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之后（1981）》：麦金太尔倾情解读

麦金太尔：
《德性之后》（1981）

■　本书精要

西方当代道德是启蒙的产物，而启蒙失败导致当代道德实践的危机和道德语言的无序。本书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立场出发，全面而深刻地检讨启蒙以来的现代社会哲学、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有力地批评和否定了启蒙以来的现代性。这是继存在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境况的反省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的批评之后，对现代性本身价值的更为深刻、有力的质疑和批判。

■　作者简介

著名哲学家阿尔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 1929—）1929年1月12日生于苏格兰，1949年在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51年和1961年分别获得曼彻斯特大学和牛津大学硕士学位。曾担任曼彻斯特大学（1951—1957）和利兹大学（1957—1961）的讲师。1961—1966年在牛津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特别研究员。1966—1969年任爱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1969年移居美国，曾任马萨诸塞州布兰迪斯大学思想史教授，1972—1973年任波斯顿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和政治学教授。1980—1982年任韦尔斯利大学哲学教授，1982—1989年，任维特比德大学哲学教授。1984年任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主席。从1989年开始担任鹿特丹大学哲学系的麦克马洪和哈克荣誉席教授。

麦金太尔的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1953）、《论无意识》（1957）、《伦理学简史》（1966）、《对时代自我形象的批判》（1971）、《德性之后》（1981）、《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1988）、《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索观：百科全书、谱系学和传统》（1990）、《第一原理、终极目的与当代哲学问题》（1990）等，研究领域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但他的主要兴趣是道德哲学。

他在道德哲学领域的独树一帜的观点蜚声于西方的学术界，早年出版的《伦理学简史》所表现出的非凡的才气和理论勇气令学术界瞩目。而《德性之后》代表着他的最高学术成就。《德性之后》的问世，对西方学术界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　作品内容

（一）当代道德语言的无序和道德实践的危机

麦金太尔认为，人类的道德实践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道德语言处于无序状态。道德危机表现为：在社会生活中，（1）道德判断的运用是纯主观的和情感性的；（2）道德立场、原则、价值的选择是个人的主观选择；（3）德性已发生质变，并从社会生活的中心退居边缘。道德语言的无序表现为道德哲学领域中相对主义盛行，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各种评判标准各行其是，结果是无休止的也不会有最终结论的道德争论。

为了说明这种危机和无序，麦金太尔假想了一个自然科学蒙难的情景：公众把一系列的周围环境灾祸归咎于科学家，继而全社会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在运动中，实验室被焚毁、自然科学家被处私刑、书籍和仪器被毁坏、废除了各类学校和大学中的科学教育、监禁和处决了幸存的科学家。后来，明智的人制止了这种破坏性的运动，并寻求科学的复兴。但是，人们早已忘记了科学本来是什么，人们所具有的只是以往科学的残章片断，所有这些残骸又将复活在所谓的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实践中。成年人仅有有限的相对论、进化论和燃素论的知识，并且对它们各自有什么优点争论不休。也相互关联地使用科学丧失之前的一些词汇，如“原子量”、“质量”、“比重”、“中微子”等等，但是作为使用这些词汇的前提的许多信念已经丧失，并充斥着武断、任意的成分。没有人意识到所从事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主观主义大行其道，并且不相容的观点将会批评主观主义的科学理论。可以这样描绘这个幻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自然科学的语言或至少这种语言的某些部分还在继续使用，但是却处在一种严重的无序状态。同时，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世界里分析哲学也很盛行。但是分析哲学不能揭示这个无序的事实，因为分析哲学是对现存语言的描述。

麦金太尔指出，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道德语言，同我们所描绘的想象世界的自然科学语言一样，处于一种严重的无序状态。当代道德言词最突出的特征是如此多的用来表述分歧，而表达分歧的争论的最显著特征是争论的无终止性。就是说，相冲突的道德争论没完没了，也达不到它的“终点”。并且，当代西方文化没有任何确保道德上一致的合理方法。麦金太尔列举了人们熟知的三个当代道德争论：战争正义与否、堕胎禁止与否、私人学校和医疗机构废除与否。

