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多维视野下的诗歌创作

范仲淹留存至今的诗歌有三百余首，比较充分地展现了范仲淹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生活爱好、文学观念、审美情趣等多方面情况，是深入研究范仲淹的第一手材料。后人景仰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钦佩范仲淹刚直不阿的高尚品格，折服范仲淹出将入相的丰功伟绩，欣赏范仲淹“气象万千”的散文和歌词创作，相对忽略了范仲淹的诗歌创作。平心而论，范仲淹诗歌的创作成绩，在有宋一代并不突出，他的《岳阳楼记》等文章和仅存的五首歌词也更具文学个性。然而，数量众多的诗歌创作，却更能显现范仲淹丰富多彩的一生。范仲淹以功业、道德名世，“诗言志”，因此，诗歌能够更恰如其分地从文学的角度表现范仲淹的精彩人生。对范仲淹诗歌创作进行全面的疏理研究，是范仲淹研究过程中亟待弥补、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他有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敏锐眼光。晁公武称范仲淹“慨然有康济之志，作文章尤以传道为任”[42]。他的诗歌创作，首先是他政治家品格和胸襟的从容展现。

《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应该发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大社会作用。这是儒家经典的“诗教”观，强调诗歌创作的“教化”功能。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人物，往往是儒家思想的坚定信仰者，范仲淹也是如此。所以，范仲淹的诗歌创作，深受儒家“诗教”理念的影响。范仲淹在读他人文集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评价：“君子著雅言，以道不以时。仰止江夏公，大醇无小疵。孜孜经纬心，落落教化辞。”（《谢黄总太傅见示文集》）范仲淹认为：诗歌创作不应该媚俗时世，应该坚守儒家之“道”，发挥“教化”作用。其《鸣琴》诗则用喻托方式，表达同样的创作理念：“思古理鸣琴，声声动金玉。何以报昔人，传此尧舜曲。”作诗或鸣琴，皆以儒家道统为依归。凡此种种，在文学理论上并没有创新之处，只是表明范仲淹非常认同儒家的“诗教”创作理念。这样的创作理念，主导着范仲淹的诗歌创作。

范仲淹27岁进士及第进入官场，64岁去世，宦海生涯一共37年。从地方到中央、到边疆，范仲淹仕途经历丰富。他的诗歌创作遵循“教化”理念，更多的是与他仕途阅历结合在一起，渗透了“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和现实作为，浩然之气贯穿其间。范仲淹晚年作《岳阳楼记》，将自己一生的怀抱概括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为官为人胸襟在诗歌中频频得以表现。《访陕郊魏疏处士》诗中，范仲淹一方面推崇对方“贤哉先处士，天书召不起”的超然脱俗，另一方面自述说：“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宠辱流”是以谦逊的语气表明自己坚定的入世态度，“无愠喜”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生平所为，或进或退，皆以“道”为依归。即使在为朋友祝寿时，也忘不了“与君誓许国，无忝于祖考”的许身报国的相互勉励（《依韵和襄阳王源叔龙图见寄》）。在这些诗歌中，范仲淹阐明做官的信念，意志十分坚定，处处显现其博大的胸怀和奉献精神。

范仲淹为官的坚定信念，落实为在不同职位上都能够敢作敢为、忠于职守。他多次入朝，为中央官员。在朝廷任职时，范仲淹直言敢谏，表现出铮铮风骨。尤其是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出任右司谏时，身为谏官，更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范仲淹也很快遭受贬谪。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因上《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用人唯私，贬官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到任后，作《酬叶道卿学士见寄》，诗云：

世传学中禄，小子乃逢辰。一入谏诤司，鸿毛忽其身。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岂量尧舜心，如日照孤臣。薄责落善地，雅尚过朝伦。仅同龟在泥，敢冀蠖求伸？朱楼逼清江，下睨百丈鳞。羡此南鱼乐，不忍持钩纶。为郡良优优，乏材止循循。恬愉弗扰外，何以慰远民？拙可存吾朴，静可逸吾神。渐得疏懒味，下车将四旬。嘉兴风雅来，观对如天宾。感兹韶夏音，佐我台上春。

