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世辉看重《林海雪原》的原因
本章第一节提到龙世辉初见《林海雪原荡匪记》手稿时，既做出这部小说能代替旧读物的判断，又对小说的质量有所怀疑，是在秦兆阳和楼适夷的鼓励下，才坚定了修改和发稿的信心的。龙世辉个人性格的犹疑，及其初作编辑的压力，都是他摇摆不定的原因。但从审美趣味上不是甚为接近《林海雪原》，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二十多年后，龙世辉在编辑陈国凯的《代价》时顺带提起：“我做编辑工作二十余年，虽然也经手某些颇有票房价值的作品，但真正感动我的还是这一部（指《代价》——本文作者注）。到目前为止，也只有这一部。”〔49〕《林海雪原》自然属于龙世辉经手的“颇有票房价值”的一部作品，但从他这一段话看来，《林海雪原》却没有让他“真正感动过”，因此，很可能《林海雪原》是在票房价值上打动他的。这与当时整个国家的出版情况有一定的关系。
1955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地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
适合于水平低的读者阅读的新的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也很不够，以致市场上有毒害的图书并未彻底清除。
在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群众性的文化事业，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积极地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出版机关应该努力增加和改进文艺作品、通俗读物、儿童读物的出版，特别要多出版一些故事性的、有趣味的、适宜水平低的读者的需要和青年、儿童的心理的读物，并以低廉的价格发行。……现在不少出版机关和发行机关轻视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不注意对水平低的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这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必须坚决地克服。
1956年和1957年，中国作协曾经召开两次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1956年是全国范围的，1957年是北京地区的），会上提出了取消机关刊物，要求刊物内容独创性，经营企业化，这些想法虽然没有完全付诸实行就夭折了，但估计对出版社和杂志社造成过一定的冲击。因此，能代替“旧小说”的市场预期是《林海雪原》吸引龙世辉的主要原因，而这后来也得到了批评家的肯定，比如何其芳就认为《林海雪原》“它是可以代替某些曾经很流行然而思想内容并不好的旧小说的”。〔50〕
龙世辉编辑文稿的大致情况
《林海雪原》是龙世辉“首次独立编辑”的文学作品〔51〕，前面谈到他编辑时候的不自信。据龙世辉的研究者说，曲波1956年8月完成《林海雪原荡匪记》初稿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经龙世辉审读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之后，“又历时数月作了一次修改”。将修改过的稿子再次送来时，曲波“自谦地表示，他只读过六年书，改起来有一定困难，恐难达到要求，只好委托编辑部全权处理”。得到作者“全权处理”的委托后，龙世辉“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把“全身解数都使上了”，将“书稿作了深度加工”。〔52〕龙世辉究竟做了哪些“深度加工”，下文我们会用仅见的一点资料作详细分析；而从龙世辉研究者所举的书出版之后，曲波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的反应来看，大约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曲波赠给龙世辉的小说精装本环衬上题有“亲爱的世辉同志：在英雄们事迹的基础上，加了您和我的共同劳动，我们的友谊和它一起诞生”，似能表明曲波对龙世辉“在出版他的处女作上所付出的辛苦劳动、所贡献的艺术才华”的感激，题赠“以示铭记”。〔53〕社长王任叔“听说了《林海雪原》的编辑过程后，特地从书稿档案室调出原始材料，亲自一页一页地检查、审读原稿和编辑加工情况。最后，在原稿最末一页上签上评语：‘应该这样改’”。随后，龙世辉还被王任叔亲自提名晋升为编辑，并连升三级工资。〔54〕这两个人的反应应当说是能说明龙世辉修改把关的重要性的。
一个典型的龙世辉编辑的案例
虽然至今为止没有找到经龙世辉修改过的曲波手稿（这份手稿可能是存在的，详见本书后记），但有一段文字很可能是龙世辉修改的手笔，由此我们多少可以探讨龙世辉的修改原则。在前面讨论秦兆阳的修改的时候，曾经提到，秦兆阳比较反感在行文中的倒叙；在曲波原稿“杨子荣智识小炉匠”那一章中（原稿第35页），原本有一段关于杨子荣身世的叙述，秦兆阳作了很大的删节，但当小说正式发表时，被秦兆阳删掉的这一段身世描写却改头换面在小说“杨子荣献礼”这一章中出现了，作为杨子荣进山前的思想活动的主要内容，以突出强调他的“阶级仇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敌斗志”。龙世辉就小说技术的评价与秦兆阳不尽相同。他认为《代价》“作品艺术上也是好的，而且好得有些出人意外。文字漂亮，语言朴素，结构完整，手法新颖。作品开头不久，就制造一个大悬念……”〔55〕秦兆阳认为小说枝蔓太多，主要的情节常被中断，而龙世辉则认为小说“结构完整”；秦兆阳认为“作者缺乏基本的组织文字的能力”，而龙世辉则说“文字漂亮，语言朴素”，对同一作品，两人的感觉居然有如此巨大的差别，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初秦兆阳把曲波小说中“不恰当的渲染和形容”删去，而龙世辉又予以恢复的部分原因。
