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咨询与治疗指南，法律伦理操作指南

LYNN S.RAPIN（私人执业，辛辛那提大学）

在团体咨询和心理治疗的计划、执行及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遭遇伦理困境与选择。团体领导者在满足团体成员的治疗需要时需要给他们提供伦理的课程。咨询和心理学中的正式训练项目会在团体里提供核心的和（或）详细的训练，包括训练理论方法、团体过程模型、领导者和成员技术、专门的技术和活动，以及结构的和非结构的团体形式。正在进行的采用团体方式的职业教育、督导以及咨询提供了技能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本章包括对团体咨询和团体心理治疗中核心伦理概念、决策模型、最佳实践指南及其应用的回顾。第一部分包括了对伦理准则、道德原则以及伦理决策模型的回顾。文献综述包括心理学中的伦理和法律考量以及其在咨询与心理治疗团体中的具体应用。本章也总结了具体的最佳实践指南的示例，以降低进行咨询和心理治疗团体时的伦理及法律风险。

伦理准则和实践标准

一个职业的定义准则是该职业具有伦理章程。有效的团体治疗方法或技术重要的一点是假设人们具有道德的或符合伦理的行为。对于职业实践，“伦理”具体是指授权或禁止某种行为的文件（Acuff et al.，1999）。这些文件指导该职业或围绕具体职业的国家或地方证件委员会采用的伦理章程。一些职业协会，如美国咨询协会（ACA，1997）和美国心理协会（APA，2002），要求成员严格遵守正式的伦理章程和操作标准，因为这些文件反映了知识的发展，需要定期修改，“所以它们往往无法解决或预见当下的或新出现的问题”（Hansen&Goldberg，1999）。

伦理文件的某些部分在性质上是指导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如APA伦理原则），同时另外一些部分需要严格的职业操守（如APA及ACA的伦理准则）。团体领导者需要意识到自己所在专业协会的类似文件上的区别，如团体工作专家协会（ASGW），ACA的分会；团体心理及团体心理治疗协会，APA的第49分会；以及美国团体心理治疗协会（AGFA，1991）等专业团体组织都会要求自己的会员遵守所在的上级组织的伦理准则和实践标准。AGFA的上级组织包括心理学、咨询、社会工作以及精神病学。另外，ASGW通过鼓励最佳实践指南向团体实践者提供指导（ASGW，1998），团体工作培训的标准（ASGW，2000），以及多功能团体工作指南（ASGW，1999）。在许多案例中，团体实践者可能属于一些专业协会，每个协会都有一系列伦理原则和标准来指导专业化的工作。另外，团体促进者一定需要遵守所工作地域的法律法规。在一些案例中，伦理准则和州立法可能存在冲突。在这类情况下，专业的要求是更高的标准。

团体咨询和团体心理治疗的伦理准则

咨询和心理学中的专业伦理准则在性质上是具有普遍性的，它们包含了直接涉及团体的关键成分。ACA（1997）伦理准则和实践标准涉及一些关系到治疗团体的具体领域。A9部分，涉及咨询关系，包括团体成员的筛选和来访者的保护。在团体和家庭中的保密在B2a子部分进行了详细说明。在教学、培训以及督导中的协同关系（F2e）部分说明了对学生或者那些带领咨询团体的受督导的协同领导的必要保护。在实践标准的指南文件中特别指出了平行参照，定义了关系到标准的最小期望行为。APA心理学家伦理原则及管理准则（2002）包括了在伦理标准10.03中团体治疗的最新详细参考，“团体治疗”说明了“当心理学家在团体设置中向一些人提供服务时，刚开始时便描述了的各当事人的角色和责任以及保密的要求”。除此以外，APA的文档还指导着更广泛的心理学实践。

伦理实践不仅仅是要求和禁止列表的执行。随着实践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技术发展，以及心理健康服务的方式不断增加，心理学家和咨询师在日常实践中受到更多挑战，需要在一些道德原则上进行思考和选择。在团体实践中的伦理议题变得更加复杂。

随着对伦理决策复杂性的认识逐渐深入，咨询和心理学中的伦理文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不断增加。大量研究者讨论伦理和道德实践、伦理中的价值角色、专业的伦理决策模型，以及更具体的伦理原则的应用和团体的最佳实践指南方针。关于伦理决策的本质有一个健康的和持续的讨论。在更好地定义伦理思维的本质成分以及测量团体咨询和心理治疗中伦理行为的呈现方面，团体领导者受到挑战。持续的讨论和研究将进一步澄清伦理行为的专业责任以及团体中伦理实践的法律责任。

道德原则

Acuff等人（1999）将伦理决定定义为符合主要道德原则的行为，如对他人好（有好处）和无危害（无危险）。Kitchener（1984）通过定义伦理指南将伦理实践视作自主性、无害性、有益性、公正性以及忠诚性等影响的复杂过程。Forester-Miller和Davis（1996）对五个广泛被接受的道德原则及其在咨询中的应用进行了回顾。

