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导读

费耶阿本德：
《反对方法》（1975）

■　本书精要

本书是费耶阿本德的代表作。他论证说最成功的科学研究从来不是按照单一的理性的方法进行的，不应要求科学家遵奉某一种方法论从事科学活动，而应充分发挥科学家的自由创造性。他在书中喊出了最著名的口号“怎么都行”。本书观点独特，自成一家，其学术影响超出了哲学界，其文化影响超出了西方世界。

■　作者简介

P·K·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 1924—1994）是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先驱者之一。他提出的无政府主义知识论对标准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解构。

P·K·费耶阿本德诞生在维也纳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裁缝。童年时期，他的活动完全以他的家庭为中心，与邻居、其他的孩子以及外界完全隔绝。他6岁上学，发现了书中有崭新而奇妙的世界，完全沉醉其中。他读高中时兴趣广泛，喜欢表演、歌唱，对偶尔接触到的哲学也是很着迷。他生活中的课程安排得井井有条：白天上理论天文学，然后是排练，训练，发声练习，傍晚时学歌剧，夜晚是天文观察……唯一的障碍就是战争。^〔1〕1942年他被征召入伍。1945年执行任务从俄军战场撤退时被子弹射中脊梁骨，致使他腰部以下暂时瘫痪。脊梁骨中的子弹给他后半生留下的是虚弱的身体和病痛的折磨。

1947年费耶阿本德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物理学。哲学进入费耶阿本德的生活好像很偶然。费耶阿本德跟一群自认为比学其他科目的学生更优越的理科学生一起，挤进了哲学讲座和研讨班。虽然已不是第一次接触哲学，但这一时期牢牢地吸住了他的兴趣，使之后来转向哲学研究。被国内学者广泛引用的伯路德（Broad）写的《保罗·费耶阿本德：科学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文关于费耶阿本德的一些趣事，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不像是一个学者。我下面介绍的这些资料表明，不管他的行为看起来有多怪，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功底扎实的学者，他激进的哲学观点并不是他的生活行为的表现，而是扎扎实实研究的成果。

1948年，费耶阿本德第一次参加奥地利大学举办的哲学研讨班，并任研讨班秘书，在研讨班上见到了波普（Karl Popper）。1949年，他成为克拉夫特（Viktor Karft）哲学小组的学生负责人，维特根斯坦（Ludwing Wittgenstein）也曾来克拉夫特小组作演讲，对费耶阿本德很有吸引力，费耶阿本德还见到了戏剧大师布莱希特（Bertholt Brecht），这是他收获极大的一年。1951年，费耶阿本德获得博士学位。同年，他申请英国议会奖学金到维特根斯坦所在的剑桥大学学习，但维特根斯坦在他到达英国之前去世了，所以他又另选伦敦经济学院的波普做他的导师，集中研究量子论和维特根斯坦。他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所作的摘要后来在《哲学评论》上发表，该文成为研究《哲学研究》一书的权威文献，被欧美哲学界作为必备的参考文献广泛引用，例如著名哲学家施太格缪勒所著的《当代哲学主流》，利科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向》均把此文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列于书后。1953年，费耶阿本德返回维也纳。1954年，他应邀到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做哲学讲师，第一次全职从事哲学研究。1958年，费耶阿本德得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客座讲师职位，并开始反对实证主义观点。1959年，在伯克利接受终身职位，永久移居美国，成为美国籍公民。

1970年费耶阿本德发表论文《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以下称《反对方法》），该文第一次公开使用“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一词，标志他独创的无政府主义知识论出笼。费耶阿本德反对理性主义的激进思想引起了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注意，拉卡托斯建议费耶阿本德把他的想法写成系统的论著，拉卡托斯再写一部反驳他的观点的书。非常遗憾的是，拉卡托斯在1974年去世，他们二人联手创作对话性的著作《赞成方法和反对方法》的计划因此搁浅。1975年，费耶阿本德的成名作《反对方法》面世，正式公布“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他从此声名大振，赞同和批评一起向他涌来，批评的声音远大于赞同的声音。1988年，《反对方法》第二版修订出版，删除了关于可视艺术的长篇大论，但把《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中的部分内容合并进来。1993年，《反对方法》第三版出版。费耶阿本德的著作还有《无需基础的知识》、《自由社会的科学》、《实在论、理性主义与科学方法》（《哲学文集》，第一卷）、《经验主义问题》（《哲学文集》，第二卷）、《告别理性》、《关于知识的三篇对话》、《消磨时光：保罗·费耶阿本德自传》、《获得丰富性》、《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哲学文集》，第三卷）。

