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哲学名著导读：后现代状况知识报告（1979）

利奥塔：
《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1979）

■　本书精要

利奥塔研究高度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况，并用“后现代”来描述这一状况。现代知识求助于“元叙事”使自身合法化，“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后现代知识不单纯地是权威们的一种工具，它提炼我们对诸多差异的感受力和增强我们对异质事物的宽容度，它的合法化原则不是专家的“一致”而是发明者的“悖谬”。《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著作。

■　作者简介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是当代法国的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是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理论家。20世纪70年代后期清晰地说出了“后现代”的话语，分析了后现代性对人类境况的影响，从而奠定他在当代哲学中的地位。

利奥塔1924年8月10日出生于法国北部城市凡尔赛，父亲让-皮埃尔·利奥塔的职业是销售代表。完成初中学业后，利奥塔便去巴黎大学的前身索邦神学院研修哲学。1950年毕业于法国高等师范学校。1950年至1952年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一个中学担任哲学教师。1954年成为激进团体“社会主义或野蛮”的阿尔及利亚分支的领导成员，并对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持积极批判态度。法国的政治组织“社会主义与野蛮”成立于1948年，是建立在托洛茨基分子对苏联新统治形式的片面认识的基础上的。这个组织逐渐演变成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组织，利奥塔转而抵制这个组织的立场，并于1963年彻底与这个组织决裂。他这一时期的写作大多数都带有激进的“左派”政治立场，并见证了阿尔及利亚的处境，从而成为在康斯坦丁从事哲学教学的第一手资料。1958年获得法国大学与中学教师学衔，1971年获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在巴黎第八大学任教，直到1987年成为荣誉退休教授。利奥塔曾在中学任教10年，在“社会主义或野蛮”及以后的“工人权力”团体从事了12年的理论和实践工作，在高等教育机构供职20年。在生命的后20年，他在法国之外的讲学十分引人注目：曾一度作为批判理论的教授在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讲学，作为访问教授到过美国的伯克利、耶尔、约翰霍普斯金，加拿大的蒙特利，以及巴西的桑保罗等知名大学。去世前，他在巴黎和亚特兰大的艾默瑞大学两地任教。1998年，正值他筹备后现代主义和传媒理论研讨会时，出人意料地发现已经是白血病晚期。1998年4月21日，在巴黎去世。

利奥塔的主要著作和论文有《现象学》（1954）、《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开始的漂流》（1973）、《力比多经济学》（1974）、《话语、形象》（1974）《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1979）、《论正义》（1979）、《迥异》（1983）、《海德格尔与犹太人》（1988）、《旅程》（1988）、《非人道》（1988）和《政治性文字》（1993）等。其中，《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1979）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著作之一，在西方甚至在东方引起巨大的反响。

■　作品内容

《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的中译本是岛子根据英文译本（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翻译，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英译本包括引言、十四章和附录“答问：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以及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写的序言。中译本书后增加了岛子的译者序。根据中译本，十四个章节分别是：（1）范畴：资讯社会中的知识；（2）问题：合法化；（3）方法：语言游戏规则；（4）社会规范的本质：现代的抉择；（5）社会规范的本质：后现代的视点；（6）叙事知识的语用学；（7）科学知识的语用学；（8）叙事功能与知识合法化；（9）知识合法化的叙事学说；（10）合法化的丧失；（11）研究及其通过述行所达成的合法化；（12）教育及其通过述行所达成的合法化；（13）从不稳定性之研究来说后现代科学；（14）以悖谬逻辑达成的合法化。全书论述的核心是高度发达社会中知识的合法化（或知识的合法性）问题。

（一）知识的后现代状况

利奥塔开宗明义，研究高度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况，并且用“后现代”来描述这一状况。他认为“后现代”一词“恰好标示出当今文化的方位和状况”。“高度发达的社会”指的是，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文化进入“后现代”时代。“后现代社会”意指“后工业社会”，而“后工业社会”一词来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19—）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中，科学相对于其他知识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利奥塔说：“当许多社会进入我们通称的后工业时代，许多文化进入我们所谓的后现代，知识的状况也随之变迁。”^〔1〕

