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咨询与治疗：选择和使用活动的指南

JAMES P.TROTZER（新罕布什尔州汉普顿ETC ³专业服务）

如果把团体领导者比喻成木匠，那么他们无论在哪里施展才华，发挥功用，都需要随身携带一个工具箱。在这个工具箱里，应该准备大量的活动，可以随时拿出来应用在不同的团体（任务团体、心理教育团体、团体咨询、团体治疗），不同的环境，面向不同人群，并且服务于不同目的。每一位有经验的木匠都很熟悉自己的工具，清楚它们如何使用，为什么有用，以及在什么场合下使用。而且，优秀的木匠即便付出很大代价也会保证他们的工具始终锋利如新，保持良好的状态，永不落伍，这样最后的工作成果才不会拖他们的后腿，影响工匠的水平发挥。换言之，工具是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成品。同理，这也适用于团体中领导者使用的活动。这些活动是领导者赖以实现效能的工具，但它们只是工具，其用法是在具体工作中产生体验和效果，而不能从结果上理解为，特定的活动可以凭空带来某种效果。本章的内容还包括了如何备足自己的工具箱（补充适合的工具），恰当地选择工具，以及有效地运用它们。

结构化的团体活动虽然有很多种说法，但不像领导技巧、功能或角色等概念那样，有明确的特征限定其本质，使得它们可以清晰的存在。而团体活动有时会被叫作过程、技术、人际互动、交流活动、练习，甚至叫作“催化剂（触媒）”（Bates，Johnson，&Blaker，1982）。虽然定义宽泛，但其本质包括以下几个特征：

（1）团体活动有明确的指导语和参数，可以给成员一个互动的规则和聚焦点。

（2）在活动过程中常常会用到材料和道具（铅笔、纸张、彩色笔、音乐，等等）。

（3）团体活动可以被标准化，以及改编成最简化的操作指南，用于其他团体和团体成员中，相当于有一个普适的可复制的框架（Trotzer，1999，p.388）。

这样一来，活动的特点就是技术化和操作化，被参数和指导语所限定，使得它们仅仅作为工具而存在。至于它们可以用来做什么，以及如何整合到团体进程当中，则完全取决于团体领导者。它们本身不是目的，只不过是用于实现特定目标的方法。它们不是用来娱乐或操纵团体成员的，而必须在有效的团体过程中，为特定的团体工作目标服务时，才可以发挥作用。而本章的目的就是做一个大致的介绍，即如何既符合伦理，又正确和有效地选择并运用团体活动。本章会介绍一个用于评估团体活动特点、筛选过程的考虑，以及指导应用的模型。除此之外，作为团体的重要资源之一，家庭理论以及艺术创造在团体中的使用都会在团体活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需要专门加以讨论，本章中也会对其应用方式做单独的介绍。我们尤其会强调为有效运用团体活动所必须打好的基础，正如团体工作专家协会（ASGW）最佳实践所指出的：团体工作者需要根据团体类型和阶段，以及文化和环境的不同，正确地使用或调整知识、技巧和技术（包括团体活动）（Rapin&Keel，2000）。

团体活动可以根据其关注重点和人际交流方式划分为不同类型。团体活动的关注重点可以是个体内在的，也可以是人际间的，交流方式则可以分为言语交流和非言语交流。

关注内在的活动用于帮助成员深入其内在心理过程，增加对自我的觉知。它们强调对个体自我增进了解。人际间的活动用于帮助成员探索、理解、发展和加深与他人的关系，强调对社会自我和人与人的关系增进了解（Trotzer，1999）。

