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手稿的发掘与定性
1956年曲波以《林海雪原荡匪记》为名将小说手稿送往人民文学出版社，但稿件最初并未引起注意。后来年轻编辑龙世辉从稿件登记处将这份稿子随意领走，打算在编辑手头书稿之余，尽早处理这份手稿。“稿纸有大有小，每一叠都用不同的碎布条拴着，字儿老长老长一个，伸胳膊踢腿儿的，很不好认。”〔2〕这是很有低文化作者特色的手稿，稿纸既不讲究，且字迹还难认。但龙世辉“最初展读初稿，他就从作品并不规范工整的字里行间嗅出了浓郁的传奇气息，判断出这是写革命战争英雄人物的带有浪漫色彩的传奇故事，如果及时推出来，是可以代替旧小说，取代旧的武侠小说的读者市场的”〔3〕。龙世辉将自己的基本看法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作了汇报，得到后者肯定后，便着手编辑。在编辑过程中，龙世辉感到“初稿中的爱情描写写得比较简单”，他建议曲波增加爱情描写的分量。曲波在两星期后拿来了新写的《小白鸽彻夜施医术》、《少剑波雪乡萌情心》两章。但龙世辉似乎对自己的判断和修改没有十足的把握，出于“鉴审的困惑和发稿的犹豫”〔4〕，他将小说原稿呈送给《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秦兆阳，秦兆阳看了“作者并未修改，编者亦未加工”的原稿后，认为小说必会畅销。为了宣传，秦兆阳从原稿中选取了第三、四、五、六、七、八共六章，仔细修改后〔5〕，以《奇袭虎狼窝》为名发表在《人民文学》1957年第2期上。
从目前能见到的这份手稿看，秦兆阳对小说原稿的修改可谓“大动干戈”，某种程度上说，《林海雪原》出版后，即被权威批评家“表扬”深具“民族风格”，秦兆阳的修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农军”出身的作者，如上一章已经谈到的，他自身受影响最深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类通俗小说，小说的语言、人物设置、情节安排都有着这些作品的影响；但作者同时又是内在于五四传统之内的，他的文化想象与语言又会带上五四欧化的色彩，而这些欧化的自觉不自觉的努力，基本上被秦兆阳删改了。不可否认，秦兆阳的不少修改，的确是为了使叙述紧凑，是一般编辑都会采取的手段，但也有不少的删改，从语法、语汇到情感上，都明显地压抑了作者的“洋腔调”追求。这些“洋腔调”包括长句、被动句式、虚词、抽象名词的使用。在作者，这些都是他所见到的现代汉语的传统；而在编辑，则修改了大多数的长句，改大多数的被动句为主动句，删去了可能会产生歧义的抽象名词。
秦兆阳和曲波的经历有着相似之处，都是上到小学。秦兆阳回忆孩子们上学学写字，是按照一种印好了的“红仿”描画的。红仿的内容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人，可知礼也”，并且从书上读到过“人为万物之灵”的说法。〔6〕
当1938年曲波参军，随后进入胶东公学学习时，秦兆阳在陕甘宁边区旬邑县境内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7〕，1938年底学习结束，进了鲁迅艺术学院，后又调到边区保安处编《除奸画报》。1939年6月秦兆阳回到鲁艺。7月，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青年培训班各抽一部分人组成华北联合大学，由抗大抽出一部分人组成抗大二分校，由罗瑞卿和成仿吾领队。秦此后就在华北联合大学工作，在文艺工作团美术组，侯金镜在文学组。〔8〕1940年初，秦兆阳被调到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研究室担任教学工作，“1943年春天，我为了不愿意过无所事事的日子，不愿意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中处于旁观的地位”，“就主动要求到斗争最残酷的冀中十分区去工作”，“从此才比较多地了解了人民，了解了战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自己，因而决定了我以后几十年文学工作的道路”。〔9〕
