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咨询与心理治疗实用指南

EDIL TORRES RIVERA（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在美国，尽管在针对少数族裔的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Aponte&Wohl，2000；Sue&Sue，2003），但几乎所有工作都集中在个体咨询而不是团体咨询（Arcaya，1996；Corey&Corey，2002；Yalom，1995）。迄今为止，在少数族裔的团体动力与团体过程的研究中，绝大部分都以美洲印第安人与非裔美洲人为对象（Garrett&Crutchfield，1997；Garrett，Garrett，&Brotherton，2001；Garrett&Osborne，1995；Han&Vasquez，2000；Pedersen&Carey，1994；Sue&Sue，2003）。尽管仍需要更多针对少数族裔的团体实证研究数据这一观点已得到普遍认同（DeLucia-Waack，1996；Kees，1999），现今主要关注的焦点还停留在行为技术与心理病理学方面（Aponte&Wohl，2000；García&Zea，1997；Padilla，1995；Paniagua，1994；M.Ramirez，1999）。虽说这些关注点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但它们通常并没有考虑在欧美裔的咨询模型下少数族裔的需求、基本文化信仰与冲突，并且坚持治疗的内部心理模型（García&Zea，1997）。

在本章中我们将使用术语Latino而不是Hispanic，因为Latino是拥有拉丁或西班牙血统的人在政治舞台、人文学科与文献中用来自称的包容性术语（Oboler，1995；Shorris，1992；Torres-Rivera，Wilbur，Roberts-Wilbur，&Phan，1999）。Latino也被更多的自由主义者与政治观点正确者所偏好，因为它肯定了他们的本地人身份（Comas-Díaz，2001）。此外，与西班牙学术传统（Real Academia Espaola，2001）一致的是，Latino这一术语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虽然我们并不希望将所有拉丁人混为一谈，但基于最近的统计局数据，本章将只针对三种拉丁人：①墨西哥人或墨西哥后裔；②波多黎各人；③古巴人。美国大约有3300万拉丁人，其中66%是墨西哥人或墨西哥后裔，9%是波多黎各人，4%是古巴人，21%属于其他拉丁裔人，包括中美洲和南美洲人的后裔（美国人口普查局，2000）。

为了解决在美国的拉丁人的社会、种族、政治和人口学问题，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必须从跨文化的角度深入观察并理解他们的经历、认知和行为，以替代当今欧美采用的关注内心的团体咨询和治疗方法（Torres-Rivera，Smaby，&Maddux，1998；Torres-Rivera，Wilbur，&Roberts-Wilbur，1998）。1981年，Betz，Wilbur，Roberts Wilbur，Wilbur，Roberts-Wilbur和Betz已经开发、计划并发表了三种团体形式：任务处理团体，社会过程团体（于2000年被ASGW称作“心理教育团体”），以及心理过程团体（于2000年被ASGW称作“咨询与治疗团体”）。通过采用上述团体模型，开发出一套文化敏感的治疗方法将成为可能。这种方法不仅将对在团体环境中的拉丁来访者有效，更重要的是也将语言和家庭因素纳入了考虑范围。在本章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心理教育与团体咨询中的拉丁人，因为他们是当今覆盖面最广的拉丁人团体形态（例如，Belitz&Valdez，1997；Gloria，1999）。

本章将讨论在美国的拉丁人的一般特征，包括拉丁文化特有的态度、价值观、信仰、语言使用以及这些对他们在心理教育与团体咨询中的感受性与参与度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对团体领导者的准备、有效的领导行为与干预提供意见。