当这些活动是用语言来完成的时候，叫作言语活动；而如果这些活动依赖于其他交流方式，就叫作非言语活动。这样一来，所有团体活动可以划分为四类：

（1）关注内在的言语活动，例如，团体成员每人画一幅和他们自己有关的画，然后以此为素材，在团体中做一个口头自我介绍。

（2）关注人际的言语活动，例如，两人搭档，在相互了解之后，在团体中替对方做自我介绍。

（3）关注内在的非言语活动，例如，使用想象放松训练，降低成员的焦虑和紧张。

（4）关注人际的非言语活动，例如，要求团体成员在房间里自由活动，但不能说话，只能通过眼神沟通的方式与其他团体成员交流。

需要强调的是，很多团体活动都可能既包含言语的成分，也包含非言语的成分，比如在一个活动中，团体成员首先用非言语的方式做一个与自我有关的评估，之后再将刚才的体验用言语的方式讲述出来。实际上，无论这个活动本质上是以上哪一种类型，把所有活动都用言语的方式进行一次加工是很有必要的。DeLucia-Waack（1997）就指出过，团体活动的有效性“会随着干预（活动）在个人和人际层面上经过言语加工后大大提升”。因此，优秀的团体领导者总会把言语分享和讨论的成分整合到所有团体活动中。

关于这个评估团体本质的模型，还需要强调风险和领导者掌控的问题。任何一个活动在用于影响团体成员个人及整个团体时，本质上都存在一定的个体风险因素。领导者需要在开展活动之前对这一点进行考虑。这些风险的类别根据团体的特点、成员的特点，以及团体的阶段不同而不同。比如，非言语和关注内在的活动对于一些成员来说也许比较有威胁性，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可能言语和人际间的活动会更有压力。但言语和人际间的活动往往是更容易被团体领导者观察到的，因此用于降低风险时更方便，并且在必要时提供进一步的干预。

整体来说，团体领导者对言语和人际间的活动会相对更有掌控力。理由就是在团体过程中更方便追踪和观察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只依靠第二手的线索进行推断。

好的团体领导者会将上述不同特点的活动都纳入工具箱中，并不断更新。

尽管领导者的个人风格、理论取向、哲学观都可能影响他们选择活动的种类和范围，但对活动的使用主要还是取决于团体成员的特点、团体过程的阶段，以及团体的目标。

有效的团体工作与心理学的框架和范式息息相关，这是团体领导者工作的基础。领导者在一个特定的团体中怎样更好地定位角色、发挥功能，与三个相互影响的因素有关。这三个因素是组成团体的人（person）、团体所处的进程（process），以及团体工作的目标（purpose）。

这样，团体工作就可以从这三个P来考虑，而有效的团体领导者需要时刻记住这三个P（Trotzer，2000）。在挑选团体活动时，领导者需要照顾到每个成员的个体特征，考察团体中人际过程的变化，并回顾建立团体时的工作目标，用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

个人成分

团体是由个体组成的，而每个人都将不同的个性特征、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带到了团体当中，这是必须要考虑周到的（Trotzer，2000）。我们选择的活动必须与每个人的特征相适应，要同时从共性（成员们相似的地方）和个性（成员们相异和独特之处）出发去考虑。特定的团体活动也许会对性格内向的成员更有效，或者另一些活动会更适合偏外向的个体。文化价值的差异也可能对团体成员有所区分，需要对此加以考虑。例如，对于有的团体成员，他们具有禁止异性在公开场合身体接触的宗教取向，那么他们可能接受异性成员之间进行言语交流的活动，而无法接受有身体接触的活动。

除了个性特点和文化因素之外，也需要考虑到不同成员参加团体的不同需求。了解并使用这种需求的评估范式，如马斯洛的动机需求层次理论，在选择适当的团体活动时是非常推荐的做法。马斯洛（1962）将人的需求分成了不同层级，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自尊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这和选择团体活动时对活动特点的考虑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这些需求可以用于预判团体成员对某类活动的反应倾向，是更积极还是更与众不同。例如，如果一个团体的生理需求（饥渴，贫困）没有被优先解决，其成员在开展团体活动时一定心烦意乱。同样，身体安全，作为安全需求的一种，在开展身体动作的活动时也需要被确保。安全需求的其他方面，比如人际间的信任和自我信任（相信自己的需要）以及爱与归属的需求、自尊的需求，也要在开展团体活动时考虑到应该如何满足。一旦团体成员发现他们较低层级的需求在团体里得到了满足，他们就会对那些与更高层级需求有关的活动变得更加开放，回应得也更加积极，直到他们自我实现的需求让他们成长、改变，或者以最好的状态去工作及将实现个体功能的能量充分调动出来。

