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威:
《哲学的改造》(1920)
■ 本书精要
在整个现代西方哲学中,唯一的一部自觉地去挖掘时代精神,从时代的发展变化中寻找哲学改造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典范之作。
■ 作者简介
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伦理学家和社会政治活动家。罗素说:“一般公认他是美国现存的首屈一指的哲学家。这个评价我完全同意。他不仅在哲学家中间,而且对研究教育学的人,研究美学的人以及研究政治理论的人,都有深远的影响。杜威是个品德高洁无比的人,他在见解上是自由主义的,在待人接物方面宽宏而亲切,在工作当中孜孜不倦。”〔1〕被称为“哲学家们的哲学家”,是“美国人的顾问、导师和良心”。〔2〕总之,杜威被视为美国人的精神领袖、民主声音的代言人,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天才。
杜威1859年10月20日生于美国佛蒙特州伯林顿城。其父是佛蒙特骑兵团的军需官,其母出身于富裕家庭,重视对子女的管理与教育。杜威就读于伯林顿公立学校。1875年考入佛蒙特大学,他对进化论和哲学特别感兴趣。大学毕业到中学教书。1882年在哈里斯指导下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假定》,同年进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学位,1884年获博士学位。先后在密执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任教。
杜威的一生主要接受了三个方面的影响,“杜威的哲学有三个重要的渊源,第一是黑格尔派的学说,第二是进化论,第三是美国文化。我们可以说杜威的整个系统就是这三者的融合体。”〔3〕
杜威一生担任多种兼职:1899年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会长;1905年任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会长;1915年组织并任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会长;1928年任美国进步教育协会名誉会长;1929年任独立政治行动联盟的全国主席;1937年任控诉莫斯科对托洛茨基的审判调查委员会主席;1938年任美国哲学学会名誉主席;1952年被选为纽约州自由党名誉副主席。曾分别到日本、中国、土耳其、墨西哥、苏联等国讲学和访问,先后在13个学院或大学接受荣誉学位,多次获得外国政府授予的奖章。
1952年6月1日,杜威因病逝世,享年93岁。在他70年的学术生涯中,出版了10多部著作,发表了一千多篇论文,在教育、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等诸多学科,都留下了极为珍贵的作品,成为美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 作品内容
《哲学的改造》是杜威的哲学代表作之一,是世界哲学宝库中一部经典之作。它是杜威在1919年初应邀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作的哲学讲演,经整理修改后于1920年出版的。该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很多国家出版。在我国,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就出版了由许崇清翻译的《哲学的改造》中文本,1958年又出了修订版,到1989年已是第四次印刷。200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张颖翻译的新版的《哲学的改造》,这个版本除了包括原来的八章外,另外还有杜威在1945年所写的一篇“序言——二十五年之后看哲学的改造”和索引,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更能够全面地反映杜威的哲学思想。
杜威作为一位世界级的大哲学家,他的最大特点,也是他的最大优点,就是他不是固守在哲学家的永恒主题上,而是自觉地在时代的发展变化的现实世界中去挖掘时代精神,去建构自己哲学的生长点。《哲学的改造》就是实践这个哲学观念的结晶。他认为,哲学不应从哲学家的头脑中去臆造,而应在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在工业、宗教、政治、社会和科学的发展和危机中,去寻找哲学改造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一)变化中的哲学概念
哲学的先导是人类的原始意识,它是人类最初的一种自觉意识。人与动物的区别有三点:首先,人的经验,能够通过记忆保存下来,而动物经验是随生随灭的。其次,动物只生活在一个物的世界中,而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物的世界中,还生活在一个象征和符号的世界中。再次,人的记忆具有选择性,只有对人有趣的、有意义的,因而与人发生特殊利害关系的经验,才能留在人的记忆中。人的记忆的情绪价值是记忆的重要而鲜明的特点。
