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障人士团体方法：咨询治疗指南

MILTON SELIGMAN（匹兹堡大学），LAURA MARSHAK（印第安纳宾夕法尼亚分校）

过去几年，人们为残障人士做了许多服务和改变。技术已经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延长人们的寿命，对于慢性病患者和残障人士有特别的益处。法律的修改已为儿童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也为残障儿童和成人拓宽他们的生活世界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称呼也从“残废”等描述性词语向“残障”等人性化的语言转变。新技术、法律和改进称呼已经把残障人士带进了主流社会，然而，侮辱残障人士的现象仍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事实上，耻辱造成的社会隔阂已成为比他们身体残障更严重的障碍。

如后面所说，残障人士团体是有意义的。他们有助于克服自身的软弱、孤独、忧郁和挑战；有利于提供支持、信息、鼓励和引导；有益于防止病情复发，在面对痛苦和艰难的药物治疗过程时保持稳定的心态；有利于使有相似经历的个体组织在一起，进行稳定的测量，达成共识，并探寻积极的未来。总之，各种残障团体有利于帮助残障人士忍受并克服由于疾病和残障带来的各种挑战。

随着与疾病和残障相关问题的出现，社会必须采取措施，即专业团体为经受这些挑战的人不断提供服务和治疗。本章首先对残障人士团体治疗的历史做了简要回顾，之后讨论了相关治疗因素和群体主题，并描述了在残障领域已经成为突出力量的自我帮助团体活动，最后探究团体领导者与残障人士的互动、实际的关心及特殊人群及事件群体的出现。

Spira（1997）关于疾病或残障人士的团体治疗理论在最近几年受到学者的关注，众所周知，团体治疗早在1905年就已成为Pratt对结核病人的团体辅导方式，这是一种有趣的观察（Pratt，1907）。结核病周期性复发和其不易治愈的本质，引起Pratt注意到结核病人在治疗中出现的挫败感和消沉情绪。他观察了伴随结核病出现的心理状态并制定了一个团体治疗的程序，结果表明这一方法适合此种特殊病人，这使他名声大震。Spira认为，在历史上，团体治疗主要针对心理问题而非疾病本身或相关的受伤部位。当然，有人认为对许多患有慢性疾病或身体伤残的抑郁和焦虑进行心理干预，会影响成功的治愈。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团体治疗的发展和对团体领导者培训的发展，以帮助无数的战争伤员。对于心理治疗的需求使心理治疗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人们把团体治疗用到更多的退伍军人中，并成为有效的治疗手段。有精神创伤和对战争有心理反应的伤员成为团体治疗的对象，同时，也包括因身体永远残障而有心理问题的伤员。

近年来对残障人士团体治疗主要集中在研究健康心理的心理因素，表现在团体治疗中病人的健康水平的提高（Spira，1997）。Spira也阐述了此种团体治疗是很有效的，其治疗费用和治疗时效是这种治疗方式突然很受欢迎的原因。

当前，整体和个案团体治疗效果的实证研究表明：现在的团体治疗采用的是效率和效果双因素理论（Johnson&Johnson，1991；Halstead&Halstead，1983；Rose，West，&Clifford，2000；Rothenberg，1994；Spira，1997）。尽管二战后是团体治疗效率最高的时期，但现在团体治疗的对象不仅包括残障人士，也包括慢性病患者，更多地采用对他们应对能力、交际能力、表征水平的深度辅导方式。

团体治疗为解决因残障而引起的社会和情绪问题，如关键的生活过渡期、生存问题和偏见，提供一个重要的方法。另外，残障人士（特别是新的残障人士）经常因身体形象、功能和社会关系的改变，使这些问题加剧。

有些人不适应集中、深度、长期的个体心理治疗，对患者或残障人士特殊的团体治疗有利于这些人（Spitz&Spitz，1999）。团体治疗还有利于防止或减少复发的可能性，这是某些疾病，如癌症或脑卒中的主要治疗目标，这使团体治疗具有更丰富的价值和意义。

本章下一节会探究与残障人士有特别密切关系的问题。在许多方面，针对残障人士或慢性病患者的团体工作指导方式与对因生活环境改变而有心理问题的人的治疗方式相似，但本章将以残障人士或慢性病患者为主，讨论适合他们的独特治疗。大多数情况下，对这个人群的团体治疗包括治疗和心理教育两个方面。