20世纪50年代末，战后的欧洲社会已完成了复兴和再造的过程，西方逐渐进入后工业社会，科学技术高歌猛进。各种尖端的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音学与语言理论、传播学与控制论、现代几何学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翻译与计算机程序的兼容问题、信息的储存与流通问题、远程信息处理技术与智能终端的完善、悖论学等等。后现代社会也就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信息社会、计算机化的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这些科技上的变化，必将冲击着整个知识领域，知识的功能、知识的本性、知识的地位和作用等，都显现出新的特征。

首先，知识的本性发生了改变。知识的研究、获取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改变了的研究方式，使过去许多高深莫测的研究变得容易掌握；信息处理机的增多和声像多媒体技术、网络的发展，对知识的传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由于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方式的改变，知识的本性不改变，知识将无法继续存在。知识的本性的改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的量化和可操作性，即信息化。可操作性以计算机为手段，把知识转化为批量的信息，以适应新的研究和传播方式。任何不能转化为可输送的信息的将被淘汰。二是知识的商品化，知识的生产是为了销售，知识的消费是为了在新的生产中获取价值，交换价值是知识生产的目的。

其次，知识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改变。知识成为主要的生产力，知识对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利奥塔说：“知识以一种生产力不可缺少的信息商品的形式出现，这在世界范围的力量竞争中已经是并将继续是一个重要的、也许是唯一的赌注。可以设想，民族国家有一天将为控制信息而战，正如过去它们为控制领土并随之控制掠夺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途径而战一样。”^〔2〕

再次，技术在科学证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科学证明对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技术在这里遵循一条“理想的输入—输出”原则，即“最少投入最大收获”原则，利奥塔称之为“效率（或可执行性）原则”。这是因为科学发现需要花钱去证明，技术是实现科学证明的最有效方法，目标不是真理而是效率。这样，权力问题就和真理问题联系起来。

最后，知识的传播不再是为了培养能够指导民族走向解放的精英，而是为这个系统提供一些能在其体制所要求的实际岗位上合格地完成他们的角色的扮演者。获取知识的动机是为了权力和效率。这样，知识的多种语言游戏功能被还原为一种功能，效率原则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利奥塔还在其他场合对知识的状况作如下概括：“今天，三个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第一，技术和科学在巨大的技术科学网络里融合；第二，在各门科学里，不单单是假设或甚至是‘范式’在受到修改，而且曾经被认为是‘自然的’或不可违反的推理方式或逻辑也在受到修改——悖论大量存在于数学、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和生理学的里面；最后，新的技术带来的质的变化——最新一代的机器可以进行记忆、查阅、计算、语法、修辞和诗学、推力和判断（专业知识）的操作。”^〔3〕

（二）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以及科学知识合法性危机

近代以来，科学逐渐成为裁判其他知识的标准。利奥塔反对把全部知识归结为科学，认为知识并不等于科学。科学主要同“知道什么”相关，但知识不仅意味着“知道什么”，而且也意味着“如何知道”、“知道如何生活”、“知道如何倾听”等等。知识是一种“能力”。它不仅决定和采用什么样的真理标准，而且也决定和采用什么样的效率标准、正义标准、幸福标准和美学标准等等。就是说，知识应该具有各种各样的样式，而科学仅仅是其中的一种；除了真理问题，正义、幸福和美等都是知识的对象。从而，独尊科学贬低其他知识是错误的。