过程成分

每个团体都会发展出有着人际动力学特点的过程模式。有效的团体会鼓励人际间的沟通，包括自我表露与成员间的相互反馈。这一过程最本质也是最终极的作用，就在于提供一个用于分享的空间，使得团体里的所有资源都可以被用来推动团体的工作，无论是临床还是个人的，咨询团体或心理治疗团体，或信息交流团体，工作取向团体，以及心理教育或任务团体。团体的氛围会决定互动的舒适度，同时，每一个团体都会根据风险、隐私、保密程度的不同而发展出自己的规范，这些规范对于团体的效果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挑选活动时必须选择那些能对应和促进团体过程的。比如，对于早期的团体，破冰活动是非常实用的，成员们在活动中建立信任，增强凝聚力；但如果团体已经足够凝聚，并且以工作为导向时，再做破冰活动反而可能会妨碍讨论氛围，使成员无法沉下心来。

团体过程最实质的内容就是团体发展的内在规律。了解团体发展的不同阶段及相关任务对团体领导者来说是一门必修课。目前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团体发展的理论模型（Clark，1992；Corey，1995；Trotzer，1999，2001；Tuckman，1965，1977），关键在于要了解并使用至少一种模型去评估并判断团体目前的进程。换言之，团体活动的选择一定要与团体发展的阶段及其内在动力相匹配。Jones和Robinson（2000）强调过：“团体活动必须安排在恰当的时机，参考团体发展的阶段而定。”他们引入了“强度”这一概念，作为选择团体活动时的重要指标。随着团体从组建初期到中期或称工作阶段，活动的内部强度是递增的；之后再进入后期及结束阶段时，强度逐步减弱。例如，在工作阶段中期的团体成员会从那些促进他们具有生产性，或者抚平心中纠结的活动当中受益最多。选择反映并适合团体发展阶段的活动对成为一个有效的团体领导者来说，是很关键的技术，需要花时间慢慢体会。

目标成分

所有团体的存在都建立在其目标的基础上。因此，选择团体活动时必须考虑到如何更好地促使团体向目标迈进。有两类与目标相关的活动非常有用：①活化团体过程，使之更具效能的活动；②展开讨论内容，使之更具有效果的活动（Hulse-Killacky，Killacky，&Donigian，2001）。例如，一项用于帮助成员采用积极倾听的方式接近彼此的结构化活动，就有助于解决因为成员发表过多的意见而没有充分理解他人所造成的团体困境。或者一项用于辨别优先级的团体活动可能会对一个以制定策略和计划为目的的任务团体有用。

如果团体领导者在选择活动时考虑了个人、过程以及目的等因素，就会发现这些活动的投入和效果会大大增加，而耗费在阻抗或分心上的能量则会减少。妥当的选择很容易通过团体及成员的反响来得到确证，这样就进一步强化了领导者的决策、能力和自我效能感。

一旦确认了活动的特点，并根据上述标准选择了特定的团体活动，接下来就是在团体中实际开展活动了。每次团体活动实际上都是一个完整的团体过程的缩影，包括开始、中期和结束阶段。按照这一框架，领导者运用活动也包括三种方式：展开互动、加速互动和结束互动（Trotzer，1999）。每一种方式都有其好处和弊端，领导者运用团体活动的方式通常反映了他们的领导风格，以及关于结构化和掌控的倾向性。