残障人士担心伤残或疾病是否会在本质上保持不变，或继续恶化（Rolland，1994）。Goodheart和Lansing（1997）不无担忧地指出，一个人是否能而且如何能适应已经改变的生活，如坐在轮椅上生活，或有畸形外表的生活。团体提供了解决策略（如减压技巧）、认知干预（如换位思考），还通过分享他人的困苦得到信息反馈。

一个人的生活改变或转变会产生压力。对于残障人士和慢性病患者，生命的疾病或身体的伤残使他们面临巨大的变化。Falvo（1999）认为残障人士可能面对团体会谈的焦点问题是以下受威胁方面。

·生活和身体健康

·对疾病、伤残和癌症的诊断过程和治疗结果的满意度、身体协调性

·独立性，隐私性，自主性和控制性

·日常角色的自我意识和实现

·生活目标和未来规划

·与家庭、朋友和同事的关系

·对熟悉环境的适应能力

·经济收益

Falvo认为，心理治疗的目标是在面对上述威胁时保持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的稳定。Goodheart和Lansing（1997）提出，任何成功的干预都要处理两个相关方面：①对威胁自我结构和认同的内在解构；②根据已改变的现实重组和重建自我与认同结构。

一个人是否能恢复工作或回到学校，能行走，能适应轮椅，能进行并享受性生活等，是焦虑产生的核心原因（Goodheart&Lansing，1997）。如身体外形改变，治疗花费的时间，优先次序的重新评估，面临死亡的生命思考等生存问题都会随之出现。对许多人来说，通过语言来释放困扰个人的担忧情绪，有利于减少焦虑和抑郁。团体成员能讲述他们的想法和恐慌，能获得支持和他们如何处理相似经历的信息。

团体领导者需要关注在这个过程中涉及的问题。团体治疗会出现问题不明显的现象，但是领导者的任务是帮助团体成员挖掘他们参与团体治疗的原因。然而由于某些残障人士处在与他人隔离的状态，领导者也必须能通过简短谈话来判断内在的、相互联系的问题。一个功能良好的团体是以能保持社会化生活和主动地处理挑战性问题并保持其平衡为标志。

相关研究（团体疗效因素的详情参看Kivlighan&Holmes所合作的第2章）已经对治疗进行深入地讨论，我们不想再探究（Yalom，1995），但是我们会讨论与残障人士有特别密切关系的因素。从经验来看，我们认为在以残障人士为主的团体治疗中，下面的治疗因素都是极其相关的。

（1）传递信息。例如，通过显示在哪里可以找到有效的服务，在哪里有相关的工作机会，成员可以帮助团体中的其他人；他们可以互通信息，了解残障治疗专家的跟踪启示，了解可以提供专业技术、专业治疗和专业帮助的人。团体成员也能与其他人分享如何对待别人带给他的伤害、如何与有偏见的人相处、如何应对公共场合的窘境。团体领导者或邀请专业人士以讲授的方式指导和告知团体成员关于疾病或伤残的医学过程或心理关怀的特点。团队领导者可以教授或提供健康问题的各种知识，帮助参与者了解和处理身份认同、愤怒和苦恼等问题（Jacobs，Harvill，&Masson，1988）。

（2）灌注希望。在团体中看到别人的治疗过程，成员可以受到鼓舞，做出积极的改变。了解已经克服巨大困难的成员的生活改善，会暗示其他团体成员产生特别的希望。

（3）普遍性。团体成员发现其他成员与其有相似的经历，面临相似的困境。共同之处是确保每名成员能参与其中的动态团体力量。团体提供安慰，成员们会真心理解他们的经历。团体成员能学到如何对待伤残，当然，也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团体最主要的优点是互相理解，个人不应让残障限制他们的生活，阻碍他们实现目标。

（4）无私精神。助人为乐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源泉，它鼓励团体成员同情他人，融为一体，互相支持。有些咨询团体的成员原本自信不高或情绪低落，但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成了自信心强的人。许多残障人士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独立的、受欢迎的角色中，在所分配的角色中提升自信度、成就感，实现自我价值。

（5）发展社会化行为。学习行为可以减少孤独感和失败感，能改善亲社会的相互关系。参与者学习到的策略有助于他们与同事、家庭成员、朋友和陌生人交流时感到满足，提高能力。角色扮演有益于形成促进社会交往、增加交流的交际行为，如一个害羞的人能学会与他的医生对话，他让别人倾听，能获得他需要的信息；一位自我保护的、易怒的残障人士能学会对人友善，减少攻击性，因而形成更和谐的人际关系。