在此之前，范仲淹因直言上谏曾有过两度贬官的经历。一次是天圣七年（1029）上疏言仁宗不应当率百官为皇太后上寿，出通判河中府；一次是明道二年谏废皇后郭氏，出知睦州。连同这一次，所以，范仲淹自称“三黜人”。虽然，面对“朱楼逼清江，下睨百丈鳞”的清幽景致，范仲淹在诗歌中自称“渐得疏懒味”，有借物消遣、自得其乐的意向。但是，诗歌中更为突出的是表明自己作为谏官，尽忠职守，“鸿毛忽其身”的果敢献身精神；以及不辜负朝廷，“甘为三黜人”的无悔无怨。这与他《岳阳楼记》中申明自己以天下为己任、进退皆忧的政治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坚定的政治理念，刚毅的个性特征，身体力行的实践，在其诗歌创作中汇聚成一贯浩然之气。范仲淹在和梅尧臣之《灵鸟赋》中，借灵鸟之口，声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鸿毛忽其身”精神的具体体现。

范仲淹守卫国家西北边塞的功绩青史垂名，范仲淹在西北前线还有几首诗歌创作，展现其西北生活的风貌和心态，或含蓄隽永，或从容悠然，各有引人入胜之处。

先来阅读范仲淹此时写作的一首绝句《城大顺回道中作》

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

理解这首诗所蕴含的情感，就必须首先了解范仲淹“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措施。

范仲淹到达西北前线后，通过实地调查，依据北宋国力和兵力现状，很快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即：反对深入西夏境内、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战，主张训练边塞军队，巩固边防，打一场持久的防御战。“防御”的最终目的是保证边疆安宁、断绝夏人入侵窥伺之心，两国签订和约，百姓共享太平。这是一个长期经营的过程，范仲淹所拟定的防守策略，都服务于这样的长期性目的。而且，在数年的守边过程中，“积极防御”的战略措施和手段得到不断落实和完善。

积极防御，就不是一味被动地等待应战。范仲淹要求派遣经过整顿训练的军队，在前线周边主动出战，通过小规模战争以构筑宋军前沿立体防线。主要做法有两点：第一，通过小规模战争，消灭西夏前沿部队，逼迫西夏战线后撤；第二，抢占前沿军事要地，构建城堡，掌握防御战争的主动权。范仲淹初到西北边塞，分工负责鄜延路防务（鄜延路治所在延州，即今延安），就着手落实自己的战略构思。范仲淹派遣大将周美率军修复并扼守延州要冲金明寨、万安城，又派遣种世衡率兵在离延州二百里的故垒上修筑城寨，取名为“青涧城”，很快就构筑起延州前沿的立体防线。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五月，范仲淹接到朝廷最新任命：知庆州（今甘肃庆阳）、兼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成为环庆路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在主持环庆路防务期间，范仲淹同样采取了系列“积极防御”的战略措施，修筑大顺城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庆州西北方向的军事要塞马铺寨，深入西夏境内。占领此地，可以将庆州防线向前推进，阻断白豹、金汤诸寨，形成庆州周边的牢固防线。庆历二年（1042）三月，范仲淹秘密派遣儿子范纯祐和部将赵明率军抢占此地。部队出发时，随身携带筑城工具，将领们都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到达目的地后，才宣布命令，在此地修筑新城。开始修城时，西夏小股部队即来骚扰，将士人心浮动，要求停止工程。范仲淹再派遣张去惑前来说服将士，要求他们昼夜开工。于是，上下一心，部队在十日之间就快速修筑起新的城寨，命名为大顺城。西夏立即出动三万多大军前来争夺此城，且采取佯败引诱宋军入包围圈的习惯作战方式。范仲淹早就预见到军情的具体发展过程，命令范纯祐和赵明不许追赶西夏军队过河。宋军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敌军无计可施，只得放弃对大顺城的进攻骚扰，庆州沿边此后就少有双方的攻防拉锯战。范仲淹又招募当地百姓轮流守卫大顺城，平日在家耕种土地，随军训练。战时，官家提供兵甲器具。而且，土兵耕种的土地也由官家给予，一人80亩；如果土兵自己准备战马的，官家再多给土地40亩。随后，范仲淹亲自到大顺城视察，这首诗就作于视察返程途中。