拉丁人遍布美国各州，其中以西南诸州最为集中（García&Marotta，1997）。超过87%的拉丁人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纽约、弗罗里达、新泽西、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科罗拉多、马萨诸塞和伊利诺伊州（U.S.Census Bureau，2000）。不同拉丁群体之间存在许多差异，这些差异可以体现在细枝末节中，就像西班牙语中的“bus”一词，不同群体的人就有不同的称呼（例如在波多黎各被叫作“guaguas”；而在墨西哥则被叫作“autobus”）。而显著的差异则包括他们庆祝宗教节日的方式（例如，“El dia de los”在墨西哥是一个大型庆典，而多米尼加共和国虽然也承认这一节日，但有着不同的庆祝礼仪）。然而，在美国的拉丁人却存在一致性，最重要的一致性体现在：①西班牙语的使用；②拉丁人的主要信仰，即天主教（尽管25%的拉丁人是新教徒，主要是圣灵降临教派）（Hugen，2001）；③家庭主义，即家庭成员对家庭的忠诚，包括密友与离异父母；④尊重，即尊重权威、家庭与传统；⑤人格，即拉丁人更偏好人际接触胜过独立或制度化的个体；⑥大男子主义，即男性的优越性与性征服；⑦圣女信仰（marianismo），与对女性精神优越性的崇拜有关，即认为女性是半神化的，在道德与精神上优于男性（Stevens，1973，p.315）；⑧simpatia，即一种致力于减少冲突、促进协同一致的人际交往风格。这些文化特异性的变量通常与以下几个变量共同出现：①拉丁人的态度、价值观与信仰；②双语文化机制；③家庭与社区问题；④团体领导者的预备；⑤心理定向；⑥结构；⑦反抗；⑧干预；⑨行为改变。

当一个人试图从拉丁人的视角理解生活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平均而言，拉丁人比普通美国人要年轻。75%的拉丁人的年龄在39岁及以下，而同年龄段的人口数占美国总人口的60%（美国人口普查局，2000）。第二，从社会经济角度看，23%的拉丁家庭处于贫困之中。超过87%的拉丁人从事的是服务型、支持型或劳动型的工作。第三，尽管在美国的拉丁人性别比例是均衡的，但其失业率为男性6.2%，女性7.7%，而非拉丁男性的失业率是3.6%（U.S.Bureau of the Census，2000）。第四，在教育成就上，男性拉丁人与主流文化下的美国男性有2.73%的差距（Smith，2001）。这些统计数据显示，拉丁人存在的潜在问题可能与男性的能力不足以支撑他们的家庭有关，而在拉丁男人中，能够支撑他们的家庭是衡量他们的男子气概的重要标志。这些问题可能导致拉丁人家庭需要更多的心理咨询与团体工作。

研究显示，关于拉丁群体，人们普遍关注的文化动力学问题包括时间、金钱、人际关系、友谊、亲密关系、爱、性、教养方式、承诺和责任、关注焦点、交流与谈判、思维、逻辑、决策、权利、规则、产品和加工，以及道德问题（Fernández Bauzó，1992；Torres-Rivera et al.，1999；Vázquez Muoz，Macksound López，&Cantera Espinosa，1992）。Torres-Rivera等人（1998）提出，拉丁人描述、思考与感受领导力、交流、逻辑与道德的方式与美国主流文化下的人有显著差异。

时间

对于大多数的拉丁人，时间并不是绝对的、实在的。对许多人来说，它可能意味着在需要时才存在。例如，一个拉丁人的汽车维修店可能有一个示意营业时间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标志；然而这家店很少会在上午9点准时开业，并且它会直到修好最后一辆车之后才会打烊。

美国的主流文化却相信时钟上的数字是真实准确的，强调“准时”的重要性（Schaef，1985）。此外，在对时间的观念上，美国中产阶级认为相对于现在或过去，“未来”是最重要的，而拉丁人看起来更强调过去是最基本的（Torres-Rivera et al.，1999）。团体领导者如果不理解拉丁人如何看待时间，就可能给迟到或缺席团体活动的他们打上“不负责”或“缺乏动力”的标签。不仅如此，如果一名团体领导者在未能让拉丁团体成员感到“完成”或“完整”，就可能导致过早终止或情绪从团体中的抽离，因为这抹杀了他们先前的经历。