团体领导者应该了解治疗因素，当治疗不能顺利进行时，他们要积极推动治疗。例如，在利他主义方面，团体领导者应鼓励组员接触别人，并劝解成员通过帮助别人，促进其变成一个积极的、能奉献的、有见识的人。此外，更积极的策略（例如，角色扮演）可以帮助小组成员学习一些行为来促进形成积极的人际关系，使他们更好地控制环境。在有残障人士和慢性病患者的团队中，领导者可以鼓励成员提供特定条件下的知识。最重要的是，领导者可以邀请专家到该团体来解释和指导应对态度与行为。因此，在这样的群体中，传递信息是一个突出的治疗因素，它成为领导者应该促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慢性病人进行治疗，它涉及集中于几个问题的、结构化的、短期的团体干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Irene Pollin提出了医疗危机辅导（MCC）的治疗方式。MCC的产生源于她的亲身经历，她曾因失去两个孩子而生病（Pollin，1995）。

Pollin的亲身经历使她获得专业学位，并最终提出MCC治疗法。1994年在华盛顿特区她建立了为慢性病人治疗的诊所。哈佛医学院成立了Linda Pollin研究所，支持研究生的培养和MCC模式的研究。

MCC团体治疗已为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提供服务，例如，红斑狼疮、心脏疾病、癌症和艾滋病。这种方法主张，不论在什么状况下，不同疾病的主要心理问题是相同的。治疗的内容集中在以下方面：

（1）失控

（2）自我形象的损伤

（3）依赖

（4）耻辱

（5）自暴自弃

（6）表示愤怒

（7）孤僻

（8）死亡

Pollin（1995年）认为，这些问题经常按顺序发生，但顺序有所不同。两个或多个问题可以同时出现，也可以反复出现。这些问题形成了MCC模式的基本问题，并能确定哪些在治疗中进行讨论。

随着MCC模式的出现，读者会注意到Pollin（1995），Falvo（1999），Goodheart和Lansing（1997）出现在残疾人和慢性病人身上的受关注的核心问题有重合之处。我们认为，上述研究者指出的核心问题为团体治疗提供了重要的说明。文献检索和个人经验反映了残障人士或慢性病人所经历的突出问题，我们综合各种因素，总结了以下核心问题：

（1）悲伤

（2）自尊

（3）对未来担忧

（4）对重要人际关系的威胁

（5）依赖的威胁，独立的担忧

（6）对控制能力的威胁

（7）身体协调的威胁

（8）抑郁、焦虑的存在

（9）耻辱和别人的认可(www.xing528.com)

（10）工作和经济能力

（11）无障碍性

（12）孤独和放弃

这些由伤残和疾病造成的挑战表现了团体工作的共同问题，它们由许多因素构成，上述所列并非全部，但却是团体治疗讨论的核心问题。

为形成团体，Pollin（1995）的MCC模式倡导，包括患同样疾病的人，或处在相同疾病阶段的人组成团体，更容易实现信任和达成共鸣。Pollin认为严格的同质化是理想状态的团体，这能促进参与者之间形成联盟，加速对他人的认同感。人很容易对与他们有共同经历的人产生认同感，这类人群往往缺少精神动力，渴望支持和教育。他们的优势包括：在很短的时间内缓解症状，易产生凝聚力，更好的参与性，矛盾冲突少，不易分裂，阻碍较少（Furst，1960；Yalom，1995）。Yalom指出，异质群体更适合密集的互动和改变性格结构。异质群体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形成凝聚力，但可以提供丰富的学习机会，接触带有相似或不同问题的各种人群。异质性和同质性概念的划分，可能使分享病痛的癌症患者团体被误认为是同质团体，但它们可能也包括不同年龄、单身或已婚，并有不同癌症问题的异质团体。

在挑选成员时，领导者首先要确定准成员的动机和任务。领导者必须确保成员不会面临障碍和因严重的医疗可能带来的阻碍，这些会阻碍人们参与到团体中。

鉴于可能的组合数量不会达到理想状态（严格的同质化），这里可以提供的建议是分类越细，效果越明显。在一般情况下，团体领导者应避免把病症早期的人与病症晚期的人组合在一起，早期阶段的病人面对同一疾病晚期阶段的表现时会产生沮丧情绪。