原始人的生活是原始意识的主角,人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欲望的驱动下进行的。“人是由记忆而不是思想所左右,记忆不是记住真实的事实,而是联想、暗示和幻想。用来衡量头脑中暗示的价值的标准不是同事实一致,而是情感的相投。”〔4〕这是原始人与现代人、现代的一般人与有思维训练的人的区别。以原始意识向哲学过渡,还必须经历故事传说和它的戏剧化凝固阶段,于是产生了戏剧、祭祀、神话等。
哲学产生于知与行分离之后。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出现了两种知识的分化和两种价值的不同的实践。因而也产生了两种地位完全不同的人。“宗教与诗意的信仰由于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和政治价值和功能,因此为直接关系社会中统治因素的上流阶层所有。拥有普通事实知识的工人和工匠可能拥有较低的社会地位”。〔5〕知与行分离的直接结果,是抬高知识而贬低实践。原始意识、原始文化是哲学产生的前提,而知与行的分离则为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杜威指出了哲学产生时所具有的三个特点:第一,哲学一开始就有自己的任务。第二,哲学运用推理和证明去为“由于情感相投及社会声望先前就被接受的东西作合理辩护”。第三,“由于欲望和想象支配的在社会权威的影响下发展成权威的传统的信念体系是普及而广泛的”〔6〕,因此哲学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
(二)哲学改造的历史因素
杜威从对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研究中,发现并指出,培根是现代思想的真正建设者,他背叛了人类思想的最高权威——亚里士多德,成为人类新精神的代表。他的最大功绩不是归纳法的建立,而是他的发现理论和发现法。“使培根不朽的是从新世界吹来的和风鼓起他的风帆,激励他在新的海洋中历险。”〔7〕培根最著名的格言是“知识就是力量”。并且以此作为判定知识的价值的尺度。培根的新精神和新倾向在于发现的理论,在于强调对新事实和新真理的发现,在于不断地去探究自然的秘密。“科学原理和法则不在自然的表面。它们隐藏着,必须用一种积极而精细的探索技巧从自然中获取。”〔8〕培根指出,靠纯粹推理来制造体系的人,犹如蜘蛛从肚子里往外吐丝;靠积累材料和经验的人,如同蚂蚁贮藏和搜集材料;真正的工作应像蜜蜂,它搜集材料,又进行制作,造出新鲜的蜜来。因此,发现法比证明法高明。证明法把真理看成是已知的,新材料不过是为这个真理提供佐证而已。发现法则不同,它着眼未来的创新。真理不是教条,它要用新的经验来重新验证、丰富和发展。杜威不仅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培根新精神的实质和时代意义,而且也为自己的研究找到了一条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的研究思路。
杜威还从工业、政治、社会和宗教诸多方面的发展变化,来说明时代精神的新的趋向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工业的发展,培养和形成了人们的探险、开拓、发现的精神。工业革命和科学变革形成互动,通过发明的手段,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得以实现,“蒸汽和电力的工业革命是对培根预言的答复。”〔9〕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中,不仅导致封建制度的颠覆,资本主义关系的确立和发展,而且实现了个人解放和个性解放。从宗教的改革中,杜威发现了宗教的个人主义。总之,杜威从工业、政治和宗教的改革和变化中,看到了新思想产生的几种势力:第一,人们的兴趣从普通的事物转向了变化的特殊的事物,从对来世的重视转向了对现实的重视,从对超自然主义的关注转向了对自然科学、自然活动的关注。第二,固定的制度和阶级差别的关系的崩溃,根据观察、实验和反省的方法达到真理的个人信任增强了。权威命令已经失效。任何神圣的原理都必须经过经验和实验来验证和确认。第三,进步的观念受到重视和尊重,支配想象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人们要面向未来,有能力、有勇气和有智慧去开创自己的未来。第四,支配自然并迫使自然为社会和为人服务。实验探究是进步的唯一方法,知识就是力量。所有这些变化,都导致以认识论或知识论为中心取代了形而上学的唯心论。
(三)哲学改造中的科学因素
胡适说:“‘实验主义’这种新哲学完全是近代科学发达的结果。19世纪乃是科学史上最光荣的时代,不但科学的范围更扩大了,机械更完备了,方法更精密了,更重要的是科学的基本观念都经过了一番自觉的评判,受了一番根本的大变迁。”〔10〕杜威考察了科学的历史发展;指出了科学的发展和变化,为哲学的改造和新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必须的概念和思想资料。他说:“哲学开始于对生活困难的某种深刻而广泛的反应,但它只有在材料具备,可以使这种反应变得自觉,明了并可以传达的时候才能发展”。“科学的进步在其广泛的概括性和事实的特殊细节方面恰好提供了形成、促成、传达和宣传新倾向所需的思想和具体事实的智力配备”。〔11〕杜威是从三个方面来说明科学从古代到近现代所发生的变化的:首先,从古代科学和哲学的“封闭的”、“有限的”世界到近代科学的开放的、无限的世界的变化。