运用活动展开互动

在整个团体过程的早期，在每一次团体开始的阶段，以及在团体进入一个新的讨论方向时，都可以运用团体活动展开对人际互动的关注。用活动来展开互动，相当于给予了所有成员一套可遵循的框架和一个有指导的结构。成员们会意识到某种严肃性，同时也解决了对团体的不确定感，因为领导者首先采取了主动。大量研究证实了运用活动来开场的价值。McMillon（1994）发现，针对未经准备的大一新生开展的团体中，那些采用了任务和过程取向活动的“结构化团体”会在问题解决和人际沟通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Hetzel，Barton以及Davenport（1994）发现，结构化的活动显著促进了他们开展的男性团体的开始阶段，不过同时也发现，如果团体一次使用过多的活动，容易造成成员的依赖感。Stockton，Rohde和Haughey（1994）发现，在每次团体开始时用活动开场，可以显著地提升成员报告的团体体验。他们还发现，使用活动开场后，团体讨论中的退行会显著减少。Shechtman（2001）发现，在团体开始时开展活动，有助于儿童更好地表达自己和自我表露。

另一个运用活动去展开互动的理由是，它可以将团体引导到一个需要关注的话题或主题。这一目的在心理教育团体中尤其管用，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的话题已经被预先确定，就可以设计活动用于引入特定主题，讲故事，传递信息，或者教导一种技巧（Brown，1998）。在《团体工作专业人员期刊》（Journal for Specialists in Group Work）中有一期关于心理教育团体的特刊（Ward，2000），上面的文章介绍了各种用于展开这种互动的团体活动。比如Furr（2000）的一篇文章就值得一读，它阐述了一个精彩的设计心理教育团体的模型，并给出了关于如何设计活动去实现这一过程的大量细节。此外，很多干预性质的团体，可以看作心理教育团体的一种特殊形式，也非常依赖于这种可以形成互动焦点的开场活动。

开场活动的一个问题是，活动可能会为团体成员的阻抗提供一个靶子。当然也并不能说这是一个缺点，因为较之于团体成员直接与领导者发生冲突，可以把活动作为他们试探团体边界、探索领导者反应的一块试验田。另外，领导者使用活动来打开局面，虽然可以收获更多的掌控感，但增加了成员依赖性的风险，他们可能会更习惯于每次依靠领导者来引发互动。这在心理教育的团体里大概没多大问题，但对于心理咨询或治疗性质的团体就会比较麻烦，因为这些团体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成员在团体中以及自己的生活中更加独立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过，有效的团体过程可以去除成员对领导者指示的依赖性，并且在团体氛围热烈之后，通常会呈现出自我投入的倾向，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依赖性。

运用活动加速互动

运用活动加速互动的主要目的在于更好地调动团体内的资源。这种用于加速的“活动”应通过团体呈现出的动力或环境来进行考虑，它们可以帮助团体澄清环境中的问题，提供不同的想法，缓和气氛中的焦虑，以及打破团体中可能出现的僵局（Trotzer，1999）。运用活动加速互动需要注意的是，团体领导者对此时此地的敏感性、自发性和洞察力。随着团体的进行，领导者观察和跟进的技巧会有助于他理解在团体中正在发生什么，什么时候可以开展活动，以及如何开展。

加速互动的方式就好像是催化剂一样，会潜移默化地刺激并强化团体中的交流，而不是直接带来一个引人注目的规范，结果反而使团体过程分心。因此，用于加速互动的活动应当潜在地激起大家的热情。另外一个挑战是，领导者可能受限于自己的资源不足。好在如果领导者准备好了丰富的工具箱，那么通常还是会有充足的选择的。

运用活动结束互动

活动在每次团体结束时，个体参与者退出时，或者整个团体结束时也很有用。在所有情况下，这些活动的作用都是巩固和整合团体当中获得的经验，同时进行一个心理意义上的结束（Trotzer，1999）。活动的目的本身就包含参与者对现实生活的迁移。我最近经常会用的比喻是把结束活动比作“弹跳器”，意思是把结束阶段看成用于帮助成员告别团体，并进入更有活力和能量的现实生活的动力过程。这里的活动包括：帮助成员确认和巩固个人的成长与改变，与其他成员包括领导者彼此反馈、道别，设计一些可以让结束更有纪念意义的活动，计划后续的联系，以及一些帮助成员庆祝结束的仪式，比如类似于结业典礼的练习。