亲密关系和爱

拉丁人（特别是男性）通过性与生理的方式处理情绪上的亲密。在亲密关系上，性别差异也要甚于文化差异。例如，许多拉丁男性在与女性建立起伴侣关系时，往往假设这段关系会发展到性行为的程度（París Alicea，2000；R.L.Ramírez，1999），而这一点与Schaef（1985）提出的许多主流文化下的男性所抱持的信念相似。拉丁男人还倾向于假定他们会完全控制这段关系，并且这是不容置疑的；但美国主流文化下的男性对此不置可否。民俗学显示，男人和女人的一些行为与他们的性别有关，例如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Laird，1998；Torres-Rivera et al.，1999）。然而，人们也通过情绪化的方式来处理亲密关系（Bourgeois，1995；Hassid，Colpaert，&Anders，1994；Thomas&Nava，1995）。拉丁人也不能免于这一特质，这体现在他们建立起的亲密关系虽然最终可能会发展为肉体关系，但最初通常是建立在情绪的亲密之上的（Torres-Rivera et al.，1999）。这种行为在创伤事件的受害者身上可见，尤其是殖民主义这一拉丁人所熟悉的事件（Duran&Duran，1995；Torres-Rivera&Phan，2002）。也就是说，那些经历过灾难事件的人会与那些有相似经历的人更亲密。

团体领导者对拉丁成员履行“父母”的职责是很重要的（这是团体领导者对拉丁成员承诺成为其家庭中的一部分的标志）。虽然拉丁人在与团体领导者的个人会面中表现出很强烈的情感，但他们在团体活动时可能有时表现得敷衍、表面化（Arcaya，1996；Torres-Rivera et al.，1999）。这种行为不应该被视为他们妨碍或阻抗的标志，而是拉丁人对团体领导者表达亲密和信任的一种方式。团体领导者需要遵循一种非直接但坚定的方式来取得他们的尊重与信任，并克服他们的这种行为。另外，正如下面需要解释的，讨论团体成员的家庭也是上佳之选，例如，询问团体成员关于他们的母亲或祖母的一些情况，而不与其中任何一个人发生目光接触。

关于亲密关系与爱，最后一个要点是拉丁人经常对存在与爱的意义表现出强烈的怀疑、困惑与质疑（Paris Alicea，2000；R.L.Ramírez，1999）。尽管拉丁人的爱情总是浪漫主义、理想化的（Garcia-Preto，1998），并且与异性的爱、亲密与伴侣关系在拉丁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Torres-Rivera，Phan，Wilbur，&Maddux，2001），当拉丁人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不熟悉的文化中时，他们经常对爱与被爱，以及浪漫的意义产生怀疑与歪曲的感受。不仅如此，这些对爱与浪漫的信念可能与主流文化产生分歧。主流文化认为爱可以被“定义”，可以通过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譬如铭记纪念日与互赠礼物来证明（Schaef，1985）。因此，对于爱与亲密关系的意义，许多拉丁人可能会经历不适应与困惑。团体领导者也许需要意识到，这种困惑与怀疑是文化差异的结果，而不是拉丁人在生活中缺乏对重要他人或亲密关系的承诺的表现。

逻辑与数据加工

拉丁人通常从一种比较情绪导向的角度去加工信息，而这可能包括对人与社会的不信任（Torres-Rivera et al.，1999）。因此，在面临自我与社会身份之间的问题时，拉丁人在自己的信仰与行为之间表现出很多不一致的现象并不少见（Bacigalupe，2000；Brice，2002；Flores-Ortiz，2000）。这可以在成员的自我矛盾，有时甚至相继做出截然相反的表述中得到证明。这种矛盾的极好例证就是在团体中，一名成员可能前一秒刚刚表达了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下一秒钟就又宣称他不怕死。因此，在早期，团体领导者可能想要通过在认知层面上讨论、探究他们的知觉、影响、信念与冲突，来帮助拉丁人在态度与价值观方面减少情绪的卷入。

