则并讲标准英语，旨在帮助不同语言的人理解主流文化的规则（Straussner，2001）。而在团体讨论中，当有人试图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给其他团体成员或领导者时，如果出现语言代码的转换和混合，可能会出现来访者不明白的意思，这也许会激起其他来访者强烈的情绪（Brice，2002）。

沟通模式

非裔美国人

非裔美国人的沟通模式可以被描述为在高语境下，对语言内容的理解更多地依赖于所使用的情景和说话的人（Sue&Sue，1999）。高语境沟通中的信息传递依赖于团体中的非言语手段和有关标识。此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如美国在低语境的沟通中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并明确表达时更偏重于使用动词的变化传递信息（Hall，1976；Sue&Sue，1999）。例如，当与高语境沟通的团体工作时，沉默是比口头交流更多出现的。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沉默是语言的一种功能而并非一定是文化的特点。有意思的是一些关于语言如何影响思维过程的研究已经在斯坦福大学进行（Boroditsky，2001；Gross&Miller，2002），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语言在抽象思维方面是一个巨大的变量，一个人的母语在塑造其习惯性思维模式方面贡献巨大。

亚裔美国人

许多亚裔美国人的表达方式似乎表现为说话轻声、间接且低调。沉默通常不是希望别人说话，而是让说话的人有时间整理他的想法并传达信息（Leong等人，2000）。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许多亚洲文化中不提倡开放的表达和公开展示情感，因为这有时会被认为是不成熟和缺乏智慧的标志（Lee&Zane，1998）。此外，许多亚裔美国人对沟通过程中的直接对抗、挑战和中断谈话可能会感到不安（Baruth&Manning，2003）。

美国土著人，印第安人

美洲土著人的沟通方式和亚裔美国人是非常相似的。美国土著人说话的时候往往是轻声细语的、间接的，而且长时间地叙述一件事是为了分享一个观点。此外，口头表达的水平可能更多取决于文化适应水平。例如，本章作者之一注意到在金字塔湖派尤特印第安人保留地举办的一次工作坊中，部落成员很少离开提前安排好的联系，而当谈到部落成员谁住在城市时，他们则参与较少。这种行为与之前研讨会期间工作坊中对土著美国人父母的访问的情形是一致的。相比之下，在作者看来，那些在西方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课程的来自加州大城市的大部分美国本土的学生，他们在课堂交流中显得更投入、直接而且充满对抗性。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并不刻板，它也是团体成员相互观察文化适应的水平和展现行为的重要条件。换句话说，文化适应性高的团体成员可能在主流文化的沟通中比那些具备传统沟通风格的成员更容易（LaFromboise，1995）。

拉丁/西班牙裔

作为更有表现力的语言，西班牙语被认为是一个高语境的语言。例如，在西班牙语中，“amor”这个词的意思超出了简单的翻译——爱。它可以表达一个人自身的很多东西，包括信念、情绪、怀疑、质疑和困惑。同样重要的是，与双语拉丁裔来访者工作的团体领导者要有这样的意识，即沟通中用西班牙语的波多黎各人会有不同的叙述风格，这种风格受历史和戏剧叙事形式的影响，比起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和智利人，这是一种更加不同的沟通形式（Torres，1997）。波多黎各人互相交谈时喜欢通过讲过去发生的事情来沟通，而墨西哥人和智利人则喜欢用更直接的方式沟通。

沟通动力的影响

如前所述，沟通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上，沟通已被简化为两部分，影响沟通过程的因子至少有六个。例如，在有两位沟通者时，一位是信息的发出者，而另一位是信息的接收者，这个过程被简化为一个想法，那就是信息沟通者的沟通需要首先被激活，信息的发出者需要用口语和以往经验准确地找到用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并能使接收者理解的语言符号，沟通中的接收者的听觉刺激或需要沟通的愿望被激活，并且接收一个变形的语言符号，然后他运用记忆和过去的经验赋予该符号意义，并反馈给信息的发出者（Torres，1997）。