道德原则在团体中的应用

价值观和以其为基础的决策受到其所在环境的影响。因此，道德原则必须随着它们在团体咨询和治疗的实践中被应用而被仔细考虑。这里将简明描述五个道德原则并通过团体实践中的例子进行说明。

（1）自主性，允许个体拥有选择和参与的自由。自主性是建立在来访者或团体成员有能力做这类决定的假设上。由于对领导者和成员来说存在多个层面的参与和选择，因而在考虑团体咨询和治疗时，来访者自主性的议题是复合的。例如，一位沉默的团体成员可能正在团体过程中一个特殊时刻在参与水平上进行自主练习。相反，这位沉默的成员可能在表现阻抗。一位熟练的团体领导者会邀请沉默的成员进行参与，而不是强制和帮助教育团体成员变化参与的风格。

（2）无害性，不做出有危害行为的概念，包括保护成员不受故意的伤害以及避免那些可能造成伤害的行为。活动的选择、咨询和治疗事件的结构化与调整节奏、表露的水平、模型，以及成员选择受到这一道德原则的影响。例如，当谈到某些困难的主题时一些团体成员会哭，其他团体成员可能感到被这种表现出情感的信息规范所强迫。这可能会导致成员太快地或者是在一种不舒服的状态上暴露太多个人信息。太快且太多的暴露会导致团体成员退出进一步的讨论。团体领导者对于这种压力的敏感，可以使其经常强化一种信息，即团体成员在团体中可以选择情感表达的水平，而且当他们觉得需要的时候可以选择停止暴露。

（3）有益性，对别人好的原则，反映了一种前设的、预防危害的视角。例如，在一个治疗团体里回应抑郁症状的讨论中，团体心理治疗和咨询领导者能够通过帮助成员确认共同的体验和有效的应对策略表现出有益性。许多团体中涉及保密及限制的议题关系到危害的预防。因为保密原则是个体来访者所具有的权力，而团体暴露，如一些特殊的沟通并不得到保护。团体领导者受到保密要求的约束，但是团体成员并没有。APA和ACA的伦理准则以及国家法律，详细说明了保密的限制条件以及其他限制情况（如儿童虐待、老人虐待，还有明显地对自己和他人会造成危险）。

（4）公正性，反映了在治疗过程中的独特性和个性化。当个体被治疗时需要考虑清晰的基本原理。多样性、领导者与成员经历、参与的水平、目标明确的团体治疗，以及团体组成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等议题，都是展现应用公正性的机会。例如，如果一位团体成员的母语不是英语，而团体领导者能够帮助这位成员理解其他团体成员所使用习语的含义（“我对父亲感到很高兴”意思是父亲让我感到非常烦躁不安，她的一些同辈和成员能够理解，但对其他一些看问题死板的人而言，就比较疑惑了。）

（5）忠诚性，关系到荣誉、诚实和忠实，需要治疗过程中的信赖，以及可靠的执行者。团体干预需要悉心的平衡，以保持相互信任。团体领导者可以通过模仿成员好的行为并在团体成员展现这些行为时给予强化，来增强信任。例如，领导者可以反映和总结有社交焦虑的成员所表达的共同经历，从而帮助成员了解他们经历的相似之处，培养成员相互学习的风气。

Hansen和Goldberg（1999）提出一些作者，尤其是Meara、Schmidt和Day（1996），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美德伦理。Meara等人在一本重要的引领性特刊中，针对“美德伦理”和“原则性伦理”提出了附加的定义性的区别，刊于《咨询心理学家》。美德伦理被定义为性格品质和理想，例如，审慎、正直、尊敬、仁慈，这些品质推动了伦理实践。

与Meara等人相对应，Kitchener（1996）认同如下观点：美德和品质是需要被更好地了解并整合进品德操守的因素。她还认为，原则性伦理不足以指导道德行为。个体可能知道正确的或者原则性的反应，但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短处而反应的不甚适当；或者人们的行为可能会越出基本原则，却很少注意到这些行为的后果。例如，在一个非正式社会处境下的同事，可能会询问咨询组的人员，想知道他所在小组中某个特定的人在干什么工作。这位咨询人员可能会抵挡不住诱惑，在特殊情境下透露了机密信息。一个更好的回应应当是让这位同事转向去讨论特定情景下的工作情况，这样透露信息才比较合理。Kitchener总结到，当原则提供了评价美德和行为的手段时，原则和美德都无法绝对保障伦理的回应。Vasquez（1996）推荐，注意力应当被用于一位职业人员和他的成员发展宝贵美德的过程中。

基于原则/实践的模型

基于道德原则，相当一些伦理决策和解决问题的模型，在广泛的实践领域，其伦理问题和困境需要求助顾问和心理学家。尽管仔细研究每个模型的细节已经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但提出这些问题的一致性综述是有意义的。详见Cottone和Claus（2000）在1984~1998年出版的一个详尽的基于理论和实践伦理的决策模型的综述。谈到性格品质和价值观，没有一个决策工具能够保证品德操守。