从主流文化观点来看，逻辑与线性思维是使人具有安全感与可预测性的概念（Masterpasqua&Perna，1997；Torres-Rivera et al.，1998）。然而对拉丁人而言，安全感往往起源于也取决于他们能活下来的能力。团体领导者如果不了解这一特殊情况，就可能将逻辑的、线性的、基于安全感的思维强加于拉丁人身上，并否认他们生存在一个敌对而混乱的世界的现实。因此，团体领导者必须小心不要将线性的世界观强加于拉丁人身上。

责任感

拉丁人通常通过信任他们身边的人，做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以及基于裙带影响来做决定以取得责任感。通常，做出决策的人往往是他们认为拥有最丰富的经历与才智去解决手头事务的人。与此相反，主流文化成员往往通过建立“问责”程序的方式来责备他人的错误或无效的决策（Schaef，1985）。在团体环境下，考虑到这一因素，与拉丁人合作的团体领导者需要理解信任与裙带影响是拉丁文化的一部分，忽视关于责任感与决策的这些重要方面可能会造成团体领导者与拉丁人之间不必要的隔阂。

道德

道德被定义为一种行为举止与标准，或好的、正确的与行为相一致的品质。虽然这一定义对拉丁人来说是正确的，但他们与主流文化在如何看待它方面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大多数拉丁人眼里，道德是只能在家庭范围内讨论的私人问题（Torres-Rivera et al.，1999）。而在主流文化下，道德则更常被看作一种受到立法管制、控制的公共问题（也就是说，在内华达州投票通过的保护婚姻的法律获得了80%以上的支持）。我们很有必要讨论拉丁人是如何看待道德这一问题的，因为对于大多数拉丁人来说（Torres-Rivera et al.，1999），在咨询与心理治疗中讨论的问题被视为道德问题。

规则

拉丁人认为规则是一种用来限制他人和自身行为的控制工具（Schaef，1985；Torres-Rivera et al.，1999）。许多主流文化成员抱持着一种“全或无”信念，即社会需要规则、秩序与权力来控制负面的、有害的影响，保障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Schaef，1985）；规则和秩序的缺失会造成混乱。然而，在许多拉丁人之中，混乱并不一定是消极的，有时反而是一种新的起点或者机遇（Daniels，Young，Olmos，&Olmos，1992）。

对拉丁人而言，团体中的责任与规则很可能是非常关键的。由于团体领导者，尤其是主流文化下的人，经常被看作权威的象征（而不是“父母”），代表着整个系统的规则，拉丁人就很可能把这一过程看作压抑的、限制自由的。因此，与这些人的团体工作需要建立一种更人性化、减少独裁的关系，来避免这种自我挫败感。

交流与谈判

拉丁人的谈吐是为了理解他人、变得亲密，而不是去控制或主导交流（Sue&Sue，2003）。例如，如果一名团体成员或领导者在控制或主导着整个动力，那么拉丁成员就很容易在互动中表现出退缩。他甚至可能会用抽象或比喻来讲一个与当前讨论重点相关或不相关的故事（Torres-Rivera et al.，1999）。这个例子阐明了拉丁人与主流文化中更加控制性、线性的方式不同的交流模式。

团体领导者如果不能将拉丁人的这种交流模式与目的作为一种文化因素来理解并接受，就不可能建立起自身可信赖、知识丰富的形象。这可能导致更深的误解，因为他可能会将拉丁成员的要求与企图理解为消极的，而其实他们在交流过程中期待的是更深的理解与联结，而不是控制、谈判或预测（Sue&Sue，2003）。

领导能力(www.xing528.com)