1993年，费耶阿本德得了不宜手术的脑瘤病，住进医院。1994年2月11日，他在苏黎世的家中去世。欧美哲学界在此后的几年中召开了一系列纪念他的会议。费耶阿本德年轻时脊柱受伤并留下了终身残疾，他的后半生经常遭受剧烈的病痛折磨，晚年又得了无法手术的脑瘤，在身有严重残疾的情况下在哲学领域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活到70岁该是多么的不容易。其生活的毅力和勇气令人敬佩，费耶阿本德给我们的启示不仅是思想，还应该有他顽强的生命力。

■　作品内容

《反对方法》是一部标新立异内容丰富的著作，一出版就在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现在的影响已经扩散到哲学之外。1992年周昌忠先生翻译的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07年再次印刷，该书在结构上由三部分构成：导言加正文18章，还有5章附录。该书的目录也很新颖，没有采用一般的标题，而是采用分析索引高度概括每一章的主要观点。例如，“导言：科学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比起它的反面，即比起讲究法则和秩序来，更人道，也更能鼓励进步。”^〔2〕“1．无论考察历史插曲，还是抽象地分析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都表明了这一点；唯一不禁止进步的原则便是怎么都行。”^〔3〕《反对方法》的批判思想解构了标准科学哲学的四大前提支柱：第一，解构了普遍主义方法论的信仰；第二，解构了划界思维的逻辑；第三，解构了科学优越性的假设；第四，解构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基础。

（一）科学普遍主义的解构

科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是现代科学并因而成为现代人的基本信仰。普遍主义的理想就是发明出一套唯一普适的指导科学研究的标准、规则或方法，认为“哲学必须为知识与行为提供一个普遍的标准”^〔4〕。“一个科学的陈述应当能够得到普遍的证明，应当为任何一个谨慎的观察者所接受”^〔5〕，认为科学方法是普遍的，不依赖于心境、语境和历史环境，它产生了同样普遍的规则和标准。费耶阿本德的批判哲学正是针对这种普遍主义思维而展开的。他明确而绝对反对普适标准、普遍定律、普遍观念，例如“真理”、“理性”、“正义”、“爱”，以及它们所带来的行为。他指出，认为科学能够并且应当按照固定的普适的法则进行的思想，既不切实际，又是有害的。它所以不切实际，是因为它把人的才智和鼓励或引起才智发展的环境看得太简单了；它所以有害，是因为强加这些法则的努力必定以牺牲我们的人性为代价来提高职业的条件。^〔6〕这种追求普遍性的思想不利于科学进步，因为它忽视了那些影响科学变化的复杂的物理和历史条件，它使科学的适应能力减弱，变得更加独断。科学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事业。从理论上说，自由比起它的反面，即比起讲究法则和秩序来，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能鼓励科学进步。