在Kitchener的理论模型（1984）中，一个两级的决策程序包含了对情况事实的直觉反应和普通的道德意识。如果该决策程序的第一级不足以解决两难困境，一个包含有伦理理论、伦理原则、伦理规章和法律渊源的第二级关键评价级水平的反应就会生效。这个模型已经用于激励之后产生的模型的发展。

一系列基于实践的伦理决策模型（Corey，Corey，&Callanan，2003；Forester-Miller&Davis，1996；Haas&Malouf，1995；Paradise&Siegelwaks，1982）已经发展到可以在实际情形中提供识别和解决伦理问题的顺序程序。尽管每个决策模型的格式都存在一些可变性，但它们包含了一些共同的元素，包括：①评估问题的情形和背景；②对潜在道德冲突的定义；③磋商和应用道德标准与相关法规；④产生对于处境可供选择的反应；⑤评估潜在反应的影响；⑥选定方式实施行动；⑦评估最终行动的选择。每个模型广泛适用于各种形式的咨询和心理干预，并且可以帮助小组领导评估道德困境。

在道德决策模型中增加法律的考量

当这些决策制定模型全部反映了伦理准则、价值观和道德理性时，它们没有强调，在小组工作的道德层面，法律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Cooper和Gottlieb（2000）所观测到的，Haas和Malouf（1995）提出的模型和本书中大多数引用的并没有给道德决策制定提出法律分支。在一些场合下，一个道德的决策可能并不合法，而在其他一些场合，一个法律义务可能看起来并不道德。对这两种预期的仔细观察与澄清，能够提高心理咨询与治疗小组的表现。当道德与法律之间出现冲突时，向同事、国家专业协会、董事会、伦理委员会或者熟悉心理磋商的律师进行咨询，是推荐的选择。

Hansen和Goldberg（1999）提出了一个整合的七因素法则，来协助制定道德和法律决策。作为对之前模型的重大扩充，这个模型提出了若干影响法律考虑的特殊因素。这些因素包括：①以Kitchener（1984）确认的道德原则和个人价值作为道德选择的根基；②临床和文化的因素，包括临床技能、向同事的咨询和相关文献；③专业伦理法则；④中介或雇主政策；⑤联邦、州立和当地的法令，这些都受立法行为支配，而立法行为随地点而变；⑥可能伴随联邦、州或当地法令的规章制度；⑦案例法，包括联邦和州立的法庭裁决。尽管这个列表上的最后三个类型可能吓人并让人疑惑，但有足够的资源可帮助理解并应用上述因素。州立法律和条令同样发布出来并公布在互联网上。例如，俄亥俄州有一系列管理咨询和社会工作的法律条令，其他一些法律条令规定了心理学家和学校心理咨询师的行为；这些法律同时印刷成册并公布在在俄亥俄州的网站上。这些法律由州立立法机关颁布，这些规则设定了标准，以监督职业行为。可利用信息指导职业行为的一个例子是，2002年8月俄亥俄州的网站上发布了一个对心理医生的提醒，涉及保密的法律限定，以及要求告知客户这些限定。案例法记载了特定法律在法庭中使用的情况（例如，玩忽职守）。

团体领导者不仅被道德标准、成文法律和专业准则所管理，也受到制度上的限制。许多代理和雇主的问题，包括选择团体成员的独立性、心理咨询与治疗小组所用的方式、团体数据的所有权、认定的客户以及文件要求，都可能导致道德冲突。很多这类担忧可以在计划过程中被指出并改进。

Hansen和Goldberg（1999）提出了优秀案例，来说明如何使用APA伦理准则和一些州立特许法律。其中一个案例处理了个体治疗师、治疗师的客户、一个独立治疗组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治疗师和其他重要的客户。这个案例展示了意料之外的事件如何产生道德和法律问题。APA已经出版了一些基于各州不同情况的书籍，帮助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了解他们所在州的心理健康法律的应用情况。

管理式医疗设置的应用

在心理健康服务中，管理式医疗成为一个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因素，中介和个体提供者与管理式医疗公司签订的合同极大的影响并限制了在治疗的计划与执行中个体可选择的范围。Cooper和Gottlieb（2000）针对管理式医疗中识别预期的趋势中说，“实践者会进行更多团体治疗，这是可以预期的，尤其是心理教育团体（如减压团体）”。因此，团体领导者有必要意识到管理式医疗的应用会影响心理治疗及咨询团体的推广。

Acuff和他的同事们（1999），即APA医疗组织系统中伦理实践特别小组的成员，确定了管理式医疗关系中伦理决策的一系列应用。作者提供了一系列关于实践者提出的在管理式医疗背景下涉及个人伦理问题的例子。这些疑问包括是否有伦理两难困境存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应用伦理和法律准则，以及发展替代性应对。具体的涉及团体的两难困境没有被确定出来。