关于团体活动的资料有很多，包括以下这些人的著作：DeLucia-Waack，Bridbord和Kleiner（2002）；Gladding（1997，1998）；Halverson（1996）；Jacobs（1992）；Jacobs，Harvill和Masson（1988）；Johnson（1981）；Johnson和Johnson（1997）；Morganette（1990，1994）；Pfeiffer和Jones（1969-1985）；Rosenthal（1998）；Trotzer（1999）。我们第一步是要了解这些结构化活动的共性，之后，团体领导者需要挑选和开展特定的活动。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会详细介绍关于有效且符合伦理地应用这些活动的指导和建议。

确定了活动之后，根据恰当的原则选择开展的方式，介绍运用的方法，如何有效地使用，都是为了保证效果所需要考虑的问题。本节的目标就是界定这些帮助领导者在团体中有效运用活动的变量和指导。首先，我们会回顾团体过程和开展活动的关系；然后，回顾所有活动的一般指导原则；之后，专门讨论与家庭理论、系统论有关的基于家庭的活动，以及采用艺术创作方法的活动；最后，介绍一些团体活动方面的研究和有关临床实践的文献。

开展活动的一般指导原则(www.xing528.com)

Jacobs等研究者（1988）提出了在团体中运用活动的七种主要原因或目标。这些目标的结果就是产生健康的和有建设性的团体互动的氛围。七种用途包括：

（1）促进讨论和参与；

（2）使团体的注意力聚焦在共同的主题上；

（3）转移或深化焦点；

（4）提供体验式学习的机会；

（5）提高舒适程度；

（6）为领导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7）带来乐趣和放松。

这些目标都与活动的效果有关，构成了活动的内在功能。

与这些目的相应，存在关于开展活动的一系列指导，并已有这方面的出版物（Trotzer，1999；Trotzer&Kassera，1973）。这些指导对在团体中开展活动的技巧和机制进行了规范。领导者在运用活动时，必须认识到它们在过程和机制两方面的意义，这样才能把握住通过活动去调节团体交流这一过程中的各种微妙之处。表6-1中列出的指导可供团体领导者在开展活动时参考。这些指导整合了用于推动团体互动中建设性动力的各种必要元素，包括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的。

表6-1　在团体中选择活动时的12条动力学指导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The Counselor and the Group：Integrating Theory，Training and Practice（pp.399-403），by J.P.Trotzer，1999，Philadelphia：Accelerated Development.

只要弄清楚了活动对过程的影响，并且掌握了运用的机制，活动就会成为团体治疗师手中的有力工具。记住这两条指导后，我们再来讨论开展活动时两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来自家庭理论（系统动力）的活动以及艺术创造活动。

在团体中运用基于家庭的活动

关于咨询中的家庭理论和系统思维与团体治疗的关系已经有了非常详尽的论述（Becvar，1982；Couch&Childers，1989；Trotzer，1988a，1988b，1999；Yalom，1995）。而团体成员会在团体中表现出他们原生家庭和系统背景中带来的影响，这一事实也已被广为接受（Satir，1972；Teyber，1997；Yalom，1995）。系统思考的优势已经得到心理咨询和治疗实践的充分证明，并对团体的过程和内容都会格外有用（Trotzer，1988b；1999）。而家庭理论在团体活动中的应用也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关于这些基于家庭的团体活动的文献一直在增长（Hage&Nosanow，2000；Lawson，1988；Mathis&Tanner，2000；Pan，2000；Schwartz&Ward，1986；Vacha-Haase，Ness，Dannison，&Smith，2000；Vinson，1995）。因此，这里会对运用家庭理论或系统观点设计的团体活动进行特别的讨论。

