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的出炉
话剧的出炉，一定程度上是北京人艺所面临的排演“现代剧目”的压力的结果。1958年1月，在《戏剧报》“关于现代题材剧目的问题”栏目中，刊发了一篇批评“北京人艺也不重视现代剧目”的文章，文中列举北京人艺1957年上演的14个剧目：《日出》（52场）、《这样的时代》（8场）、《双婚计》（24场）、《虎符》（66场）、《仙笛》（9场）、《是谁之过》（22场）、《风雪夜归人》（50场）、《名优之死》和《潘金莲》（37场）、《骆驼祥子》（72场）、《带枪的人》（65场）、《雷雨》（22场）、《布谷鸟又叫了》（39场）、《北京人》（41场），指出其中“反映我国解放后的工农兵生活的只有两个，处于相当劣势的地位”。〔3〕文章分析道，“剧院不重视现代剧目”，而且“对现代剧目要求过高，又扶植不够”，才造成了这种状况。〔4〕“现代剧目”在1958年特定的语境中，似乎侧重指的是1949年之后新写的，“反映我国解放后的工农兵生活”的剧目。〔5〕3月初，首都戏剧、音乐界举行座谈会，讨论创作大跃进的问题。这次会议几乎演化成各文艺团体“跃进指标”的竞赛会。当会议结束时，不甘示弱的北京人艺的指标也达到了450出。与1957年全年的507场演出场次相比，这个数字并非天方夜谭，但压力在于，1957年现代题材剧目太少，还被《戏剧报》点名，当务之急是找到合适的现代剧目，排演出现代戏，让工农兵形象尽早出现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而现有现代剧目的匮乏，使导演将眼光转向了改编，这可以说是“讨巧”，也可以说是一种聪明的“变通”。他们相信“改编是丰富剧目（特别是丰富反映现代生活的剧目）的方法之一”〔6〕。此时，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进入了人艺编导的视野：
前些日子，我们看到了《文艺报》上对《林海雪原》这部作品的介绍和推荐，同时有一个在中学读书的学生（是我们一个同志的孩子），很兴奋地向我们说：“叔叔，你们要能把这部小说改成戏就太好了，我们许多同学都喜欢极了，看得连饭都不想吃。”这引起我们很大的注意，就决定找几本《林海雪原》来读。当大家读完这部小说以后，非常兴奋，都被小说中英雄的形象和动人心魄的事迹所感动。于是，就决定把它搬上舞台，来满足这部小说的喜爱者和没有看过这部小说的广大观众的需要。〔7〕
侯金镜〔8〕作为理论权威所作的全面、细致又有说服力的“介绍和推荐”，显然是《林海雪原》中选的首要因素；中学生们兴致勃勃地推荐《林海雪原》，希望能编成戏演出，也使编导人员看到了不错的观众前景。编导者确定以“消灭阶级敌人”作为《智取威虎山》的“贯串动作线”，另外一个主题则是表现“军和民、党和群众的血骨关系”。〔9〕
话剧基本设计(www.xing528.com)
应该承认，话剧《智取威虎山》对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改编，在很多方面有提炼和再造之功。首先，“智取威虎山”这一凝练、生动的剧情命名，是从话剧才开始使用的，虽然这一说法最早由白茹道出，但在小说回目中并没有使用。其次，是将小说中某些较为模糊的叙事背景明晰化，固定为几个场景：雪地、深山庙堂、威虎厅、李勇奇家。这些场景大多数被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剧组所移用，而后来的革命样板戏也以改造的方式加以保留。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心人物出现了位移。小说《林海雪原》的核心人物是少剑波，如批评家所言，“少剑波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他的智慧果敢表现于：‘兵分三路’的奇妙部署，消灭九彪的大胆行动，草甸子遇刺后迅速下定的变不利为有利的决心，被马希山诱入包围圈，很快挽救危局的英雄行为，特别是能够准确地利用敌人的性格和弱点（所谓知彼），充分发挥小分队的长处（所谓知己），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10〕。由于话剧剧情以“智取威虎山”为中心，少剑波的“能谋善断，指挥若定”依然可以保留，但戏份则较杨子荣少了许多。而且小说中所渲染的少剑波的年轻、英俊、文武双全等个人才貌上的出众之处，在话剧中也被淡化处理。
《智取威虎山》是一部讲究戏剧情节和人物生活的话剧。焦菊隐希望不要“直接写某种概念”，而是“通过具体的戏剧情节和人物生活来体现某种思想”。〔11〕因此，在戏剧舞台上所要表现的，是由“人的思想活动和行为”组成的“戏剧情节”，至于“概念”和“结论”，则是由作者“默默中引领”读者和观众去达到。〔12〕在他看来，戏剧最重要的是情节，应该从构思剧情出发，达到人物的刻画：“无论改编者怎样留意，剧本最初所搭的架子，总会是先有剧情而后有人物的。”〔13〕戏剧必须以动作，包括对话和形体动作，来展现人物的精神面貌，而不是发表长篇议论。
《智取威虎山》是遵循着焦菊隐对戏剧“佳构”——“豹头、熊腰、凤尾”的设想，来排演的。全剧共分四幕九场，第一场以“恐怖”的气氛引出杀人悬念作为“豹头”，以三条线索交织着长成“粗壮的熊腰”，以全歼匪帮为简洁有力的“凤尾”结束全剧。组成“熊腰”的三条线索，一条以“特务头子”定河道人和小分队的周旋、和座山雕的勾结为主，“把定河道人作为一个更厉害、更阴狠、更狡猾的政治匪首来表现”〔14〕，从而体现出土匪并非一般的经济土匪，而是有着“国民党反动派”背景的阶级敌人；一条着重表现夹皮沟的森林铁路工人和小分队的关系，“形象地表现了军和民、党和群众的血骨关系”〔15〕；再一条是杨子荣打进匪窟，与座山雕、栾平、定河道人先后交锋。小说中原有的少剑波与白茹的感情线则完全抹去。焦菊隐解释说：“小说有时候用很大的篇幅去刻划一个人物的性格，或者介绍人物之间的关系。那种写法是必要的。《林海雪原》里的《白茹的心》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在舞台上，倘若把白茹的恋爱问题，和敌对斗争的问题，等量齐观起来，那么，观众在剧场里也许欣赏了许多精彩的故事，欣赏了许多精彩的表演，但出得门来，却会茫然不知道他刚刚所参加过的究竟是什么生活，什么斗争，它们的意义又是什么，正像刚从一连串令人兴奋的梦境里醒过来一样。”〔16〕不写这一条感情线，是为了引导观众将注意力放在“对敌斗争”的主题上，而不要被“恋爱问题”分散精力，以致观剧之后达不到受教育的效果。
话剧《智取威虎山》一炮打响后，焦菊隐在他撰写的文章中，称许《智》剧在安排剧情时，紧紧抓住“阶级斗争、革命斗争的深刻的教育意义”，不单纯追求“戏剧性”、“舞台效果”，不被小说提供的“那种对敌匪斗争的惊险、急智、变化多端和神出鬼没”的情节所束缚，避免“趣味代替了思想性”。〔17〕“不单纯追求”不等于不追求，在实际的演出过程中，《智》吸引观众，引起轰动，与它的“戏剧性”、“舞台效果”、“趣味”不无关系，〔18〕而这多少与“民族化”的手段有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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