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教育与辅导团体：关注LGBT社群

SHARON G.HORNE（孟菲斯大学），HEIDI M.LEVITT（孟菲斯大学）

虽然在大都市或者大学校园里，针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来访者（GLBT）的团体工作已经十分普遍，但是对GLBT群体的团体动力、过程以及结果的研究讨论仍然十分缺乏。DeBord和Perez’s（2000）对此做了综述，发现相关的研究文章只有六篇（Everaerd et al.，1982；Hedge&Glover，1990；Mulder et al.，1994；Quadland，1985；Reece，1981/1982；Russell&Winkler，1977），而这些研究都只关注男性，其中五篇关注性功能障碍或者HIV检测为阳性的男性。并且在这六篇文章中，最近发表的两篇也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有七项已经发表的研究（Choi et al.，1996；Lee，Cohen，Hadley，&Goodwin，1999；Roffman et al.，1997；Roffman，Beadnell，Ryan，&Downey，1995；Roffman，Downey，Beadnell，&Gordon，1997；Roffman，Ficciano，Bolan，&Kalishman，1997；Schneiderman，1999）讨论了认知行为技能训练、压力管理、文化适应团体治疗和结合药物的认知行为治疗，这些研究同样也只关注男性和HIV的预防及治疗。

有一些基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群体案例研究的理论性文章（如Chojnacki&Gelberg，1995），除此之外DeBord和Perez’s（2000）强调针对GLBT个体的团体治疗，主要关注的是Yalom的疗效因子（1995），Norsworthy和Home（1994）讨论了HIV为阳性的男性团体治疗，Perez（1996）则为HIV阳性大学生的团体治疗发展提供了指导准则。Baum和Fishman（1994）描述了针对具有强迫性性冲动的男同性恋者的团体治疗方法。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贡献包括：针对混合性取向的男性性虐待幸存者团体的个案研究，大量男同性恋者对他们参与到互助团体中的经验探讨（Blye，1999），一名治疗师关于“多重性别认同”女性团体的过程-导向治疗的描述（Firestein，1999），以及对患有进食障碍的“混合性取向”学生群体团体治疗的讨论。目前只有一项研究中的一部分包含了双性恋来访者，其余没有文章讨论过关于变性或者双性恋个体的团体工作（如，Firestein，1999）。

虽然GLBT通过个体咨询治疗获得很大程度的帮助（Bradford，Ryan，&Rothblum，1994；Liddle，1996；Morgan，1992），已被普遍认同，但是对于他们的团体工作却所知甚少。团体治疗通常在GLBT相关的社区报纸和大学校园里进行广告宣传，主要包括：HIV互助小组，出柜团体，以及最近出现的男女同性恋教养团体。团体咨询对GLBT个体来说有多方面的好处。许多GLBT个体会因其在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上的不同而遭到孤立，团体训练可以给他们分享相同的经验提供一定的氛围（Yalom，1995）。因为不少GLBT个体在出柜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原生家庭的阻碍，团体训练可以为其成员在经历关系转变时灌输希望，能够为个体提供观察和模仿其他成员的机会，为他们向重要他人整合和公开性取向与性别身份提供策略。最后，对于GLBT个体的团体治疗，应允许其成员之间进行人际学习，发展能使他们成功整合自己新身份的十分必要的社交技巧，以及告知与GLBT团体成员有关的重要信息（De Bord&Perez，2000）。

本章重点讨论了在引导GLBT来访者进行团体治疗时所需注意的几个重要事项。一般来说，GLBT来访者的团体治疗，在动力和过程上与一般团体治疗相似。但是，本章想要探讨的是对于这种特殊的群体，其团体治疗的不同点。因为GLBT来访者所面临的歧视和孤立问题是很独特的，所以咨询师对于他们的这些经历必须十分敏感。在整章中，作者将会从自身临床经验上得到的感悟以及相关的专业文献来强调这一观点。

出柜

对GLBT团体治疗有促进作用的方法是：首先让他们意识到自身将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一般来说，GLBT个体所要经历的出柜过程包括向自己和重要他人公开自身的性取向与性别身份（（Brown&Rounsley，1996；Cass，1979）。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个体会面临不确定性、恐惧和焦虑，而这些很可能导致临床上的抑郁和社会孤立。团体治疗可以通过让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团体成员向其他成员进行暴露来培养个体正性的自我认同。有着稳固GLBT身份认同的成员可为刚开始经历此阶段的其他GLBT成员提供正性认同的榜样。但是团体领导者必须意识到，对于许多人，出柜的过程是很漫长和非线性的，有时，个体会产生波动，当他们跟其他GLBT身份的人在一起时，会觉得很舒服，但是也可能因为消极的自我暴露或者其他事件而退缩。