基于家庭的团体活动通常会带来较高的关注度和吸引力，因为它极大地肯定了每个人的个性、独特性、权威性（即“没人比我对我自己的家庭更有发言权”），同时又可以很好地引发其他参与者的兴趣（即“如果加以比较的话，会觉得别人的家庭总是很有意思的”）。当团体成员分享他们的家庭经验时，其他成员也会倾向于反馈自己的家庭有哪些共性和差别。这一过程被Mathis和Tanner（2000）称为“一个安全的，用于理解和接受家庭差异，防止单一思维和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团体论坛”。既然基于家庭的团体活动具有这样的力量，并且会使成员迅速且深入地参与其中，团体领导者在开展这些活动时，需要审慎地选择并使用。掌握一些系统论的观点之后，会更易于发展和运用基于家庭的团体活动。最后，领导者运用这些活动时，要推动一种健康的互动方式，保护个人的隐私，并保护容易受伤害的团体成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表6-2呈现了与此相关的五条重要指导和警告，用来保证使用这些基于家庭和系统的团体活动时，可以取得最好的效果。

表6-2　基于家庭的活动

①在对有过家庭伤害经历（例如，乱伦或性方面的、生理的、情感的虐待或创伤）的成员进行团体心理治疗时，上述原则不是为了回避这些经历，而是为了掌控表露这些话题的节奏，保持一种缓慢且聚焦的步调，对这些经历进行治疗性的处理（Courtois&Leehan，1982）。

资料来源：Reprinted and adapted from The Counselor and the Group：Integrating Theory，Training and Practice（pp.427-428），by J.P.Trotzer，1999，Philadelphia：Accelerated Development.

运用基于家庭的团体活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团体的内容和实质要在系统观点的意义上与团体动力直接关联，这种关联性指的是，活动的结果可以被整合到与团体目标、焦点和体验有关的整个过程中（Trotzer，1988b）。比如，一个活动要求成员列举在原生家庭成长过程中体验到的那些公开的和潜在的规则，这个活动对于向团体介绍规则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实用性就十分有效。同样，这些内容包括之后的讨论，对于具体形成团体规则，塑造成员的界限感，以及了解成员会对特定的规则如何反应，都会具有特别的价值。

另一个例子是使用团体成员的家庭排行作为一种向团体介绍自己的角度，并通过反馈获得他人的印象（Trotzer，2000）。成员简单地说出自己的姓名和家庭排行，此外不用再多解说（例如，“我叫吉姆，我家有三个孩子，我是老大，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之后，团体成员应邀分享他们基于“老大”这个身份形成的对吉姆的印象。被讨论的成员则只是倾听，并在结束时对他人的说法给予肯定、修正、否定或扩展四种回应之一。这种活动为加深团体成员的相互了解提供了有效的信息，并且强调了自我表露和反馈之间的联系，因为自我表露的团体成员会在最后对每个成员的说法给予回应。

最后，再介绍一个叫作“画出童年餐桌”的活动（Trotzer，1998），这是一个针对收容所的照料者开展的团体，用于帮助他们感受到丧亲事件对人一生的重大影响。在这个活动中，成员们被要求画出童年时（通常是6~16岁）的一张餐桌，餐桌旁围坐着所有家庭成员。首先，他们介绍图上的每个成员（包括他们自己）在那个年纪的样子，以及家庭的氛围。之后，他们把图传给右边的人，而右边的人则在其中一个成员上方打一个叉，再传回原作者。每个成员的任务就是思考、分享和讨论如下问题：“如果打叉的那位家庭成员真的在你所画的图中那个年纪就去世了，①今天的你会有何不同？②今天你的家庭会有何不同？”这样的讨论通常会带出死亡的系统性影响，让团体成员体会到他们所照顾的孩子如今的感受。这些例子的关键都在于，基于家庭的活动从内容到焦点都是和团体动力相关的，会支撑团体的讨论内容（目标），同时加强团体过程中的动力。

在团体中运用艺术创造

Sam Gladding（1997，1998），《咨询中的艺术创造》（Counseling as an Art：The Creative Arts in Counseling）一书的作者，支持在团体中使用艺术创造。他支持是因为“艺术可以极大地充盈和激活任何类型的团体”（Gladding，2000）。艺术创造可以包括视觉的（如绘画）、听觉的（如音乐）、动觉的（如舞蹈）和语言的（如阅读、写作、戏剧）过程与成果（Gladding，2000）。Shechtman和Perl-Dekel（2000）将绘画、上色、摄影、雕塑作为艺术技巧，在他们的艺术治疗团体中使用。Williams，Frame和Green（1999）在带领非裔美国人的灵性团体时，使用了所有艺术创造形式，包括绘画、音乐、舞蹈、想象、日志，以及宗教仪式。

