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过程与咨询效果的测量方法

JANICE L.DELUCIA-WAACK（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KAREN H.BRIDBORD（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团体咨询和治疗在改变问题态度、情绪及行为方面已经显示出了作用（Fuhriman&Burlingame，1994；Kaul&Bednar，1986；Lieberman，1976；Toseland&Siporin，1986）。另外，针对教授特别技能和行为而设计的心理教育团体的效果在研究中也得到证实（Cooper&Stoltenberg，1987；Shechtman，1994）。因而，问题的焦点已经由“团体有效吗”转向了“是什么使团体产生作用的”。

主流团体理论家们一直推测，在各种类型的团体中，或针对团体成员的各种专门问题上，团体氛围、动力以及疗效因素等团体过程变量对于改变团体成员的行为都起作用。只是最近才有研究者开始系统地研究团体咨询和治疗的过程。团体过程研究中的一个阻碍因素是缺乏可靠而有效的测量。相对于团体过程的测量工具，目前可信而有效的效果测量工具更多（如焦虑、抑郁、社交技巧）。

已验证信度和效度的测量已经开始被统一使用，典型的如研究者建构的他们自己对团体过程的测量（Riva&Smith，1997）。一些问题增加了建立团体过程测量信度和效度的困难。其中一个问题是缺乏一致性定义。例如，什么是确切的团体凝聚力？各种各样的定义使其操作和测量很困难。另一个问题与测量使用时的信度有关。团体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评估过程变量所使用的工具需要对团体各个阶段发生的各种变化都具有敏感性。此外，团体过程的测量只存在有限的工具，建立新工具的聚合效度很困难。

本章将综述涉及团体过程、动力、干预、疗效因素以及领导行为的测量工具，重点关注对团体过程变量进行评估的可靠而有效的测量，并将提供测量及其各个维度的信度和效度信息的明确描述，包括使用那些测量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会简要说明一些有潜力的团体过程测量工具。

本部分将描述用来选择团体成员的测量工具。这些测量工具评估心理教育、咨询及治疗团体中对团体的态度和影响团体成员顺利互动的人际行为。

成分问卷

Schutz（1992）在其人际关系理论，即基本人际关系取向理论（fundament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orientation-behavior，FIRO）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测量工具——成分问卷（Elements，Es），认为存在三种基本感受：意义感、胜任力和好感。成分问卷源自对其FIRO理论及FIRO问卷加以修订、进化和发展，经历了37年的过程。Schutz的理论以及两版的FIRO被广泛地用于商业、工业以及咨询团体中，用来评估领导风格和潜能。成分问卷整合了两款早期的工具：FIRO-行为，现在的成分B，FIRO-感受，现在的成分F，以及一个新的量表，自我概念（S）。

成分问卷B包括人际交互的三个行为领域：包容、控制和影响。成分F评估的是感受，在意义感、胜任力和好感三个维度上。在自我概念中，人们评估的是他们怎样感觉自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活力（包容），自我决断（自我控制），自我意识（自我开放性），自我意义感，自我胜任力，以及自我喜欢。

三个分量表之间是动态的关系，它们测量个体、人际、团队及组织动力等层面（Schutz，1992）。参照Schutz（1992）对每个分量表的完整规范清单以及对不同人群的差异讨论，三个量表的条目内容被认为是在条目内容和量表定义之间确保了逻辑一致性。

成分问卷在测量人际行为和预测人们之间的互动方面非常有用（Schutz，1992）。这三个工具测量了不同方面，分别包括表达的行为及想要的行为（例如，个体怎样表现，个体希望与别人怎样进行人际互动）。相容性取决于个体怎样表达行为能够适应他的同伴的渴望。FIRO-B，FIRO-F以及现在的成分问卷长期被用来预测任务和工作团体的效率，领导和成员的相容性，以及领导风格（例如，Armstrong&Priola，2001；Fisher，Macrosson，&Semple，2001；Tullett&Davies，1997）。