第一个争论有三种观点：（1）任何战争都会伤及无辜，所以现代战争都不可能是正义的，我们应该成为和平主义者；（2）如果希望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而且准备打任何规模的战争，以战争制止战争；（3）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是毁灭性的，但是解放被压迫群体的战争，尤其是解放第三世界中被压迫者使他们获得自由的战争是必要的，而且这种战争是摧毁阻止人类幸福的剥削统治的合理手段。第二个争论的三种观点是：（1）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权利，当胎儿本质上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时，母亲有权在不受强制的情况下决定自己是否流产，因此人工流产在道德上是许可的，而且应为法律所允许；（2）胎儿有主张自己生命的权利，自己不愿意被母亲流产丧命，但是也不能否定母亲有人工流产的权利，并且存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道德黄金规则，所以不能因此责成自己承认应当在法律上禁止人工流产；（3）任何生命都是无罪的，消灭无辜生命是谋杀，胎儿是生命的较早阶段，人工流产则是消灭无辜生命从而是谋杀，所以人工流产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在法律上也应该禁止。第三个争论有两种不相容的观点：（1）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机会，平等机会的先决条件是有医疗保健和教育的平等权利，医疗和教育服务应内含于政府条款，并由税收财政保障，并且没有一个公民可用金钱买到多于别人的份额才是正义的，因此必须废除私人学校和私人医疗机构。（2）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权，医生有自主开业的自由，病人有自主择医的自由，教师有自主进行教育的自由，孩子和其父母有自主选择受教育地点的自由，自由所要求的不仅是私人学校和私人医疗机构的存在，而且要求废除各种机关和团体凭借许可权和规章强加于私人业务上的那些约束。

还有其他诸如同性恋、私人拥有枪支等等争论。这些争论中的每一种观点，在社会中都有广泛的影响，并且各自都有能言善辩的老练的代言人。这些争论归纳起来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相匹敌的论证都具有概念上的不可通约性，即每一论证都有逻辑上的正当性，都是经过推演达到的，并且结论确实源于其前提，同时，没有合理的办法使我们倾向某一观点而反对另一观点。第二，这些争论没有一个不是旨在做出一种非个人的合理论证，因而通常它们都以某种非个人的模式出现，是遵循正义、仁慈、义务等等非个人的先决标准；这样的话，第一个特征表明当代道德分歧不过是一些相互对立的主观意志的冲突而已，第二个特征则表明人们在道德论证中做出的不同结论是诉诸客观标准得到的，那么这两个特征是相互矛盾的。第三个特征与前两个密切相关，在这些道德争论中相匹敌的论证，采用的不同概念的不可通约的前提有一个历史起源意义上的广阔多样性：在第一个争论中，观点（1）的正义概念源于亚里士多德，观点（2）的前提可从俾斯麦、克劳塞维茨追溯到马基雅弗利，观点（3）的自由概念发端于费希特、高扬于马克思；在第二个争论中的权利概念，有洛克的影子、康德的影响和托马斯主义者的说教；在第三个争论中是来自于格林和卢梭的论证与来自于亚当·斯密的论证相抗衡。这些概念或观点在其起源处的理论和实践的更大的整体中，是处在有序状态的。现今，这一起源处的理论和实践的更大的背景已经被剥离，那么这些概念也就似是而非、杂然无序了。就是说，道德语言从有序到无序的变化过程，可以通过考察道德语言的使用历史来认识；要揭示道德争论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同第二个特征的矛盾）是道德无序的症结，就应该做出一种真实的历史叙述，把柏拉图、休谟、康德、密尔等人放回到他们的各自的时代之中，不要把他们看做同时代的人甚至看做我们时代的人，不要把他们看做永恒话题的辩论者。这也是走出道德危机、避免情感主义道德语言无序的可行途径。因为，在麦金太尔看来，情感主义是当代道德语言无序的典型代表，是造成当代道德危机的罪魁祸首。