很多团体领导者会在团体中用到创造性地写感想或日志的方式（Riordan&White，1996）。这些方法用途广泛，得到很多证据的支持。Yalom（1995）较早提出把写作当成一种团体治疗的工具。他为每次团体咨询撰写简介，并发给所有团体成员；而成员们则被要求将团体体验写到日志中。Riordan和White（1996）同样讨论了在团体中对日志的使用，但是提出了一项警告：当成员和领导者相互交流时，有可能产生混乱的三角关系，此时必须要注意它可能有干扰团体过程的风险。Parr，Haberstroh和Kottler（2000）考虑到这种倾向，提出了一套写日志的模型。他们的方式是日志在各个方向上进行交流（领导者和成员之间），成员在团体开始之前进行阅读和反馈，而其中浮现出来的重点材料则占用团体过程中的一部分时间来加工。领导者使用他们的日志开始团体，描绘并推动团体过程中将会经历的阶段，同时反馈他们观察到的所有个人的和人际间的，互动中的动力过程。用这种方法，团体成员可以在两个过程中都获得好处。

与其他活动一样，艺术创造必须考虑团体中个人、过程和目标三种元素的作用，也能被使用于团体过程中的任意一个阶段。它们可以被调整到适用于不同年龄的人，也无所谓团体成员具备或不具备艺术能力或天赋。Gladding（2000）列举了在团体中使用艺术创造活动的几个优势，如表6-3所示。总体而言，他认为艺术活动是驱动成员、激发有意义的团体互动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艺术提供了另一种表达渠道，使团体中的感受可以更丰富多彩地得以呈现。艺术创造带来的正能量，使得成员可以更好地表达，并使用他们人性中方方面面的资源去进行互动。它使用艺术的语言作为表达自我和了解他人的渠道。Shechtman和Perl-Dekel（2000）把艺术看作团体发展的早期阶段中提高来访者投入程度的有效方法。他们同时也认为，艺术治疗可以强化团体治疗的效果，推动人际间的学习。

表6-3　艺术创造活动的优势

资料来源：From“Group Work Practice Ideas：The Use of the Creative Arts in Groups，”by S.T.Gladding，2000，The Group Worker 28（2），p.8.

最后，艺术的运用，尤其是绘画，对于经历过创伤、亲人患有绝症或丧亲的儿童团体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DeSpelder&Strickland，2002）。在丧亲、患绝症及离异家庭的儿童团体（Gore-Felton&Spiegel，1999），以及身体、情感或性方面受到虐待的受害者团体（Loewy，Williams，&Keleta，2002）中，都会大量地使用绘画活动。此外，儿童和青少年的危机干预团体也会使用绘画来帮助他们应对暴力、自然灾害、意外死亡、自杀等恶性事件（DeSpelder&Strickland，2002）。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前面列出的指导和警告继续有效。

虽然运用艺术活动有很多好处，但团体领导者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它的一些弊端，这些弊端往往和工具的固有属性有关，因此需要团体领导者对此具有一定的了解。Gladding（2000）将运用艺术创造活动时需要的额外考虑列举如下：

（1）它们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不恰当的；

（2）它们有可能变成噱头；

（3）它们对专业的艺术家可能是无效的；

（4）对于情绪极端不稳定的团体成员可能不适用；

（5）它们会花很多时间，而同样的时间做别的事情也许会更有效果；

（6）它们可能会使成员过多地自我关注和内省。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因素会在团体里很快表现出来，这样领导者就可以在团体中采取适当的行动，或调整团体的方向。除了Gladding（1998）的著作之外，还有两本在团体中运用艺术创作时可供参考的资料，分别是Jacob（1992）的《创造性咨询技巧：表达指导》（Creative Counseling Techniques：An Illnstrated Guide）和Trotzer（1999）的《咨询师和团体：对理论、培训和实践的整合》（The Counselor and the Group：Integrating Theory，Training and Practice）。