针对性和性别取向的歧视

在大多数联邦州内，当GLBT个体遭到雇佣歧视时，并没有法律保护他们的权益。即在GLBT群体中，当其成员的身份被曝光后，他们工作的安全性也受到了损害。许多州和市政府通过否认GLBT对孩子的监护权，拒绝GLBT个体的收养申请（如佛罗里达的反对收养政策），以及对其住房供给的限制来歧视GLBT群体（Barón&Cramer，2000）。除了一些公然的歧视之外，当他们的性和性别身份被众所周知后，GLBT个体还面临着失去家庭成员、朋友或者宗教联系等社会支持（Savin-Williams，1998）。即使是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有足够的支持和立法机构来保护GLBT的权利，但是其个体仍然会对歧视敏感，并因此受到伤害，比如缺乏健康关心和服务，以及他们是否应该公开自己的身份（Douglas，Kalman，&Kalman，1985）。生长在以异性恋为主的社会，会受到语言和身体上的骚扰，甚至是公开针对gay的抨击和谋杀，许多来访者无法摆脱与其性和性别取向有关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因此，在团体的设置上，必须让成员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安全感和慰藉。那些已经出柜，在自己人生和工作道路上面临高风险的成员，也许无法考虑和体会到那些没有出柜成员所面临的恐惧。在任何一个团体中，对个人安全感经验的探讨是十分重要的。

对GLBT来访者的有效的结构化团体工作

团体领导者的个人准备

团体领导者必须检查他们自己对于性和性别取向的倾向与假设。因为异性恋在美国社会才是主流，大多数人持有的是异性恋的信念和针对GLBT个体的假设。异性恋的团体领导者可以通过花时间询问GLBT的朋友、熟人，阅读GLBT的故事和小说，访问GLBT网站来探索GLBT团体的态度和信仰。GLBT主持者在搜寻关于GLBT团体准确信息的同时，必须检查和考虑他们自身可能已经内化了的对于同性恋的憎恶。与此同时，主持者对GLBT个体不应该有alpha偏见，即在面对异性恋和GLBT个体在问题和性格上的不同时，夸大两者的差异性，将两种取向对立。当然也不能有beta偏见，即缩小或者忽略GLBT个体的独特性（Hare-Mustin&Marecek，1988）。

团体领导者还应该意识到他们自身的发展过程，是异性恋还是GLBT身份。Chojnacki和Gelberg（1995）描述了异性恋团体领导者和GLBT个体在性取向确认上的平行过程。这个过程一直困扰着刚刚意识到GLBT个体压迫的咨询师，与GLBT团体工作密切相关。这一过程包括：对成为GLBT联盟中的一员所感到恐惧和焦虑，提高GLBT社区的行动和支持，当作为支持者受到来自反同性恋同事团体疏远时的自尊，以及最后他们将自身事业和人生整合成一个与自身同盟者和支持者身份更加一致的具有领导性的价值观。许多个体发现加入只有GLBT个体的团体中，对于他们探索和理解该团体中独特的问题，是十分有帮助的。团体领导者或者会发现，团体的最初结构对过程和结果有着巨大的影响。当组成一个团体时，领导者需要考虑一些问题，如知情同意、保密性、成员在团体外的接触、身份的暴露、团体目标和主题、团体成员间的关系。GLBT成员和其他相同性质的GLBT团体都必须对这些顾虑进行探讨。

成员招募：知情同意

团体声明中一个明确的目标是招募成员和建立团体凝聚力。在任何广告中，明确团体对于GLBT个体的积极性也是十分重要的。虽然专业的官方组织（APA）已经颁布了伦理指导准则，明确禁止治疗师尝试将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但是这种治疗师在全国范围内仍然存在。GLBT个体要意识到这种转变结果，有倾向性地选择那些强调GLBT团体积极性的广告。这些广告也必须描述团体的主题（如变性人互助小组、安全性心理教育小组等），必须对每一名潜在的成员进行访谈，从而对他们筛查。在访谈过程中，团体领导者必须就团体目标、每一阶段的期望、费用和其他顾虑告知其潜在成员。鼓励个体在访谈中清晰地表达他们的需要，这样咨询师才能确保每一名成员的目标与团体的目标是否兼容。提供关于团体目标、疗程数以及领导者的背景信息，能够保证来访者参与的知情同意权。由于GLBT互助小组在许多地区十分缺乏，一些个体可能会加入不符合他们需要的团体，只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归属感。因此，对于这些不适合该团体的潜在成员，领导者最好能够有其他介绍给他们的社区资源信息。