情感主义主张，所有价值判断特别是道德判断，在其本性上而言，都仅仅是偏爱的表达，是态度和情感的表达。情感主义把价值和事实分开，事实有真假，道德判断则没有真假之分；并且将道德判断建立在偏爱、态度、情感等主观心理基础上，导致道德判断是相对的，也导致客观的道德标准无法得到合理有效的辩护。最终，道德争论不会有结论，道德分歧不会有解决，社会陷入道德危机。

麦金太尔通过考察情感主义道德衰退的历史，明确自己的任务：识别和描述过去的已经丧失的道德，评价以往道德对客观性和权威性的要求，完善我们关于当代道德的特殊性的论点。通过分析情感主义的社会学前提，指出人们在庆贺自己挣脱封建等级身份制约的同时也丧失了人类传统德性的根基，揭示情感主义所宣称的非个人标准的虚假性和道德主体脱离社会实践的抽象性，以及社会道德理想与个人道德信念的分裂导致当代道德权威的危机并最终累及整个人类文明这一事实。而这些意味着启蒙的失败。

（二）启蒙对道德合理性论证的失败

代表西方价值的当代道德是启蒙的产物，启蒙孕育了西方文化的现代精神。启蒙要为现代道德提供合理性证明和辩护。从封建神学关系中解放出来的自我或者主体，成为现代道德的人性和形而上基础。但是，麦金太尔认为，伴随这个自我或主体而出现的道德理论为道德所进行的合理论证，都没有确立道德的合理权威，都经不起推敲，从而都是失败的。但是，“这一运动的彻底失败提供了可以据以理解我们自己文化困境的历史背景。”^〔1〕这样，考察启蒙以来的道德哲学为现代道德提供了什么样的证明、这些证明又是如何失败的，就变得非常有意义。

麦金太尔指出，要详尽描述上述运动的历史和失败过程，应该从某种成熟形态的现代观点开始，采用倒叙的方式来描述。于是，他就分析了现代道德哲学提供的三个类型的证明：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 1813—1855）、康德（Kant, 1724—1804）、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

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被麦金太尔视为“启蒙运动为发现道德合理性证明所作系统努力的直接结果和墓志铭”。书中向人们推荐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美学的生活方式，另一种是伦理的生活方式。美学生活方式的核心特征是试图将自身沉溺于当下的直接经验中，它的范式是沉醉于个人激情中的浪漫情人。伦理生活方式的范式是婚姻，它的核心特征是注重持续地承担义务和责任。这两种生活方式是相互矛盾的，在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选择也不是在善与恶之间选择。没有什么合理的理由使选择偏向一方，也没有任何道德权威来支持其中的任何一方。到底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取决于选择者的“第一原则”，选择者必须选择他的第一原则，由于第一原则在理由之链中先于其他任何原则，因此没有任何终极理由再被用来支持这些第一原则。在这里他第一个发现了“根本选择”的概念，破坏了理由与权威的连接，所以，克尔凯郭尔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决定人们选择美学生活还是选择伦理生活。理性不是权威，也不是道德的基础，不能为道德提供合理的证明，决定人们伦理行为的只能是没有理由的选择。这样，启蒙以来康德为道德奠定的理性基础和合理性证明，就被宣布为无效了。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从克尔凯郭尔回到康德。