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进步并不是遵循某种固定不变的方法论的结果，相反，坚持固定不变的规则反而会阻碍科学的进步。某些哲学家和科学家当成合理性之基本组成部分的非常简单可信的规则和标准，在他们认为同样基本的那些事件（哥白尼革命，分子运动论的胜利，量子力学的兴起，等等）的进程中被违反了。更具体地说，他试图表明：（1）这些规则（标准）实际上被违反了，而且较为敏感的科学家意识到了这一点；（2）必须违反这些规则。坚持这些规则无济于事，反而会阻碍进步。^〔7〕费耶阿本德通过案例研究表明，伽利略的成功归因于违反正常的法则。伽利略“违反了重要的科学方法法则，这些法则由亚里士多德发明，格罗塞特（以及其他人）加以改进，逻辑实证主义者（如卡尔纳普和波普尔）使之正规化；伽利略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不遵循这些法则；他的同时代人都忽视当时存在的基本困难，罕有例外；现代科学所以迅速发展，并且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就是因为这种忽视。无知曾是幸运。相反，科学方法准则的比较确定的应用、对相关事实的比较确定的探究和比较批判的态度根本不会加速科学发展，倒会使之趋于停顿。”^〔8〕这些就是费耶阿本德在对伽利略做的案例研究中所确立的观点。费耶阿本德态度非常鲜明地认为：“只要是科学，理性就不可能是普适的，非理性也不能加以排除，科学的这个特点要求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科学并不是神圣的，科学和神话的论战已不分胜负地停止了”。^〔9〕费耶阿本德引进“无政府主义”一词，并不是要建构一种系统的无政府主义科学哲学或知识论。他是在强调科学更需要自由，而不是方法的硬性约束。费耶阿本德反思、批判普遍主义的积极结论是：对于科学研究来说，自由比方法更重要，没有固定不变的法则。实际上，科学家并不僵化地尊崇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往往是多种方法并用。科学家从由大量各种各样相互的冲突的成分所组成的材料出发：有按照最高的严密性和精确性标准表述的理论和按照没有根据的粗劣近似法表述的理论，有“牢靠的”事实和以某些这样的事实为依据的局部定律；有启发性原则；有对新观点的尝试性表述；这种新观点部分地符合、部分地违反业已接受的事实；还有模糊的哲学思想、合理性标准和与这些相冲突的程序。由于不能使这种材料符合关于秩序和一致性的简单观点，科学家通常提出一种可以使自己在混乱和不一致中得出结果的实用逻辑。这种实用逻辑的多数规则和标准是被特设地表达出来的，它们的作用是消除特殊的困难，把它们变成一种研究原则是不可能的。费耶阿本德经常引用爱因斯坦的说法：在前后一贯的认识论者看来，科学家在构造自己的概念世界时，必定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我们能够从这些描述中得出的唯一教训是告诫性的：永远不要指望有更加聪明的适用于一切情况的诀窍或“原则”。

（二）划界思维的解构

标准科学哲学为科学辩护在逻辑上把科学推上了文化霸权的位置。费耶阿本德称之为科学沙文主义。标准科学哲学为科学优越性辩护的最隐蔽的做法是为科学划界，即建立区分科学与非科学标准，划界的目的是把科学安排在文化的中心位置，贬低非科学文化的地位，非科学由此成为一个包括从各种技艺到形而上学的庞大集合，如果非科学集合的某个元素标榜自己是科学，那它就是冒充科学，就是伪科学，^〔10〕就会遭到科学的排斥。由此可见科学是多么霸道。由此也可推出科学划界并非是一个逻辑问题，还是一个隐藏着的政治伦理问题。费耶阿本德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所以他首先对划界思维进行解构。

（三）科学的发展离不开非科学

费耶阿本德以其广博的知识，从思想史的整个发展轮廓来论证科学并不优于非科学，科学的发展不但无法排除非科学，甚至还离不开非科学。他通过伽利略的案例研究表明，新生的理论为了战胜竞争的对手旧理论，必须借助于非科学方法的宣传手段。在科学变革的时候观察与事实一致的要求必须放松，而风格、表达的优美、表达的简洁、情节和故事的紧张以及内容的吸引这些非科学的因素都将成为我们知识的重要特点，它们赋予语言以活力，帮助我们克服观察材料的阻力，它们创造并保持对一个理论的兴趣，而这个理论已部分地从观察平面上消失，当用惯常标准来衡量时，它会不如相竞争的理论。伽利略是怎样支持哥白尼的观点的？不是使用科学的做法，而是使用非科学、非理性、非规则的做法，但它促进了哥白尼观点的接受，促进了科学的进步。费耶阿本德非常赞赏伽利略采取的这种做法，说“这样行事，他显现了一种风度、一种幽默感、一种灵活和优雅、一种对人类思维之可贵弱点的意识。这在科学史上是无与伦比的”。^〔11〕费耶阿本德的观点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离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对知识的进展是有害的。如果我们要理解自然，如果我们要掌握我们的物理环境，那么，我们就必须使用一切思想，一切方法，而不仅仅使用其中的一部分。