团体心理治疗评估量表

团体心理治疗评估量表（GPES）（Kew，1975）源自一项有8个问题的工具，最初设计用来评估潜在团体成员是否具有成功参与团体心理治疗的必要技能。完全依靠团体领导者在初始访谈后对潜在成员的行为进行评估，包括以下方面：交流数量（参与度），联系和交流的质，交流和联系中内容的质，改变的能力，卷入，治疗师言语活动数量，治疗师言语活动的方向。这个工具涉及团体治疗中关系到来访者行为、自我功能及识别影响来访者治疗效果的治疗师行为等因素的评估（Kew，1975）。在初始访谈后，潜在团体成员会得到一个5点式量表的评定，从0=非常低到4=非常高。总分分布为0~24，得分在10分以上的个体适合参加团体治疗，7~9分的群体是中间部分，6分及以下的个体是不太适合团体心理治疗的（Kew，1975）。Kew所调查的样本中，平均分数为8.07，标准差是3.8，这个样本来自12个治疗师带领的14个治疗团体，共有114名成员。团体领导者首先完成GPES，2年后每名团体成员评估了团体成员的进步。Kew检验了每个构成的标准，确定构成条目和量表总分与对来访者适合参加团体治疗程度的总体预测是相关的。GPES的构成条目之间的交互相关，表明涉及来访者行为的6个条目与测量成功显示出正相关。为了做成一个更为完整的工具，Van Dyck（1980）认为要替换掉一些条目，涉及治疗师与来访者开放讨论问题的意愿，来访者陈述对改变的承诺，来访者确定目标以及将目标具体化。10条目问卷的克朗巴赫系数从0.84到0.94，中间值为0.91，表明31个大学生团体的样本具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Van Dyck，1980）。

团体治疗调查问卷

团体治疗调查问卷（GTS）（Slocum，1987）是唯一具有实证支持的测量工具，用来评估对团体治疗的误解。GTS共有25个条目，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4点式量表。Slocum认为这些条目建立在三类不良期待上，它是不可预测的，它不像个体治疗一样有效，可能是有害的。GTS的内部一致性为0.59，用的是一个平均年龄20.2岁（从16至50岁）的96个大学生的样本。之后，Broday，Gieda，Mullison和Sedlacek（1989）用147个平均年龄为18岁的大学生样本进行因素分析，表明只用15个条目就可以区分出三个不同的因素。这15个条目可以解释41%的方差（附带可以预测个体方差），克朗巴赫系数为0.59：正面态度（7个条目，20%），自我表露恐惧（4个条目，13%），以及错误认知（4个条目，8%）。

近期，Carter，Mitchell和Krautheim（2001）修订了GTS，将关键词由团体治疗替换为团体咨询，调整了一些条目的用词，使用了5点式计分，从1=非常赞同到5=非常不赞同，得高分的能够表明具有正面的态度。团体治疗调查问卷（修订版）用一个212名大学生的样本（平均年龄为20，从17到50岁）进行因素分析，表明有3个分量表，用20~25个条目一共预测总方差的41%（附带可以预测个体方差）：效能感（27%），神秘性（8%），以及脆弱性（6%）。GTS-R的内部一致性为0.88，每个分量表中，效能感的为0.78，神秘性的为0.77，脆弱性的为0.75。GTS-R间隔两周的重测信度为0.79，样本是平均年龄为23岁的93名大学生。报告出的平均数为效能感是3.66，神秘性为3.69，脆弱性为3.43，表明从参加咨询的大学生来看，他们对团体咨询的态度还是从中立到正面的。

GTS是一个团体测量工具，被检验具有文化的影响。Leong，Wagner和Kim（1995）发现对团体咨询的态度能够被亚裔美国学生文化适应的水平所预测。使用一个134位亚裔美国大学生作为样本，进行多层次回归，表明文化适应态度量表的整合分量表（Kim，1988）和正面态度分量表呈显著正相关（r=0.35，p<0.01）。

希尔互动模型B

希尔互动测量是第一批开发出来的团体过程测量工具。希尔互动模型被开发出来，明确用来“测量团体参与者互动方面的治疗质量”（Fuhriman&Burlingame，2000，p.135）。Hill（1965）介绍希尔互动模型B（HIM-B）这款工具，是对预期的团体成员互动风格进行分类。HIM-B有64个条目，是基于希尔互动模型开发的自陈式工具，包括描述内容类型和工作类型方面互动的语句。内容类型的分类预测了团体成员在以话题为中心（话题，团体）或以成员为中心（人际关系）中偏好的话题。工作类型的分类预测了团体成员在团体中偏好的工作水平（互动类型），准工作水平（应答式、习惯式、武断式）或工作水平（推理式或对抗式）（Hill，1973）。潜在的团体成员在每个条目上用6点连续计分的方式评估他们的反应。因素分析表明有三个因素：前工作交互类型，工作交互类型，以及在团体中交互的一般意愿（Stockton，Robison，&Morran，1983）。Stockton等人（1983）也得出结论，HIM-B在预测团体成员愿意投入治疗工作的水平上是有用的。HIM-A与HIM-B在结构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用了更简单的语言，使其更适合于儿童、青少年和那些有阅读障碍的人。其他的版本会在后面进行讨论。

作为培训的一部分，一些量表被开发出来，用于评估团体领导者的技巧，并且帮助理解团体领导者的行为和有效团体之间的关系。与团体领导行为相关的专门领导行为以及自我效能被总结出来，同时许多测量被广泛地使用，在培训中用以进行评估和提供反馈，很少被用来进行系统评估以及用于研究。