麦金太尔认为，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可以用简单但容易使人误解的两个命题表述：（1）如果道德规则是合理的，那么它们对所有有理性的存在物必须是同样的；（2）如果道德规则对所有有理性的存在物都有约束力或赋予他们义务，那么有理性存在物遵循这种约束或义务的偶然能力必然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愿意履行道德规则的意志。所以，道德合理性证明实际上是发现一种合理检验标准，这种检验标准将区分和辨别那些在决定人们意志的过程中，真正表达了道德律的准则和没真正表达道德律的准则。康德不怀疑这些准则就是道德命令，而且有德性的普通人会自觉遵守它们。他知道道德哲学的任务在于给这些准则以合理的基础，即检验准则的合理标准是什么。康德指出，不仅在我们的欲望中不能找到道德的基础，而且在宗教信仰中也找不到这样的基础。康德在理性中找到了这一基础：实践理性不运用任何外在于自身的标准，理性的本质就在于制定普遍的、无条件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原则。从而，通过理性检验的道德原则，能够也应该被所有人遵循，能够被每一个有理性的行为者在任何场合前后一致地遵循。但是，这种论证被克尔凯郭尔证明是失败的论证。如果我们把克尔凯郭尔的“选择”理解为康德的“理性”的替代物，那么康德的“理性”又是对先前什么哲学事件的反应呢？康德的理性是对休谟和狄德罗诉诸欲望和激情的失败的回答。就是说，康德的失败为克尔凯郭尔提供了出发点，休谟和狄德罗的失败为康德提供了出发点。

休谟和狄德罗都认为道德规则基本上是通过诉诸欲望和激情的基础来成功证明的规则，道德判断是感情、激情的表达，使我们行动的是激情而不是理性。但是，他们一样承认在进行道德判断时要诉诸一般的规则，并力求表明这些规则可帮助我们达到激情所确立的目标。但是，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诸如守信和正义这类规则是因为且仅仅因为它们有利于我们的长远利益而应遵守，那么当它们不能使我们得到利益，并且违反它们没有任何不利后果时，违背这些规则为什么不能被证明为正确呢？休谟求助于“同情”观念，为两种道德判断之间的鸿沟架设桥梁。这两种道德判断是：（1）无条件地坚持普遍绝对规则而得到的道德判断；（2）从我们的特殊的、起伏不定的、受环境控制的欲望、情感和兴趣中得到的道德判断。但是在麦金太尔看来，鸿沟的两岸并没有被连接起来，“同情”也只不过是哲学上的虚构而已，休谟本人最终主张道德是激情的产物。

这样，恰如休谟的论证已全然否定了在理性基础上确立道德的可能，从而力图在激情的基础上确立道德一样，康德的论证排除了在激情基础上确立道德的可能，而力图在理性的基础上确立道德；克尔凯郭尔则因为把排除理性和激情这种考虑看做具有使人不得不相信的性质，而把道德确立在无标准的基本选择上。三人的证明是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就是说，其中一方所作的证明，是建立在另外两方的失败的基础上的，而各方对其他主张的有效批评的总和，使得每种主张都失败了。因此，为道德提供合理性证明的运动决定性地失败了。在世俗理性世界中，宗教无法为道德论述提供背景和基础，道德哲学也没能提供这种宗教所不能提供的东西。

那么，论证道德合理性的启蒙运动为什么失败了呢？麦金太尔认为，应该从那些相互矛盾的证明的一致之处来理解。就是说，克尔凯郭尔、康德、休谟的论证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理解启蒙为什么失败的关键。

首先，在构成真正的道德戒律的内容和特性的问题上有共同信念，从而在道德特性问题上采取一致意见，即关于什么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启蒙思想家之间观点一致。根源在于，他们的道德观念来源于他们共有的基督教历史，差别只在于康德和克尔凯郭尔的路德教、休谟的长老会、狄德罗的詹森派影响的天主教背景。

其次，他们对什么是道德的合理论证这一问题也有共同见解。他们都认为，这种论证的关键前提是描述人性的特征；道德规则必须被解释和证明为一个具有这种人性的存在者能期望接受的规则。

启蒙的任务就是用哲学家们发现的人性特征去证明他们认同的道德观念，即从他们所理解的人性前提出发推出关于道德规则、戒律的权威性结论。但是，任何以这种形式出现的论证都必然失败，因为在他们所共有的道德规则、戒律的概念和他们所共有的人性概念（尽管他们之间也有较大差别）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一致性。这两个概念都有其历史，它们之间的关系依照这个历史才可理解。