在管理式医疗背景下的伦理和法律议题的两篇文章的作者（Cooper&Gottlieb，2000；Daniels，2001）明确了大量咨询心理学家和咨询师所面临的管理式医疗的议题。这些呈现出来的内容涉及团体咨询和心理治疗，同时也涉及治疗的个性化模式。APA伦理指导方针上回顾的伦理挑战包括知情同意、保密、胜任力、整合性、人的福利、遗弃、利益冲突、积累维持、商业关系，以及伦理和组织需求之间的冲突。Daniels（2001）回顾了Cooper和Gottlieb（2000）的文章中关于APA伦理准则以及管理式医疗的情形适合的ACA伦理准则。两个协会的伦理准则所强调的责任非常相似。例如，由于管理式医疗组织及保险公司要求五轴诊断，以及每当保险诉求被存档时需要释放信息，在团体干预时，如果不能强制履行保密的限制性就会出现混乱。使用和治疗计划，团体治疗记录的所有权，诊断的严格准则（使用一个更严格的诊断来确保治疗）以及放松准则（使用一个不太严格的诊断来保护来访者），团体成员治疗中冲突，以及实践中最胜任的方面，都会影响多次团体干预中团体计划和服务条款的持续性。两篇文章的作者鼓励心理学家和咨询师在监控管理式医疗中的问题时保持警惕，并留心使用适合的决策模型和伦理准则，在出现的挑战中表现得积极主动。

伦理领域的一般研究发现

与伦理原则和模型的理论材料相比，心理学家和咨询师在伦理实践中所进行的正式研究相对较少，而团体实践中的伦理研究就更为有限了。因此，需要团体心理治疗和咨询领导者做大量工作以便将伦理方面的一般发现转换到团体情境当中去。

Pope，Tabachnick和Keith-Spiegel（1987）对由1000名APA心理治疗分会的心理学家组成的全国范围内的样本进行研究。心理学家评估了83个发生在他们工作当中的行为以及每个行为与伦理相关的程度，没有一个行为是专门涉及团体工作的。评估者随后与14个指导或调节实践的资源进行了比较。讨论的结果是用七个原则来调节并应用于实践和个案情况的伦理指导方针以及其他标准。这些原则与本章“道德原则”部分所呈现的材料是一致的，包括：①不做伤害他人的事，②只在能力范围内工作，③不做剥削他人的事，④对待他人时尊重其作为人的尊严，⑤保守秘密，⑥只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工作，⑦推动平等和公正。Pope等人总结说这个一般的行为和信念样本应该被用来引发我们的伦理考虑，但并不能决定伦理的设置。当去看14个资源的结果的时候，同行出版的著作是被评估为最有效的，同时高度评价了APA的伦理原则和APA伦理委员会。州和地方的伦理委员会得到的评价显著较低。

Pope和Bajt（1988）调查了100位资深心理学家，57%的人报告说他们为了来访者的利益或者其他更深的价值考虑曾有意违反过正式的伦理原则或者法律，这是道德原则和伦理准则存在潜在冲突的例子。在这些描述中，有48%的违规与保密有关。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50%的心理学家会在采取行动前向人咨询，68%的心理学家会在采取行动后与人讨论之前的情况。91%的心理学家报告采取行动的结果是有益的，同时也有11%的心理学家报告之后产生不良效果。在一些个案中，既存在积极效果也存在消极效果。大约75%的研究报告心理学家有时会违反法律和伦理标准。在教育、培训及督导中，只有18%的研究报告价值观及正式的法律伦理责任之间的冲突是能够被充分处理的。另外，只有22%的研究者认为关于处理这些冲突的专业文献是充足的。

在较新的一个综述中，Betan和Stanton（1999）发现“不同心理学家对适当的伦理决策的定义以及他们对决定实施伦理行为的打算存在着差异”。Betan和Stanton总结出，伦理违规的文件反映了考虑具体情境的权力。此外，他们强调当实践者认识到并按照关系到他们来访者利益的情感而行动的时候，伦理承诺能够得到提升。更厉害的是，他们总结出了伦理意识的状态：

我们认为心理学家们由于没有很好地适应涉及伦理过程的情感、价值观以及情境的影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对伦理困境做出充分适合的决定。结果，焦虑及其他相关情况会阻碍实施伦理行为过程的能力。相应地，那些更深意识到自己个人情感和价值观的人可以更好地并更愿意进行伦理的干预（Betan&Stanton，1999）。

在一项关于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培训老师的调查中，对心理学研究生的伦理违规进行了研究（Fly，van Bark，Weinman，Kitchener，&Lang，1997）。结果显示研究生被识别出的最频繁的伦理错误发生在双重关系和保密等方面，这与有经验的专业人士报告的情况类似。作者建议要更加关注培训项目中的伦理教育问题。

团体中的伦理研究

在过去的20年里，与团体干预相关的伦理领域涉及的问题都保持着一致性。从1980年开始引用的重要伦理议题包括：成员筛选和确定目标，自愿及非自愿的成员关系，团体领导者的准备和行为，成员的保护，保密，以及双重关系（Berg，Landreth，&Fall，1998；Capuzzi&Muffett，1980；Corey et al.，2003；Paradise&Siegelwaks，1982；Posthuma，2002）。多文化及多样性的议题（Corey et al.，2003；Posthuma，2002）以及领导者价值观的作用在最近的伦理行为的讨论小组中有出现。