利奥塔把被科学贬斥为“意见”的其他知识称为“叙事”。“叙事”是传统知识的典型。“叙事”具有以下五种特质：第一，叙事（如神话、传奇或寓言等）讲述了主人公有关成败荣辱经验的故事，这些英雄的成败的教训凝练为正反两种生活模式，形成评价事物的不同的标准，直接赋予故事发生时的社会机构以合法性，而间接地牵涉现存社会机构的合法性。“叙事”通过故事的讲述提出了一些评价事物的标准，依据这些标准，人们能够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第二，“叙事”可以适合各种“语言游戏”，这些语言游戏，可以是“描述的”，也可以是“指令的”，还可以是“评价的”。“叙事”的这些语言功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在故事的讲述中体现为一种统一的秩序。第三，“叙事”的传播具有某些内在的规则：讲故事，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以表明这个故事是从谁那里听来的，现在是谁在讲，并讲给谁听。这套规则表明，叙事者声称自己具有讲这个故事的资格在于“听到过它”这个事实，从而现在的聆听者通过“听故事”这个事实也潜在地拥有了同样的资格。显然在“叙事”的传播中，其功能绝不仅限于把故事发表出来，它还决定一个人为了他的故事被倾听必须说什么，一个人为了说故事必须听什么，以及一个人为了成为叙事对象必须扮演什么角色。在叙事这种知识样式中，语言行为的完成不仅需要说者，也需要聆听者和言辞中提到的第三者。这说明，“叙事”的传统也是获得三种知识能力的传统，即“如何知道”、“知道如何说”、“知道如何听”，而在知识能力的获得中，某种社会共同体及其文化背景被展示出来了。第四，“叙事”具有时间节奏，它来自于过去，但影响到现在。在“叙事”所述故事的意义中，甚至在“叙事”本身的讲述行为中，“叙事”为既定时代的人类共同体提供了一种传统。所以，“叙事”的所指看起来属于过去，但实际上是现在。“叙事”对于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记住过去、保持传统的功能。第五，在“叙事”中，关键的东西不是主体（叙事者），而是“叙事”本身。“叙事”决定了在一种文化中什么东西应该被说出来和被做出来，决定了谁有资格来说和来做。“叙事”没有将这种权威转让给叙事者，它自己仍然保留着这个权威。在某种意义上，人仅仅是把叙事实现出来的工具。主体消失了，人成为语言的工具。^〔4〕

利奥塔将科学同“叙事”对照起来分析，认为科学也有五种特质：第一，科学知识只从事一种“语言游戏”，只具有一种功能，即“定义指称性”的语言游戏，而把其他的“语言游戏”一概排除在外。对于科学来说，一个陈述的真理性就是它的可接受性的标准。当然，还存在其他类型的命题，例如疑问、命令等形式，但是它们在论辩中只是起过渡性的作用，最终要以陈述句的形式结束。第二，科学知识同其他的（与社会共同体相关的）“语言游戏”相脱离，这也就是同社会共同体相脱离。与“叙事”不同，科学不再是社会共同体的一个直接组成部分，它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间接的、外在的。第三，在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范围内，只要求“主诉者（说者）”具有发表科学知识的能力。科学知识只关心主体（说者），而不关心对象（听者）和所指的客体。与“叙事”的游戏不同，在科学游戏中，人们只需要知道“知识”，而不需要践行“知识”。第四，科学知识被发表出来，但这并不等于它被证实，科学具有可证伪性，它永远逃脱不了证伪。第五，科学具有“历时性”，也就是说，科学一方面接受先前传递下来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寻找新的发现，而它本身表达了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

通过这种分析，利奥塔试图说明，科学与“叙事”的地位是平行的，一方不比另一方更重要和更必要。两者作为不同的“语言游戏”具有各自的游戏规则。它们各自的相关标准是不同的。所以，不能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来评判“叙事”知识及其有效性，反之，也不能在“叙事”知识的基础上来评判科学知识及其有效性。^〔5〕

利奥塔分析的出发点是“语用学”。“语用学”关注语言的使用方式，重视语言同生活的关联，主张词语的意义就在于它被适用的方式。语言的每一种使用方式与其他的使用方式都是不同的，并遵守着不同的规则。没有适用于所有使用方式的语言规则。

在一个普通的交谈场合，说“这所大学出了毛病”这句话，表明“说话者”、“聆听者”和“指涉物”之间存在一种特定的关系：“说话者”要知道该大学的状况，“聆听者”要表示赞同或反对，“指涉物”要标明唯一明确的对象。在某次大学评估会议上，某校长或教务长宣布“这所大学是开放的”这句话，它的特征是“指涉物”的状况（“开放的”）与“说话者”的声音（“宣布”）同时出场，“大学是开放的”这种状况在于“被宣布”是开放的，无需“聆听者”去讨论或证实；“说话者”直接向“指涉物”和“聆听者”施加影响；但是“说话者”必须是被授予做出这种宣布权利的人。在这两种场合中，前者是一个“指示性表达”，后者是“执行性表达”，是遵循各自规则的两种语言游戏。^〔6〕利奥塔从中得到的结论是：（1）语言游戏规则的合法性不在自身之内确立，而是游戏参加者“契约（同意）”的产物（并不是说游戏规则是游戏参加者制订的）；（2）没有规则，就没有游戏。甚至任何极其微小的规则变化都将改变语言游戏的性质，任何违反规则的“环节”都会破坏游戏。（3）语言的每一种表达都应该看做游戏的“环节”。