（四）费耶阿本德鲜明地反对“拒斥形而上学”，提倡科学与哲学相结合

逻辑经验主义等在科学与哲学之间进行划界完全是为了拒斥哲学，只保留科学的霸道行为。费耶阿本德指出，哲学实际上对科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16—17世纪是科学革命的时代，也是哲学英雄辈出的时代。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除了别的特点外，还有一种科学与哲学紧密结合的特点。这是古代和中世纪科学方法争论发展的直接结果。伽利略几乎每项工作都是哲学、数学原则和物理学原则的结合，而且这种结合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境界。这是科学哲学的英雄时代。这种新哲学并不满足于反映独立于自己而发展的科学，也不满足于高高在上只探讨二者择一的哲学，它在建立那种取代旧教条的新科学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五）二分法思维忽略、歪曲了中间现象

划界思维形成了一种更广泛的二分法思维。这种思维把文化中的组分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方面，肯定一方否定排斥另一方：即用理性排斥非理性、用观察排斥理论、用证明排斥发现。费耶阿本德批判二分法思维忽略、歪曲了中间现象。他反对在客观世界和对世界认识的有知觉的主体之间，假设一个二分法。几乎所有科学都以这种二分法为先决条件，它是人们日常行为本能的基础，至少在西方社会是如此。它已经被一些思想家用几乎是宗教般的狂热来信奉。难道二分法的观点不会错吗？难道它不可能会忽视或歪曲一种中间性的现象吗？而这些中间性的现象证明这个界限划错了，或许它根本不存在。费耶阿本德指出，人既是善的又是恶的、既是非理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可厌的又是神圣的，有可能在作恶的同时又是善的，而在试图行善的时候又是恶的。人类跟整个自然界一样没有一项行为不是两重的，因此，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应该是相对的；理论与观察密不可分；发现与证明是同一个过程；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应该是相对的。促进理性进步的不是理性自身，而是非理性的手段。费耶阿本德主张：“让人的倾向在任何境况下逆理性而动，是明智的，因为科学可能从中获益”。^〔12〕我们不要让理性压制我们的倾向，理性与进步的前提发生冲突是可能的。我们取得进步的机会可能受我们企求理性的愿望的阻碍。

费耶阿本德解构划界思维在于反对用过分僵硬的合理性原则和对“理性”的普遍尊重，力促采取更自由的标准。他建议把科学规定为一种有意义的但绝不是排他的知识，它有许多优点，也有不少弊端。费耶阿本德诙谐地写到：“尽管科学从总体来看是一种让人讨厌的东西，但还是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13〕

（六）划界不应妨碍进步

费耶阿本德解构划解思维并不是绝对地、抽象地反对划界，他的意思是划界不应该妨碍进步。划界思维经常是通过划界肯定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例如，肯定逻辑，否定历史。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并非不知道科学史的存在，而是用逻辑排斥历史，因此忽略了知识的历史断层与多质杂合的过程。他说：“现在方法论讨论的一个普遍倾向，可以说是以永恒的形式对待知识问题。人们对陈述只加以相互比较，而不管它们的历史，也不考虑它们可能属于不同的历史断层”。^〔14〕费耶阿本德为什么特别看重历史的观点？是因为历史给论证以力量。他肯定抽象论证是必须的，因为“它供给我们思想以方向。然而，至少就哲学的现状而言，历史也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它给我们的论证以力量”。^〔15〕这也是费耶阿本德所以对17世纪物理学和天文学做长篇探讨的原因。