西方道德体系的基本结构是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的目的论体系中奠立的：存在着一种“偶然成为的人”与“一旦认识到自身本性后可能成为的人”之间的重要对照，伦理学则使人们懂得如何从前者转化为后者。“偶然生成的人”是未受教化、不知道自己真正本性和真实目的的、自然而然的人，他如果接受伦理学的指导，遵行道德规则，就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真正本性并达到真实目的，从而成为实现其本性的人。西方伦理学的可理解性就存在于由这三个因素构成的基本结构之中：未经教化的人性、认识到自身真实目的后可能成为的人和能够使人从前者向后者转化的道德规则，三个因素相互关联，维持着牢固的道德体系。虽然这个结构在中世纪被纳入信仰框架，但是近代之前这个结构的本质没变。(www.xing528.com)

从近代开始，人们抛弃神学目的论，同时也拒绝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目的论。对神学和亚里士多德观点摒弃共同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取消了任何关于“认识到自己真实目的后可能成为的人”的概念。由于伦理学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从其现时状态向其真实目的的转化，所以在排除了目的观念之后，启蒙只能给人们留下一个由两种因素构成、其间关系模糊不清的道德体系。一方面，我们可看到一组已经失去目的关系背景的道德禁令（规则或戒律）；另一方面，我们可看到某些关于未受教化的人性的观点。既然道德禁令旨在更正、发展和教导人的自然本性，当人的真实目的被抽掉后，便没有任何充足的理由和权威迫使人们接受这些道德禁令，也就没有任何道德标准了，而且这些道德禁令可能受到人性的强烈反对。此外，如果“认识到自己真实目的后可能成为的人”的概念被排除在伦理学之外，那么伦理学家只能在人性中为道德寻找根据：根据自己对人性的独到见解，来获得道德信念的合理基础；与此同时，继承了一套道德禁令和与此套禁令不符的人性概念。所以，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不可能在道德法则和人性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从而他们不可能完成为道德提供合理性基础的任务。这样，西方道德就失去了根基。从而一切为道德提供合理性证明的启蒙计划都必然流产。

麦金太尔指出，要在道德规则和人性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必须求助于道德传统，回到亚里士多德。

（三）道德传统与德性论

西方道德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荷马史诗》、冰岛传奇以及爱尔兰传说描绘了一种以亲属关系和家庭为关键结构的“英雄社会”，社会的基本价值标准是确定的，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也是明确的，个人通过认识自己在这个系统中的角色来知道自己是谁，并且通过这种认识，来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以及根据自己的角色应该得到什么。这意味着每个社会地位都有一套明确规定的责任和权利，人们也清楚什么行为能履行这些责任和权利，什么行为不合乎这种要求。英雄社会的个人是他的行为造就的，一个人和他的行为是同一的，判断一个人也就是判断他的行为。要依据一个人的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行为来判断他的德性。古代道德就体现于德性之中。

在《荷马史诗》中，德性的本意是卓越，在“卓越”中，“勇敢”处于核心地位，勇敢是主要德性之一，甚至是唯一主要的德性。这与早期希腊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有关：每个人都生存在由家庭关系构成的共同体中，勇敢是个人的品质，并且是维持家庭和共同体必备的品质。英雄社会的其他德性诸如忠诚、荣誉、友谊、狡猾、幽默等都与勇敢密切相关。

德性是维持社会角色所必需的品质，并表现在角色所要求的行为之中。事实上，道德与社会结构是一回事，因为个人应做什么和应得到什么都是由他所承担的角色和地位所决定的。而每个人都有其明确的角色和地位，从而价值问题就是社会事实问题。英雄社会中，价值与事实是不可分的，任何道德都不能脱离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否则个人是不可理解的，德性也是不可理解的。英雄社会的德性的践行既要有一种特定的人，又要有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因而，英雄社会道德结构的概念系统有三个相互关联的主要成分：（1）一种为个人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所需要的东西的概念；（2）卓越或德性的概念，它们能够使每个人做角色所要求于他的行为；（3）对于命运和死亡而言脆弱的人类处境的概念，因此，作为一个有德者不是避免而是恰当地承受脆弱和死亡。