语言游戏重视语言的使用，而语言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生活形式不同，则语言游戏不同。不同的话语，拥有不同的“语用关系”，从而属于不同的语言游戏。话语存在于具体的语境之中，每种语用关系都是特殊的。“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共同的衡量尺度，没有共同的本质。从而，更不存在一个众多语言游戏之上的“元语言游戏”。

所以，科学与叙事这两种游戏各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是异质的，不能相互翻译。从而，不能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来评判“叙事”知识及其有效性，反之，也不能在“叙事”知识的基础上来评判科学知识及其有效性。科学求助于叙事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就是成问题的、没有根据的，科学知识裁判其他知识的有效性也是没有理由的。

科学知识希望自己揭示的是真理，但是自身却没有力量使自己获得合法性，只好求助于“叙事”。但是，语言游戏规则的异质性，决定了科学语言游戏与叙事语言游戏之间的可通融性之不可能实现。从而求助于“叙事”获得合法性的努力即宣告失败。

除了“语言游戏”理论造成的影响之外，科学知识本身的合法性还受到科学知识内部的冲击。科学知识内部的冲击源于科学知识的迅猛发展。这种冲击是量子力学、相对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等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由于更多地强调不稳定性、非连续性、无序性，从而对强调连续性、稳定性、有序性的传统自然科学提出挑战。利奥塔认为：“科学知识的危机是伴随科学迅猛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现象，也是科技进步和资本主义膨胀的结果。”这种危机，进一步导致“知识合法化原则的根本性腐蚀。”^〔7〕

利奥塔把知识区分为科学和叙事，认为“叙事”和科学的地位是平行的。科学知识没有能力将其合法性诉诸自身，而是要借助于叙事知识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但是，由于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游戏，游戏规则的异质性、“不可通融性”导致以往一切寻求叙事知识来提供合法性的努力归于失败，从而科学知识的合法性产生危机。科学知识面临的严峻问题就是“重建它的合法性”。

（三）叙事功能与知识的合法化

自身的合法性尚待证明的“科学”却追问“叙事”的有效性，对叙事知识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并判定“叙事”的陈述既没有得到论证，也没有被证明，并且永远无法用论据或证据来证明。科学把“叙事”归为另类思想，即野蛮的、原始的、不开化的、落后的思想，而这类思想是由意见、习惯、偏见、无知和意识形态所组成的。

“叙事”对“科学”所持的态度截然不同。“叙事”并不认为合法性问题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它在自己的传播过程中就证明了自己，而没有再求助于理论上的论证和证明，也不必求助于论证和证明。因此，尽管“叙事”对某问题的理解同科学对该问题的理解不一样，但它能够采取宽容的态度容忍科学，“把科学话语看做‘叙事’家族中的一个‘变体’”。^〔8〕