为了在分析的时候能够说清楚，现将原稿及修改后的情况照录如下：
曲波小说原稿第35页：
他脖子上有一条二寸长的疤痕，记载着他永远难忘的仇恨。是在他十八岁那年上，他家的一条老牛跑到恶霸杨大头的祖坟上，吃了两口青草，杨大头说牛踏破了他的祖坟的“地气”，把子荣的老爹扯了去，硬灌了一瓢尿搅的稀屎，老头就这样被糟蹋死了，妈妈因此而哭死了，妹妹被拐去当丫头，后来也不知被卖到哪里去了？
年青的杨子荣，天天想报仇，可是总没有机会下手。直到祸不单行，仇还没有报，杨子荣又遭到残害。在那年大年三十，杨大头的后宅院着了火，烧的是个一塌糊涂，杨大头就把这笔纵火的账硬赖到杨子荣身上，弄了些狗腿子把子荣捉去吊在大梁架上毒打一顿，脖子上给砍了一菜刀，他昏过去了。当晚杨大头要埋了他，幸亏好心的长工杨四铁，偷偷地放走了他，一直七年漂流在外，杨大头死了他才回到老家。抗战开始后，他就参加了八路军，如今杨大头被村里斗争了，群众翻了身，杨子荣的大仇也报了。
《林海雪原》初版中文字实录，〔56〕（）号内是初版本与曲波原稿不同的文字，我判断是龙世辉所加：
（原来这疤痕上）记载着他永远难忘的仇恨。是在他十八岁那年上，他家的一条（心爱的）老牛跑到恶霸杨大头的祖坟上吃了两口青草（。）杨大头说牛踏破了他的祖坟的“地气”，把子荣的老爹捉了去，硬灌了一瓢尿搅的稀屎，（又叫炮手们恶打一顿，老人经不起折磨，就这样活活地被糟蹋死了，子荣的妈妈怨气成疾，加上长期过度的劳累，结果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
年青的杨子荣，天天想报仇，可是（一来力孤势弱，二来）没有机会下手。（真是祸不单行），仇还没有报，杨子荣又遭到（差一点致死）的残害。是在那年大年三十，杨大头的后宅院（失）了火，烧的他（焦头烂额，杨大头以为这是杨子荣的报复，）把这笔纵火的账（强）赖到杨子荣身上，他招来些狗腿子，把（杨）子荣吊在（大槐树）上毒打一顿，脖子上（被）砍了一菜刀，他昏迷过去了。（杨大头为了根除后患，决心害死杨子荣，当夜预备把杨子荣抬上西南山的岩石摔死。）
幸亏好心的长工杨四铁（——杨子荣青年朋友，）偷偷地放跑了他，从此后一直七年漂流在外，杨大头死了他才回到老家。（这时候他才知道他的小妹妹被杨大头抓去当了丫头，后来又不知把她卖到哪里去了。）抗战开始后，（这仇恨激励着）他参加了八路军，（使他对人民解放事业抱着无限的忠心。）
（他咀嚼着，想着，他的心已奔向仇人，这仇人的概念，在杨子荣的脑子里，已经不是一个杨大头，而是所有压迫、剥削穷苦人的人。他们是旧社会制造穷困苦难的罪魁祸首，这些孽种要在我们手里，革命战士手里，把他们斩尽灭绝。）〔57〕
如果仅从这几段文字修改的前后对比来看，龙世辉作为编辑所下的功夫的确很深。他的编辑既包括文字上的概括、提炼，也包括思想内容的提升与拔高。
曲波在原稿中把参加革命前的杨子荣描写成一个苦大仇深，但似乎又有些窝囊的人（父亲被地主折磨致死，接着母亲“哭死”，妹妹被拐卖，杨子荣流落他乡）。曲波可资模仿的文学资源，如《水浒传》等，使他很容易按照“报仇雪恨”这一叙述模式来组织情节。他塑造的杨子荣，更像传统意义上的草莽英雄，家庭突遭横祸，个人走投无路，参军的目的一是抗日救国，二是为个人报仇。在民间，“忠义”价值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英雄理当杀身报国；个人的仇恨也自应雪耻。而龙世辉的修改，才使杨子荣具备了“革命战士”的认识水准，“仇人”从具体的杨大头转向抽象的“所有压迫、剥削穷苦人的人”；参加革命就从报私仇上升为消灭“制造穷困苦难的罪魁祸首”。就这一处而言，杨子荣脱离了草莽气以及“农民习气”。对杨子荣的思想作出抽象概括，是编辑帮助作者“写”出的，似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较之“农军”作者的思想水平更高。或者说，编辑使用这一套“革命”话语较“农军”作者更为熟稔。
这几段文字中其他各处的修改，多是从技术而不是从思想角度展开的；多数的修改，遵循的是使叙述更细致化、合理化、过程化的原则。对于原稿中写得极为简略的杨子荣父母之死，龙世辉做了一点铺叙，写其父被“炮手们恶打一顿”，“老人经不起折磨，就这样活活地被糟蹋死了”；杨子荣母亲之死原稿只有一句“哭死了”，而经过修改使这一死显得更合情理，有一个痛苦的过程：“子荣的妈妈怨气成疾，加上长期过度的劳累，结果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再如写地主杨大头家被烧情状，原稿只说“烧的是个一塌糊涂”，这的确是“农军”作者语汇有限的一个突出体现，而龙世辉直写杨大头被烧得“焦头烂额”，这种描写就相对具体一些，并指出“杨大头以为这是杨子荣的报复”，把杨大头找人抓杨子荣的原因做了交代。原稿写杨子荣被杨大头毒打后“当晚杨大头要埋了他”，仅一句话粗写；而龙世辉则修改为：“杨大头为了根除后患，决心害死杨子荣，当夜预备把杨子荣抬上西南山的岩石摔死。”这里既明确了杨大头害死杨子荣的心理动因是“根除后患”，又具体写了害死的地点和方式。
上引原稿中有不少地方是有小的语病的，如“烧的他”中的“的”应为“得”，但龙世辉未做修改。可能类似的情况有不少。当时校对科的一个工作人员，在“《林海雪原》发稿后”，“在校对时给书稿找出了100多处错误”，为此“刷了满墙的大字报”来批评这件事。〔58〕而龙世辉在1959年《林海雪原》再版之前，“又改正了近100处别字，22处标点错误”〔59〕这一事实也能得到印证。这些事实都证明龙世辉在第一版对文字的细节把关不是极严。但上面提到的他修改、铺叙、细致化原稿的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多的，如果全书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修改，那工作量的确相当大，龙世辉介入文稿的程度也很深。但因为我们仅见的材料就这么一点，所以也不敢作过于绝对的推断，只能就目前所见，可以判断龙世辉这一部分的修改是十分深入的。