团体咨询技巧量表

团体咨询技巧量表（SGCS）（Smaby，Maddux，Torres-Rivera，&Zimmick，1999）由18个团体领导技巧组成，基于团体咨询技巧训练模型，分为探索、理解和行动3个阶段，每个阶段6道题目（Smaby et al.，1999）。探索阶段聚焦在适当的目光接触、身体语言、语言追踪技术，准确的开放-封闭式提问，解释以及总结技术。理解阶段包括简洁地说明感受和问题的内容，自我表露相关的经历，对特殊而具体的表述进行提问，在讨论问题时识别直接的感受表达，确定一般的问题情境，当面对问题时采取行动，以及在采取行动后对自己的感受用一种关怀的方式进行面对。行动阶段聚焦在决定改变或者不改变，选择一个行动方案，识别采取一个行动方案的直接后果，描述决定的长期后果，对解决问题所采取的行动达成一致，设置行动的期限，回顾目标以及采取行动解决问题的结果（Smaby et al.，1999）。每个条目都用5点式量表进行积分，从“1=一点也没有”到“5=总是”，分数越高表明技能的水平越高。

内部一致性用三个评分者对78个团体咨询过程进行评定，高于0.99（Smaby et al.，1999）。这些研究者发现是否受过集中团体技能训练对于三个分量表的结果存在显著影响。对于没有接受过集中团体训练的学员来说，他们在三个分量表上的得分在20.87~29.93之间；对于那些受过集中团体训练的学员来说，他们的平均分在88.25~89.67之间。Downing，Smaby和Maddux（2001）通过13名完成硕士水平实习的学生，进一步检验了团体咨询技能训练对于实际团体领导的影响。对于18个技巧中的大多数，学生们在集中技能训练的最后保持了领导行为应达到的水平。只有涉及行动的那些技能有衰退，表明进一步的训练、体验以及督导对于发展这些高级技能是必要的。

培训师行为量表

培训师行为量表（Bolman，1971）包含28个5级计分的条目，从非常赞同到非常不赞同，来测量团体领导行为的七个维度：影响（例如，他对团体中的多数成员显示出巨大的影响），限制性（例如，他给出一种他更喜欢某些类型的行为的印象），一致性-共情（例如，他好像非常紧密地触及团体中成员的感受），开放性（例如，他看起来会抑制自己对团体中发生情况的个人反应的表达），感受性（例如，他会曲解成员说的话），支配性（例如，他会在团体发展的方向上施加很大的影响），以及概念输入（例如，当他唤起大家对于某事的注意时，会对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给出一个理论解释）。得分越高，说明专业的领导行为出现的越多。Kivlighan和Shaughnessy（1993）的因素分析表明存在两个一般维度，即掌控和联盟，一共能解释72%的方差。一致性-共情、开放性以及影响，都属于联盟的维度，限制性、感受性、支配性、安全以及概念输入都属于掌控的维度。各个分量表的一致性系数在0.87~0.94之间（Kivlighan，Jauquet，Hardie，Francis，&Hershberger，1993）。为了更广泛评估团体领导者行为，培训师行为量表（TBS）也被以其他的方式来使用。例如，Kivlighan，Marsh-Angelone和Angelone（1994）在培训团体的研究中用TBS来检验团体成员将他们自己的人格特点投射在团体领导者身上的程度。Kivlighan（1997）报告在团体后期评估到的一致性-共情和团体效果存在正相关，在团体前期评估到的限制性和团体效果也存在正相关。

其他有前景的测量工具

矫正性反馈自我效能量表

矫正性反馈自我效能量表（CFSI）（Page&Hulse-Killacky，1999）是一个有16个条目的测量工具，用以测量团体领导者在咨询团体中给予矫正性反馈的自我效能感。这个工具基于一个前提，“在团体中通过给予矫正性反馈，给予者学到与其他人诚实开放的沟通，同时也为接受者提供了解他们自己的机会”（Page&Hulse-Killacky，1999）；他们在团体中给予反馈的时候也会有明显的焦虑，这种焦虑是依所给出的反馈类型而变化的。每个条目用6点计分进行评定。因素分析表明有两个分量表，治疗效能（9个条目）和恐惧效能（7个条目），一共能够解释47.8%的方差（Page&Hulse-Killacky）。聚合效度得到验证，与咨询师自评问卷分量表显著相关（Larson et al.，1992），同时区分效度也得到验证，与神经外向开放性分量表无显著相关（Costa&McCrae，1992）。内部一致性信度用的是克朗巴赫α系数，为0.84。间隔两周的重测信度为0.74（Page&Hulse-Killacky，1999）。