（七）科学优越性假设的解构

标准科学哲学假设“科学的优越性”有两条理由：第一，科学使用了正确的获得成果的方法；第二，科学产生并拥有许多证明这种方法具有优越性的成果。

大多数人们相信科学作为人类努力的成果虽然有它的缺陷，但它还是优于其他获得知识的方法。但这只是标准科学哲学的假设性的信仰，是为科学辩护的前提假设，并非是研究、反思、论证后的结论。费耶阿本德反思的结果是：没有“科学的方法”；没有任何单一的程序或单一的一组规则能够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并保证它是“科学的”、可靠的。任何方案、任何理论、任何程序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优劣、根据适应于它所应付的那些过程的标准予以判定。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方法，可以作为恰当性的不变尺度，甚至认为有存在着普遍的不变的合理性，这种思想就像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测量仪器可以测量任何量值而不管环境如何的思想一样是不现实的。当科学家向前进入到新的研究领域中时，他们修改自己的标准、程序和合理性准则，正如当他们前进到新的研究领域中时他们会修改甚或完全取代自己的理论和仪器一样。科学作为认知方法并不优越于其他文化。在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中“什么方法都可以用（anything goes）”。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受到偏爱，获得特殊的至上地位也不是由于它自己的成果。如果谁要坚持科学的优越性是来自它自身的成果，那么，他必须证明以下两点：“（a）任何其他观点都从未产生过任何可与科学相比的东西，（b）科学的成果是自主的，它们没有受益于任何非科学的媒介”^〔16〕。可是这两个假定都经不起细究。费耶阿本德经过历史的比较发现，科学并不比其他的知识更优越，其他的知识不比科学知识逊色。他认为，实践证明，有一些非科学的知识比科学知识更有效。他还借用霍顿的研究成果证明科学并不具有比神话更高的能力，相反，科学与神话的思维有着惊人的相似：对统一性的追求；为常识构筑理论上层建筑；同样的保护手段。神话远比理性主义者所敢于承认的要好得多。这些材料对科学优越性提出了疑问。考察表明，科学和神话在许多方面是交叠的，我们以为我们感知的那些差异往往是些局部的现象，它们在别处可能转变成相似。为了表明神话和科学的惊人相似性，费耶阿本德引用了罗宾·霍顿成果，霍顿考察了非洲的神话，发现它有如下几个特点：对理论的追求是对藏在表面复杂性后面的统一性的追求。理论把事物置于一种因果关系背景之中，它比常识提供的因果关系背景更为广阔：科学和神话都给常识构筑理论上层建筑。^〔17〕存在着抽象程度不同的理论，它们按照所出现的不同解释要求加以运用。理论构造在于分化常识对象，按另一种方式把其各要素重新结合起来。理论模型始自类比，不过它们逐渐脱离这类比所根据的模式。这些特点反驳这样的假设：科学和神话服从不同的形成原理（卡西尔），神话无需沉思（达德尔）或思辨（弗兰克福特）。这些材料不能接受这样的观念解释：神话的功能本质上是实用性的，神话以仪式为基础。这种观念见诸马林诺夫斯基以及诸如哈里森和康福德等古典学者。费耶阿本德指出：神话和科学的密切关系，远远超过所能指望于哲学讨论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霍顿本人所准备承认的程度。^〔18〕

（八）科学意识形态基础的解构

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的优越性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受国家保护的科学限制了其他思想的自由发展。因此，解构科学优越性的神话，就必须进一步解构科学优越性的意识形态基础：科学与国家、教育分离是国家和所有传统分离的必不可少的部分。(www.xing528.com)

费耶阿本德指出：虽然国家与教会分离是存在的，但国家与科学的分离并不存在。他认为，科学是人类已经发展起来的众多思想形态的一种，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种。科学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条的宗教机构。因此，国家与教会的分离必须以国家与科学的分离为补充。这样的分离可能是我们达致一种人本精神的唯一机会。我们是能够达致人本精神的，但还从未完全实现过。^〔19〕当然，费耶阿本德并不绝对反对国家干涉，有时候国家干涉也是必要的。因为保护公民摆脱这些靠老百姓的心灵和腰包生活的沙文主义的寄生虫正是国家的职责，而一旦不得不进行保护，国家当然也不得不进行干预。