我们可以看到，MCC模式相当重视成员的选择和团队组成，团队领导者需要考虑到可能会影响团体治疗的许多变量，如残疾类型、疾病或伤残的阶段、年龄、性别、种族、个性等。在极力提倡同质化的同时，Pollin（1995）也承认成员认同感会形成过激经验。她调查过一群坐轮椅的妇女组成的一个团体，在她们20多岁时发生晚期多发性硬化症（MS）。当在其他成员身上看到自己的经历时，这些妇女感到很痛苦。这迫使年轻女性面对残酷的现实，使得团体人数显著减少。正是过度强烈的经验使妇女们感到痛苦，最后团体解散了。

团体领导者应认识到团体变量，如疾病或残障的阶段、核心关注点（例如，生命期限VS.慢性期VS.对诊断的调整）或残疾类型，这是很重要的。根据MCC模式，领导者应该主张把同质性作为主要目标来组建团体。但是，我们的经验表明，选择团体成员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变幻莫测的工作。依据一些特色，在一定的选择标准下，形成的看似理想的团体结果却失败了。而有时，基于某种特点组合的团体可能将会失败，我们却惊讶地发现，这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富有成效的团体。有时，小组成员的个性似乎是一个比疾病、残疾、疾病阶段更关键的变量。

如前所述，人们的生活经历和关注点与他人差别很大，如果能与共享伤残困难的“知情人”在一起，有很大益处，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属于这类人。如Abbey和Farrow（1998）所说，“器官移植候选人和他们的家庭面临着潜在的矛盾选择，不接受移植就要准备死亡，而与生活斗争，就要准备成功移植后的适应”。

Abbey和Farrow（1998）用团体为器官移植患者服务，他们描述了如何设定团体结构和目标范围，以满足有生命危险的人群的心理需求，他们的工作还阐明了相互关注的意义。Abbey和Farrow（1998）认为：

绝大多数移植候选人都在等待尸体的器官，那就是，有人不得不死，死者家属捐出自己亲人的器官，才可能进行移植。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命机会需要以别人的死亡为代价，会导致内疚和悲伤的情绪。在等待移植的过程中，日益加剧的绝望使医疗状况更加恶化或是增加了等候名单上出现的次数，一些人开始积极地、充满希望地等待器官，并可能发表让别人觉得不堪入耳或心烦意乱的言辞（例如，“希望这个周末会带着我的移植器官和大家一起出去喝酒、划船”）。团体成员常常欣慰地发现，他们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

与其他特殊的有残障成员的团体一样，器官移植患者有许多共同的、普遍关注的问题，但每个人的问题会因他们各自治疗阶段和/或恢复期的不同而有差别。Abbey和Farrow（1998）描述了在多伦多医院多器官移植计划的团体治疗工作，它基于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医院拥有一系列团体，适合存在不同问题和处于不同移植期的人们。金字塔由众多团体治疗组成，从初级的心理教育团体，到高级的专注于互动和情感表达的更加情绪性与强化性的团体。所进行的整体团体计划期望参与者能提高能力，不断进入金字塔的上一级治疗，在经历团体治疗后深入地了解团体治疗工作，并从中获益。强化的团体治疗以内心和情感表达为重点，其他人可能对其没有兴趣，不需要，也不会从中受益。

团体治疗对有认知障碍的残障人士也有很好的治疗效果。许多智力发育迟缓，脑外伤，或许多影响智力功能的其他疾病，利用团体治疗训练社交技巧是很普遍的方法。团体咨询是帮助有认知障碍的人处理情感问题的有效手段（技能培训），但许多从业者忽视其潜力。本节的重点是为读者提供一些额外的，用于有认知障碍的残障人士的团体咨询方法。为此，我们简要讨论团体咨询和智力发育迟缓的问题。

Rothenberg（1994）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创造性地把团体治疗用于因丧亲而产生发育障碍病人的身上。当年轻的成年人因失去重要朋友或所爱的亲人而感到悲痛时，他们在认知、语言、运动能力和/或社会发展领域内会发生发育迟缓。团体治疗的内容“旨在基于了解悲痛阶段知识的基础上，帮助成员，满足他们的特殊需要”。这是一个重要的模式，人们习惯地认为有认知障碍的人只是有点“孩子气”，他们的情感需求往往被忽视。因此，他们经常挣扎于与成人的感情矛盾，得不到支持。

Tomasulo，Keller和Pfadt（1995）使用人际主动行为模式的干预研究，也肯定了对智力发育迟缓人士的团体咨询价值和可行性。这与Rothenberg（1994）的工作类似，他们相比单纯的技能培训，更注重传统的心理治疗因素。作者建议团体领导者在工作中建立他们所谓的“认知网络”，其定义如下：