团体中对伦理的研究反映了之前在上面明确的共同议题以及团体实践者如何对关键伦理领域的实践进行应对。Gumaer和Duncan（1982）报告了一项ASGW会员关于团体领导者对伦理实践和标准认识的随机调查的结果。研究者设计了两类伦理指导方针：一类21项关于团体领导者的指导方针，另一类12项关于使用团体练习的伦理指导方针。调查测量了对每一类指导方针的赞同程度，以及领导者在实践中实际执行方针的程度。结果证明受访者将自己的伦理信念付诸实践的程度与团体活动中贯彻伦理指导方针的情况是一致的。相对于男性，女性受访者与自己所回答的伦理指导方针更为一致，说明她们对于事实指导方针具有更高的赞同度。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相对于没有博士学位的团体实践者，有博士学位的团体实践者对两类伦理指南的回答差异更大。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经验与价值考虑的影响随时间的发展，例如，一位领导者从遵照详细的说明和禁令清单，变为基于价值判断和具体情况的细微差别进行伦理决策。

Gumaer和Scott（1986）对ASGW的会员使用ASGW伦理指南修订版的情况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者发现在进行调查的伦理决策上，具有不同经验和培训年数的领导者没有显著差异。他们建议团体领导者采取主动的、反思的以及协商的立场来思考自己的行为及对团体事件的反应，推荐领导者问：

我在这个人的位置上会有怎样的感受？我想要领导者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以便对团体成员的个人成长有所贡献？这个行为是否会对其他成员也产生积极影响？我的行为是否真的能够说明我在真诚地关心团体成员，而不是在担心我自己？是不是没有方法比一味的干预更好了？（Gumaer&Scott，1986，p.149）(www.xing528.com)

Lakin（1994）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回顾了1992年APA伦理准则修订版在团体和家庭治疗中的应用。他对准则在团体治疗中的应用进行了观察，并提出了在团体中进行伦理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具体情境的议题。胜任力是团体实践中的一个中心议题，是目前APA守则中要求的原则，因此，作为一个开放的议题，留给团体领导者去判断其在团体实践中的尺度。在多个层级沟通以及参与者关心的问题能够被接受的过程中，知情同意的操作是比较复杂的。Lakin称相互帮助及依赖的议题（被假定为咨询和治疗团体的特性）既是治疗改变的积极资源，也存在伦理风险。团体互动不能总是被预计和控制。团体凝聚力和多样性在团体中也呈现出伦理挑战，因为成员在遵守治疗计划时可能会由于不同的经历或者观点而产生冲突从而造成成员的压力。

Burlingame，Fuhriman和Johnson（2001）概述了在团体治疗中形成最佳实践的六个实证支持的治疗原则。这些原则在形成团体凝聚力和建立关系上，能够积聚团体领导者行为的力量。领导者需要：①进行团体前的准备，建立治疗期待，定义团体规则，向成员说明有效的团体参与及建立团体凝聚力需要的适当的角色定位和技巧；②在早期阶段建立清晰的团体过程，因为高水平的结构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团体过程和凝聚力；③建立实时观察，指导有效的人际反馈，以及维持适当的关系建构过程；④随着他们推动关系建立的进程，考虑时间和传递反馈；⑤在说明管理情感表现的重要性方面向成员进行示范；⑥推动团体成员的情感表达，其他人对于表达的回应，以及分享这种表达的意义。

一般的伦理研究和更具体的针对团体治疗中伦理行为的研究都表明伦理准则只能为专业管理提供一种宽泛的指南。准则不能在团体咨询和治疗发生的极其复杂的互动中支配伦理实践（ASGW，1998；Betan&Stanton，1999；Kitchener，1996；Kottler，1982；Pope&Bajt，1988）。有更多训练和经验的团体领导者并不一定就能比资历浅的领导者做出更为符合伦理的决策。对伦理行为的不同定义反映了不同的经验水平。例如，那些接受更多培训、更有经验的领导者更有可能明确背景情况以影响伦理响应。

团体工作专家协会最佳实践指南

团体工作专家协会修订了其管理文件以反映其从1973年组织创始以来技术和伦理实践方面的变化。团体领导者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以及潜在的复杂性要求其要理解自己工作的一般指标和有效指导伦理实践的原则。《团体工作专业人员杂志》提出了两个具体的议题并鼓励大家对团体中的伦理议题进行理解（Forester-Miller，1990；Kottler，1982）。

《ASGW最佳实践指南》（1998）将早期为团体咨询师撰写的独立的伦理指南进行了替换（见ASGW 1989版；ASGW，1990），目前的指南是按照计划（planning）、执行（performing）和团体进程（processing）等部分进行安排的。最佳实践指南反映了四种ASGW培训标准所定义的团体类型，包括任务团体、心理教育团体、咨询团体以及心理治疗团体（ASGW，2000），因此进行伦理的最佳实践要在团体干预的各个阶段。