那么，叙事知识是怎样在自己的传播过程中证明自己的呢？叙事知识的合法性是怎样实现的呢？这还要从利奥塔所给出的“叙事”的特质中寻找答案。

根据“叙事”的特质，叙事知识最初是“主人公”成败荣辱经验的积累，这种经验在实践上具有范导作用。进而用各种语言形式（陈述的、评价的等）把这些有范导作用的经验编织成统一的叙事知识，内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再将这些行为规范按照一定的规则传播、扩散到整个社会，形成典章制度、文化氛围、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等等，以保持传统，影响未来。在“叙事”中，重要的东西不是主体（叙事者），而是“叙事”本身。“叙事”决定了在一种文化中什么东西应该被说出来和被做出来，决定了谁有资格来说和来做。长期以来，“叙事”积累为文化氛围、文明制度、社会文化，人就生活在其中，像依赖空气一样，依赖着这个“文化世界”。“‘叙事’没有将这种权威转让给叙事者。在某种意义上，人仅仅是把叙事实现出来的工具。”^〔9〕“诚如我们所见，叙事知识可以决定‘法定标准’的产生，或者说明这些标准是如何在生活中应用。因此这些叙事在所论及的文化里，去确定人们应该说什么、应该做什么，它们已成为自身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些叙事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就在于一个明白而又简单的事实：‘它们在做分内之事’（they do what they do）。”^〔10〕

在利奥塔看来，叙事知识的重要功能就是提供合法性。而且，科学求助于叙事确立合法性的做法，从柏拉图时代就开始了。“借叙事来证明科学合法性的说法比比皆是，不只限于古代、中古以及古典哲学。对科学家来说，这真是永无终结的劫难。亚里士多德是最先对下面两种不同规则加以区分的人，第一种规则，是科学性的知识一定要前后一致而有机。第二个规则是在存在或形而上学的说法中探求合法性。他还主张科学知识是辩证的，包括以假说来探讨并表现指涉物的存有。”^〔11〕由此，利奥塔认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位有现代性特征的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的鼻祖笛卡儿则通过“心灵故事”或《谈谈方法》中所要实现的“启蒙”来证明科学知识的合法性。

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合法性问题出现了新特征。现代科学放弃了对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不再诉诸超验的权威。现代科学认识到真理的条件或科学游戏的规则就内在于科学游戏之中，而不是依赖形而上学的假定。科学的规则和真理性只能在科学辩论的范围内产生，不存在其他证明。参加科学游戏的科学家团体达成的一致意见或共识，能够胜过任何其他的证明。这意味着科学的合法性来自于科学家的“叙事”。

利奥塔通过讨论合法性问题，重新把叙事知识当做有效的知识来介绍。全部知识的合法性最终都要借助于叙事。叙事知识具有提供合法性的功能。(www.xing528.com)

在利奥塔看来，任何时代都有占主导地位的“叙事”，他称之为“大叙事”或“元叙事”。这些“元叙事”或“大叙事”就是具有合法性功能的叙事，它们是无须论证、不可怀疑的绝对知识。他考察了近代以来合法性叙事的两个主要版本：一个倾向于政治性，一个倾向于哲学性。前者可以概括为启蒙运动关于人类解放的大叙事，后者可概括为哲学的思辨理性的大叙事。这两类叙事发挥着合法性的功能，“它们把社会和政治制度与实践、立法形式、道德、思想形式和象征体系合法化”。^〔12〕思辨理性的大叙事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提供的，它的典范是黑格尔主义；人类解放的大叙事是现代启蒙思想提供的，它的典范是自由主义。但是，在当代（后现代）社会和文化中“大叙事”失去了它的可信性。

后现代社会，由于各种社会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作为现代性特征的元叙事、大叙事的合法性功能失去了它的可信性。因此，利奥塔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正如詹姆逊为《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作序时所言，“上述关于科学的两种主要叙事，对于当今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而言，都超乎寻常地令他们感到不适或尴尬。例如自由独立解放这一动听的名词，已被福柯在《性史》第一册中，以‘过分热忱的两重矛盾情感’一语道破。然而，从我所说德国或黑格尔传统中所发展出来的整体性及整体化这一套词，也几乎成为每一个人本能的、自然而然要去反对的东西。”^〔13〕

利奥塔认为，“大叙事”衰落的原因，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内在原因。外部原因有两个，第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对社会和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导致了行为重心从目的到手段的转变。第二，经过20世纪30—6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统治之后，不仅排除了共产主义颠覆资本主义的威胁，而且通过政府行为以福利社会等形式维持了个人的物质享受，自由资本主义又卷土重来，并获得了新生。另外，大叙事衰落更重要的是内因，即19世纪这些思辨的和解放的大叙事内部就包含了“非合法化”的因素和“大叙事”本身具有的虚无主义成分。