对于GLBT团体，没有比建立和保持保密性更重要的了。团体领导者必须强调保密性的限制，使成员们完全明白破坏保密协议的后果（如从团体中驱逐出去）。团体成员们必须了解当成员和领导者在团体外发生冲突时，或者某一名团体成员的姓名被一名非团体成员提及时，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些规则必须清楚地设立，在成员中获得一致的同意。

领导者不能够简单地假设所有的成员对于保密性的重视程度是一样的。比如，一些GLBT个体认为在生活中的所有场合公开自身的性和性别取向对心理健康与幸福感是必要的。这些团体成员可能会相信与那些已经公开身份的成员秘密交谈对他们的心理判断有益。但是这样的尝试对那些不希望身份被揭露的成员是极度有害的。因此在团体中，必须对这种可能性进行探讨。预先访谈对保证所有成员在团体保密性的重要性上相对一致的敏感是至关重要的。被团体所接收的个体必须签订保密协议，包括保密的价值和限制，以及询问所有成员是否赞同这一观念。破坏保密性的含义和行为也应该告知成员。领导者要让团体想象破坏保密性可能带来的后果。保密性必须根据需求的增加，在团体中周期性地进行讨论。

团体之外接触的注意事项

成员们必须协商当他们在团体外的环境中偶遇时，他们是否希望在外部环境中还与其他成员有关系，或者仅仅是在团体背景下保持互动就够了。Holahan和Gibson（1994）认为即使是在大城市，由于GLBT社区的规模比较小，因此团体外部互动的可能性十分高，这必须引起重视。所以团体成员有必要决定对团体外接触进行限制是不是一个现实或者所期望的目标。需要重申的是，必须所有成员都同意这个最终决定，包括团体结束后可接受的接触时间。对于心理教育和出柜团体（许多个体加入出柜团体与其最初的GLBT社区有联系）进行团体外接触的限制或许对团体成员是没有益处或不合理的。但是在咨询或者心理治疗团体中，领导者必须依据团体的自然性优先考虑团体对外部接触的讨论和一致同意。

团体领导者的性取向和自我暴露

团体领导者应该在访问的初期阶段就公开自身的性/性别取向，因为这样做，领导者能够提高自身可信度和做一个公开的榜样。如果领导者是异性恋，及时地公开性取向，以及表明自身对于GLBT问题的支持和兴趣能够减少成员的怀疑，有利于团队凝聚力的形成。Chojnacki和Gelberg（1995）建议异性恋咨询师应该与成员分享自身成为一名GLBT支持者的发展过程，这样能够培养成员与咨询师之间的同盟关系。异性恋领导者在GLBT个体中创造出一种确定感和对抗歧视同性恋者的同盟感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异性恋同盟和GLBT来访者会受到同性恋歧视者的阻碍。异性恋男性朋友之间的亲密情感是得不到社会认同的，造成这样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于男同性恋的恐惧，与此相似的是社会无法容忍同性恋男性和女性公开表达情感。

心理教育与心理咨询

虽然心理教育和咨询团体能够通过他们各自的目标区分开，但是在同质性高的GLBT团体中，这些目标可能会有所重叠。心理教育团体的目标是传授能够促进个人成长的信息，通过与可能有身份认同问题成员此时此地的互动，来预防这些问题的发生（ASGW，1998；Gazda，Ginter，&Home，2001）。相对地，咨询团体是这样一个团体，由领导者采用理论策略来促进“具有暂时性适应问题”和“对提高自身有兴趣”成员的人际关系发展。有时，心理教育团体需要从一个咨询团体角度看问题，尽管心理教育保持着最初的聚焦点。比如，在一个预防HIV团体中，需要提供安全性行为的信息，一名成员或许会需要讨论，他因为同伴不遵循安全性行为规则，而失去了这个同伴。同样，在咨询团体中，如果一名成员不关心安全的性行为，或者缺乏相关方面的知识，领导者和其他成员则需要提供相应的信息。

团体主题

如果团体成员口头互动性比较强，自我意识也比较高，那么不用费太多的劲就能使团体功能顺利发挥。这样，团体的典型成员是那些已经经历了出柜过程，并且开始考虑自身发展、关系和生活意义的个体。

一些咨询团体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但是，通过数个星期的主题讨论，领导者和成员也没有成长。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些团体是由那些正处于出柜早期阶段的成员组成，比如青少年或者大学生。一般来说，通过数个星期的主题讨论，成员们都会积极建构，只要团体能够灵活地表现出关心的重点（比如，对一位年轻的女同性恋者因为家人知道她的性取向，而被赶出家门悲惨遭遇的关心。那么这周的主题就应该集中在这一方面，而不是约会主题）。数周的主题讨论能够提高团体成员的参与性，而这些主题是一般人际关系群体所避免的，比如憎恨犯罪、安全性行为和亲密关系。