在进入对秦兆阳修改的具体分析之前，先简单地谈一下秦兆阳的办刊方针以及他对《林海雪原》的基本态度。据洪子诚先生考证，1956年春天到1957年春天这一段时间，秦兆阳尽管只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但却是实际“主持笔政”的。〔10〕他“主政”期间，办刊方针比较明确。“刊发了一系列的、后来被称为‘百花文学’、或被称为‘创作逆流’的那些代表性作品”，包括刘宾雁等的特写，王蒙、李国文、何又化（秦兆阳）等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以尖锐揭露现实生活的矛盾为它们的主题”。〔11〕但秦兆阳并不是一味地欣赏揭露阴暗面的“现实主义”作品，他的视野很宽广，认为“我们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宗旨，但也要兼顾到其他流派有现实性和积极意义的好作品”。〔12〕晚年他还跟青年学者强调，希望自己培养的作者群是“既冷峻地批判现实的阴暗面，又看到生活的光明面。这样两者都顾到的情况”，强调自己“到现在还坚持”“生活总要有希望，有光明也有黑暗，刊物要给人以力量，鼓舞，不能偏到哪一面”。〔13〕秦兆阳对《林海雪原》这样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情节又“引人入胜”的作品，应当是喜爱的。在1988年他还向青年研究者明确表示“1956年的全部原稿，我是看过的。我认为作品很好，一定会引起反响”。〔14〕
但是在具体修改原稿的时候，秦兆阳却是“痛下杀手”的。研究者将龙世辉和秦兆阳的修改原则的不同，概括为“龙世辉重在思想内容的把握”〔15〕，“秦兆阳意在艺术形式的锤炼”〔16〕，此话大体不差，但如果考虑到形式与内容之难分及彼此纠缠，这种概括还是不够精准。秦兆阳是以强力介入到作者的写作中的，他用自己的修改型塑作品的“民族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型塑，使被修改的这部分内容的情感色彩相对“窄化”，因此作品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而龙世辉由于资历等原因，相对比较缺少主见，他对于思想内容的把握并不“准确”，甚至会在初次编辑中留下严重的问题，只是在再版时由于要按照已经见到的权威批评文章进行删改，而批评文章多从“个人英雄主义”等方面入手，所以显得龙世辉的删改似乎偏于思想内容了。不过，至今为止我们没有见到过龙世辉修改过的原稿，因此对他编辑工作的分析相对困难，也须更为谨慎。〔17〕(www.xing528.com)
原稿中有关“人”的抽象词汇之被删
原稿写山民“蘑菇老人”独居深山，先是对小分队的到来满怀戒心和敌意。白茹对他细心照看，并为他治病，诊断老人“患的肠炎”，还“服侍他吃药，给他注射，生火煮米汤，又用温水给他洗手擦脸”，“像亲闺女一样的殷勤”，老人态度有所软化。后来队员们送了一套白衬衣和一个烟荷包给老人，这一举动将老人情绪推向高潮，他激动得哭了起来。作者写道，这是“由于共产主义战士给老人第一次享受了人间的感情，人间的温暖”，并且还借老人的口说出“天下的东西，只有人才会感情的哭。我这六十八岁，第一次享受了人的感情。所以我才会哭！”这两处关于“人间”、“人”的叙述与表达，都被秦兆阳删除。删除的原因，似乎可以从多方面分析。从技术角度说，后一处老人自己说出的话里，“天下的东西”、“人才会感情的哭”似有语病，而“只有”、“所以”等连词在“蘑菇老人”这样无文化的山民嘴里说出来也许过于书面化了，这都是显见的毛病。但前一处作为叙述者的解说，谈到“人间的感情，人间的温暖”似乎没有大的毛病，而且在修改稿上可以看到，秦兆阳删掉“人间的感情，人间的温暖”之后又添写了一句“他是第一次尝到了人的温暖”，但最后还是划掉了。这一修改细节说明秦兆阳在此处还是反复斟酌的。那么，是不是秦兆阳讳言“人”呢？似乎也不是。《奇袭虎狼窝》发表于出版在2月的《人民文学》1957年第2期，曲波是1956年下半年将稿件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秦兆阳修改的时间应该是1956年底或1957年初，此时，王任叔在《新港》1957年第1期刚刚发表了《论人情》，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1957年5月）还未发表，而秦兆阳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还未被逐条整理发布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秦兆阳的“弦”还不会绷得那么紧。那么，一个更符合逻辑的解释应该是他认为“农军”没有说出“人的感情”这样的表达能力。这关系到作为小知识分子的编辑对“工农兵”以及“农军”作者的情感和思想状况的认定。这是颇堪玩味的。
就是在1956年，同样是秦兆阳担任编辑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接近尾声处有一段主人公林震的内心独白，其中有：“人，是多么复杂啊！一切一切事情决不会像刘世吾所说的：‘就那么回事’。不，决不是就那么回事。正因为不是就那么回事，所以人应该用正直的感情严肃认真地去对待一切。”这段话全部是秦兆阳增添的。〔18〕这里对于“人”的理解，如“人，是多么复杂啊！”是一位青年知识分子的泛阶级论的思考。而秦兆阳在自己所写的小说里，也曾谈过“人”的问题。1950年6月秦兆阳曾在天津《文艺学习》上发表短篇小说《为孩子们祝福》，小说第一节标题为《头一课讲的是“人”》，在小说里，老师和学生讨论“人”的概念，老师认为“只有马列主义才能给予‘人’以最正确最完善的解释，人的最大特点是会劳动，是能够用劳动创造世界……”，同时也讲了不少“人压迫人”的故事。〔19〕在这篇小说里，能够正确地解释“人”这个定义的是“教师”这一角色。由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到，“人”的问题都是由知识分子来谈的，在秦兆阳这里，或许他认为关于“人”的抽象思考，是“工农兵”所不太可能拥有的，所以相关的表达尽数被删除。