思辨活动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明，思辨活动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概念来证明其合法性，也就意味着它压抑下面的知识。同时，思辨哲学主张知识之为知识在于它能证明自身，不能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知识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是说，只有相对于它在普遍的总体过程中所占的一席之地，它才被看做是知识。这种总体过程的完整表述是思辨哲学。没有思辨哲学就没有科学知识的合法性。但是，思辨哲学本身也有合法性问题。思辨哲学的合法性一旦被追问、产生危机，人们也就失去了对思辨哲学的信任。那么，科学知识的合法性也就丧失了。因此，对思辨哲学合法性的追问同时就是科学知识的“非合法化”。^〔14〕

凡是看过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人，很少有人不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焚尸炉的浓烟和数百万犹太生灵灭绝而动容。但是，很少有人追问，这对于现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利奥塔把“奥斯威辛”视为“现代理想破灭”的标志性事件。在奥斯威辛事件之后，不再有任何借口宣称人类能够整体走向解放，不再有借口宣称普遍性是人类的真实状况。加之，各种社会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贫富分化、能源、核武、生态）的出现，从而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挑战，进步的观念和人类解放的理想都受到质疑。

随着思辨叙事和解放叙事在现代社会中的衰落，相伴而来的是新的叙事和合法化形式——“技术叙事”。科学知识的目标是成为真理，即证明为真，证明最终求助于经验上“观察”。但是人的感官能力有限度，这就需要借助于技术的帮助。技术装备使人的知觉扩大到更大的范围。技术装备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最小的输入换取最大的输出”。这样，技术所追求的不是真理、正义和美，而是效率。

知识的证明必须求助于技术及其装备的不断改善。技术的提高和装备的改善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这就意味着没有金钱，就没有技术和装备；没有技术和装备，就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也就意味着没有真理。这样，科学的语言游戏变成了财富的语言游戏。谁拥有的财富越多，谁拥有的证据就越充分，谁就拥有最大的正确机会。金钱、效率、真理之间的等式建立起来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与公司都必须抛弃合法性的唯心主义叙事和人道主义叙事，以便为新目标提供依据：作为当今技术研究的投资人唯一相信的就是权力。他们收买科学家、技术工程师和工具设备，不是为了发现真理，而是用来加大权力。^〔15〕在科学知识中大规模引入“技术”的评价标准，必然会影响真理的标准。所以，技术叙事或者效率成为新的合法性叙事。“技术”拥有合法性，就在于它能够更有力地揭示更多的“现实”，而这些“现实”一方面被当做对科学知识的证明，另一方面又构成政治、法律和道德的基础。就是说，谁拥有技术，谁就拥有权力；谁拥有权力，谁就拥有真理和正义。

（四）确立“悖谬”为后现代知识的合法化原则

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中，原有的知识典型失去地位，知识的状况发生改变，后现代科学兴起。后现代科学本身的理论化的表达（即后现代科学观）就是：非连续性、突变性、非修正性、悖谬。后现代科学所关切的是非决定论、测不准、突变、语用学悖论、精神控制的局限性和信息匮乏情况下的冲突等等。“后现代科学改变了‘知识’一词的原有含义：它产生出的不是已知的（确定性的）东西，而是未知的（不确定性的）东西。”^〔16〕在后现代知识观和科学观背景下，科学知识与效率本质上没有关联，无需求助于精神辩证法，也无需求助于人的解放。然而，合法性问题是决不会失效的，每一种新理论、假说、论点或新观点出现时，合法性问题就伴随而来。科学知识要寻找一条“决定论式微”的解救之道：“科学从事一种探索和‘发明’反例（或莫名之物）的证明方式；科学支持一种发现‘悖谬’并以理性游戏的新规则使之合法化的争论方式。”^〔17〕后现代科学只承认“小叙事”。确立“悖谬”为知识合法性原则仿佛成了时代的要求。