麦金太尔指出，通过英雄社会的道德，我们得到的教益有两点：其一，所有道德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性的当地情况和特殊性相关联，当代道德力图完全摆脱特殊性而成为一种普遍性道德的愿望，只能是一种幻想；其二，德性只是传统的一部分，我们通过传统来继承德性，通过一系列前辈来理解德性，再没有其他途径获得德性。

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国家，从英雄社会继承了一套德性概念。但是，城邦国家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共同体是由公民关系来维持的。随着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德性概念也相应改变，成为一个好人与成为一个好公民有密切联系。由于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对继承来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词汇的理解产生分歧，因而雅典城邦的德性观念不止一个。麦金太尔考察至少有四种观点：智者派的、柏拉图的、悲剧作家的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于智者来说，成功是行为的唯一目标，德性就是保证成功的品质；而且成功是特殊城邦特殊个人的成功，从而城邦各有自己的德性观念。这样，关于成功的伦理学就与相对主义合流了。因此根本不存在一般的正义这类东西，而只有在雅典被理解为正义的东西或者在斯巴达被理解为正义的东西。当这种相对主义与那种把德性看做是导致个人成功的品质的论点相结合时，这种相对主义的信奉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困难和诸多的不一致。

柏拉图把德性与理想的而不是现实的国家政治实践联系起来，追求统一的世界秩序和统一的人格。他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灵魂，人的灵魂由欲望、精神、理性三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履行特定的功能，每一功能的行使就是一种具体的德性：欲望的德性是节制、精神的德性是勇敢、理性的德性是智慧；而给灵魂各个部分配置相应的功能的德性就是正义，正义使灵魂的各部分各司其职、关系和谐。柏拉图通过对德性的重新界说克服了智者德性观点的相对主义和不一致，同时也放弃了多样性。

柏拉图宣称自己的理论能解释现实国家的冲突和不和谐，也能解释实际人格的和谐与不和谐，并且他信奉不论是在城邦之内还是在个人那里，德性都不能与德性处于冲突之中。但是恰恰这种柏拉图认为不可能的东西，使悲剧成为可能。在希腊悲剧中，德性冲突或者人格冲突是必须的。希腊悲剧中的德性观念有三个特征：（1）存在着相匹敌的德性概念，对一种德性有相匹敌的论点，某一具体的品质是否可被看做德性或恶，是可争议的，甚至争议的双方都具有权威性，现实中无法使冲突的双方和谐一致。（2）道德主角与他的共同体和他的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既不同于史诗英雄也不同于现代个人主义的关系。悲剧的主角既是社会造就的、既属于社会秩序中的某个位置，又超越社会、超越这一位置。（3）就像史诗中的英雄有自己的叙述形式一样，悲剧主角的生活也有自己的特定叙述形式。之所以以戏剧形式叙述人类生活，是因为人类生活中已经有了戏剧叙述这种形式，而且在相应的时代戏剧叙述形式最能够捕捉到人类生活和生活角色特征问题的差别。一般而言，对德性采取一种姿态，也就将对人类生活的叙述特征采取一种姿态。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将体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形成和形式，将取决于人们把什么看做是损害和危险，取决于怎样看待成功和失败、进步和后退。要回答这些问题也就要鲜明地或隐含地对什么是德性什么是恶的问题做出回答。德性的信念内在地关联着生活秩序的信念，与之伴随的是道德多元论主张。

麦金太尔认为，在希腊时代的各种德性观念中，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道德观念代表了西方的传统。多数西方伦理学家都认为，人的每一种活动、探索，每一次实践都旨在某种善，善是人们所欲的东西、趋向的目的。亚里士多德把善归于人类本性上的目的。认为只有人性上的目的才是真正的善，人类成员的特殊本质决定了他们有一定的目的和目标，并使他们在本性上朝着一个特殊目的迈进。善是这样一些品质，拥有它们就会使一个人获得幸福，缺少它们就会妨碍他达到这个目的。亚里士多德反对将快乐等同于善，虽然人们追求快乐是合理的，但是快乐不能成为行动原则。亚里士多德提供两种善的观念，一种是特定个人在特定时刻认为对他是善的东西，一种是作为人而言对他是真正善的东西。后者与人的本性的目的相关，正是为了获得后一种善，我们必须践行德性。德性实践的直接后果是能进行正确的选择，但是，德性并不是天赋的，而是来自于后天的道德教育。