掌控事态发展、解答所有问题是主流文化对领导能力的典型定义，也是通过地位、证书与经济占有量来衡量专长与竞争力的方式（Schaef，1992；Torres-Rivera et al.，1998）。而对拉丁人而言，领导力包括平等的关系，重在平等而尊重地对待别人（Padilla，1995）。一名团体领导者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差异，就可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拉丁成员身上，而这么做可能又强化了已经存在的差异。

作为双语文化者的不同之处

虽然掌握双语的心理健康专家与单语的咨询师在双语的影响程度方面有不同的观点，Delgado（1997），Santiago-Rivera和Vazquez（2000），以及Santiago-Rivera（1995）主张双语言与双文化同样重要，甚至有时比双文化更重要。搁置对于双语的不同观点，与母语是西班牙语的拉丁人一起进行团体工作的心理健康专家掌握一定的语言知识对其化解沟通障碍有关键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拉丁成员是最近的移民、第二代或第三代生活在拉丁聚居区的移民，他们的早期经验与大多数的创伤时刻都与西班牙语紧密相关（Santiago-Rivera&Vazquez，2000）。因此，当干预是通过非西班牙语的另一种语言进行时，评定这种情绪和感受的能力锐减。在咨询干预进程中，当被用在特定的拉丁文化范围内（墨西哥、波多黎各、古巴等）时，语言的作用有着很大的提高，如dichos或refranes（谚语）（Santiago-Rivera&Vazquez，2000）。例如，如果一个团体领导者用“y la familia como está”（家庭近来如何）向团体成员打招呼，就会被他们当作朋友来看待。开场白或“谚语”干预的其他例子，如“No se puede tapar el cielo con la mano”（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可以在一名团体成员否认且不想看清他的真实问题所在时使用；“lo que no mata engorda”（如果一件事物没能杀死你，那么它会使你变得更强），可以用在团体成员需要动力来越过障碍前行时。

团体卷入/家庭纽带

对大多数拉丁人来说，家庭是自我概念与自尊的基本来源，以及个人的组织与支持（Arredondo，1996）。因此，由于心理健康的大多数问题在拉丁来访者心目中都是道德问题，如处理有关家庭或亲密关系的问题（Torres-Rivera et al.，1998），心理健康专家若想与拉丁来访者有效互动，就需要成为拉丁人家庭的一部分，以期在团体进程中到达工作阶段。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建立起信任，并获得拉丁来访者的忠诚，几乎扮演着父母的角色。心理健康专家如果在与拉丁来访者的团体活动中不能意识到这一重要因素，就会被认为侵犯了来访者的尊严与隐私。此外，当处理拉丁来访者的事务时，应该考虑到他们的家庭因素，这意味着心理健康专家在与数量可观的一群人一起工作（Gushue&Sciarra，1995）。这一点作为家庭主义被人所熟知，并且也建立了一系列步骤来引导拉丁人接受心理健康专家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拉丁家庭”的一员。为了成为拉丁家庭的一员，一名心理健康专家需要投入时间参加团体活动，如年轻女孩的成人礼（quinceeras）、婚礼，以及其他宗教庆典。尊重（Respecto）也许是拉丁文化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与拉丁来访者一起工作的咨询师需要了解文化事项，而不是被看作华而不实的人，即自命不凡地炫耀他们有多少书本知识。这是一项很难实现的平衡，但同时也是充分实现尊重的必要组成部分（Maples et al.，2001；R.L.Ramírez，1999）。当与拉丁人一起工作时，团体领导者需要在方法上表现得谦逊而坚定，并采用正如西班牙语中的la peleita monga，即接近来访者，不过分干涉或表现得无所不知，而是允许来访者做出自己的决定，同时帮助他们提供决策的方法。