成员关系：男性与女性

这篇文献讨论了GLBT团体的多样性，一些团体是由男性和女性成员混合组成，其他团体可能偏向于同一性别的团体（Perez，DeBord，&Brock，1999）。在团体的目标中，性别成分也是需要考虑的。显然，如果一个心理教育团体关注的是受精和生育临床运用，那么就特别需要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的加入，而一个“关心教养”问题的团体就需要包括男性和女性。目前，包含男性、女性、男同性恋和双性恋父亲的教养团体已经越来越常见。处于青少年和大学生阶段，混合团体是十分有益的。这样的团体能够高度关注GLBT男性和女性，尤其是在一个脆弱的发展阶段，帮助相关互助网络的建立和提高。

成员关系：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者变性人

当团体进行工作时，考虑到GLBT个体的差异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变性个体需要获取理解，以及对他们新的性别身份的认同和支持，可以包括对性认同的关注。同样，许多双性恋个体会感觉在传统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团体中不受欢迎或者容易被误解，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性关系，而一些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个体会不喜欢，甚至认为这会败坏他们团体间成员的关系。在校园内，GLBT个体常常涵盖了四种身份的成员，但是对于性和性别认同的发展，这样混合的团体或许不太合适。30岁的男同性恋者与同年龄段的女同性恋者所面临的问题和顾虑往往非常不同。类似的是，变性个体关心的往往不是出柜问题，而是往后的生活所需要做出的其他决定（按照与遗传性别不同的性别身份生活、变性手术、荷尔蒙治疗等），而出柜问题往往是大学团体的主题。

认同的建立：尊重发展过程

GLBT团体在理解和讨论他们性和性别取向上也具有个体多样性。一些团体成员或许能够很快地认清自己属于哪一类，而另一些则勉强给自己贴上标签或者纠结于认同问题。性和性别认同的建立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是团体领导者必须知道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在与来访者探索这些问题时，表现出理解和接受。

领导者必须熟悉性别认同发展阶段t模型（如Brady&Busse，1994；Brown，1995；Cass，1979；Coleman，1987；McCarn&Fassinger，1996；Troiden，1989）。这些模型描绘了GLBT对于身份接受、综合其他身份和提高GLBT团体接纳性的过程。对于这些模型的理解能够帮助领导者了解和正视成员个体自身的不同。与此同时，这些模型也应该被用于引导领导者理解团体成员间独特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使其视而不见（对于当代性认同模型应用的批判，可见Fassinger，2000）。在一个基于性别认同而不是GLBT主题的研究中，Home，Levitt和Leitner（2003）发现团体可以更多地包括那些处于身份模型不同阶段的GLBT成员。多个性别身份模型发现，在进入模型后期阶段之前，许多个体不会认为自己是GLBT。如果团体假设GLBT身份一致性在团体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他们就应该排除那些还处于需要获取支持、处于探索阶段的成员，比如那些无法确定或者对他们身份仍旧矛盾的来访者。

不用急于贴标签

在性身份发展的早期阶段，团体成员或许还没有准备好贴上描述他们性别或者性身份的标签。他们缺乏性经验，仅仅是存在内化的同性恋信念或者态度，或者是对外界反应的恐惧。这时团体不应该假设成员们的身份都已固定，而应该采用一个更加灵活的名字，如“探索性身份”，邀请那些还处于早期阶段的成员加入。在一个咨询后定量访谈中（Horne et al.，2003），一名处于这种大学生团体中的成员报告说，“我不认为我已经加入团体了，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还不认为自己是les/gay/bi……即使我已经参加，我也不会同其他人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不想一直跟别人说‘我要参加这个GLBT团体’，你知道，反而我更愿意说‘我要参加这个性别身份探索团体’”。

主动拒绝贴标签

团体咨询师可能会遇到反对对他们的性或者性别身份贴上标签的成员。要允许这样的成员自由探索、塑造他们自己的身份。当这种情况出现时，领导者需要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公开鼓励这些成员花费足够的时间接受与他们自我身份相一致的性或者性别身份。理解身份是具有流动和变动性的。团体也需要允许其成员不通过贴上性或者性别取向的标签来发展身份。Horne等人（2003）的研究中另一名参与者陈述道，“我认为，我不仅仅是个体……我的性别也是如此，如果问题出现了，你知道，我会用其他的方法，而不贴标签，因为他们会带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我不喜欢放在我身上”。团体中不要求贴标签或者使用一种更加灵活的用语来描述团体，能够使团体吸引那些不喜欢贴标签但是有着相同性行为和吸引力的个体。建议团体领导者为有相同性渴望和感觉的个体营造一个互助的和接受性高的环境，忽略身份标签。比如，领导者可以提及其有相同性关系或者吸引力而不给自己贴GLBT身份标签的朋友或者熟人。(www.xing528.com)