“哲学家曾经信赖的世界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一个内部包含着有限数量的固定形态,外部则有明确边界的世界。现代科学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其内部构造变化不定,不可能指定界限,其外部伸展超越任何指定的世界。”〔12〕有限的封闭的科学观是以地球中心说为代表,“一个绝对封闭的宇宙,一个可见的、在字面上可以称做宇宙的东西,在其固定不变的中心有地球,在其固定的四周是固定星群的天穹,星群在围绕万物,使其保持统一和秩序的神圣的苍天永不停息的旋转。”〔13〕这种科学观,虽然也承认有发展变化,但那只是在有限的界限内的数量的变化,“发展仅是一个物种的一个特殊成员内部发生变化的过程。它仅仅是从橡子到橡树的预定运动的名称。”〔14〕但是,新科学即现代的科学打破了地球中心说。地球中心说的宗教意义,就在于它肯定了上帝的存在,它的哲学意义就在于它肯定了一个超验世界以及由此产生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它的政治意义则是为封建的等级制度提供辩护。新科学观以太阳中心说为代表,它冲破了封闭的宇宙观论,它使人们从有限转向无限,从静观转向动观,从审美的转向实用的。
其次,发展观的根本转变。古代的哲人大都认为世界是固定的,只有静止常存,即使某些天才的辩证法家,也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承认变化。在封闭的世界中,只有一定种类的少数变化,如重物下降、火与轻的上升、圆周运动等,即主要是量的变化,机械的运动。相反地,新的科学发展观则认为,“科学现在为我们展现的不是一个封闭的宇宙,而是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无限的宇宙,无地域限制,无边际限制,内在结构无限复杂,正如在范围上的无限。因此它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无限变化的世界,一个在陈旧意义上几乎不能称为宇宙的世界;它是如此多样,如此广泛,无法用任何一个公式总结和把握。变化而不是固定性成为‘现实’或存在能量的标准,变化无处不在。”〔15〕
再次,从前人们所见到的、想象所描画的和行为计划所对待的那个世界,是一个具有性质不同并以优劣等级差别排列的世界。古代思想承认并肯定封建的等级制度,由特权造成尊卑之分,无任何平等可言。新的科学观,使研究与理解的界限被冲破了,观察和想象也被解放了,力学不再是孤立的科学了,而成为向自然进攻的工具。杜威说:“我的关于自然的观念以及了解自然的方法的革命培育了想象和抱负的新倾向。它进一步确定了由经济和政治变化引发的新态度。”〔16〕“现在这一经验知识发展了,在应用和价值上打破了其低下有限的范围。它本身通过引导无限的可能、无穷的进步、自由运动、不考虑界限的同等机会等思想成为激励想象的工具。它改造了社会制度并发展了新道义。它获得理想的价值。它可以被转化为创造性、建设性的哲学。”〔17〕
(四)关于经验和理性的已变化的概念
杜威对经验和理性作了历史的考察,指出经验概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老经验主义旧哲学有一个大致共同的看法,即“经验从未高于特殊、偶然和盖然的水平。”〔18〕关于经验的旧概念本身也是经验的产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谈到的经验都是指实际的经验,“在其发生时,他们每一个都是孤立的、特殊的——与其对应的是短暂的欲望和短暂的感觉。但记忆保存并积累了这些单个的事件。当它们积累起来时,不规则的偏差被丢弃了,共同特征被选中,并被充实,被组合。”〔19〕这样,逐渐形成了以整个物种所特有的某个普遍形式为标志的某一种类中的个体。这些特殊事件融合起来所建立的行动方式,本身就具有一般性。但这种一般性是有局限的,难免有错误。这样,这种经验就成为通向理性的垫脚石,唯一的普遍性和肯定性只能在经验之外和之上去寻找,这就是理性和概念的领域。然而,杜威对理性采取批判的态度,他说:“‘理性’作为分离于经验的能力,曾将我们引导到普遍真理的高级领域,现在却开始使我们感到遥远、无趣并且无关紧要的。理性,作为普遍性和规律性引入经验的康德式能力,使我们越来越感到多余——它是人类沉溺于传统形式主义和精细术语的不必要的创造。”“历史理性主义所持的理性只能够使它倾向于草率、浮夸、没有责任心并且古板——一句话,是绝对主义。”〔20〕
随着历史的发展,关于经验的新概念,关于理性与经验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他说:“两件事使关于经验的新概念,关于理性和经验的关系的新概念,或更准确地说,关于理性在经验中的位置的新概念成为可能。首要因素是在经验的实际本质,其内容和方法中实际发生的变化。另一个是基于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发展,它使经验的本质的新科学构成成为可能。”〔21〕
现代心理学、生物学的发展证明,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行为、有活动。为了使生命继续存在,这种活动必须是持续的、与环境相适的。杜威区分了野蛮人与文明人在适应环境活动上的差别。“野蛮人对所处的条件会尽量适应,尽量少做我们称为反抗的行动;野蛮人‘随遇而安’,利用洞穴,植物根以及临时的水潭过着一种贫乏而不安定的生活。文明人到遥远的山上去,筑坝截流。他修水库,挖渠道,将水引到沙漠上去。”〔22〕那么,这在经验传说上起了哪些变化?