让成员们重复和认可或者支持另一成员所说的话，努力建立成员之间基本的相互关系。身体朝向说话的人，看着他们，回想听到的话是认知网络的核心要素。 ^[1]

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参看这篇文章，它提供了大量知识，用于处理在运用团体咨询技巧治疗智力发育迟缓人士过程中的困难。

团体咨询的文献资料也开始关注有创伤性脑损伤和认知功能障碍，但不伴有智力发育迟缓人群的需求。Stein（1996）提出要修正传统的团体咨询技术，以帮助解决脑损伤者经常存在的语言和对话交流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他提供了以下非常实用性的建议：

鉴于一些成员可能存在保持对话交流能力的问题，医生应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通过口头或写在黑板上的方式，定期地总结讨论的要点。对于那些在处理问题的方法方面有困难的患者，治疗师可以帮助建立一个有突出措施的、有序解决问题的治疗过程。社会判断能力差和错误监测不良的患者可以通过邀请其他成员提供建设性的反馈意见，诱导他们的看法和计划等具体信息（Stein，1996，p.271）。

Stein提出减少情绪强度和修正使用含混语言是很重要的，有必要的话，还要提供比包括无认知障碍成员更大的团体结构。这表示对团体咨询技术做相对简单的改动，可以使团体咨询的可行性效益提供给更广泛的残障人士。

有时团体中只有一个成员是残疾人，这种情况也是团体治疗师要注意的另一种因素，它是很有价值的。这种类型的团体组合显然是有价值的，并提供了丰富的成长机会，但是，重要的是要注意在互动和理解中可能出现的扭曲。首先讨论关于“互动应变”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Davis，1972）。研究表明正常人经常，至少在最初，以不自然的方式与残疾人进行交往（Marshak&Seligman，1993；Safilos-Rothschild，1970）。最初的交往常常被形容为不自然，有点不适应，没有亲密感，不够坦诚，交往相对结束得较快（Freund&McGuire，1999；Kleck，Ono，&Hastorf，1966）。出现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是很多正常人认为在兴趣、需求、日常的关注点方面，他们与残疾人是不同的（Marshak&Seligman，1993）。残障人士担心说“错误的事情”可能会冒犯他人，这也是“互动应变”的一部分原因。通常，我们没必要监控个人的言辞，也没必要对没有理解力的人说类似“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样的话。尽管残疾人可以接受这些临时解释性的短语，但监控口头表达方式本身的确是错误的做法。

“推断情感后果”的现象，可能会导致别人以模式化方式看待团队中有残疾的人。忽略促进残疾人生活提高方面的人，会假定残疾人会觉得不堪重负与痛苦、抑郁或自卑感。通常情况下，这些负面情绪会投射到有残疾的成员。

同样，残疾人团体的成员可能也会发现他们时常误解非残疾的成员。在一个团体中进行互动时，他们可能对一些问题或团体经验利益过于敏感。例如，在治疗中我们发现几个人曾感到多次被有残疾的成员排斥在外。有时候，这种感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普遍的情况是，感知排斥实际上是因他们自己退出交流的结果。退缩可能源于他们因付出努力却可能招致拒绝或怀疑由此而产生的害怕心理，自我价值的问题，或过去的消极互动造成的反应。在包括残疾人和非残疾人的异质性团体中，对于这些个体，我们可以获得对社会排斥角色的有价值的理解。从这样的经验中获得的理解可以推广到其他的团体治疗中。

人们经常把对“残疾”一词的言语称呼看作关于“政治态度正确性”的言论问题。有大量以此为题的作品，有些是关于观察人的言辞重要性的讨论。我们的立场是，避免可能对残疾人有攻击性的，或是有可能形成模式化看法的词语，这一点很重要。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建议避免使用如“残废”或“废人”这类词语，因为它们掩盖了残疾人的个性。具体而言，他们的残疾是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决定性的特点。我们也相信，重要的是要注意使用的措辞，描绘有不寻常的勇气、勇敢和“才能”的残疾人，以弥补他们的残疾。同样，我们也应尽量避免把“受害者”的称呼用到病人身上。

团体领导者的工作重点是减少对残障的误解或过激反应，尤其重要的是鼓励与团体内其他成员的正常化互动。当与有严重残疾的人交往时，通常人们赞同用所谓“和善原则”与其相处（Hastorf，Northcraft，&Picciotto，1979）。这个术语涉及抑制有用的但消极的反馈，因为怜悯和宽恕的欲望使人“更痛苦”。其实，人们往往需要反馈促进成长，它应该是当前团体咨询可以达到的有效的治疗方式。