团体前计划

团体领导者需要对自己的思维定势有一定的觉知，并拥有关于不同拉丁文化的礼仪、节庆和治疗实践的特殊知识，以达到文化上的胜任。本书中D’Andrea所撰写的第19章着重强调了团体领导者作为文化个体的自我觉知及其对团体动力学的影响。Torres-Rivera等人（1998）以及Flores与Carey（2000）提供了帮助理解拉丁文化的复杂性、干预措施以及团体咨询中适用礼仪的有用工具。此外，团体领导者需要知道什么时候以及如何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因为当与拉丁来访者一起工作时，干预的时机常常比干预本身更重要。对于与拉丁人一起工作的团体领导者而言，熟知团体领导者在心理教育团体形式下的特殊责任及其与团体咨询形式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后者比前者要更亲密。

团体规模

大多数拉丁来访者的团体规模都维持在较小的状态，这一点很重要。有些拉丁人总是倾向于同时一起讲话。因此，通过限制互动的数量，团体领导者将能够最大化他们的干预效果。我们的经验显示，10名团体成员与一名领导者是拉丁人在一个团体中的理想数量。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要理解在心理教育团体形式中，由于其结构特性，这个数字可以稍大一些（11~12），但是对咨询团体来讲，由于其亲密性与情感披露，保持成员数目不超过10对确保干预的有效性很重要。

阻抗

阻抗是团体成员表现出的在团体正常运转中的一部分，出现在不同“阶段”之间或变化时。然而，在拉丁成员中，与主流文化下的成员不同，阻抗可能在团体发展的一个晚期阶段以坦诚地表达情感与对团体领导者的敌意的形式表现出来。卷入拉丁来访者坦率的情感表达的团体领导者能够帮助他们向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并通过这么做来帮助团体应对不同阶段的任务和动力。

如果团体成员认为团体是“治疗”的，那么该团体很可能在一开始就遭遇阻抗，因为许多拉丁人相信“治疗”只是针对那些“疯狂”的人。因此，有时为了最小化这种阻抗，团体领导者使用“咨询”或者仅仅是“团体”这类词语。这种阻抗在咨询团体比心理教育团体更常见。此外，虽然在团体中有时会用食物来增加团体成员间的熟悉度、减少在精神病学团体状态下的敌意，但这对拉丁人并不是很适用。不过，如果要用食物，最好在非正式场合下使用，作为家庭活动的一部分。

领导者的文化特异性知识与自我觉知

一名团体领导者的“心理定势”涉及他带到团体中的态度、价值观、信仰、知觉、意见与想法（Wilbur et al.，1981），也包括他关于团体、领导者与其他团体成员的偏见和期望。在拉丁人的心理定势中，他们期望团体领导者：①知道如何调整他的技术来反映来访者的文化差异，②知道如何解决在团体过程中由于来访者与领导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困难，③理解不同文化下的人如何概念化并解决文化模式限制下的问题（要了解更多团体领导者训练与准备的细节，请查阅DeLucia-Waack（2003））。例如，一名团体领导者如果在受训中没有文化特异性的、指向自我觉知的环节，那么他就可能无法分辨一名安静的拉丁来访者究竟是因为他需要一个来自领导者的邀请还是因为阻抗。团体领导者可能想要熟悉诸如Mi Familia（Thomas&Nava，1995）与Mi Vida Loca（Hassid et al.，1994）的电影，以及诸如《西班牙人的家庭治疗：尊重多样性》（Flores&Carey，2000）、《生命的尊严》（In Search of Respect：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Bourgeois，1995），以及《关于拉丁人的心理干预与研究》（García&Zea，1997）的教科书。

团体成员的准备

团体领导者需要让成员在期望与行为上做好准备，这取决于团体类型与对每个特殊的拉丁团体的文化特异性的态度、价值与信念。在两种团体形态下，团体成员准备的效果取决于团体领导者处理各种个人主义（通过传达平等的途径）、家庭主义（通过扮演父母的角色，如前面所说）、圣女信仰（通过在与拉丁裔女性工作时了解这种特质是如何影响宗教与男子气概的）、男子气概（与圣女信仰类似，虽然该特征在美国可能会被夸大）、尊严（也涉及态度、价值观与信仰，特别是与责任感、决策、性别特异性的主题等有关）以及尊重（与尊严相似，这一特殊因素与责任、道德、规则、领导能力与性别特异性角色紧密相关）的能力。