《ASGW最佳实践指南》提供了咨询和心理治疗团体中计划、执行以及团体进程所需要的有效伦理实践（《ASGW最佳实践指南》在这本手册最后的附录中进行了重印）。因为对心理学家和咨询师来说这一领域中对伦理实践的责任都是相似的，所以指南提供了两个领域都适用的专业帮助的资源。指南包含了作为整体的元素对伦理准则和实践标准进行使用，并包括许多文献中明确地对团体实践进行伦理管理的情境议题。

计划中的最佳实践

准备工作可以减少，但不能够没有，这与一些伦理设置和法律议题很像。《最佳实践指南》能够推动对潜在选择进行思考，并提供机会对预期的两难困境进行安排。指南也能够用来推动对所具有的选择背后的价值观、道德困境以及各式的影响进行相应的检查。已经确定的计划中的最佳实践有九个方面，分别是专业背景和规范要求，实践范围和概念框架，评估，项目发展和评价，资源，专业的表露，团体和成员准备，专业发展，以及趋势和技术改变。一些案例展示了大量选择之中的一部分。

专业背景

一位在机构中有经验、有执照的心理学家或咨询师正在安排一个针对特殊情绪状态（例如，抑郁）的10次的咨询或治疗团体。考虑到专业背景和规范要求，其回顾了相关的伦理准则和时间标准，确定了其执照的法律要求以及在其所在州对职业准则的规定。州立法会定期修订，作为一个职业文件需要对其进行定期查阅。另外，任何具体机构的管理咨询和治疗团体的需求都要被咨询。如果这一机构使用保险或者补助来进行支付，针对特殊的团体可能还需要必须满足的具体要求。例如，需要健康管理机构强制要求遵守对抑郁的详细治疗方针；机构指南可以许可或禁止10次的团体；强调短期治疗的设置会限制干预的长度。在一些个案中，缩短团体计划能够满足机构的要求，但并不能满足成员的治疗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团体计划必须被修改以维持对于组织指南的遵守以及保持伦理上的有效干预。

自愿/非自愿参加

在治疗中被雇用的团体领导者常常在一个满足所有团体参与者要求的框架下进行工作。例如，日常治疗项目由一系列被要求的团体咨询或团体治疗单元组成。团体成员需要理解他们参与后有什么选择，以及当他们拒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如果参与的治疗性事件（例如，在音乐治疗中和别人一起大声歌唱）是案例说明中被记录的，来访者必须知道他们的行为是否会进一步被记录，因为参与的水平可能直接影响治疗的长度或者治疗情况。

实践范围

团体领导者的实践范围会决定一个此时此地取向的治疗团体是聚焦在质量上更合适，还是聚焦在慢性调节上更合适。假设团体领导者在咨询和治疗团体上的受训都是充分的，那么针对机构的来访者选择的团体具体类型是最适合的（ASGW，2000；Wilson，Rapin，&Haley-Banez，2000）。

团体领导者应该发展理论框架，提供给将要开始的团体以一致性模板。领导者需要说清楚框架的来源并说明这一框架是如何反映个人价值观、经验以及与潜在团体的文化及需求情况相匹配的（Rapin&Conyne，1999）。例如，认知行为取向的团体领导者会综合监控具体行为、家庭作业以及练习等元素来为焦虑患者进行团体治疗。

专业的表露和知情同意

在团体文献中一致得到确认的两个关键伦理议题是团体内的知情同意与保密（Berg，Landreth，&Fall，1998；Capuzzi&Muffett，1980；Corey et al.，2003；Lakin，1994；Paradise&Siegelwaks，1982；Posthuma，2002）。知情同意被视作团体历程中的一个过程变量，受到个体成员不同参与水平的表露与机会所影响。知情同意通过口头或者书面的表露来实现。专业的表露声明能够在多数通知领域进行使用，包括培训、团体焦点以及通知保密和其局限性。如雇用的凭证和声明，这类专业的表述声明可能是被法律所要求的（例如，俄亥俄州咨询许可）。对于这类表露声明的例子，见Rapin和Conyne（1999）。

周密的计划能够帮助减少与保密及知情同意相关的错误。在团体开始之前设计团体的评估计划，并提供给团体成员以确定关键的评估内容（适合、充分、效果、效率、副作用及努力），并为服务设定之后进步的基线（如进步如何被定义和评估）。对于形成性和总结性评估的测量（如抑郁分数减少的量）和数据资源（如会见后反应的形式）能够进一步确定并建立团体的形式。研究要求（如结果测量）能够被整合进计划，以满足质量保障标准。

安排督导和协同领导者会谈展现了知情同意与保密的例子。协同领导者会谈或者督导中对团体单元建立的计划，应该被团体中所有进一步参加团体的成员所知晓。这样的准备可能包括一个协同领导（如果有两个）对理论方法议题的讨论、领导者表露、互补的类型、适合团体的具体技术、团体是不是结构化的，如果是，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知情同意的要求可能也会和州的规定不一致。另外，花一些时间去了解法律的规定会提高对团体伦理管理的水平。