在小说中，杨子荣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稍微有些“政策性”的话语都掌控在“田副司令员”或少剑波等中高级领导口中；或者，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作者在写作小说时，对杨子荣的思想水平并没有太高的安排。但曲波毕竟是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因此，当编辑把私仇提升为公仇时，是能为他所接受的，甚至他可能会为自己没有在小说原稿中达到这一“思想水平”而感到遗憾。1958年，当他在《中国青年》杂志第10期上发表文章答读者问时，就特意讲述了一段党支部（曲波是连队指导员）如何对杨子荣“进行教育”，帮助他“把个人私仇提高到阶级公仇的地步上去”的故事。在不知情的读者那里，会把这一“副文本”提供的故事当做小说的有效补充来看，曲波的目的也在此。但实际上“私仇”到“公仇”的提高是编辑所为，是在编辑“出思想”之后，曲波虚构了“真实的材料”来演绎编辑提出的这一思想。这是作者对于编辑的修改的一个“积极”回应。
注释
〔1〕 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4卷，第28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 顾育豹：《林海雪原小说初稿发掘记》，另外，笔者在曲波先生家中见到的部分原稿，也大致是这种情况。
〔3〕 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第32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4〕 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第3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5〕 1999年11月25日，在曲波先生家中，笔者见到了保存完好的秦兆阳修改过的原稿。原稿誊写在绿格大16开的500字稿纸上，沿页边以白色布条装订；秦兆阳用红笔在原稿上修改、增删。笔者蒙曲波刘波伉俪允许，曾摘抄了大部分的修改情况。现将这部分修改实录整理后附录于本书，供研究者参考，并纪念曲波先生。
〔6〕 秦兆阳：《童年》，《举起这杯热酒——秦兆阳散文选》，第113—1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7〕 关于这段经历，可参看秦兆阳：《忆侯金镜》，秦兆阳：《忆亡母》，《举起这杯热酒——秦兆阳散文选》，第170页、196页。
〔8〕 秦兆阳：《忆亡母》，《举起这杯热酒——秦兆阳散文选》，第188页。
〔9〕 秦兆阳《忆侯金镜》，《举起这杯热酒——秦兆阳散文选》，第176页。
〔10〕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第10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1〕 同上书，第108页。
〔12〕 这是《人民文学》1957年第1期“编者的话”，洪子诚认为秦兆阳的思想“可以窥见一斑”。见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第107页。
〔13〕 李频：《磨稿亿万字 多少悲欢泪——缅怀秦兆阳先生》，《出版广角》，1997年第2期。
〔14〕 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第40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15〕 同上书，第77页。
〔16〕 同上书，第79页。
〔17〕 我们只能比照小说原稿、秦兆阳修改、小说初版这三者来研究龙世辉的修改。经秦兆阳修改的那六章，即小说版的三、四、五、六、七、八章中，与秦兆阳的修改有变化的，大致可以断定为是龙世辉对小说原稿所做的修改。
〔18〕 参看《〈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人民日报》，1957年5月7日。(www.xing528.com)
〔19〕 秦兆阳：《为孩子们祝福》，《文艺学习》，第1卷第5期（1950年6月）
〔20〕 瞿秋白：《革命的浪漫谛克》，引自“旧籍新刊”之《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乱弹·多余的话》，第257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
〔21〕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收晓风主编：《我与胡风》，第714—715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
〔22〕 王尔敏：《中国近代之人权醒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第37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23〕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原载《文艺月报》（上海）1957年5月，收《当代文艺问题十讲》，第11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24〕 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的家族〉一书摘要》，引自巴人《论人情》，《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25〕 张奚若：《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报告》，《中国语文》，1955年12月号。
〔26〕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27〕 钱玄同：《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