团体咨询师行为评估表

团体咨询师行为评估表（GCBRF）（Corey&Corey，1987）是一个包括28题的7点式李克特量表，用来评估团体领导技能。每个条目从1=程度非常低到7=程度非常高，得分越高表明技能的水平越高。分半信度系数和等长斯皮尔曼-布朗信度系数均为0.97（DeLucia&Bowman，1991）。DeLucia和Bowman的因素分析表明有4个因素能够解释58.9%的方差：干预（44.8%），易化条件（5.8%），理论应用（4.3%），专业性（4%）。“团体领导者可以用它来作为自我评估的工具，督导师可以用它来评估团体领导者培训，团体领导者可以用它评估他们的协同领导者，团体成员可以用它来评估他们的领导者”（Corey&Corey，1987，p.65）。

团体领导自我效能工具

团体领导自我效能工具（GLSI）（Page，Pietrzak，&Lewis，2001）是一个36题的量表，用来测量团体领导技能的自我效能感。每个条目用6级李克特量表，从1=非常不同意到6=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说明对于技能的自我效能感越高。整个量表的克朗巴赫α系数为0.95（Page et al.，2001），间隔两周的重测信度为0.72。两次因素分析都表明GLSI只有一个因子，分别解释总方差的38.7%和37.7%。区分效度得到验证，其与神经外向开放性量表（NEO）（Costa&McCrae，1992）以及STAI的S量表（Spielberger，1983）均无显著相关。Page等人（2001）报告该工具在团体培训师中的平均得分为171.8（标准差=19.6，得分范围从36到216）。

领导特质清单

领导特质清单（LCI）（Makuch，1997）测量的是团体领导者的特质，尤其是对于协同领导者之间的兼容性，能够有效地连接不同领导风格，是领导者能够调整他们的领导风格以适应团体的反馈。这个含有56个条目的测量包括10个分量表：方向聚焦，内容聚焦，表达聚焦，即时偏好，结构偏好，指导性，对峙性，移情性，言语活动，以及共情。在每个分量表上得分越高，那么在这个特定方面所展示出的团体领导行为越好。研究表明，领导者、督导师以及成员进行评估是相互独立的情况。成员对领导者进行评定的量表得分平均数如下：团体指导风格（18.96），个体指导风格（12.96），团体过程聚焦（16.69），团体话题聚焦（13.17），认知聚焦（13.41），情感聚焦（19.82），即时偏好（17.43），结构偏好（14.09），指导性（10.70），移情（16.09），言语活动（19.04），对峙性（16.89），以及共情（21.43）（Makuch，1997）。

有两款团体氛围和环境的测量工具被广泛地用于咨询与心理治疗团体。

团体氛围问卷-简版

团体氛围问卷-简版（GCQ-S）（MacKenzie，1983，1990）测量的是团体成员对于凝聚力重要性的感受，以及成员对于承担改变的责任的不情愿，还有人际间的摩擦和不信任。最初GCQ由32个条目组成，分为8个分量表。但是，在广泛的临床使用之后，MacKenzie得出结论，因为团体氛围的主要变化在一次团体到下一次团体之间，所以GCQ必须足够短，以便在每个部分结束的时候实施。因此，GCQ-S版就由12道6级计分的题目组成，从1=完全没有到6=非常强烈，其可以由团体领导者和成员完成。得分越高，表明感受到的凝聚力水平越高。投入是凝聚力的程度以及团体的工作定向，由凝聚力、自我表露以及面对的意愿三个条目构成。回避是个体信任团体成员以及团体领导者的程度，由服从、肤浅以及拒绝责任三个条目构成。冲突由摩擦、不信任及相互隔离三个条目构成。“越成功的团体里，成员感受到的氛围越是投入，而且冲突和焦虑越多，回避越少”（Kivlighan&Angelone，1992）。

MacKenzie（1983）认为GCQ-S从团体成员的视角给领导者提供信息，尤其是GCQ-S能够确定对团体具有与他人不同看法的成员，如团体中的替罪羊。GCQ-S还能够有效地评估团体发展的阶段。作为效度的支撑，Kivlighan和Goldfine（1991）报告他们的个人成长团体和MacKenzie的心理治疗团体在团体氛围上具有相似的水平变化。

团体环境量表

团体环境量表（GES）（Moos，1986）评估团体功能以及各类团体的社交环境，如任务定向团体、社交团体、心理治疗团体或者交互支持性团体（Littlepage，Cowart，&Kerr，1989）。这个测量被用来评估团体成员在不同时间以及个体治疗环节之后对于氛围的感知。GES包含90个条目，用真或假进行评分。有10个分量表，每个包含9个题目，评估三个潜在的维度：关系，个人成长，以及系统维持/系统改变。得分越高，说明分量表的水平越高。关系维度包括凝聚力、领导支持以及充分表达分量表。个人成长维度包括独立、任务定向、自我发现以及愤怒与攻击分量表。系统维持/系统改变维度包括要求和组织、领导控制以及创新分量表。