残疾或慢性疾病患者的任何讨论小组的工作必须包括自助团体（SHG）的一些意见。与传统的心理治疗团体相比，SHG代表残疾或慢性疾病个体的资源，并享受更高的人气。这样的团体可以存在于任何条件和生活情况下（Barlow，Burlingame，Nebeker，&Anderson，2000；Lieberman，1990；Seligman&Marshak，1990）。

针对不同生活情况和心理问题的人群的自助团体的研究历史很长。Lieberman（1990）提供了以下定义：

自助团体由处于共同环境、共同状况、相同传统、相似症状或经验的成员组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强调自力更生。一般采用面对面或方便易行的免费网络通话方式。他们往往是自我支持，而不是依赖于外部资助。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邮件往来的频繁，“虚拟”团体咨询也更便利了。是在教堂、社区中心或个人家里的面对面治疗有效，还是网络化的非面对面的治疗更有效，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问题。互联网的匿名性和便利性可能对某些人有利（例如，那些生活在偏远地区或无法离开家的人群），但它可能不利于人与人的交往，不利于抵制隔离、异化和失范。

原本“纯粹”的模式（仅由成员和团体领导者组成）是最有效的，因为它是由人群对人群，不包括专业人士。事实上，一些自助团体对专业人士极为抵触，他们认为专业人士对他们毫无帮助。Lieberman（1990）的观点与此相同，他认为自助团体是一个交互服务分配体系：一个方便的、自由的、非专业的能满足人的需求的分配系统。

有人会说，给这样的聚会定义为自助团体名不副实。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团体都是有专业人士参与支持的团体。Barlow等人（2000）认为以病人为主的自助团体“显然既不有效，也不易让人接受”。这些研究者引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项关于2000个自助团体的调查发现，84%的团体有专业人士参与。他们进一步指出，这也为专业人士参与建立、引导、咨询团体行为提供机会。Goodman和Jacobs（1994）也观察到，一些专业人士开始参与到自助团体中。团体名称似乎仍然存在，但其内涵和组成最近已发生变化。

专业人员参与自助团体，他们的角色在何种程度上区别于心理治疗团体的领导者？一个区别可能是一些专业领导者也患有成员们的残疾或疾病。此外，对于慢性病患者或残疾人团体，有专业人士参与可以避开心理动力学团体模式或促使激烈即时互动的模式，避免团体成员加入一个更多动态取向的团体，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团体是专为心理问题更严重的病人提供的。SHG成员的需求往往趋向交换信息，在他人的类似经验中获得支持，获取提高控制感情能力的知识。一般来说，成员的需求倾向于非内心化或人际化方面，然而也有涉及家庭成员关系或职业问题的情感需求，在某些情况下，也涉及如何面对有敌意和偏见的社会情感需求。

由于自助团体更多关注的是如何提供支持、疏导、教育、没有进行广泛的心理动力学、群体动力学或团体领导的培训的迫切需要。然而，像任何治疗团体一样（我们认为自助团体有一定的治疗目的和结果），有关团体动力学、管理的问题，提供安全的一些基本知识或培训应该是团体领导者应具有的先决条件。我们怀疑同伴领导者通常没有受过基本的关于领导能力的训练或相关经验。这只能依靠增加专业领导者的数量。安全和管理问题可能在这样的团体中出现，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位研究者被邀请到一个家长团体的聚会中，参会的成员都是失去孩子的家长。这个团体最近失去了他们的同行领导者，研究者感到团体似乎有点群龙无首，不知道如何做。他们也想从一位有经验的团体领导者那里得到“提示”，如互动过程中寻找什么主题，如何应对一位咄咄逼人的或讲话冗长的或害羞的成员；何时进行干预，何时保持沉默等。这个SHG想要有能力的领导者以确保成员的安全，尤其要考虑到他们的创伤性损失。他们已经很脆弱，需要支持。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SHG往往以某一条件、疾病或伤残为其特点（Ciechoski，2000）。因此，我们认为一位领导者不仅要显露某种团体动力，还应该了解与成员残疾相关的知识，这是团体的重点。在缺少直接知识的情况下，领导者应该知道，社区机构的专业人士可以提供准确信息和知识。本团体的领导者可能是一位社会工作者或心理学家，但有时可以邀请医疗专业的人士参加。