首先,经验已不再只是知识的通道和途径,而变成首先要做的事情,在行动或实践中达到知与行的统一。“生物体按照自己或简或繁的结构作用于环境。结果,环境中的变化又作用于这个生物体及其活动。生物经历并体验其自己行为的结果。动作和体验或经历的形式的紧密联系就是我们所称的经验。毫无联系的动作和毫无联系的体验都不是经验。”〔23〕这样,感观失去了作为知识途径的地位,而获得了作为行动刺激的恰当地位。感觉标志着事先进行的行动过程的中断,或者说,感觉是从一个过程中的行为习惯向另一种行为方式的转折。“感觉不是任何知识的一部分,无论好与坏,高级与低级,完整与否。它们是在知识中止的探究行为的诱因、动机和鞭策。”〔24〕当经验同生活过程结盟,那么所谓感觉原子论也就彻底消失了,康德所设计的为了综合经验材料所提出的先验概念范畴的设计也成为不必要的了。“真正经验的‘材料’被认做是行动、习惯、积极的功能、动作与经历结合的适应过程;感觉运动的相互协调。经验自身具有结合与组织的原理。”〔25〕理性使其随从的一般概念成为保守的禁锢心灵的因素。“哲学的伦理意义就在于提供模式,模式一旦建立,它们就被宗教所神化,被艺术所修饰,被教育所重述,被长官所强制,因此改变它们将变得不可能。”〔26〕而“经验是解放的力量,经验意味着新事物,它为我们排解对过去的坚持,它揭示新事实和真理”。〔27〕
其次,实现了从经验性的经验向实验性的经验的转变,这个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实验科学可以使人对环境进行有意的控制。杜威说:“我们必须指出,当经验不再是经验的,而是实验的,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就会发生。从前,人只是用他先前经验的结果来形成习俗,这些习俗后来被盲目遵守或盲目破坏。现在,旧的经验被用来提出目标和方法,用以发展新的、改进了的经验。结果经验就变得积极的自我调解了。”〔28〕这种具有建设性的形式用于新目的经验主义建设,杜威称之为“智慧”。“智慧不是一旦拥有就永远拥有的东西。它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要保存它,就要经常注意观察结果,要有谦虚学习的意愿和重新调整的勇气。”〔29〕与这种实验的、重整的智慧相比,历史理性主义所持的理论,只能是一种绝对主义。历史上的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只是在感觉与思维、经验与理性这两极间争论。“哲学的改造应该解救人们,使其不至于在贫困而片面的经验和虚假无能的理性之间选择,它也将把人类努力从其所负的最沉重的智力负担中解救出来。它将摧毁把善意的人们分成两个敌对阵营的分界。它将允许尊重过去和既定制度的人同有兴趣建立一个更自由、更幸福的未来的人合作。”〔30〕
(五)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已变化的概念
关于理想与现实的概念,也在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都认为“终极现实或在本质上是完全理想或理性的,或具有绝对理想和理性作为其必要属性,这是哲学学者都熟知的事实。”〔31〕相反的,变化就是不稳定,就是缺欠,就是不完整和不完善的概念。完整的现实和真实的事实是不变的,永远保持在一种“固定的静止安息状态”,完全真实的事物是不动的。“终极和真实存在既然是不变的,就是完整的,综合一切而为一体。既然它是一体的,它只有和谐,因此享有完整永恒的善,它是完美。”〔32〕这种最真实的现实和理想的认识就是哲学,它是纯粹默想的结果。(www.xing528.com)
但是,科学的实际进步已经表明知识是改造世界的力量之后,在有效知识的应用采用了实验的方法之后,人们关于现实和理想的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化不再被看做是美德的堕落,现代科学不再试图在变化背后去寻找某种固定的形式或本质,而试验的方法则试图打破表面的固定性并引起变化。“变化同进步相连”。知识不再是默想的,而变成为实践的。知识变得专注于变化,知识的检验则变成带来某些变化的能力。对于实验科学,知识意味着有明智指导的行为。“哲学的这种变化在历史哲学化中起过巨大作用的两个概念——‘真实’和‘理想’中分别引起多么大的变化。前者不再是现成的和最终的;它变成了必须作为变化的材料,作为某些特殊期待的变化的障碍和手段而被接受的东西。理想的和理智的也不再是一个分离的现成的世界,不能被用来做改变实际经验世界的杠杆,而仅仅是逃避经验缺陷的庇护所。”〔33〕从哲学上讲,知识和哲学从默想到有效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哲学尊严的降低,即从崇高的地位降到粗劣的功利主义,它表明哲学的首要功能是将经验的可能性,尤其是人类集体经验加以理性化。哲学可以使人类在行动中容易采取正确步骤。
(六)逻辑改造的意义
杜威说,逻辑一直在崇高与混乱之间摇摆。说它崇高,是因为“它宣称有陈述宇宙终极结构法则的能力,因为它研究思维的法则,这是理性形成世界所依据的法则”。〔34〕但逻辑理论又呈现了一个混乱的情景。关于其题材、范围或目的几乎没有一致的意见。