10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2到0.86之间，其中数为0.76（Moos，1986），间隔1个月的重测信度在0.65到0.87之间。Evans和Jarvis（1986）的报告支持了GES的结构效度，指出在个人成长团体中凝聚力与团体吸引高度相关，同时Rose和Bednar（1980）也报告凝聚力与团体互动的质量显著相关。更进一步，在支持性团体中积极人际行为的观察者评分与参与者对团体的感受，如凝聚力、表达情况以及独立性和自我发现等，具有相关性（Shadish，1984）。(www.xing528.com)

对于心理治疗团体中的成员，Moos（1986）报告平均得分如下：凝聚力=4.90（标准差=1.77），领导支持=5.23（标准差=1.46），充分表达=5.88（标准差=1.36），独立性=6.32（标准差=0.91），任务定向=4.84（标准差=1.43），自我发现=4.78（标准差=1.66），愤怒与攻击=4.54（标准差=2.10），要求和组织=3.94（标准差=1.72），领导控制=3.06（标准差=1.41），创新=5.10（标准差=1.49）。

GES从创立开始就被用于各种各样的方面。咨询师和项目评估者用GES来评估团体运行的如何，以更好理解团体的社交氛围。这些团体包括跨学科的康复治疗小组、心理治疗团体、培训团体以及督导团体，还包括形形色色的团体，如智障儿童的母亲的教育技能训练团体（e.g.，Hudson，1982），班级（e.g.，Hartsough&Davis，1986）以及计算机支持团体（e.g.，Kruger&Struzziero，1997）。

Yalom（1995）认为使团体有效的基础是12个疗效因子。这12个因子是利他、宣泄、凝聚力、存在意识因子、家庭的矫正性重现、指导、希望、认同、人际学习输入（反馈）、人际学习输出（新行为）、自我理解、普遍性。一些工具被设计用来评估团体中的疗效因子。这些年来评估疗效因子的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性的结果。这种不一致在于不同的团体调查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评估疗效因素。在使这些不一致的发现变得更为有意义的努力中，Kivlighan和Holmes（见本书第2章）使用聚类分析对于疗效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在对疗效因子进行分析之后，4个聚类从中浮现出来，在每个聚类中都有最高和最低的因素。聚类1，情感洞察性团体，其中接纳、宣泄、人际学习以及自我理解是最有价值的因素，指导、多样化学习是相对不重要的。聚类2，情感支持性团体，接纳、希望灌注和普遍性是最重要的团体因素。与聚类1相似，在聚类2中的团体成员也将指导和多样化学习视为相对不重要的。聚类3，认知支持性团体，视多样化学习和指导最重要，而自我理解相对不重要。聚类4，认知洞察性团体，将人际学习、自我理解以及多样化学习视为最有价值的疗效因素。

疗效因子量表

疗效因子量表（TFS）（Yalom，1985；Yalom，Tinklenberg，&Gilula，1968）包含60个条目，每个疗效因子5道题目，使用李克特等级进行评分（从1=毫无用处到7=非常有用），分数越高说明该因素的重要性越大，也可以用Q分类进行评定（每个陈述从一点也没有用到非常有用进行分类）。Yalom等人（1968）最初让20个治疗性团体中的成员用Q分类的方法对这些因子进行评定得到如下顺序，从最重要到不重要：人际学习（输出），宣泄，凝聚力，自我理解，人际学习（输入），存在意识因子，普遍化，希望灌注，利他，原生家庭矫正性重现，指导和认同。当其经常被用在团体研究中，没有研究验证其信效度。

治愈因子量表和治愈因子量表-修订版

治愈因子量表（CFS）（Lieberman，Yalom，&Miles，1973）评估了咨询和治疗团体中的12个疗效因子，而且最近也在专业训练团体中使用。原始的CFS包含14个条目，凝聚力和自我理解各有2个条目，其余每个因子各有1个条目，最初被广泛地应用于会心团体。Stone，Lewis和Beck（1994）修订了CFS并将其用于任务和心理教育团体。他们删除了利他和原生家庭的矫正性重现的条目；增加了两个条目，技能发展以及对职业规则和责任的洞察；改写了一道自我理解的条目，将个人及职业困难包括了进来。Stone等人用两个不同的样本进行因素分析发现有三个因素：情感唤起（自我表露，认同，洞察，自我理解，人际输出，普遍性，希望）；认知优势（技能发展，对职业角色和责任的洞察）；以及行为改变（指导）。尽管这一工具被频繁使用，但其信效度并未得到检验。

关键事件问卷

关键事件问卷（CIQ）（Kivlighan&Goldfine，1991）是让团体成员在一个特定的团体单元评估重要的疗效因子。团体成员被要求描述一个给定的团体单元中的最重要事件并解释其为什么重要。这个工具的一些版本被用在团体研究中（Berzon，Pious，&Parson，1963；MacKenzie，1990）。