出柜

咨询师必须意识到团体成员的出柜过程是很复杂的。通常，对家庭或者朋友暴露是这个长期卷入过程的开端。多层次的情感将会被激发，比如说释怀、焦虑、恐惧和骄傲，这些在团体背景下也是应该被探究的。领导者必须小心，团体不能够推动或者使用同伴压力来使成员出柜。出柜的危险和风险性都必须在一般社会及个体层面被探索与评估。如果这是一个分享目标的话，团体成员只能够帮助其他成员做好出柜准备，通过角色扮演可能经历的“公开”过程，以及分享出柜的经验都对成员的准备工作十分有益。一名刚刚出柜的来访者在关系转变过程中，更需要团体的注意和大多数成员的支持。检查安全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对于GLBT青少年来说，他们很可能冒着被家庭拒绝和无家可归的风险。因为家庭和朋友同样会经历面对一名成员出柜的过程，领导者应该让成员们做好面对家人和朋友反应的准备，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走向。领导者或许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协调关系转变中，同样一个群体的成员会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情绪反应。

当一名团体成员分享完他的出柜故事之后，其他的成员或许会对他们自己出柜过程有着更加强烈的焦虑。领导者应该让团体成员分享他们个人的反应及会对他们自身所产生的影响。他们也可以探讨未来出柜的过程，因为个体会在生活中重复做出出柜的决定。成员们要对不同的出柜情况提出正反意见，分享他们用来评估安全性的策略，以及如何在个人和政治需求上进行权衡。

DeLucia-Waack（1996）指出假设团体是同质性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因为团体成员们会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同，特别是多层次的文化差异，比如年龄、人种和社会经济背景。领导者必须在组织团体时强调团体内部的多样性问题。团体的文化多样性可能是使其成员体验到多层次的压迫感。帮助成员协调这些交错的身份是团体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差异性主要是围绕着种族、年龄、精神、阶层和无力感。任何团体形式的领导者都应该为GLBT社区内提供资源和支持的不同亚团体留下有用的联系信息。

GLBT青少年问题：对支持的需求

组织一个GLBT青少年团体需要对当地联邦州关于父母知情同意和对青少年提供咨询的相关法律做初步的调查。当将一个孩子置于危险境地的时候，不同的联邦州对知情同意必要性的立法规定是不同的。许多青少年对向父母亲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感到不安全。为了给需要的GLBT青少年提供服务，咨询师必须担当起一名促进者的角色，使GLBT青少年获得同伴或者学校中男—男同性恋联盟的支持。这些团体一般属于心理教育或者互助团体，目的是让极度缺乏安全感的GLBT青少年在校园环境中感受到安全。典型的做法是：在包括了GLBT青少年和他们异性恋同盟的团体内部，让一两个GLBT成年人担任主持者或者团体发起者的角色。同性恋者教育网（www.glsen.org）能为这些团体提供信息，从这个网址开始着手是非常有效的。为了避免将来闹上法庭，这些同盟组织一般是被宪法支持的（例如，Romer v.Evans，1996）。

除了所有青少年需要面对的发展顾虑以外，多种严苛的应激源让GLBT青少年的生活变得非常复杂。许多研究已经表明GLBT青少年经历绝望和焦虑概率在升高（例如，D’Augelli&Hershberger，1993）。他们是物质滥用（例如，Grossman&Kerner，1998）、受到家庭成员肢体和语言上的骚扰（例如，Pilkington&D’Augelli，1995）、无家可归（Kruks，1991）、HIV阳性（例如，Rotheram-Borus，Hunter，&Rosario，1994）和尝试自杀（Garofolo，Wolf，Kessel，Palfrey，&DuRant，1998）的高风险群体。领导者必须在团体开始之前，小心评估成员的自杀倾向、抑郁和焦虑水平，当然，在团体进行的各阶段中也要十分注意。虽然团体成员需要探讨由于他们性或性别身份带来的独特挑战，但是他们也需要讨论一些正常的发展问题，比如生涯发展、约会和社会关系。

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尊重他们身份认同的过程是很重要的。Hollander（2000）强调支持“问题”青少年的重要性，在他们成长过程中，不应该死板地套用发展模型，而是应该通过建立相关无视性身份或者性取向的同盟组织来为他们提供学校支持。领导者所采用的安慰方式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青少年可能会搜寻相关成年人的生活线索，特别是当领导者也是一名GLBT成员时，他们会好奇，并且用幽默的方式试图打听关于领导者的生活选择和每一天的生活内容。这时，领导者应该通过自我暴露，选择自己的生活实例来告诉这些青少年，健康的GLBT成年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生活。为青少年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这是十分有帮助的。