随着经验与理性,真实与理想观念的变化,逻辑也发生了变化。首先,逻辑性质的变化。“如果思想与智慧是有意改造经验的手段,那么逻辑,作为对思想过程的描述,就不纯粹是形式的。”〔35〕就逻辑能够使所期望的经验改造更经济更有效的思维过程清晰而系统的表达而言,逻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它是科学,因为它对思维实际进行方式给予有组织和验证的描述;它是艺术,因为它在这一描述基础上设计了一些方法,使未来思维可以走向成功并避免失败。”〔36〕至于逻辑是经验的还是规范的,是心理的还是规定的争论也有了答案,杜威认为,两者都是。思维是从经验处于混乱和困境中产生的。思维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面对事实的探究,是精细和广泛的观察和考察,产生想法,提出假设或假说。“科学实验者得出可以应用于其他情况的结论的行动方法,反应方式在其结果得到检验之前,在本质上是尝试,不确定的。……只要注意概念、理论、体系无论如何精细、如何首尾一贯、都必须看做假说,这就够了。”“认识到概念、理论和思想体系总是要通过应用而得到发展”,“同所有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创造的结果所显示的性能。”〔37〕这样,杜威就从所谓纯形式的逻辑转化为科学的实验的和功能性的逻辑,并得出工具主义的结论。
杜威还分别论述了抽象、概括、分类等逻辑范畴,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工具主义的真理观。“如果观念、意义、概念、见解、理论和体系对于特定环境的积极改造,对消除某个特殊麻烦和混乱具有工具般的作用,对其效力和价值的检验就在于这项工作的完成。如果它们成功了,它们就可靠、健全、有效,好而真实。”〔38〕在这个问题上,杜威特别批驳了詹姆斯等人的观点,指出:“当真理被看做一种满足时,它常常被看做情感的满足,个人的舒适,满足纯个人需要等。而这里的满足意味着满足那个产生想法、目的和行动方法的问题的需要和条件。它包括公众的和客观的条件。”〔39〕这样,真理是在实验的过程中发生的,而不是先验的就被固定的属性。
(七)道德观念中的改造
科学思维方法的改变也明显地影响道德观念的变化。善和目的成倍增长,“规则弱化为原则,原则又变成理解方法。”〔40〕在希腊人中,道德理论开始只是试图找到“合理的基础和目的”,不是来自习俗的生活行为规则。但当理性取代了习俗之后,道德理论的任务就变成要“发现某种最终目的,或善、或某种终极至上的法则”〔41〕。有些人认为,目的是对更高权力和权威的忠诚或服从;另有人认为,是责任的理性认识,即承认法则的唯一和最后的来源——有一个最终的善的假设。杜威认为,这种普遍的善和终极目的转移到特殊情况中就暴露其弊病。“每个个体化情形都有其不可替换的善和原理,其逻辑的实用主义意义在于将对理论的注意从关注一般概念转到发展有效的研究方法这一问题上去。”〔42〕细致说,第一,道德与自然科学占有同等地位,必须采用同样标准和方法;第二,特殊情形中的善应同一般的善具有同等价值、地位和尊严;第三,要根据行为的方向来评价个人或群体;第四,发展、改善和进步的过程,是改造现状的积极过程,不是为了达到终极目的。
道德观念的变化还集中体现在幸福观上。幸福是道德家们所鄙视的目标,但是没有幸福的善是难以忍受的。幸福只能在成功中找到,审美的感觉和快乐是任何有价值的幸福的主要成分。在目的和善的传统理论向现在可行的理论转折中,功利主义占优势,“它使道德的善变得自然、人道、同生活的自然善相关。”〔43〕
道德过程与教育过程是同一的。传统教育观把教育视为准备阶段,重要的在未来,而不是现在。这种把准备阶段与成熟阶段对立起来是有害的。杜威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社会性在教育。夸大童年对理智的依赖,会造成过分爱护孩子,夸大了成人生活的独立,就会忽略与他人的交往。道德过程和特殊成长过程是一体的。
■ 简要评述
《哲学的改造》发表25年后,杜威写了一篇“序言——二十五年之后看哲学的改造”,杜威在序言中主要讲了四个问题。第一,序言的指导精神,经过25年,更加使人看到哲学改造的紧迫性和哲学改造的切入点,“哲学的独特任务,问题和内容产生于共同组织生活的压力,在这种生活中哲学的特定形式产生了;所以,其特殊问题随不断进展的人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有时在人类历史上构成危机和转折点。”〔44〕新的理论将考虑认识如何进行,用“理智”代替“理性”。第二,讲哲学分歧是如何产生的。杜威认为有两种普遍性,即科学的普遍性和哲学的普遍性。哲学迷恋永恒不变的东西,不考虑时间和空间。科学的普遍性,是把事物纳入发展变化的活动体系,实际上是“过程”。第三,杜威进一步论证了目前哲学改造的主题和论题。世界的广泛发展和深刻危机,“改造的首要要素因此就是得出关于这个伟大变化何以如此广泛、深入、迅速发生的假说。”〔45〕科学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科学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如何形成合适的道德原则,科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以及科学与道德的关系,尚未作系统的研究。科学与人的理想,规范和利益休戚相关,科学发展迫使人们必须对近代哲学(包括道德理论)进行深入的改造。第四,杜威论证了哲学改造的必要性、艰巨性和可能性。