关键事件数据的获得是由团体成员基于两个标准之一进行评定。第一个是Bloch和Crouch（1985）对于疗效因子的定义，包括洞察（自我理解）、从人际行为中学习（互动）、接纳（凝聚力）、自我表露、宣泄、指导、普遍性、利他、替代性学习，以及希望灌注。

关键事件问卷（CIQ）也会用团体咨询有效影响量表（GCHIS）来替代进行评分（Kivlighan，Multon，&Brossart，1996）。GCHIS是一个28题的量表，包含了来自三个评分系统的适合条目：Elliott（1985）的有效影响分类，Mahrer和Nadler（1986）的良好时刻系统，以及Bloch和Reibstein（1980）的疗效因子评估系统。该评估量表为5点量表（0=完全没有，4=非常符合），其在一个更宽泛的视角评估疗效因素。28题的GCHIS被分为4个维度：情感意识-洞察，关系-氛围，他人聚焦-自我聚焦，以及问题界定-改变。4个维度的评分者一致性信度从0.61到0.99（Holmes&Kivlighan，2000）。效度的评估是通过检验4个维度和团体成员所做的领导力维度评分之间的相关性来确立（Kivlighan，Multon，&Brossart，1996）。正如所预测的，技术领导力与情感意识-洞察、问题界定-改变等因子更相关，而个人领导力和关系-氛围、他人聚焦-自我聚焦等因素更相关。而且，投入的团体氛围和问题界定-改变呈正相关关系（Holmes&Kivlighan，2000）。

使用CIQ进行研究得到了一些重要发现。用CIQ对GCHIS进行评估，发现在团体的各个阶段没有差异，但是，个体和团体咨询之间显示出了显著差异。Holmes和Kivlighan（2000）报告“关系-氛围以及他人聚焦-自我聚焦在团体心理治疗中更为突出，而情感意识-洞察以及问题界定-改变在个体治疗过程中更处于中心位置”。

Kivlighan和Goldfine（1991）使用CIQ将团体疗效因素分为三种类型：情感的（接纳/团体凝聚力，宣泄，希望灌注），行为的（利他，人际行为中学习/人际学习，自我表露），以及认知的（指导，自我理解，普遍性，多样性学习）。在考察团体阶段与疗效因子的关系时发现，希望和普遍性主导团体发展的创始阶段。宣泄在过程中处于不断增加的状态，在工作阶段达到最高，随后在最后阶段会下降。指导也会一直增加，在工作阶段达到最高水平。作者总结出接纳在团体的所有阶段都是重要的，成员不仅在探索个人议题的时候需要接纳，而且在向团体做出创始承诺的时候也需要接纳。自我理解、多样性学习、从人际行为中学习、利他，以及自我表露的水平和团体发展的阶段没有相关性。

CIQ被用在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年龄的人群中。它曾被用在以色列的中学儿童中（Shechtman，Bar-El，&Hadar，1997），以及美国的7年级学生中（Horrocks&DeLucia-Waack，2003），用来评估重要的疗效因子。Schwartz和Waldo（1999）用CIQ来考察家庭暴力的团体治疗中疗效因子与团体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Shechtman和Perl-Dekel（2000）用其考察成年住院病人的语言及艺术团体治疗中团体成员对于疗效因子的感知。

其他有前景的测量工具：疗效因子清单

疗效因子清单（TFI）（Lese&McNair-Semands，2000）评估团体成员对于Yalom（1995）提出的疗效因子的感知程度，每个疗效因子作为一个分量表。TFI是基于项目分析和内部一致性分析形成的一个有99道题目的工具，计分采用7级李克特量表，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McNair-Semands和Lese（2000）报告9条目的分量表具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从0.70到0.89。间隔1周的重测信度从0.60到0.93，除了原生家庭的矫正性重现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只有0.28。

一些用来分析和评估治疗性团体的最早工具，是用录像带、录音带或者团体过程单元的逐字稿来评估团体单元中团体领导者和成员行为。

交互分析试图解决和理解观察技术中参与者的对话。基本上，评估系统是以编码的方式运作的，指派行为到预先制定好的被临床工作者或研究者认为重要的分类中……所有的模式能够在每一个单独的单元中，或者整个团体的长度中被识别出来。这些模式具有背景的含义……更容易获得过程的动态属性（Fuhriman&Barlow，1994，p.192）。