亚里士多德通过目的论把各种德性置于统一的秩序之中，同时也为西方奠定了一个道德传统——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个传统以“德性”为中心，德性不仅在个人生活中，而且在城邦生活中也有它的位置，个人只有作为政治动物才是可理解的。这种主张隐含着阐明德性与法则的道德关系的方式。亚里士多德很少提到规则，但是强调服从城邦所颁布的法律，因为城邦应该施行这些法律。这些法律绝对地规定和禁止某些行动，而这些行动都处在有德性的人该做或该戒除之列。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有些行为是绝对禁止或绝对必要的，而不考虑环境和后果。

西方道德的另一个传统是斯多葛主义，它以“法则”为中心，正当行为必须符合自然和宇宙秩序中的法则。对于所有理性存在者，法则只有一个，并且是普遍的。德性就是从内在性格和外在行为两个方面服从宇宙法则。德性是全有全无的，过好生活就是过神性的生活。正当行为来自正当的意志，正当的意志才是无条件的善。这样，斯多葛主义完全放弃了“目的”观念。

斯多葛主义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念依托的是希腊城邦国家，城邦的共同体生活使人们共享某种善，因此需要从正反两方面完善道德生活：用德性规定应该做什么，用法律禁止不该做什么。当城邦国家被马其顿王国和罗马帝国取代以后，共同体消失，因而人们不再拥有共同的善，不同的人追求不同的善，个人善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作为对这种历史条件的反应，斯多葛主义强调德性在于服从法则，服从法则就要抑制个人的自我，放弃个人目的，服务于宇宙秩序。

麦金太尔总结了西方思想传统中许多不同的、彼此不相容的、从荷马一直到晚近的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德性观念。并把它们概括为三种类型：（1）德性是一种使个人负起其社会角色的品质（荷马）；（2）德性是一种使个人能够接近实现人的特有目的的品质（亚里士多德）；（3）德性是一种在获得尘世的和天堂的成功方面功用性的品质（富兰克林）。这些观念是一种东西的三种不同描述，还是对三种东西的描述？能不能从中理出一个统一的、核心的德性观念？能否将不同的道德安排在一个统一的道德传统之中？

麦金太尔认为只有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才能发现德性的本性：一方面不同的德性观念来源于传统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传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德性观念依赖相应的社会结构，并总是建立在其先在解释的基础之上（关于社会角色、人生目的、功利分别是荷马、亚里士多德、富兰克林的德性观念的先在解释）。前一方面是纵向的历史，后一方面是横向的历史。在这种关照中，核心德性观念的复杂的、历史的、多层的特征就变得清晰了。

这个核心德性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概念背景。第一个阶段需要实践的东西为背景。就是说，德性首先与实践相关或者说内在于实践之中。所谓实践，就是通过任何一种连贯的、复杂的、有着社会稳定性的人类协作活动方式，在力图达到那些卓越的标准（这些标准既适合于某种特定的活动方式，也对这种活动方式具有部分决定性）的过程中，这种活动方式的内在利益就可获得，其结果是，与这种活动和追求不可分离的、为实现卓越的人的力量，以及人的目的和利益观念都系统地扩展了。这个阶段，德性是一种获得性的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可见，这个阶段麦金太尔用社会角色解释实践、用内在于实践的利益来解释德性。