领导者也必须把握好自我暴露的界限，以及对青少年潜在的影响。他们必须克制住自己，不对青少年提供过度的私人信息，以避免使青少年觉得他们所做出的决定是唯一的选择。比如，一名女同性恋团体领导者必须澄清其他的性别身份也是同等有效的，描述清楚对某一身份的出柜过程，或者是不应该采用贴性取向标签的方式来确定身份。

年龄

年龄对于GLBT个体来说是一个独特的体验。研究表明男同性恋相比于女同性恋或者异性恋个体（Kimmel&Sang，1995），在决定自身价值的时候更依赖于实际年龄，这样的自我估计会导致衰老的加快，即感觉一个人老于其实际年龄（Friend，1987）。主持者应该反对或者不鼓励成员们有“已经过了黄金时期”的观念。使较老的GLBT个体在公众生活中更被关注，这种加速衰老的趋势很可能会下降。

目前，为GLBT社会的老年成员所提供的资源非常少。年龄较大的GLBT个体在采用含糊不清的资源时会比较犹豫，特别是在异性恋家庭中抚养长大的成员。同时，主持者必须警惕“世代效应”，即许多政治和历史因素会影响不同年代个体的身份构建。许多已经超过70岁的GLBT个体，他们生活的年代对性取向接受程度比较低，因此在参加贴上GLBT标签的活动时，他们会觉得不舒服。当谈论到身份和身份的构建时，主持者应该考虑到老年GLBT个体的历史背景（Barón&Cramer，2000）。如果他们不习惯跟健康的、合法的专业人员讨论性或者性别取向，那么为GLBT老年个体提供合法的医疗防护保障，确保他们获得长期的同伴关心和死亡及濒死问题的处理也会变得很有挑战性。团体应该是GLBT老年成员分享他们对衰老的担忧、建立与他人联系的地方。虽然针对GLBT个体退休社会的数量在增加，但是在这些社区没有为不同种类的团体或者这些团体是否能够为老年人带来心理帮助提供相关的信息。鉴于许多GLBT个体在退休后会加入起初为异性恋的社区，因此关于老年GLBT来访者在GLBT和非GLBT社区中团体工作的探索是十分值得研究的。

种族

与少数来访者身份塑造保持步调一致和有过多重文化咨询经验的治疗师，能够引导团体成员将他们的GLBT身份同他们的种族和人种身份整合起来，这是非常好的。有肤色的GLBT个体向种族团体公开自己性或者性别身份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具有威胁性，因为他们冒着遭到种族团体拒绝的风险，也遭受着其他形式的歧视。根据Morales（1989）的研究，带肤色的GLBT群体需要平衡三种身份，“同性恋社区、少数民族社区和以白人为主的社会”。

来自少数民族或者人种群体的GLBT成员，可能面临着额外的冲突，比如他们少数民族的身份或者文化可能与他们的性或者性别身份有冲突。如果采纳自身同性恋的身份可能意味着放弃自身与民族社区的联系。类似的是，在以白人为主导的GLBT社区中，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可能会使个体感觉因其身份而得不到支持，从而经历来自GLBT社会的压迫感。在团体背景下，提出多重压迫感的话题能促使成员分享他们与异性恋主义和团体内文化差异相关种族歧视的经验。有肤色的GLBT团体成员会和白人团体成员分享日常生活中他们用来应对压迫感的策略，这不仅扩展了团体资源，也拓展了团体成员们对压迫感的认识。

一些有相同性行为的少数民族个体不会接纳GLBT身份，因为接纳这样的身份可能会被认为已经被白人文化所同化（Tsang，1994；Zamora-Hernandez&Patterson，1996）。因此，团体领导者对此问题应该谨慎，不要鼓励成员们接纳同他们自我感觉不一致的标签。

灵性

与一般关于宗教信仰和GLBT身份不一致的观念相反，最近的研究（Noffsinger-Frazier&Horne，2003）表明许多GLBT个体将他们的灵性与性取向结合在一起。在团体环境中，团体成员分享那些使他们积极面对自己性或者性别身份的不同信仰是十分重要的。已有研究发现，当整合了精神信仰和性取向后，男同性恋能够快速地出柜（Wagner，Serafini，Rabkin，Remien，&Williams，1994）。当然对于许多成员来说，与他们的信仰或者宗教群体相分离是非常痛苦的，他们要重新开始寻找一个值得崇拜的地方。而团体辅导过程能够帮助成员们认清他们的精神需要，使他们意识到社区内部还有许多其他的选择（Horne&Noffsinger-Frazier，2003）。