团体过程评估量表

团体过程评估量表（GSRS）（Cooney，Kadden，Litt，&Getter，1991；Getter，Litt，Kadden，&Cooney，1992）被设计来通过心理教育及咨询团体中团体领导者和成员共同的评定来评估不同疗效干预的实施状况。它是一个过程测量，用来测量两种不同团体的差异：应对技能训练和短期交互团体治疗（Kadden，Cooney，Getter，&Litt，1989）。七个分类中包括四个与应对技巧相关的内容，包括教育/技能训练、问题解决、角色扮演，以及对高风险情境的确认；三个与交互治疗相关，包括人际学习、感受的表达和探索，以及此时此地聚焦。Getter等人（1992）用一个在酒精和毒品滥用的团体中的96位成员作为样本，报告了三位评分者的一致性信度。信度系数从0.83到0.97。四个与应对技巧相关的全部题目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0，而涉及互动治疗的条目的信度为0.81。作者建议从每个团体单元的前半部分选择15分钟，从另外半个团体单元中选择15分钟，之后按照1分钟的单元模块进行分析。

Kadden，Litt，Cooney，Kabella和Getter（2001）报告在针对酒精滥用的认知行为及交互治疗团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正如所预测的，四个应对技能的干预在认知行为团体中出现的显著更多，而交互干预在交互治疗团体中出现的显著更多。

DeLucia-Waack（2003）在一个为期8周的离异家庭儿童的心理教育团体中，使用GSRS在第2、5、7次团体之后来评估关键事件，以确定有效的团体因素。在14个团体的81名儿童中施测的初步结果表明，在团体中不同的时间具有不同的干预类型。所有团体成员一致确认的最高频次的关键事件涉及教育/技能训练、问题解决，以及感受的表达/探索。另外，教育/技能训练在第2次之后的评估出现的最频繁，而在第5次和第7次之后显著减少（但是仍然显著比其他技能出现的更多）。对于人际学习以及感受的探索和表达，在不同单元间的差异和教育/技能训练的情况类似。不同的是，问题解决在三次测量中表现得一样重要。

Hill互动模型

Hill互动模型（HIM）（Hill，1965，1973）采用的是一句接一句的方法，用来帮助“刚开始工作的团体工作者，使令人混乱的扑面而来的团体互动变得有意义”（Hill，1973）。所有团体单元中的语言表述被分为16个矩阵单元，分布在四个象限里，分别聚焦在人际互动以及技巧讨论上。四个象限，包含内容和工作分类的组合，①话题为中心（话题或者团体），准工作水平（应答式，习惯式，或武断式）；②话题为中心，工作水平（推理式或者对抗式）；③成员为中心（人际关系），准工作水平（应答式，习惯式，或武断式）；④成员为中心（人际关系），工作水平（推理式或者对抗式）。Hill说明每个表述可以依据其落在哪个单元来评定，并基于两种治疗价值取向来进行权重：人际治疗和以成员为中心。Fuhriman和Burlingame（2000）之处权重系统是建立在理论框架上，但其还未得到有效的实证检验。他们也评论说有时单元总体来自分数，但使用象限得分使理论和实证上都更有意义。治疗性潜在高治疗的语言互动被认为能够增加象限1到象限4（Hill，1965）。

因为HIM一句接一句版本费时的特点以及评分者一致性的问题，Hill（1973）建议使用HIM-G。HIM-G是一个72条目的量表，由观察者或者团体领导者在观看一个团体单元、看一段录像、听一段录音或者阅读一段团体单元的逐字稿之后完成。每4个条目（2个给领导者，2个给成员）代表了16个工作内容单元中的一个，之后4个条目代表其他分类：沉默、弹性、团体的笑声，以及参与领导者的总量。每个条目从“0=一点也没有”到“6=40%~100%”的时间来进行计分。HIM-G用来评估各种各样团体的团体环境，从精神病医院的住院病人到职业咨询团体再到婚姻成长团体。

互动过程分析

互动过程分析（IPA）（Bales，1950）测量任务和社会-情感的人际间行为，用12种分类强调问题解决的行为。数据来自观察者形成的两个文档：①行为活动的频次总结，②在12个分类以及子分类上的反应。IPA是被设计来系统研究团体中的互动，尤其是任务定向以及“自我分析团体”，但是Bales认为他的观察系统可以应用于所有类型的团体。Bales假定任务定向的活动与短期社会情感干预交替进行，能够恢复群体的团结。积极的反应包括表现出团结，表现出紧张释放，以及表现出一致性。消极的反应包括显示不一致，显示紧张，以及显示敌意。这些都是社会情感的分类。任务定向的分类包括尝试回答（给建议，给观点，请求建议）以及提问题（询问信息，询问意见，寻求建议）。

许多研究用IPA来分析团体，尤其是工作团体（e.g.，Bell，2001；DeGrada，Kruglanski，Mannetti，&Pierro，1999；Mpofu et al.，1998）。反应被编码入四个分类中的一个，然后将这些分类加以计分（DeGrada et al.，1999）。Kelly（2000）讨论了目前任务团体中使用IPA的研究。IPA被用来评估团体互动在很多不同类型的团体中，从商业和工业团体到班级与咨询团体。