团体成员筛选和准备

团体领导者需要胜任团体成员的选拔和筛选。预筛选适合咨询或治疗团体的成员帮助潜在成员理解成员的角色和对体验的期待。Riva，Lippert和Tackett（2000）在一项团体领导者选拔成员的实践调查中发现，选拔成员最基本的变量是选择的成员是否适合团体的主题。当这种简单而频繁的雇佣选择过程将潜在团体成员和咨询或治疗主题匹配起来（如抑郁），主题自身就不会再考虑与人格特点可能造成的不好的治疗团体匹配。因此，谁会在特定形式的团体和团体形式中最为受益的知识是伦理实践的核心。另外，筛选对成员和领导者是一种实质的保护。例如，在针对抑郁设计的治疗团体中，团体领导者选出双相抑郁或者伴随有精神病特征的抑郁，并对它们进行不同的干预。潜在成员相对于设计团体的人来说，对治疗的需求更大。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适合的团体里就会受到较大伤害。

与未成年人一起工作会带来更多潜在的伦理困境。Ritchie和Huss（2000）及Hines和Fields（2002）讨论了在咨询团体中招募和筛选未成年人的详细考虑。Ritchie和Huss认为初步筛选并寻找未成年人时，是否适合社会团体这个筛选标准是合理的，尽管存在父母一点都不想让他们的孩子参加的风险。这种考虑有赖于咨询或治疗团体的设置。在学校的环境下，团体领导者比较容易获得预筛选后的潜在成员，并常常与潜在团体成员及他们的父母进行多次联系。在社区环境下，采取的治疗必须确保遵守州立法。在一些州（如俄亥俄州修订的准则，1998），未成年人能够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出现在具体的团体单元中，这是法律和伦理之间存在潜在冲突的一个例子，因为直接干预未成年人会使孩子和其家庭产生冲突。Ritchie和Huss（2000）以及Hines和Fields（2002）也讨论了对个体或团体访谈事项的考虑，预筛选的访谈是团体事务的一部分，通过填写问卷和其他技术进行筛选。一些团体专家更喜欢个体访谈（Couch，1995；Jacobs，Masson，&Harvill，1998），以保护潜在成员的秘密，并为孩子的背景及所关心的议题提供信息。

Couch（1995）认为团体开始前的面谈包括四个步骤，每个步骤用以帮助提供知情同意。第一步，领导者确认预期成员的需要、期待，以及对于改变的承诺。第二步，对咨询和治疗团体活动的潜在的神秘化及误解加以澄清。第三步，会提供关于团体的确切信息，包括保密的优势和限制，团体的发展阶段，在团体过程中从开始到结束所期待的程序，以及领导者和成员的角色。第四步，筛选潜在团体成员以适合团体治疗。

团体中的保密限制

在APA（2002）和ACA（1997）的伦理准则中，对于团体治疗中保密的限制做了详细的说明。交流特权的法律原则在一些州可能是存在的，这种特权一般存在于个体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并不适用于团体咨询和心理治疗（Anderson，1996）。另外，由于保密性是由来访者或团体成员掌控的，团体情境中，参与者和其他个体一起具有开放的交流过程，以至于所有成员的团体外联系。团体领导者不可以泄露团体成员的任何信息，但与此同时，领导者不能保证团体中的个体不谈及他们在团体中的经历。当其他成员违反保密性时，就会将团体中其他成员的个人经历、诊断以及个人史泄露出去。无意的联系会导致保密性的丧失。例如，团体成员会在公共场合碰面，并向朋友介绍在团体中认识的彼此。个人和（或）诊断信息可能会被泄露，仅仅由于说到某人和我在同一个治疗团体。因此，团体领导者需要努力向团体成员说明保密会帮助每位成员，在团体过程中有多大可能泄露是由每个成员决定的。

有一些特定的情形使保密性不能够得到保证。在撰写治疗计划，批准保险的预授权，或者存档保险声明时，团体成员信息的保密不受团体领导者和机构的控制。许多来访者没有意识到同意使用保险会导致保密权利的放弃，当来访者签订保险赔偿的声明表时就会泄露。管理式医疗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国家数据银行会获得或者潜在获得客户信息。另外，州立法和伦理准则明确了团体成员或者其他个体的安全对于保密出现限制的情况。团体成员间互动的保密在多数条例中不能够保证或者保护。

影响团体伦理实践的新技术

专业发展是一种持续的责任。理论进展、个体技能发展、咨询、督导以及对个人议题的关注都是专业发展机会的例子。预计技术的发展会带给团体工作什么样的进展是很困难的。10年前，网络和远程技术对团体培训和实践会带来多大影响还是个未知数。本书专门用一章讨论了技术及前沿趋势。当然，在网络技术中涉及的伦理议题对于团体领导者来说是成倍增加的（Humphreys，Winzelberg，&Klaw，2000）。

执行中的最佳实践

团体工作的执行阶段包括对团体动态互动中的自我知识、价值观，以及伦理决策的复杂应用。在计划阶段进行的有效努力，为领导者和成员在接下来的执行阶段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框架。本书的其他章节讲述了具体团体咨询和治疗团体的执行阶段里的具体技术、过程的议题以及最佳实践。