大量文献证明了结构化的团体活动在团体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很多典型的实验设计用于验证一个核心假设，即结构化团体活动可以在各种不同环境、不同人群和不同理论取向下促进团体过程，产生积极效果。这些研究的规范、设计和过程都可以重复检验，以确保其效度，并拓展其适用范围，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探索那些可能造成显著结果的变量。举例来说，直接检验结构化活动效果的研究成果包括Hetzel等人（1994），McMillon（1994），Shechtman（2001），Stockton等人（1994）和Pan（2000）的文章。所有这些研究都发现了结构化活动具有显著的正性效果。另外，大量研究检验了团体治疗过程加入了结构化活动之后会更加有效这一假设。在这类设计中，如果得到显著的结果，则意味着结构化活动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有效变量。这些研究在治疗计划中加入特定的活动，并收集关于这些活动的影响、效果，及重要性方面的评论和反馈，可以参考Barr，Emer和Keller（2001），Claypoole，Moody和Peace（2000），Daniels，D’Andrea，Omizo和Pier（1999），Huss和Ritchie（1999），Shechtman和Perl-Dekel（2000），Sells，Giordano和King（2002）的文章。

很多研究会探讨具体的团体方法、技术和与活动相关的参数，如为什么、何时以及如何开展活动。更多的文章则呈现一些现成的活动方法，讨论它们如何在不同环境、人群，以及服务于不同目的时应用。例如，Carmichael（2000）探讨了在灾难幸存者的团体中运用隐喻技术（“绿野仙踪”故事）的方式。Van Lone，Kalodner和Coughlin（2002）则研究了在进食障碍团体中将短篇故事作为一种活动加以运用。Garrett，Garrett和Brotherton（2001）详细讨论了在本土美国人的团体中如何使用“内外圈”技术。Asner-Self和Feyissa（2002）讨论了对使用多种语言的跨文化来访者进行心理教育的团体中，对诗歌的运用。Loewy等研究者（2002）解释了卡法仪式（Kaffa ceremony）作为一种咨询技术，在美国有创伤经历的东非女性团体中的应用。

很多文章将结构化活动作为团体咨询或治疗，以及心理教育团体当中的一部分安排或方案来进行研究。大多数情况下，结构化活动是用来帮助团体成员聚焦于团体目标和主题的最核心的工具。事实上，基于训练、培训和心理教育等目的开展的团体当中，特别需要将结构化活动引入其中，以保证其固有的组织规范和特点（Furr，2000；Jones&Robinson，2000；Kulic，Dagley，&Horne，2001）。这方面的方案包括针对团体咨询和治疗的（Gore-Felton&Spiegel，1999；Loewy et al.，2002；Portman&Portman，2002；Samide&Stockton，2002，Stanko&Taub，2002；Williams et al.，1999）；针对心理教育团体的（Akos，2000；Asner-Self&Feyissa，2002；Daignault，2000；Hage&Nosanow，2000；Martin&Thomas，2000；Sommers-Flanagan，Barrett-Hakanson，&Sommers-Flanagan（2000）；Vacha-Haase et al.，2000）；以及针对培训、教学团体的（Brenner，1999；Cummings，2001；Kees&Leech，2002；Marotta，Peters，&Paliokas，2000；Smaby，Maddux，Torres-Rivera，&Zimmick，1999），结构化活动在其中都扮演重要角色。

总体来说，从上述文献中或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结构化活动在团体治疗的领域早已大行其道。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可以忘记本章一直在强调的观点，即活动在团体过程中只不过是工具。忘掉这一点，就可能在把活动与团体过程相整合时出现问题。活动的意义、效果、影响，都必须从团体背景中获得，而不是活动本身自带的。同时，领导者在使用活动时随时意识到本章中提到的伦理、专业性，以及技术层面上的考虑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保证团体的效果，避免团体过程中的分心或转向，最终使得结构化活动成为有技巧和有能力的团体领导者手中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