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里面，有一种维持家庭平衡、秩序的推动力，确保那些不被公平对待的事情被偿还。严重的罪行，例如虐待、谋杀等，假如一个家庭成员曾经犯过这些罪行，对于整个家庭会有非常强大而且负面的影响，有可能会延续很多代。有时候这些后果，会跳过一代影响下一代。而这些效应，超越了刚才罗伯特那个例子里面所显示出的层次。
什么是罪疚感呢？对我个人来说，在我接触家庭系统排列之前，罪疚感的概念只是一些古老的、遗留下来的东西，而且是非常有争议性的。罪疚感在我的脑海里面，就好像一些传统的、已经过时的教义，还有“火”跟“硫黄”之类的东西。但谁又能真正了解到他人的思想和他人的内心呢？谁能审判他人的行为和行动呢？就算《圣经》上也讲道：有谁认为自己无罪，就可以扔出第一块石头。当我开始用“每个人都已经在他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4)的这种态度从事治疗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犯了错误的话，一声道歉已经足够。而这个内疚感的概念就好像是多余的。但是当我用家庭系统排列作为工具的时候，我对这些“不公平”和“内疚感”有了全新的看法。
家庭系统排列证明，我们的内心有个权威(5)，指引着每个人，而它不受我们自己思想的理性、理由所影响。当这个权威发现一个人的行为是不公平的，他会确保人们要为他们所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代表们会感觉到这种罪疚感，而且会体验到一种赎罪跟补偿的渴望。
例如，当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除了正当防卫以外——在内心的深处，加害者会感觉到自己的行为是不公平的，同时会把自己看成谋杀者。例如，家庭系统排列显示出，士兵们杀了另一方的士兵，在某一个层次，通常不会为他们的行为感觉到内疚，而那个人的内在的权威，并没有把他定性为谋杀者。但是当同样一个士兵杀了一些平民的话，这是谋杀行为，他会把自己定性为谋杀者。
有时候，加害者感觉到一种非常强烈的罪疚感，而在他将来的人生里面，会为自己的人生付出代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仿佛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回响，而且是真实的。有时候，这些加害者会继续生存，而并没有为他所做的事情后悔过。如果谋杀者拒绝去承担他自己的罪疚，这个罪疚感其实会继续而且通过其他的家庭成员找到表达的出口。会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未来一代的某位家庭成员可能变成另一个谋杀者，或者他的家庭里面有另外一个人把自己跟这些受害者混淆在一起，就好像他们被拖向死亡一样，比如说一些成员很早去世，有可能会自杀，或一生都会活在赎罪的生活方式当中。
个案：尤尔根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已经成为酗酒者，他整天喝得烂醉，到处跟人家打架，就算进了监狱都好像对他没有任何效果。
他从来不认识自己的爸爸，因为他的爸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没有回过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原来他的爸爸曾经是盖世太保的一分子，而且曾经杀害过几个犹太人，这些人都是同一座城市的居民。在战争之后，他的爸爸从来没有因为他所犯下的罪行被定罪。
在家庭系统排列里面，我的经验是，跟纳粹德国有关系的个案，不断重复地出现。在排列工作中，纳粹德国的后果在我们的眼前呈现出来。因为这些加害者或者是被害者都有孩子，他们都承受了过去事件的影响，几乎在每一个工作坊里，都至少有一个参与者，就好像尤尔根那样，有位亲人跟战争罪行有关系。系统排列显示出来，在这些例子里面，这些家庭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达至内心的平静。
在尤尔根的排列个案里面，他爸爸站的位置离整个家庭非常远，当他被带领走近的时候，他看着妻子跟他的孩子们，在治疗师的建议下说：“我是盖世太保，我杀过犹太人。现在我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我所犯下的罪行承担我的罪疚感。”
尤尔根的爸爸说，这句话的第一部分感觉很准确，但是在第二句话里——要他表现出对他所做过的行为负责——他看上去很冷漠，而且并不真诚。尤尔根和他的妈妈、兄弟姐妹感觉到非常紧张，而且在他爸爸出现的时候感到非常伤心。