虽然这个过程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影响沟通过程的固有变量所带来的问题仍然存在。让我们假设一下这个过程中涉及的其他变量，如参与者的健康状态、过去和现在的经验、心理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经历、期望、文化的影响以及用来发送信息的通道（如沟通时所处的环境）。随着这些变量的纳入，沟通过程似乎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符号的交流，而是一个功能强大的程序交换过程。换句话说，让我们假设团体领导者已经学会了使用一种语言中的常用词组和短语，但对这些词组和短语的意义缺乏理解，而且不知道如何恰如其分地使用这些语言符号（Vazquez，Santiago-Rivera，&Orjuela，2000）。当一个自信满满的团体领导者在为双语团体提供适当的干预时，如果使用“未知”的短语时会感觉不舒服。当团体领导者对非英语使用者的团体进行干预时，这些新增的变量会引起团体领导者的紧张。同时，以非英语为母语的来访者对团体领导者试图提出的干预信息在理解方面可能会有压力。团体领导者处于一个专家的位置，团体成员对他在团体中的行为和评价会有所期待。在这个例子中，双语使用者表现出的动力在团体动力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人们感到压力时，自然而然地会沉浸于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如母语的使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解决问题时会根据深植于他们文化背景的世界观来选择解决策略。有的文化倾向于使用直接的解决办法，而有的文化则倾向于使用间接的或非对抗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人喜欢用直接对抗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而亚裔美国人、拉美裔和印第安人则更愿意用间接而迂回的方式解决问题。

下面的例子说明了两个不同族群间接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Sue（1995）描述了一个关于他和他的父亲之间互动的情形。他向他父亲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考试的担心，他的父亲对他说，“Derald，你别去想它就好了。”第二个例子是本章的作者之一与一位美国土著的朋友之间的谈话。她告诉她的这位土著朋友，她在读研究生课程期间，当谈到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时觉得很沮丧，美洲土著朋友的回应是，“那么你怎么才能做到不沮丧呢？”在这两个例子中，信息接受者给出的回应都是无效的，这两种回应都是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处理问题，而不是使用直接的方法。

虽然与复杂的双语团体一起工作似乎令人生畏，但在双语团体中应用以上所谈到的理解能力和知识是可行的。一些双语专家认为，专业的团体领导者必须精通来访者的语言，以保证为来访者提供优质的服务。不懂双语的专业团体领导者和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会大打折扣，因为不理解语言，团体成员的身心症状可能会被误解。已有研究表明，由于团体以领导者缺乏面对不同来访者的有效经验，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来访者可能会导致负面结果（Friedman&Marsella，1996；Marsella，Friedman，Gerrity，&Scurfield，1996）。因此，对不懂双语的团体领导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由于对来访者的情感和期望缺乏整体认识而误以为他们的反应是一些不同类型的病理反应。相反，来访者所被迫使用的语言可能无法真正传达他希望表达的信息、感觉和情感。在与少数民族团体工作时，理解不同语言的复杂性和沟通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发现，熟悉有争议但具有震撼力的电影或歌曲，一般有助于团体领导者和来访者对彼此的语言与思维模式获得理解。例如，说唱音乐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工具，它可以让市中心的的非洲裔青少年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也可以为团体提供沟通工具并创造凝聚力。同样，如《黑色是…黑色不是》（Riggs，Atkison，Badgley，Paris，&Riggs，1996）、《烟雾信号》（Estes，Rosenfelt，&Eyre，1998）、《喜福会》（Wang et al.，1993）以及其他类似的电影为咨询师提供了更多的语言动力学和思维过程的知识。

如何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中理解语言和沟通模式是至关重要的。本章对此已经做了阐述，语言会塑造人的经验，反之，经验也创造人类的语言。在团体中，可以看到语言固有的模式和对经验的解释，语言也重新创造体验，并赋予团体成员更多的想象以创造新经验（Okun，Fried，&Okun，1999）。因此，团体领导者要对他们的来访者及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承认并理解文化和语言的差异，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本章中虽然概括了一些基本规则，但团体领导者必须明白，在实际操作中，团体成员之间存在个体差异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一定要意识到，即使是同一少数族裔团体内部也存在个体差异。

最佳实践建议

以下是对团体领导者与语言不同的来访者工作时的建议：

（1）团体领导者应该努力学习并熟悉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

（2）团体领导者应该对自己的语言偏见有觉察并知道这些偏见来自何处。

（3）电影和教科书中提供的理解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思维过程的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4）了解人们如何以自己的语言沟通将有助于咨询师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熟悉。

（5）学习一些重要的短语将有助于咨询师与语言不同的来访者建立互信和尊重的关系。

（6）最后，当与语言不同的来访者工作时允许模棱两可的灵活性和舒适性存在是非常重要的，这在团体中将有助于来访者创建他们自己的结构。

因为心理教育和辅导一般集中在来访者的生命（即关系和自尊）的抽象部分，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母语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在团体工作中，如何利用语言的这些知识巧妙地表达抽象的概念以提高团体的有效性是团体领导者需要认真研究的（Boroditsky，2000，2001）。因此，团体工作者如果不掌握这样的知识，无法使用不同的隐喻、语言的类推以及其他类似的语言结构，就可能在团体工作中出现由于沟通不畅而无法帮助来访者了解自己，从而导致团体工作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