《哲学的改造》一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在美国数十次的再版,而且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黄顺基教授主编的《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第二批中,《哲学的改造》是唯一列入的哲学著作。黄顺基指出:“杜威的《哲学的改造》一书,从科学方法论的历史,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真理与人生价值之间的矛盾等方面,寻找哲学改造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寻找他的哲学的生长点,并提出哲学改造的任务:他力图把他的哲学同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活与经验紧密联系起来,使哲学成为实用的哲学”。〔46〕黑格尔说哲学是时代的精华,杜威则是自觉地去挖掘时代的精神,自觉地摆脱哲学的“学院式”的束缚,自觉地从时代的发展变化中去捕捉时代跳动的脉搏,从现实生活和经验中去寻找自己哲学改造的契机。因而他所倡导的实验主义(经验的自然主义、工具主义)哲学才成为“美国工业化时代的哲学”。而他的《哲学的改造》一书则成为人们如何进行哲学改造的一个范本。
(吉林大学:邹铁军)
注释
〔1〕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78页。
〔2〕 参见徐友渔:《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8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5—386页。
〔3〕 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4〕〔5〕 〔美〕杜威:《哲学的改造》,张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6〕〔7〕〔8〕〔9〕 〔美〕杜威:《哲学的改造》,张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6、18、24页。
〔10〕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
〔11〕〔12〕 〔美〕杜威:《哲学的改造》,张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0—31页。
〔13〕〔14〕〔15〕〔16〕 〔美〕杜威:《哲学的改造》,张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3、34、41页。
〔17〕〔18〕〔19〕〔20〕〔21〕 〔美〕杜威:《哲学的改造》,张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2、45、45、54—55、48页。
〔22〕〔23〕〔24〕〔25〕〔26〕〔27〕 〔美〕杜威:《哲学的改造》,张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49、51、52、54、53页。
〔28〕〔29〕〔30〕〔31〕〔32〕 〔美〕杜威:《哲学的改造》,张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5、58、61、62页。
〔33〕〔34〕〔35〕〔36〕 〔美〕杜威:《哲学的改造》,张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6、77、78页。
〔37〕〔38〕〔39〕〔40〕〔41〕〔42〕 〔美〕杜威:《哲学的改造》,张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89、90、92、92、97页。
〔43〕〔44〕〔45〕 〔美〕杜威:《哲学的改造》,张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1、10页。
〔46〕 〔美〕杜威:《哲学的改造》,张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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