因庆州防线已经布置完成，范仲淹心情轻松欢快，由此奠定这首诗轻快的基调。三月二十七日，已经是春末季节，边塞寒冷，居然“始见花”。简略一笔，就写出边地特殊的气候和景致。姗姗来迟的春花，为荒凉的边塞增添了一份亮丽的色彩，也昭示着春天来到的消息。诗人沿途欣赏边地春天初开的花朵，显示出一份闲暇和从容，更显示出守边的信心和对前景的乐观。欧阳修早年被贬夷陵，有诗云：“曾为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戏答元珍》）即使春天的花卉还没有绽放，欧阳修都已经能够乐观前瞻，对即将到来的春天充满了期待。范仲淹此际浏览着点缀于山间野外的春花，对守边的未来就有着更多的信心和期待。北宋士人之胸襟旷达、乐观豪迈，于此可见。

“将军了边事”，是对自己前阶段防务工作的总结。其时，西北其他主帅韩琦等人守边策略与范仲淹不一致，要求对西夏发动大规模进攻，范仲淹与他们反复争辩。战局的演变和边塞态势的发展，都一次次地证明了范仲淹决策的正确性。“将军了边事”中又包含了充满自信的自我肯定。然而，范仲淹仅仅负责西北前线的一路防务，只有其他几路也能做到“将军了边事”，范仲淹和无数的守边将士才有解甲归田的回家希望。“春老未还家”一句，透露出非常复杂的心情。其中，有时时无法摆脱的对家人和故园的思念之情，又有对边塞军事防务工作之艰巨的认识和心理准备。范仲淹边塞诗词总是能够非常真挚地传达出守边将士的复杂心态。《渔家傲》下阕云：“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所透露的思乡之情，可与此诗参照阅读。不过，此时大顺城刚修建完成，范仲淹喜悦之情洋溢言表，一丝的思乡之情也被淹没在轻快之中。

范仲淹最擅长的诗体为绝句，平生多佳作。其绝句往往力求含蓄，寄情于景，回味无穷。再读其写于边塞的一首绝句《依韵答梁坚运判见寄》，诗云：

蔽野旌旗色，满山笳吹声。功名早晚就，裴度亦书生。

这首诗写于范仲淹刚到边塞之时。诗人豪情满怀，壮志凌云。边塞的空旷开阔，平野与山峦的交叠，都给了诗人很新奇的视野感受。蔽野的旌旗和满山的笳声，又激扬着诗人的报国情怀。展望未来，诗人充满了建功立业的期待和必胜的信念。“功名早晚就，裴度亦书生。”宋代边塞诗中极少这样的豪言壮语，可与唐代边塞诗臻美。带着这样的期待和信念，脚踏实地地着手军政防务工作，范仲淹在西北边疆因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北民谣云：“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戎马倥偬之际，范仲淹始终保持着一份儒帅的淡定、从容和优雅。《依韵和延安庞龙图柳湖》云：

种柳穿湖后，延安盛可游。远怀忘泽国，真赏即瀛洲。江景来秦塞，风情属庾楼。刘琨增坐啸，王粲斗销忧。秀发千丝坠，光摇匹练柔。双双翔乳燕，两两睡驯鸥。折翠赠归客，濯清招隐流。宴回银烛夜，吟度玉关秋。胜处千场醉，劳生万事浮。主公多雅故，思去共仙舟。

庆历元年（1041）十月，朝廷将西北防线重新划分为秦凤、泾源、环庆、鄜延四路，分别以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负责四路军务。故这首诗中范仲淹夹注云：“余与龙图公同年，复为延安交政。”庞籍与范仲淹是同年进士，又接任鄜延路防务，与范仲淹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和相互的往来。范仲淹、韩琦等到了西北前线，边塞危急的形势很快得以舒缓，宋夏双方都无力再战，和谈成为重要的选择。守边的儒将们因此得到些许闲暇时间，流连风光、吟诗抒情成为边塞生活的一种调节。

赴任西北边塞之前，范仲淹曾知睦州、苏州、饶州等地，有大量描写当地风光的诗篇传世，进入诗文创作的高峰期。到西北边疆之后，军政事务繁忙，极少有空暇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尤其没时间欣赏当地风光。这首诗可以略略弥补其阙失，亦可见其儒雅将帅的风貌。范仲淹此时已经离开延安，对延安的“柳湖”只能凭记忆和想象落笔。诗人极力渲染湖光潋滟、柳丝秀发、摇曳多姿的美景，将其与庾楼风光、长江风景比拟，称其为秦塞之瀛洲。再以双双飞翔的乳燕、两两睡卧的驯鸥点缀其间，让人恍若置身江南山水风光之中，陶冶忘情。此情此景，难免叫人生发出“思去共仙舟”的意愿。思去之情，一定是“将军了边事”之后。换言之，其中又隐含着范仲淹对守边前景的美好展望。待到边塞平宁，宋夏议和，各族百姓安居乐业，就是范仲淹与庞籍逍遥“共仙舟”之时了。