阶层

关于阶层和性别取向的相关研究非常少（Barón&Cramer，2000）。GLBT团体辅导通常是由学校咨询中心提供，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或者教育地位的个体，很少能够接受这样的服务，并且在这种背景下，参加这些团体也可能会感到不舒服。团体领导者应该意识到有着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GLBT团体，也存在着文化差异性。比如“女同性恋中的男性”身份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有着历史联系，与较高阶层邻近的女同性恋社区在女性异性恋模型中融为一体（Faderman，1991），虽然这种趋势有所改变（见Levitt&Horne，2002）。但是基于财政需求，团体成员获得社区或者心理健康资源的能力是不同的，比如，农村低收入GLBT个体能够获得的资源比较少，而为了获得附近城市的服务却又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残疾

残疾是GLBT来访者需要管理的另一个压力源。生理残疾会使个体更难获得支持他们性或者性别身份的资源和信息（Caitlin&Futterman，1997）。Boden（1992）表示对于自身残疾的羞耻感会掺杂着与性或者性别身份不同所带来的羞耻感。但是Ketz和Horne（2003）发现，残疾的女同性恋者相比于残疾的异性恋女性，他们报告自己有更好的自我性观念，这暗示了女同性恋的身份或许是一个缓和因素，能够帮助较少的在一个健全的世界中，由残疾地位所引发的性自我建构的羞耻感。在许多女同性恋社区，他们强调对于自身性身份的自我接受，尊重多样性，这些残疾身份带来的羞耻得到了缓冲。团体领导者在前期访问中，应该与这些潜在的团体成员交谈，了解他们对于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参与的需求（如英语翻译或者可用的轮椅）。领导者必须创造一种氛围，驱散围绕在残疾人周围的迷雾，鼓励残疾成员说出他们的性和社会需求。

双性恋和变性身份：不同的双重存在

双性恋和变性个体经常要面对双重边缘化。由于双性恋来访者会受到来自同性的潜在吸引，经常被异性恋社会所拒绝。同时，他们也会受到来自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社区的歧视，因为存在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双性恋者必须选择男同性恋或者女同性恋身份，双性恋不是一个纯粹的取向。为了保证团体环境中的安全性，不论他们是与同性还是异性交往，双性恋来访者需要获得接纳性的保证。在入组前的访谈中，谈论对于团体成员性取向多样化的可接受性也是十分重要的。

变性个体由于处于非传统的性别地位，他们利用GLB资源会非常困难。一方面，他们可能将自身定义为异性恋者，但是需要寻求他人对他们跨性别表征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们将自身定义为同性恋，有着与GLB身份一致的性别表征，比如“变装皇后”。领导者确定个体的需求是很重要的，如果来访者需要寻求团体提供的资源，他们必须成为其中的一员。因此在入组前的访谈中，治疗师必须与这些来访者讨论他们所渴望的暴露程度。如果必要，主持人应该为他们推荐合适的团体。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许多不同的身份中包含了广泛的变性含义。比如，许多城市有由女性变成男性的团体，但是一个有着男性化外表的女同性恋会被错误地加入到这个团体中，对于她的性别身份应该提供其他的选择。领导者必须意识到，虽然一些变性个体希望通过变性手术和荷尔蒙治疗来改变他们的身体，从而配合他们的内在经验，但是其他个体可能只希望发展健康和积极的身份，而对于医药干预没有兴趣。

HIV阳性团体

虽然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艾滋病与性和性别取向之间无明显的因果关系，但是这种病在男同性恋和双性恋社区已经引起特别的毁坏。不同种类的团体干预已经为这些特殊群体发展起来，包括互助、心理教育和预防团体。

HIV/AIDS个体所面临的羞耻感对个体寻求诊断和治疗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阻碍。Berger，Ferrans和Lashley（2001）认为HIV/AIDS羞耻感是由四个成分组成：个人羞耻感，对于暴露的顾虑，自我想象和公众对于HIV个体态度的顾虑。与羞耻感相关的问题将会是个体工作中重要的话题，有助于个体对自身以及自己同性恋历史保持或者发展出积极感。

因为这种羞耻，HIV/AIDS感染个体的互助团体与其他疾病的团体会有所不同。虽然在HIV和艾滋治疗方面已经有了十分可观的发展，生命周期会被延长，但是对于该病毒仍然不能完全治愈，所以个体必须与生存和社会问题做斗争。将有着与病毒斗争相似经历的个体聚集在一起是十分有力和有教育意义的，并能提高行动力。互助治疗不仅对HIV/AIDS个体，而且对那些因为艾滋而失去亲人的个体也是十分有效的。