当治疗师让尤尔根的爸爸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整个家庭感觉到非常放松、解脱，之后爸爸被带回来说：“离开这个房间感觉很好，而且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在个案结束的时候，尤尔根转向他的爸爸，并且鞠躬，说：“你是我的爸爸，通过你我得到了生命，对我来说这也是最大的礼物，我为了它而感谢你。我现在把你的责任和你的罪疚感交还给你，现在我让你走。”之后爸爸离开了房间，走到门外。尤尔根感觉到仿佛千斤的重量从他的肩膀上卸下来，然后他的爸爸再一次被带进房间，报告说他感觉这样是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跟着离开了房间。
家庭系统排列终止的时候，就是当孩子跟父母之间的爱自然流动的时候。生命通过父母流向孩子，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在家庭系统排列中，我们使用的语言就是“这是人生之中最大的礼物”。
尤尔根对他的爸爸亏欠了一份感恩，感谢他给了自己生命的礼物，不管他的爸爸是不是一个谋杀犯。所以，在排列个案中对于尤尔根来说治疗的第一步就是去表达、感受自己对他爸爸这一分感恩。“你是我的爸爸，通过你我得到我的生命，这是最大的礼物，我为了它而感谢你。”爱或者至少是接受，是尤尔根所需要的，而接受了之后，他才能够让他的爸爸走。通过敬重那个人和他的命运，包括了他们行为的后果，把责任和罪疚感交还给真正的主人才有可能。
用这种方式表达尊重，是孩子们从父母那里独立出来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有人对父母表现出愤怒的话，那么跟父母被压抑的联结反而被强化。而这种无形的连结（bond），会维持了持久的联结（connect）(6)，就算父母可能不再感觉到，孩子们也会。
系统排列说明了一个中心原则：每一个人必须承担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说没有人会承担其他人的命运，或者为其他人的行为负责，也不用在自己生命中赔上代价。作为家庭中的孩子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尤尔根的爸爸是一个谋杀犯，没有其他人能够肩负他自己的责任，他必须自己去承担这种责任，而且为他行为的后果负责。不管是通过判断他们的父母，或者是承担他们父母的罪疚感，孩子们没有任何的权利介入。如果他们这样做了，这些创伤事件的效应会持续，但是不管他采取怎样的行动，都不会改变跟他们父母之间那种重要的联结。
所有代表在尤尔根家庭系统排列的个案中，在尤尔根的爸爸离开之后，都感觉到轻松。这是为什么呢？伯特·海灵格在他的工作里面发现，受害者跟加害者之间有一个新的联结会出现，而且这个联结会比加害者跟他自己家庭之间的更加强烈。这就是为什么加害者必须离开他的家庭，在这个例子里面，为什么尤尔根必须要让他的爸爸走的原因。这是通过一句话来表达的：“我现在让你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跟罪疚感，我会让你走。”
爸爸同样也感觉到这是适当的做法，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房间的外面感觉比较好。加害者对他自己家庭的爱，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来，他知道如果他继续留在自己的家庭，尤尔根和其他的孩子们，可能会有承担他的罪疚感的风险，所以对他来说离开自己的家庭是一种解脱。
有时候，加害者不能够去正视他们的受害人，同时这些加害人的孩子或者孙子们会感觉到跟受害人有一种联系，这种联结会影响到他们的人生。在系统排列中，他们想躺在受害者的身旁，跟他们共同分担他们的命运。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在伯特·海灵格的一本书（Der Abschied）里面，示范了这个现象的经典例子。(www.xing528.com)
当事人有种她应该死亡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不断重复的，她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不能把握究竟是什么事情。在排列中，她透露她的爸爸曾经尝试过自杀，而她的祖父曾经是盖世太保中的一个士兵，而且曾经谋杀过女人和孩子。