离开边塞后，范仲淹对这一段军旅生活时有回忆。《悦古堂诗》云：

仆思宝元初，叛羌弄千镡。王师生太平，苦战诚未禁。赤子喂犬彘，塞翁泪涔涔。中原固为辱，天子动宸襟。乃命公与仆，联使御外侵。历历革前弊，拳拳扫妖祲。二十四万兵，抚之若青衿。惟以人占天，不问昴与参。相彼形胜地，指掌而蹄涔。复我横山疆，限尔长河浔。此得喉可扼，彼宜肉就椹。上前同定策，奸谋俄献琛。

这首诗回顾了自己与韩琦共同守边的经历，是那一段历史的实录。宋仁宗宝元初西北边防的崩溃，边塞的生灵涂炭，举国上下的震动，自己与韩琦到任后的辛苦经营，以及边疆转危为安的变化，诗歌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同时，诗人是在表明自己守护边疆的决心和意志。

范仲淹守边时期文学创作不多，然佳作迭出。且能从另一侧面反映边疆态势和将士心情，在宋诗中别具特色。

在治世志向的作用下，范仲淹的游仙诗写法也与他人迥异。《上汉谣》说：

真人累阴德，闻之三十天。一朝鸾鹤来，高举为神仙。冉冉去红尘，飘飘凌紫烟。下有修真者，望拜何拳拳。愿君银台上，侍帝玉案前。当有人间问，请为天下宣。自从混沌死，淳风日衰靡。百王道不同，万物情多诡。尧舜累代仁，弦歌始能治。桀纣一旦非，宗庙自然毁。是非既循环，兴亡亦继轨。福至在朱门，祸来先赤子。尝闻自天意，天意岂如此？何为治乱间，多言历数尔？愿天赐吾君，如天千万春。明与日月久，恩将雨露均。帝力何可见，物情自欣欣。人复不言天，天亦不伤人。天人两相忘，逍遥何有乡。吾当饮且歌，不知羲与黄。

如果有人修行得道，超脱红尘，乘“鸾鹤”高举，上达天庭，范仲淹首先关心的是上天对尘世间百姓的态度。古人相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说，认为尘世间的一切表现都是上天旨意贯彻的结果。那么，范仲淹就希望升天者能够询问上帝，为什么“自从混沌死，淳风日衰靡”。时世变换，尧舜与桀纣更替，祸福转移，据说这一切都来“自天意”。人们将现实社会的“治乱”都归之“历数”，都是上天的预先安排。这样的解释，既为暴政做了轻而易举的辩护，也让人感觉到天意的不可测，或者说是上天的不善良。范仲淹这一系列对上天所发的疑问，隐隐然是一种质问的口气，委婉透露出对“天人感应”说的不信任。假如人世间的“是非循环”、“兴亡继轨”确实都是天意，那么，范仲淹就祈祷“愿天赐我君，如天千万春。明与日月久，恩将雨露均”。让尘世永远享受天意的恩惠，不要动乱，不要衰靡！人们不要再因为自己的罪过推诿上天，上天也不要再伤害尘世子民。“天人两相忘”，让百姓过上真正逍遥快乐的生活。诗歌到结尾时，已经超越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框架，发展为“天人两相忘”。范仲淹游仙诗的宗旨始终指向现实人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心胸使范仲淹的思想有了新的飞跃。游仙的结果，是对仙界的否定，是对现实的关怀。

范仲淹的治世志向，在诗歌中时时落实为对具体事件或问题的分析和评价上。如《四民诗》，对“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作出自己的评判，提出自己的要求。如《农》诗主旨为伤农，农人“太平不自存，凶荒亦何及”，终年劳作，生存艰难。《工》诗指斥穷奢极欲的世风，从“窈窕阿房宫”到“佛老徒”的佛庙道观，争相制作，“四海竞如此”。《商》诗为商人辩护，认为经商利国利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宣称“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站在治世实用的立场，对商人做出新的评价。