针对特定群体发展的HIV/AIDS心理教育预防团体具有多样性。有针对还没出柜男性建立的电话团体（e.g.，Roffman，Beadnell，et al.，1995），针对美国成年黑人创立的hip-hop团体（Stephens，Braithwaite，&Taylor，1998）。除了人种之外，还有针对那些在性行为中采取安全性措施有困难的性冲动男性的团体（Baum&Fishman，1994）。Choi等人确定了预防团体工作中的四个主要目标：自我身份识别和社会支持的发展，安全性行为的教育，安全的性欲望，以及安全性行为的协商。研究表明这些团体的出现推动了安全性行为的实践，提高了人们对于不安全性行为的风险意识（如，Sorenson，London，&Morales，1991）。

构建团体最有效的办法是，要考虑病症发展的不同阶段、冒险行为以及成员性别，排除那些不符合的人员（见Siebert&Dorfman，1995）。在HIV/AIDS发病的最初阶段，个体开始考虑将他们的病与自己的身份相整合。处于初期阶段的团体成员需要来自他人的支持，从而建立希望感，但是当他们遇见的是处于艾滋病晚期阶段的其他成员，这种希望感是很难建立的。与此相似的是，对于处于艾滋晚期阶段的成员来说，他们很难与无临床症状的团员一起讨论身体和治疗的压力，很难建立团体内部一致性。在艾滋的最后阶段，有一些病人可能无法亲自到团体现场，Rittner和Hammons（1992）就提出可以使用团体电话治疗。这些对话能够使成员有地方讨论即将面对的死亡问题、人际关系的脱离、对于医疗的挫败感，以及带着艾滋生活等相关话题。随着网络作为治疗工具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在线团体可能为处于艾滋病临终阶段来访者提供又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

导致艾滋病发展的危险因素也可被用来引导团体的建构。有艾滋病的异性恋个体需要面对这个病所带来的羞耻感，但是男同性恋者还要面对不同程度的自责（Herek&Capitanio，1999）。因药物滥用而感染上艾滋的个体，需要团体支持他们并帮助他们摆脱成瘾的危险。在为冒险团体设计团体方案时，成员所要面对的挑战相比于其他过程需要被更深入地探究。

限制团体成员的性别也是有帮助的。艾滋病对于女人和男人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见Green，1996；Siebert&Dorfman，1995）。女人需要有她们自己的团体，来帮助她们重新塑造对于性别和性的意义。团体支持对于有孩子的女性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能够帮助她们探索经验和作为一名母亲的抚养顾虑（例如，Edell，1998）。

为GLBT团体成员提供的多样性团体

除了上述顾虑之外，对于带领包括异性恋和GLBT来访者混合团体的团体领导者来说，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需要考虑。在团体成员筛选面试时，应询问GLBT来访者，他们对于在团体内部暴露自我的性取向或者性别身份是否觉得舒服。同样，团体领导者也需要询问潜在的异性恋成员，他们对于团体内部存在的多种性身份是否能够接受，以及大致的舒适水平。主持人要排除那些有反同性恋主义或者对同性恋者过分厌恶的个体，虽然排除这些潜在成员的加入可能没有必要，因为与GLBT个体交流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们面对反同性恋主义者（Mohr&Sedlacek，2000），包含了这些成员就意味着领导者必须为GLBT个体创造安全的环境，维护他的利益。因此对于那些有偏见的喜欢打断或者不能和解的个体，不应该允许他们加入团体。当GLBT成员和非GLBT成员包含在同一个团体里时，帮助成员们在共同的经验上建立关系是很重要的。比如本书的一位作者，曾经与他人共同主持过一个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女性团体，这些成员都曾在军队服役。帮助这些成员分享情绪体验，比如生气或者羞愧，是很有帮助的。由于PTSD的症状会阻碍个体同他人的关系，因而让成员们分享对于自己与同性和异性之间关系的感觉，也是有帮助的。同样，欣赏成员们不同的经验也是很重要的。比如，一名失去同伴的女同性恋者，当她丧失的重要性不被家庭、法律和医疗系统认可时，她可能感受到一些独特的应激源。

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GLBT来访者的团体工作同异性恋来访者是相似的，但是当GLBT个体经历一些前后串联的压迫感时，面对这些独特的问题和顾虑，身为咨询师做好应对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来源针对不同的来访者是不同的，并且有的是隐形的，因为来访者不愿意描述他们的经历。同时GLBT的经验在其他小众团体环境中也不常被提及，如果没有来自家庭和社区提供的缓冲或者角色榜样，个体很容易将这些来自异性恋的歧视内化并藏在心底。团体领导者需要构建、塑造和引导团体，对文化或者团体成员间的偏见问题留一个心眼。可以在成员之间讨论他们所面对的多层次的压迫感，让他们学会尊重彼此的差异性，团体领导者应该让团体成员们塑造与自身经验相融合的身份，让他们能够恢复活力来面对将来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