第二个阶段需要一种个人生活的叙述秩序的背景。行为表达主体的意图，短期意图在长期意图中确立，并参照长期意图才可理解。只有依据长期意图对行为的描述才是正确的。实现人生目的的过程是一种历史，每一种行为都在叙述着其中的一个片断，并且只有成为“叙事历史”的一个片断才能被理解。个人行为的可理解性存在于它的叙述性（历史性）之中，而人的叙事性和可理解性以“叙事的自我”为前提。叙事的自我指的是人生追求的统一性，或者说“人格的统一”，它表现为个人生活计划的统一性。个人的生活是一个整体性，要追求最终目的，并且这种追求是一个过程。尽管时有遭遇和对付失败、挫折、放弃或厌倦，但可以从中领悟最终目的，获得善的知识和自我的知识。在这个阶段，德性必定被理解为这样的品质：将不仅维持实践，使我们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也将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遭遇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从而在对相关类型的善的追求中支撑我们，并且还将以不断增长的自我认识和对善的认识充实我们。由此可见，人的好生活是在寻求好生活的过程中度过的生活，对追寻所必需的德性将使我们懂得更多的有关人的好生活是什么的那些德性，我们把德性不仅置于与实践相关的情形中，而且置于与人的好生活相关的情形中。

第三个阶段需要一个什么东西构成道德传统的背景。前两个阶段的德性观念具有特殊性、偶然性和任意性，因而是暂时的、有缺点的。要对抗道德相对主义，麦金太尔必须使自己的德性观念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他认为个人及其德性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存在于历史性之中。因为，“我”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身份的承担者，我要从我的家庭、城邦、部族、民族继承它们的过去诸如债务、遗产、义务以及期望，这些构成我的生活的既定成分和道德的起点。因此，在关键部分，我是我所继承的东西，一种特殊的过去某种程度地呈现在我的现在之中。我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论我是否喜欢和承认，我都是传统的承载者之一。传统是历史的延续。传统是在对将来的那些可能性的把握中表明的，传统是活着的。就是说，过去已使现在的出现有其可能，又继续着一个未完的叙述而面对一个未来，而就这个未来具有的任何确定的和可确定的特征而言，它来自于过去。现时的生活和实践在更长传统之中，才是可理解的。将我、我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植入”传统，这样我、我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就建立起来了。这个阶段，德性的意义和作用就在于维持传统，为实践和个人生活提供必需的历史关联，践行德性就是维持传统，缺乏德性的践行就破坏了传统。

麦金太尔指出，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具有内在利益的实践概念和人类生活整体的概念这样一些背景概念从大部分人的生活领域驱逐出去，结果是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摒弃，同时使德性丧失了社会背景条件。德性失去了传统，也就不能对德性进行合理论证。功利和权利的概念取代了以往德性的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位置。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德性已沦为实现外在利益（功利）的工具。

■　简要评述

麦金太尔认为，德性和道德来自传统，并与传统的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是一致的。现代资本主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仍然使用传统的德性和道德观念。这就造成传统的德性和道德观念同现代社会生活的不一致，这是道德相对主义产生的根源，也是当代道德语言无序和道德危机的根源。克服道德危机、摆脱道德相对主义的途径是回到传统。他站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的立场上，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社会的哲学、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所作的全面而又深刻的检讨，并且在这一立场上对以功利和权利概念为中心的现代西方道德生活乃至整个现代性，做了有力的否定性的批评。这是继萨特的存在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的境况的反省和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的批评之后，更为深刻地对社会文化的批评，以至于人们不得不考虑现代性本身的价值问题。麦金太尔深刻地认识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利益关系上的根本区别。在现代社会中，前现代社会的那种共同体的利益已经被消解，现代社会变成个人追逐功利的竞技场。在这个现代化即功利化的社会中，德性已被边缘化，社会道德贫乏。麦金太尔向我们揭示了西方社会自从启蒙运动以来摒弃道德传统、全面功利化这种历史选择带来的自身难以克服的道德困境。对于正向现代化迈进的我们来说，这种批评和反省正好成为一面镜子。^〔2〕

（吉林大学：郝鸿军）

注释

〔1〕　〔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2〕　本章节编写参照《德性之后》（麦金太尔著，龚群、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姚大志著，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社群主义》（俞可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