海灵格选择了10个人去代表被谋杀的孩子，这个非常漫长，而又令人感动的个案的最终结果是，这个祖父必须离开房间，而这个当事人仍然感觉她要躺在死去的孩子们旁边，所以海灵格最后让她跟这些死去的孩子站在一起。
海灵格问当事人：“现在你感觉怎么样？”
当事人回答：“这是我应得的，对我来讲是一个解脱。”
海灵格问那些死去的犹太人孩子的代表：“你们感觉怎么样？”
第一个犹太孩子的代表回答：“我觉得这个死亡是一个仿佛很平静、很平常的事情，就好像谋杀者跟这件事情没什么关系似的，对我来说跟我们在一起是很不适当的，她应该回到自己的家庭中，我根本对她没有一点兴趣，而且为了我们而赎罪，不是她的工作。”
第二个犹太孩子的代表：“我现在感觉到膝盖很软，当她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觉得她不属于我们。”
第三个犹太孩子的代表：“我感觉到没有必要。”
第四个犹太孩子的代表：“我不想她牺牲，她根本不欠我们什么东西。”
第五个犹太孩子的代表：“对于我来说，去结束她与自己孩子之间的痛苦，才是她的责任。”
另外五个代表同样有相似的反应。最终的解决方法是这个当事人用新方式去面对这些孩子，她看着他们的眼睛很长时间，说：“现在，我会活下去，我会留下。”
就在当事人看着被谋杀的孩子们代表的眼睛的时候，她开始解开这种跟他们一体化的感觉，她开始把自己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同时能觉知到自己的命运，跟其他的受害人是不一样的，她也认识到，对于她来说，跟那些被谋杀的孩子一样的方式去生活，并不是适当的。
有时候，我们会看见那些受害人的孩子或者孙子们，他们会承受到一些加害者的能量，受害者的后代和加害者的后代同样的危险，他们也有可能会接收到任何一方在罪行中的感觉跟能量。无论是受害者的后代还是加害者的后代，孩子们都可以在家庭系统排列中得到帮助，要让他们看到自己跟先人是分开的，这样的话纠缠就可以化解。
如果有一种情况，爸爸或是妈妈或两者，犯了这种严重的过失，他们必须离开房间，那这个真正意味着什么呢？家庭系统排列对于当事人的人生和他自己看见的真实情况，应该有什么影响呢？是不是意味着，例如尤尔根，应该把他年老的爸爸踢出自己住的地方呢？
我们不能夸大，家庭系统排列对当事人关于家庭的内在图像所做的工作。其实内在图像，跟事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家庭系统排列并不是教导人如何去处理其他人，而是针对一个更加深的层次工作。
在我的工作坊中，有一个参与者要求她的妈妈必须离开房间，个案显示出她的妈妈曾经在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抛弃了她，所以丧失了作为母亲的权利。作为一个成人，这个参与者重新面对她的妈妈，而她们开始了正常的联系。一段时间后，另一次工作坊里面，这个参与者告诉我，她感觉到虽然可以跟她的妈妈正常联系，而且用一种非常开放、没有限制、没有阻碍的方式，但是她那种孩子对于妈妈的特殊的联结(7)已经消失了。
最近的发现在这个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洞见。在谋杀者跟被害者之间的联系变得很清晰，当这些受害者同时在排列之间出现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显示出震惊，而且面对着谋杀者感觉到非常愤怒。另外一方面，谋杀者通常无法面对受害者，无法去看他们的眼睛。海灵格发现一个方法，可以示范出这种谋杀者与受害者之间联结的力量有多大。被害者躺在地板上，就好像死了一样，而加害者躺在他们的旁边。开始的时候，紧张的气氛渗透了整个房间，过了一段时间，这种紧张气氛开始减退，在某一点上，突然平静了下来，就好像在死了之后，加害者跟被害者的区别都消失了一样，在这时所有都是平等的，这种变化一出现，加害者就可以留下。
伯特·海灵格从一个排列的参与者那里收到一封信，里面有一个片段是这样的：
“上次个案以后，我对我的爷爷有了一个全新的感觉，他曾经因为参与纳粹活动而被送入了监牢，而在排列个案中，他必须离开房间。看见他跟受害者躺在一起感觉非常好，我能够去更多地敬重他，而且让他平静的同时，我自己的感受也更加平和了。坦白地说，我现在能够让这件事放下，但当他走出房间的时候，其实仍然有一些罪疚感的残渣。我对于家庭的这种新的看法，有完全不同的效果。我非常肯定这一点，因为在另一个相似的排列个案之中，我是作为代表之一，对我来说那是非常好的经验，因为我能够同时对加害者和被害者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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