对现实民生的关切，是范仲淹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他的直言敢谏、他的质疑天意、他的“四民”观念，无不指向现实民生。以《依韵答贾黯监丞贺雪》为例，诗云：

今之刺史古诸侯，孰敢不分天子忧？自秋徂冬渴雨雪，旬奏空文惭转邮。得非郡国政未洽，刺史闭阁当自尤。上赖天子仁且圣，神龙奔走不俟求。同云千里结雪意，一夕密下诚如羞。晓来赏心江海上，东望不见三神丘。浑祛疠气发和气，明年黍稷须盈畴。烟郊空阔猎者健，酒市暖热沽人稠。光精璨璨夺剑戟，清寒拂拂生衣裘。铃斋贺客有喜色，饮酣歌作击前筹。常愿帝力及南亩，尽使风俗如东邹。谁言吾子青春者，意在生民先发讴。

“意在生民先发讴”，一语道出范仲淹众多诗歌创作的主旨。身为地方州郡长官，范仲淹时刻记挂“分天子忧”。自秋至冬，地方旱灾，范仲淹当然担忧焦虑。一旦“同云千里结雪意，一夕密下诚如羞”，心情就变得舒畅开朗。“明年黍稷须盈畴”的丰收前景，如在眼前。于是，就有了“赏心江海”的闲情逸致。“烟郊空阔猎者健，酒市暖热沽人稠”，熙熙冉冉，百姓安居乐业，一幅太平和美的景象。瑞雪兆丰年，诗人为之欢欣鼓舞的是农家来年的收成。《依韵和孙之翰对雪》抒发了同样的情感，诗云：“江干往往腊不雪，今喜纷纷才孟冬。乃知王泽浸及远，益明天意先在农。有年预可慰四海，大瑞且当闻九重。况此湖山满清思，与君交唱若为慵。”

敢作敢言，关心民生，范仲淹就因此频频得罪多种集团，在官场屡受排挤和攻击。对自己在官场的系列遭遇，范仲淹有诗概括说：“吾生岂不幸，所禀多刚肠。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志意苟天命，富贵非我望。立谭万乘前，肝竭喉无浆。”（《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范仲淹谙尽宦海风波，“卑飞尘土味诚薄，达官风味忧更深”（《送黄灏员外》）。范仲淹在仕途上既多贬谪，一生中就有了诸多谪宦的感受或感慨。前贤于贬谪之际，情绪跌宕起落，不平则鸣，时有好诗，范仲淹亦如此。贬谪是一种现实政治行为，总是与当前政治发生密切联系，贬谪诗因此渗透了作者的政治理念。儒家“诗教”强调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之创作精神，在贬谪诗中能够得到最好的体现。遭受贬谪时，或苦闷，或悲慨，或愤激，这类情绪在诗歌里得以宣泄，贬谪诗因此更具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范仲淹的贬谪诗，飞扬灵动，与《四民诗》之类的刻板说理，大相径庭。明道二年（1033） 46岁的范仲淹贬官睦州，作《和葛闳寺丞接花歌》，云：

江城有卒老且贫，憔悴抱关良苦辛。众中忽闻语声好，知是北来京洛人。我试问云何至是，欲语汍澜堕双泪。斯须收泪始能言，生自东都富贵地。家有城南锦绣园，少年止以花为事。黄金用尽无他能，却作琼林苑中吏。年年中使先春来，晓宣口敕修花台。奇芬异卉百余品，求新换旧争栽培。犹恐君王厌颜色，群芳只似寻常开。幸有神仙接花术，更向成都求绝匹。梁王苑里索妍姿，石氏园中搜淑质。金刀玉尺裁量妙，香膏腻壤弥缝密。回得东皇造化工，五色敷华异平日。一朝宠爱归牡丹，千花相笑妖娆难。窃药嫦娥新换骨，婵娟不似人间看。太平天子春游好，金明柳色笼黄道。道南楼殿五云高，钧天捧上蓬莱岛。四边桃李不胜春，何况花王对玉宸。国色晶明动韶景，天香旖旎飘芳尘。特奏《霓裳羽衣曲》，千官献寿罗星辰。兑悦临轩逾数刻，花吏此时方得色。白银红锦满牙床，拜赐仗前生羽翼。惟观风景不忧身，一心岁岁供春职。中途得罪情多故，刻木在前何敢诉？窜来江外知几年，骨肉无音雁空度。北人情况异南人，萧洒溪山苦无趣。子规啼处血为花，黄梅熟时雨如雾。多愁多恨信伤人，今年不及去年身。目昏耳重精力减，复有乡心难具陈。我闻此语聊悒悒，近曾侍从班中立。朝违日下暮天涯，不学尔曹向隅泣。人生荣辱如浮云，悠悠天地胡能执？贾谊文才动汉家，当时不免来长沙。幽求功业开元盛，亦作流人过梅岭。我无一事逮古人，谪官却得神仙境。自可优优乐名教，曾不恓恓吊形影。接花之技尔则奇，江乡卑湿何能施？吾皇又诏还淳朴，组绣文章皆弃遗。上林将议赐民亩，似昔繁华徒尔为。西都尚有名园处，我欲抽身希白傅。一日天恩放尔归，相逐栽花洛阳去。