团体的多水平观察系统

团体的多水平观察系统（SYMLOG）（Bales，Cohen，&Williams，1979）聚焦在人际行为和价值上。每位团体成员的行为用26道题目来进行评定，分为三个维度：支配-顺从，不友好-友好，工具性控制-情感性表达。Bales等人（1979）认为从诊断目的出发，评估者评估三个维度可能的组合以及团体成员收到他们的行为在26个条目上的反馈是很重要的。Rywick（1987）认为对于研究参与者来说，详述反馈是不必要的，因此，6条目和8条目的短测量更适合，因为它们具有很好的信度并且与长版本高度相关。SYMLOG除了被用于咨询团体中，也被用来对商业和工业情境下的任务与工作团体中的团体互动进行分类（e.g.，Herzog，Kronmuller，Hartmann，Bergmann，&Kroger，2000；Kecharananta&Baker，1999）。

其他有前景的测量工具

团体观察者表格

团体观察者表格（GOF）（Romano，1998；Romano&Sullivan，2000）提供给合作的领导者以结构的和非结构的反馈，对于团体单元中呈现的团体动力以及领导者使用的技巧。请独立评分者或者督导师对团体中的反应进行评定，采用7级李克特量表，计分的点从低到高，从过去到现在，从少到多，以及从理性到感受，分数越高表明团体互动行为越多。初步的因素分析产生了三个因素，能够解释69%的方差：团体凝聚力，此时此地聚焦，以及团体冲突。三个分量表的数据支持团体阶段的特点（Romano&Sullivan，2000）。团体凝聚力在前两个阶段持续增加，在后两个阶段保持稳定，平均数从4.47到5.80，此时此地聚焦在阶段1（创始）到阶段2（过渡）增加（4.04~5.36），在阶段2和阶段3（工作）以及阶段4（结束）保持稳定。冲突的峰值出现在阶段2（从3.08~4.42到2.96~2.94）。

团体凝聚力量表

团体凝聚力量表（GCS）（Budman&Gurman，1988）将凝聚力定义为“团体连接，朝着共同的治疗目标一起工作，围绕共同的主题进行建设性的投入，以及对分享个人的材料保持开放”（Budman，Soldz，Demby，Davis，&Merry，1993，p.202）。这个量表包括5个分量表和一个总量表。总量表叫作总的破裂力vs.总的凝聚力。分量表是退缩及自我沉溺vs.兴趣和投入，不信任vs.信任，破裂vs.合作，咒骂vs.表达关心，以及不聚焦vs.聚焦。观察者评估30分钟的团体片段，在每个量表上用10点计分，从表示消极方面的-5（非常强）到表示积极方面的+5（非常强）。Budman等人（1987，1989）报告GCS和团体成员的收获成正相关。Budman等人（1993）总结出凝聚力和团体成员在团体早期阶段（1~5）的不同种类表述的数量呈很强的相关，两个变量在中期阶段（6~10）的关系会更密切，而在最后阶段（11~15）则没有显著相关。

个体团体成员人际过程量表

个体团体成员人际过程量表（IGIPS）（Soldz，Budman，Davis，&Demby，1993）“说明了团体情境下个体病人的治疗性显著行为，测量整个团体过程中病人行为的改变，以及表明了团体作为一个整体的交互功能”（Soldz et al.，1993，p.552）。在12个条目上对团体领导者和成员所做出的每个表述进行评定，包括行为的出现/缺席（e.g.，讨论自我的议题），位置上和目标上的指向（行为被某人掌控以及话题是否与组内及组外的议题相关），以及行为的密集性或显著性，用9点李克特评分的形式。主成分分析显示有5个因子，能够解释74%的方差：活力，人际敏感性，自我宽慰，自我聚焦，以及心理感受性。

使用可靠有效的工具进行团体干预效果评估的研究很重要，同时能够在不同研究中使用共同一致的工具也很重要，这才能够进行跨研究的比较。虽然已经有一些开发好的评估团体过程、动力、干预以及互动的工具，但仍然有必要对这些工具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经常会创造出针对某一个研究的专门工具，这就导致了研究之间的结果很难进行比较。对于发展可信有效的测量团体过程、动力、领导者技巧的工具，一直存在着持续增长的兴趣和努力。工具变得越精致，操作越友好，而且显示出越好的建构效度。下一步是发展出清晰的建构规范，能够用来比较具体样本间的差别，并且为未来的研究创设一个基准。

更进一步，很明显一些基于同一建构的测量工具有时会测出不同的维度和建构。似乎同样明显的是视角会影响数据。一些设计的工具被团体领导者、团体成员、督导者甚至观察者使用，使用相同工具的研究，在这些不同的视角之间显示出显著的不同。对团体过程和动力进行可靠、一致的评估能使团体更有效，同时也会让我们收获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