领导者准备

在团体的整个过程中，如团体开始前的计划会以及团体结束后的说明和督导会以及团体评估的总结会，领导者的优点和弱点能够得到监控。这些准备的单元对于有效的执行阶段非常关键，能够用来确定团体技能的专业发展的内容。时间、技术的选择、对团体成员的回应、对参与的鼓励以及领导者和成员之间领导力的分配，都是潜在伦理决策点的一些例子。

在具体的团体类型中，团体工作所需的核心能力的知识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培训和体验来加以补全。领导者带领咨询和治疗团体，一定要在督导下进行充分的准备。领导者参加咨询和治疗团体经历以及培训团体，能够为其自我知识的有效提升创造环境。

在团体发展的每个阶段，团体和成员的目标影响所要使用的技术的选择。另外，如果考虑使用新技术，限于能力和督导机会，选择是有限的。团体的正能量可能会对热情的领导者匆匆忙忙的尝试干预造成不适当的影响。有些时候停下来，回顾干预的潜在效果，并寻找好的继续的理由，因此减少伦理风险。

无论计划开发得多么好，没有显著修订的话都可能没法执行。团体咨询和治疗的领导者需要评估他们最初计划的那个部分能否像设计的那样去执行，哪些部分需要修改，哪些部分需要重新设计或者去掉。多数违反伦理的情况发生是由于临床工作者在之前没有看到可能产生的棘手问题。意识到可能的问题是遵守伦理的必要条件。当选择的情况出现，评估领导者对情况的感受是怎样的，领导者正在依照什么原则操作，以及团体中哪些特殊的反应会影响个体，是非常有用的。如Betan和Stanton（1999）所说，潜在的情感反应会从感觉很好向尴尬、焦虑、不舒服以及愤怒变化。在一个活跃的团体过程中，这些情况及其催生的问题会以多种形式发生。随着团体成员变得更加熟悉，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挑战。

一些成员可能表现得比其他人更可爱，会从其他成员那里得到不同的回应。团体里的其他个体可能有激怒团体的类型。自我表露、风险承担以及团体外联系的机会的水平可能是影响领导者对成员反应的一些额外变量。领导者持续对伦理警惕的效果是不会白费的。

多样性

多样性展示在团体的构成以及文化背景中。伦理实践者对多样性细节的理解以及其对团体成员影响进行持续努力。对多样性的敏感能够反映在团体领导者对回应团体成员互动的选择上。例如，谚语的使用可能反映了特殊区域或文化偏见并不是被所有团体成员一致的理解。另一个可以用来展示的例子是在某些咨询和心理治疗主题中（如进食障碍），仔细考虑使用同质还是异质的团体构成。在本书多文化部分（第三部分）会有章节专门讨论这些议题。

团体进行中的最佳实践

咨询和心理治疗团体中的事件会以很快的速度发生，因此回应每个团体单元中发生的所有活动是不可能的。依照最佳实践指南，对于团体内、团体间以及结束过程的一般计划应该在团体开始之前就建立。一旦团体开始进行，理解领导者和团体之间及协同领导者之间在过程中发生的情况就成为必需，如何理解团体中的事件，如何监控团体的过程，以及通过计划改进后续的团体单元。例如，如果团体进展得很好，可能会诱导协同领导者或领导者省略团体单元之间与督导的会面。当其他方面的压力很重时，时间的计划就好像是可选择的一样。留下时间来评估单元的相对效力是关键的，能从团体事件中获得更深的意义（Rapin&Conyne，1999）。

在团体领导者整合观察、伦理选项、决策、团体计划的最终效果以及其成分之后，进行反思。这种重复发生的模式为正在进行的计划、改进以及团体计划的修订提供了大量信息。与其他团体效果相比，学习能够被存档，用来修订咨询或治疗团体，而且能够增加潜在专业文献数量。

评估。评估作为监控团体进展的一个部分在每个单元都会进行。在团体结束之后进行的评估应该作为最初团体计划中测量长期收获的一个部分。如团体成员对咨询和治疗团体的总体满意度，成员的卷入水平，以及被评估的目标完成情况，适合性的经典评估问题（Craig，1978），充分性、有效性、效率、副作用，以及努力等总结性元素都是可以被用于每个团体环节的。

作为团体成员及专业的伦理责任的一部分，团体领导者在其工作组织之外和之内为咨询与培训都创造了合适的机会。这些计划包括通过课程进行学习体验，会议，以及工作坊。有经验的团体领导者有很多机会推动法律和伦理的团体实践。通过在策划团队进行设计和评估团体内容，参与机构、社区、研究所及专业情境中的培训和督导，以及对专业文献做贡献，团体领导者增加了伦理实践的可见性。

在咨询和治疗团体中的伦理与法律决策能够通过已有的专业资源的实施来得到提升。通过应用最佳实践能够提升对于管理的专业准则及复杂情境的决策模型的熟悉度。持续的实践人数的增长能够提升合乎伦理的及有效的团体工作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