利奥塔的目的是要确立“悖谬”作为后现代知识的基础与特征。这种“悖谬”原则对于“科学语用学”和“社会语用学”的意义是不同的。“科学语用学”关心的是“指示性表达”，这些表达构筑起学术传承的典章制度的基础（学院、中心、大学等）；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指示性表达”需要某种规则，这种规则本身不是“指示性表达”，而是“命令的”或“元命令的”；后现代主义合法性的“悖谬”原则就是要揭示这种“元命令”，而这种“元命令”对科学合法性的唯一要求就是科学应该产生出新观念，即新的陈述或新的规则。“社会语用学”不像“科学语用学”那样单纯，是一个由各种表达（指示的、命令的、行为的、评价的、技术的等等）网络组成的异质体；在这样的异质体中，试图使一种“元命令”适合所有的语言游戏是不可能的，试图在社会科学中发现一种使所有社会科学家都接受的“范式”也是不可能的；后现代主义合法性的“悖谬”原则鲜明地表现了社会科学的异质性。^〔18〕

利奥塔指出，对于后现代知识而言，有两个关键：其一是承认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和多元性，由此抛弃真理对其他知识的压抑。其二是接受这样一个原则，即任何关于规则的一致都必须是“局部的”。利奥塔把这种受限制的“一致”称之为一种“临时契约”，而这种“临时契约”最有意义的结果是追求“悖谬”。^〔19〕

“后现代知识并不仅仅是权威们的一种工具，它提高了我们对于各种不同事物的感知能力，加强了我们对于不可通融事物的宽容能力。后现代知识的原则不是专家的‘一致’，而是发明创造者的‘悖谬’”^〔20〕

■　简要评述

利奥塔是后现代话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提醒人们在面对总体化时注意差异的根本重要性，也鼓励人们站在差异一边行动，而反对普遍标准和价值的不公正运用。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着重探讨当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里的知识状况，试图以语用学观念与方法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变异和危机症状。与其他后现代主义理论阐释不同，利奥塔没有像丹尼尔·贝尔那样从社会系统论角度去说明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矛盾”和信仰危机，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提出“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并企图重建理性的交往行动理论，又抵制F·詹姆逊将后现代文化生产迎合于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整体论思维。他以语用学的方法，深入论证作为西方文明维系网络与认知基础的元话语的衰败枯竭，以及因此产生的“叙事危机”与知识非合法化局面。这种强调知识“不可通约”和开放变动“语言游戏”的后结构主义观念，虽然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保守主义思潮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多有冲突矛盾，毕竟作为重要的一派给这场论争提供了新的动力与机会。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利奥塔把科学知识看做一种话语或叙事，和其他话语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初看上去，利奥塔有反对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反对话语霸权、反对科学叙事唯我独尊的倾向，有倡导多元、平等的积极立场。但仔细看，我们就会感觉到，虽然话语霸权不足取，语言系统也有各自的根据和适用范围，但是并非任何情况下话语都没有优劣之分，科学与巫术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否则，无所谓知识的扩展和文明的进步。另外，科学知识有自身的标准和判据，及科学系统内的自洽，这与向公众传播、介绍、推广科学的价值获得公众承认接受是两回事。与这一点相关，抹杀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以及建立真理和权力的等式，对于科学基础和科学精神薄弱，逻辑和理性传统不强的民族来说，会助长愚昧、陋习和长官意志，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在拥抱后现代思潮的新颖性独创时，一定要保持一份清醒，不要被其广征博引所迷惑。

利奥塔对全篇所倚重的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存在着某种误读。维氏的语言游戏旨在反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强调语言是一种生活形式，使用语言是实践活动，对它只能描述，对语言的唯一正确态度是“让其是其所是”，对此不必也不能给什么道理；从而在此谈提供合法性或消除合法性，都是不对的，因为合法性含有给出存在的充足理由的意思。^〔21〕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贾丽萍）

注释

〔1〕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2〕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3〕　〔法〕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4〕　参见〔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74—82页。

〔5〕〔6〕　参见〔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88—94、50—51页。

〔7〕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

〔8〕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9〕　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10〕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84, p23.

〔11〕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12〕　〔法〕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

〔13〕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14〕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84, p37—39.

〔15〕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

〔16〕〔17〕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84, p60, 54.

〔18〕〔19〕〔20〕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84, p65, 66, xxv.

〔21〕　徐友渔：《对当代科学知识的臆断——评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http://intellectual.members.easyspace.com/xuyy/xuyy0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