但其实在“农军”作者那里，未必就不能有关于“人”的思考。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关于“工农兵”究竟会使用什么样的词语来进行写作和思想这一问题，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理论家、批评家之间存在着争议。主张城市无产阶级“可以创造”现代汉语的瞿秋白，却认为农民的对话里说出“挨饥受辱”那样的字眼，是作者在“描写的技术”上的“幼稚”，这种语言是“五四式的假白话”。〔20〕而在1940年代写了不少工农人物的路翎，则坚持认为“工农劳动者，他们的内心里面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知识语言，不土语的，但因为羞怯，因为说出来费力，和因为这是‘上流人’的语言，所以便很少说了”，一旦这些人“激昂起来，不回避的时候”，“灵魂”、“心灵”、“愉快”、“苦恼”等词汇都会出现，虽然“这种情况不很多”，但“作为作者”，他却愿意把这看做工农劳动者“反抗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奋斗”。〔21〕曲波的写作用到“人”，也用到“灵魂”等词汇，在小说正式出版时，都被删除，但对于“农军”作者的这种努力还是可以做一些探讨的。他们对于“人”的理解，也许并不复杂，但却也在晚清以来的“人学”脉络中。
这里不妨做一点扩展性的说明。按照王尔敏的考察，“人权”这一外来观念在近代中国之最初“创始启念”乃因“苦力贸易所激起之人格觉醒与防护”。19世纪华工出洋，形成“苦力贸易”（“卖猪仔”）问题，“华工悲惨情况，再度激起畜生、奴隶，与真正做人之实际分野，此即自然导向于人格之肯定，以至于进而加以保护”〔22〕。在西方刺激下形成的“人权”观念，重点首在基本生存权之卫护，后来五四时期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也以更朴素直接的语言表述为“个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由生存权之保障，方有精神上之追求，“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大概可以说是五四人道主义的基本内涵的重要一面。广义而言，五四人道主义还包含着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另一面，但就本处讨论的文化较低阶层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主要还是基于生存、平等这一面。而这一人道主义的内涵，与中国革命所倡导的平等理想确有相通之处，我们经常会在“革命历史小说”当中看到物质的匮乏如何使穷人无以为“人”，而“革命”的成果首先是保障这些穷人获致物质，使之由“鬼”而“人”。其次，“科学”、“卫生”等概念与一些实践性操作，亦使得穷人的解放与成“人”有更成熟的依托。
这些思路在新中国有其延续性。1957年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中，指出“人学”要点是“把人当作人”，“把人当作人，对自己来说，就意味着要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对别人来说，又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要互相承认、互相尊重”，要“承认人的正当的权利，尊重人的健康的感情”，并且指出“这种人道主义的理想就是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最深的根底，最广的基础的”。〔23〕列宁曾经谈到无产阶级“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根本不可抗拒的贫困的逼迫，不得不直接地忿怒地反对那种非人性”。〔24〕贫困的逼迫可以使人直接感受到“非人性”的境遇，从这个角度说，普通人在极端贫困的生活状态下都能捕捉到“非人之感”。因而，当“蘑菇老人”得到物质上的赠予，其精神上所受的抚慰使其生发出“人”的自我感觉，却也不是十分突兀的。而秦兆阳将所有的“人”、“人间”字眼尽数删去，而代之以“他说不下去了”，还是把“蘑菇老人”挤到了“无语”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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