团体干预

对拉丁人而言，理解与接受他们之间的信仰和经历的冲突是很必要的，因此，只有当团体咨询师在团体状态下采用一些特殊技术，包括有效倾听、分析以及从跨文化角度做出反应时，这种冲突才会减少。

倾听

在一个团体中，拉丁来访者需要讲述他们的故事、经历与生活事件来让自己被关注。这是通过在团体成员们互动并从团体中取得支持的过程中告知、指明方向并教育他们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倾听团体成员的特殊生活事件并确认这些经历可以带来他们的信仰、行为与经历的一致性。这对于实现真正的跨文化理解来说很关键。问题是许多心理健康专家没有意识到他们自身强烈的中产阶级美国白种人的信仰，这导致了他们不能对拉丁人的经历与信仰提供必要的倾听和确认。

理解与回应

一名团体领导者如果从一种与主流文化冲突的角度来解释拉丁人的信仰，就可以让拉丁人建立起一种认知框架，来更好地理解他们如何、为什么在移民经历中受到创伤。这种意识帮助他们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他们与主流文化不同的信仰，当与主流文化中的标准信念相悖时，他们能够把自己的信仰看作“正常的”，而不是“疯狂的”。

这种干预不仅能够帮助拉丁人将自己与主流文化不同的信仰分离出来，也帮助他们将他们的信仰接纳为他们真实的一部分，而不是试图否认、扭曲或删除它们。这种分离与接纳他们的少数派信仰可以带来更少的情绪化、压力与自我挫败行为，也可以使他们在主流文化下的标准化任务与行为表现得更好。

行为改变

虽然心理健康干预的许多方法都明确指向特定的、可量化的行为改变，但在团体中与拉丁人一起工作，并取决于特定团体类型时（任务指向、心理教育等），从以一种不同的语气谈论某种价值观、态度与信仰，到彻底改变行为，都是团体成员的改变。拉丁人在团体干预过程中，如果开始倾听、倾诉、分享他们的观点或开始愿意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就被认为是显示出了行为改变的征兆。换句话说，就来访者而言，必须从一种文化特异性的角度来看待改变，而不只是一种量化的、绝对的行为改变。在许多拉丁文化中，提高认识被认为是一种重大改变（Vázquez Muoz et al.，1992）。因此，团体领导者在看待团体成员需要完成的特定改变时，必须要有善于观察与现实的眼光。

在美国，人口统计学数据的改变显示，拉丁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需求上都在上升，意味着任何系统的团体领导者都很有可能遇到拉丁来访者。然而，许多拉丁人仍然在努力理解美国的歧视与移民如何影响并改变他们。这些问题需要被更好地调查、理解，并从拉丁人的经历与文化视角上得到更好的对待。

作为团体领导者，我们必须继续增加对我们态度、价值观与信仰的觉察，以及对国内那些被压抑的人的觉知（Sue&Sue，2003）。当与拉丁人或任何少数族裔的团体一起工作时，理解我们自己的个人偏见、刻板印象与假设是很重要的。许多这样的假设与偏见是基于一种普遍主义的观点，而并没有将问题指向经验、信仰，或是压抑带来的影响（McGoldrick，1998）。这种偏见、刻板印象与假设可能会无意中使团体工作者做出错误的诊断与不公平的处理。此外，我们需要对通常歧视特别是对拉丁来访者的歧视保有更多的社会觉知。大多数咨询与团体工作的研究对拉丁来访者关注很少甚至没有关注，忽视了他们的独特问题（Arredondo，1996）。因此，团体领导者需要在拉丁成员的问题以及适用的团体工作模式上受到更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