如前所述，有些自助团体由其成员领导，有些自助团体由有残疾的专业领导者领导，还有些自助团体由专业人士，如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等没有残疾的人领导。团体成员渴望一个不仅能够得到支持、可治疗的环境，也要包括受教育的部分。我们认为领导者必须认识到残疾人问题都是基于残疾人自己的病情而产生的，不会有超出自己本身身体或社会强加的限制。但是，领导者也需要意识到，已有的或共存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伴随残疾同时存在。一般来说，团体应该是提供支持的，有教育意义的，并能提供人际交往。领导者需要鼓励人际交往，当团体不积极时，要促进成员坦诚。然而，深入的心理治疗不太可能成为治疗的目标，团体成员只是希望试图应对出现在他生活中的重大变故。

残疾是能引起别人反应的个人特点。已有文献表明，与残疾人的初期互动会产生模式化的看法、变化的人际结构和个人的担忧（Wright，1988）。普通公众对待残疾人有误解，专业人员也形成了与普通公众一样的误解（Elston&Snow，1986；Marshak&Seligman，1993）。团体领导者很容易受到广大公众普遍持有的误解和成见的影响。

推断情感后果的概念是对团体治疗实践影响最显著的成见之一。Wright（1988）已描述过推断情感后果的现象，它是一种倾向性表现，认为残疾人几乎都具有因残疾生活带来困难而出现的消极性格和情绪影响。虽然调整残疾人的研究不支持这种共同的固定观念，但这种观念仍然存在（Coleman，1977；Marshak&Seligman，1993；Wright，1988）。成见以多种方式影响团体经验。首先，团体领导者可能会假设残疾成员情感问题的直接原因是残疾。有一位脑瘫患者讲述她的咨询经验时说：“医生一直想谈谈我的残疾，但那不是我去那的原因。”因为残疾只是一个个人特点，心理调整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涉及残疾问题。此外，如果残疾和情绪及/或心理调整问题之间有关系，残疾对其影响可能只是间接的，不像团体成员和领导者想象的那么直接。不熟悉残疾生活的人经常假设要解决残疾的某些主要问题，必须处理损伤本身或残疾导致的身体功能限制本身的直接影响，他们往往忽略了对待残疾的社会环境最易造成残疾人的心理不安，如因受耻辱、歧视和环境障碍导致的问题。

与有严重残疾的人交流往往引起个人的恐惧，尤其是因生病或受伤的残疾病人。交流会是提醒病人想到残疾或疾病，视其为弱点，并增加焦虑情绪的出现。这种现象被Siller（1976）称为焦虑认同感，它使病人试图用“心理距离”的方式来管理这种焦虑。认为残疾人都过着悲惨生活的普遍看法更加剧了这一反应。出于这个原因，团体领导者可能发现他们最初不适应且不善于与某些人相处。

团体领导者要为成员树立以适宜的态度对待残疾人的示范。为此，重要的是，团体领导者要不断熟悉残疾人的生活，因为这往往会增加一个人的适应感。据了解，当残疾人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时，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会高，怜悯和回避的倾向会降低（Marshak&Seligman，1993）。常常有报道说生活对于那些残疾人“更艰难”，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当他们很满足时，残疾并不必然妨碍生活。现实生活中的接触显然最好地了解这一点。但是，如果这不可行，通过阅读残疾人的自传也能了解到这一点。另一种方法是要专注于个人，而非残疾，并意识到个人的成见，尝试去除先入为主的观念。使用这些策略，模式化的思维会削弱。团体领导者应确保残疾成员在团体中不被边缘化。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是警惕偏见，精通关于残疾人耻辱的文献，阅读他们的作品，与弱势群体直接接触，改善与他们的关系。

要使慢性疾病或残疾成员适应一个团体，有一些实际情况必须要考虑。有几个关注此问题的研究，其中之一是Patterson，McKenzie和Jenkins（1995）提供的信息。他们之一是形成一个具体的指南，按照具体的指导原则来做是重要的，但在深度上，这也不能覆盖全部内容。他们的建议包括：采取坐姿和保持眼睛在同一水平上，与坐轮椅的人对话。要理解所谈及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这样做至关重要。