费耶阿本德认为，克服科学沙文主义，不仅需要把科学与国家分离开来，还需要进一步把科学与教育分离开来。他说，承认占有唯一正确方法和唯一可接受结果的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就意味着必须把它同教育过程分离开来。学校可以教授科学，但只向那些已决定把这种特殊迷信占为己有的人教授。另一方面，放弃这些极权主义主张的科学不再是独立自主的，它可以按许多不同的组合加以教授，神话和现代宇宙学可以结合起来。当然，每个行业都有权要求，它的从业者应作过专门的准备，它甚至可能要求接受某种意识形态。宗教是如此，同样，物理学也是如此。但是，这种特殊意识形态、这种特殊技能在普通教育的过程中不应该有特殊地位，普通教育是为一个公民在社会中起作用做准备。它将把各主要意识形态当做历史现象来研究，它将把科学当做历史现象而不是当做唯一切实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它将把它同“原始”社会神话之类及其他童话一起加以研究，以便获得为达致一个自由决策所需要的信息。这种一般教育的一个必要部分是认识一切领域的那些最杰出的宣传家，以使学生能对一切宣传、包括称为“论证”的宣传做出抵制。只是在这样的硬化程序之后，学生才被要求根据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科学—神话、科学—宗教等等争端来做出他的决定。那时他支持科学的决定——假如他选择科学——将远比今天之支持科学的任何决定都更加“理性”。

总之，科学和大学将小心分离开来，正如今天宗教和大学分离一样。当然，科学家将参与政府的决策，因为人人都参与这种决策。但是，他们不会被置于压制的权威之下。正是全体有关个人的投票表决，而不是躲在一种并不存在的方法论背后的大亨权威来决定采用什么教育方法之类的重大问题或者进化论、量子论之类基本信仰的真理性。费耶阿本德一再劝慰我们不必害怕这种调节社会的方式将会导致不良后果，科学本身也利用表决、讨论、投票的方法，尽管没有明确把握这种方法的机制，并且在运用这种方法时也带有严重偏见，但是，我们信仰的合理性无疑将大大提高。人们用不着担心科学家会越来越少，以至于昂贵的实验室里空空如也。只要能让人们自由选择，有不少人还是愿意从事科学的，因为由自愿自为者们操持的科学会比今天这种由一群奴隶、一群学阀和“道理”的奴隶所操持的科学有吸引力的多。即使科学出现了一时的萧条，也总会有其他种种有趣的事物来补偿的。在他所设计的那种社会中，科学家当然不再享有任何特权，他们的地位也许比和尚、算命先生和卖狗皮膏药的都不如。这真是一种极端的观点。

■　简要评述

《反对方法》一书的出版奠定了费耶阿本德与波普、拉卡托斯、库恩一起成为“科学哲学四大巨头”的历史地位。费耶阿本德的哲学思想受到了世界范围内哲学界的重视。然而，对于如何理解和评价费耶阿本德的哲学思想中外哲学界分歧极大。罗蒂高度评价费耶阿本德哲学的重要性，他说，“40多年来，费耶阿本德在20世纪的哲学家一直在进行战斗的重大战役中扮演了一个十分显著的角色”^〔20〕。也有人称他是“‘什么都行’的哲学家”^〔21〕、“反科学的哲学家”^〔22〕，甚至有人说他是“科学最坏的敌人”^〔23〕。总之，“费耶阿本德曾经是并且现在仍是当代哲学最有争议的人物”^〔24〕。邱仁宗教授说：“他是西方科学哲学界的一位怪杰。他的科学哲学观点十分怪异。他那极端的结论、荒谬的主张、夸张的甚至令人不能接受的言词，在科学哲学界同意的人为数甚少。但是仍然不乏独到的见解。就是反对他的人也不否认这一点。”^〔25〕兰征博士说：“费耶阿本德的立场是十分独特的。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他的观点对理性主义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他是一个实在论者，但他的学说给实在论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同时他又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但他并不倡导一切形式的相对主义，而只是提倡一切传统的平等生存，他相信这是符合民主原则的。他把这三种似乎很难调和的立场奇妙地结合起来了。”^〔26〕黄瑞雄博士认为：“费氏的主张并不是非理性的，更不是反理性的。相反的，他却是用理性来反思理性。”^〔27〕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实属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应该注意的是除了继续对《反对方法》进行直接的文本解读之外，还应该重视对语境的解读，这也是深化文本解读的必不可少的路径之一。