〔28〕 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原收《乱弹》，引自“旧籍新刊”之《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乱弹·多余的话》，第262—263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
〔29〕 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史华慈论中国》，许纪霖等编，第90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30〕 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原收《乱弹》，引自“旧籍新刊”之《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乱弹·多余的话》，第264页。
〔31〕 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汪晖自选集》，第369页，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
〔32〕 同上书，第368页。
〔33〕 同上书，第365页。
〔34〕 同上书，第371页。
〔35〕 巴人：《民族形式与大众文学》，《文艺阵地》第4卷第6期（1940年1月16日）
〔36〕 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第1卷第1期（1940年2月5日）
〔37〕 同上。
〔38〕 《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1951年6月6日。
〔39〕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40〕 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收《史华慈论中国》，许纪霖等编，第90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41〕 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第11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42〕 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史华慈论中国》，许纪霖等编，第90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43〕 本书附录一是《林海雪原》三、四、五、六、七、八章原稿与秦兆阳修改的实录，因此在正文论证中大部分修改实录就不照直呈现，而只是部分引用。但下面这两段因比较重要，所以在正文中也照实直录。
〔44〕 原稿中用“返覆”，可能是错别字，当为“反复”。
〔45〕 废名：《毛泽东同志的语言是汉语语法的规范》，《废名集》第6卷，第305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46〕 王力：《汉语史稿》，第5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47〕 同上。
〔48〕 高明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第179—1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49〕 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第78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50〕 何其芳：《我看到了我们的文艺水平的提高》，《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51〕 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第3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52〕 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第34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53〕 同上。
〔54〕 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第34页。
〔55〕 转引自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第78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56〕 《林海雪原》初版于1957年9月，但笔者能够从北大图书馆借出的最早的版本是1958年8月第3次印刷的1958年7月版的《林海雪原》，经过笔者仔细对照，这一版本和1957年9月的初版页面内容完全相同，只是开本略小。本文所引的《林海雪原》小说中的原文，除特别注明外，都出自该版。
〔57〕 《林海雪原》，第192—193页。
〔58〕 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第34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59〕 同上书，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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