与有听力障碍的人沟通，了解普遍性的原则是必要的。这些原则包括：不使用夸张的音调说话，记住为读唇人提供无视觉障碍的环境，这就需要其他人注意不要把手放到嘴唇前，要注意照明和窗户的反光等事项。让一个盲人适应团队需要其他的帮助，如让成员确定何时轮到自己说话（如必要）和临时助手的帮助。临时助手通常采取让一个盲人拉着另一个人的手臂或手肘作为提示的方法。咨询师可以做一下示范，让其他成员知道这些程序的操作，以增加残疾人在团体的舒适感。不了解这些，就无法让组员适应该团体。

如前所述，在讨论残疾和团体治疗工作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异质性与同质性团体的安排问题。残疾个人通过参加团体咨询和接受团体帮助所获得的成效因其异质结构或同质结构的不同而不同。然而，关于团体咨询和残疾人的文献（和我们在该领域的经验）清楚地表明，最初的专业反应认为把残疾人安排在同质性的团队中是最好的方式。

一般来说，要尽可能把少数群体的成员与有相似种族或民族背景的人安排在一起。要解决这一问题，Patterson（1995）等人指出，对于正面临伤残调整过程问题的残疾个体，专门针对他们或以其为重点的团体是否适当没有争议，重要的是要记住，残疾仅代表一个人的一个方面。残障人士也代表了文化的多样性。因为近亲结婚、生育年龄过大、父母有酗酒或药物滥用问题才有残障个体的存在。有没有残疾涉及人际、婚姻、职业、社会和过渡问题，它可以在团体的背景下得到解决。

本章前面已提到，同质的群体可以获得极大的治疗效果，但是，这是一种选择，不是一定之规。Brown（1995）揭示了常规情况下，残疾人的团队主要由非残疾人员组成。她写道：在传统团体治疗中，提高普通人对残疾人的关注，可以表现社会对残疾人的一般反应。

团体治疗工作，作为微型社会，提供了代表充分的民主和展示公民权利的演变。近年来，团体治疗工作受极大的关注，不同性别、种族、肤色、国家、民族的人都参与其中。此外，我们还研究了把同质团体工作运用于特殊残疾成员的治疗。我们也关注到有些残疾人已经纳入到团体工作的主流。当前，团体治疗工作说明社会似乎忽视了把残疾人视为治疗工作的主力军这一点（Brown，1995）。

在讨论接收成员的法律方面问题时，Brown最后讨论了把残疾人纳入到异质群体这一挑战性问题，Brown的意见是，“残疾不是用来判断是否能进入团体的唯一标准”。

团体结构与性别关系是第二个主要问题。如Tepper（1999）所描述的，残疾人处于一种性别环境下，因此，有研究证明同性别团体结构有时可能是有益的。Tepper很好地阐明了性别与残疾的关系：男人会随所在社会、文化、媒体、父母、朋友和宗教的环境中恢复正常生活。社会化使他们变得坚强独立、有成功感、男子气、有魅力。他们在同性伙伴身上学会幻想。当我们失去这些时会发生什么？

很少有关于身体残疾和男子病患团体治疗工作的相关专业文献，然而，它却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好处。男性在康复过程中，会因不善于表达情感或他们的恐惧，而只能通过自己默默的、坚忍的方式进行康复，团体治疗却能弥补其不足之处（Tepper，1999）。团体设置可能提供残疾男性榜样，他们已成功地建立和维护了能融合残疾、男子气质和性于一体的、积极的自我形象。

大约20年前，Kriegsman和Celotta（1981）描述了把团体咨询应用于残疾妇女的治疗，自那时以来，已经有好些类似的文献。Kriegsman和Celotta注意到，他们的团体会因残疾类型、婚姻状况、社会经济状况、年龄和职业的不同而呈现多样性，他们也发现“女性的共性和关于残疾的共同感受”维系着团体。与残疾男子相同，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使她们不能偏离太远，妇女因此而经历着痛苦。此外，他们还往往经历更严峻的失业率和就业率问题（甚至比残疾男子还严峻）；他们也是暴力事件中，如家庭暴力等，受害率极高的群体，而团体环境很好地处理这样及其他的问题。而Kriegsman和Celotta（1981）强调女性团体的共性，也有些观点表示不赞成对残疾女性采用团体治疗的方式。作者所采访的一位女性说：“我从来不想与身体有残疾的女性分享我的感受。”

在本章中，我们试图探究团体治疗与慢性病人或残疾人关系的诸多问题。显然，团体治疗工作在某些程度上为当前不同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提供必要的干预措施。援助团体、信息共享、情感治愈会使伴随残疾而出现的焦虑情绪和有时的过激化情绪有所改善。对于病人或残疾人，团体心理咨询已经成为一个有效地帮助康复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