许多研究者对费耶阿本德哲学的误读皆来源于在现代性的语境下解读他的思想。其实，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是后现代思想范式的产物，它产生的社会背景是西方发达国家发达的知识呈现爆炸状态。后现代知识状态催生了后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更关心人的自由，后现代哲学要把人从形形色色的奴役和束缚（包括“真理”和“科学”的奴役和束缚）中解放出来。费耶阿本德是后现代哲学游戏的发明人之一，他从理性方法的局限出发，批判科学沙文主义。

费耶阿本德对待科学哲学的态度属于典型的后现代的非难的态度，后现代哲学对待哲学的态度就是“真正的哲学嘲弄哲学”，他专门嘲笑理性主义者。后现代哲学认为，理性并非像它自认为的那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人并不能理性地控制自己的行动。然而，很多后现代哲学家像现代主义的哲学家一样，用理性主义思维提出了另一组概念体系与理性主义对抗，例如，权力意志（尼采）、思（海德格尔）、欲望（拉康）、本文（德里达）、异（列维那）、历史（福柯）、机器（德利兹）、异质性（巴塔耶、克里斯蒂娃）。费耶阿本德则更加彻底——“怎么都行”。在这样的后现代语境下，我们终于可以理解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为什么会讨论民主，为什么会用“无政府主义”这样一个消解特权的政治概念来称呼自己的认识论，原来在后现代的视域中认识论与政治学是这么亲近，并不像在现代性的视阈中，看起来很遥远。

可以看出，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在科学发达时代、在科学发达国家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对批判科学局限性的批判。但是，他并不反对方法本身；并不反对科学本身；也不反对理性本身。他所反对的是方法具有唯一的普适性的观念。他的主张是任何一种理性及其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而不可能是万能的、普适的；他反对科学具有至上地位的科学沙文主义观点。可以说“费耶阿本德的哲学既不是非理性主义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的，而是有限理性论”。^〔28〕有限理性论是对普遍性规则的批判，是对多样性自由的追求。这是《反对方法》的精髓。费耶阿本德的有限理性论要表达的基本思想是：一切方法论甚至最明白不过的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有限理性论指出了理性及其方法的局限性，鼓励科学家进行跨界的自由研究，主张各种文化传统平等互利，自由对话，共同发展。

（中国海洋大学：王书明）

注释

〔1〕　Paul Feyerabend: Killing Time: The Autobiography of Paul Feyerabe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35．本文关于费耶阿本德生平事迹材料均根据此书缩写。

〔2〕　Paul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Verso, 3rd edition, 1993．此处翻译与中译本有所不同。

〔3〕〔6〕　〔美〕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页。

〔4〕　〔美〕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页。

〔5〕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5页。

〔7〕　〔美〕费耶阿本德：《再看〈反对方法〉》，载《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8〕〔9〕　〔美〕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92、146页。

〔10〕　陈健：《科学划界——论科学与非科学及伪科学的区分》，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11〕　〔美〕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12〕〔13〕〔14〕〔15〕　〔美〕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198、123、137页。

〔16〕　〔美〕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17〕〔18〕〔19〕　〔美〕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273、271页。

〔20〕　R. Rorty: Untruth and consequences, The New Republic, Washington, Jul 31, 1995.

〔21〕　M. Weber: The "Anything Goes" Philosopher,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December 10th, 1993.

〔22〕　W. Saxon: Paul K. Feyerabend, 70, Anti-Science Philosopher (Obituary), New York Times, 8th March, 1994.

〔23〕　J. Horgan: Profile: Paul Karl Feyerabend: The Worst Enemy of Science, Scientific American, May 1993.

〔24〕　〔德〕P·H·洪纳：《保罗·K·费耶阿本德》，王彤译，《哲学译丛》，1998年，第1期。

〔25〕　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现代科学哲学概述》，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

〔26〕　〔美〕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译者的话。

〔27〕　黄瑞雄：《化学家如何看待多元方法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

〔28〕　王书明：《科学、批判与自由——费耶阿本德有限理性论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内容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