这首七言歌行从形式上成功地模仿了白居易的《琵琶行》，写自己贬官睦州、逢帝苑旧日花吏所引发的贬谪感慨。今日江城贫困落魄的“老卒”，当年曾“作琼林苑中吏”。他身怀“接花”绝技，费尽心机，为皇帝花园培育出“奇芬异卉百余品”，自己也获得了“白银红锦满牙床”的丰厚赏赐。一旦“得罪”被流窜，骨肉分离，又不适应南方阴霾潮湿的气候和环境，衰老贫病，“目昏耳重”，孤苦伶仃，“乡心难陈”。帝苑旧吏的悲苦诉说，引出了诗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万千感慨。范仲淹自言没有汉朝贾谊、唐朝刘幽求的才能或功绩，又没有被贬谪到蛮荒之地，反而得此“神仙境”，应该心满意足。实际上，这样的叙说只是反语嘲讽，范仲淹对自身直谏被贬并不甘心，所以借“花吏”之口诉说不满情绪。诗歌结尾说：“西都尚有名园处，我欲抽身希白傅。一日天恩放尔归，相逐栽花洛阳去。”仿佛要摆脱尘俗牵累，去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但是，这绝不是范仲淹的由衷之言，范仲淹是“进退皆忧”的志士，他是不可能去过这种逍遥无为的生活的。这里虽然可以看作是范仲淹被贬谪时一种偶发的心态，更多的依然是对贬谪所发的一种牢骚。即使在这样牢骚不满的情绪背景下，范仲淹仍然关心朝廷政治，不忘劝谏帝王。对帝苑旧吏当年争新斗奇、培植花卉品种做法的大段描述，就隐含着讽谏之意，是对帝家奢靡生活的婉言批评。所以，诗歌后半段以“吾皇又诏还淳朴，组绣文章皆弃遗。上林将议赐民亩，似昔繁华徒尔为”为照应，落实前文的讽谏语意。范仲淹被贬的牢骚表现得非常有分寸感，且语带讽谏，真正吻合“怨而不怒、温柔敦厚”旨意。

范仲淹基于现实治理之立场，本乎儒家“诗教”之主旨，诗歌创作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在宋代文人当政的环境中具有典型意义。

范仲淹辗转各地为官，浏览了诸多大好湖山，览景遣情，时有诗作。其《郡斋即事》说：

三出专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禅师。近疏歌酒缘多病，不负云山赖有诗。半雨黄花秋赏健，一江明月夜归迟。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诗人将对景物的欣赏和仕途挫折带来的情绪波折，都寄之诗歌，这就是“不负云山赖有诗”的更深层含义。这类览景遣情的篇章更加能够表现出诗人的性情。中国古典诗歌重意境，推崇情景交融的创新，览景遣情的诗歌更适宜铸造出新的情景交融的意境。《瀑布》云：

迥与众流殊，发源高更孤。下山犹直在，到海得清无？势斗蛟龙恶，声吹雨雹粗。晩来云一色，诗句自成图。

瀑布直挂山前的形态、飞流而下的气势、雄壮粗犷的声威，宛在眼前。诗人赞赏惊叹，为大自然的杰作所折服。写瀑布的“孤直”和水色的清澈，隐隐是诗人品格的写照；写瀑布似与“蛟龙”争斗的声态，又隐隐与诗人在朝廷的敢作敢为相似。这样的山水景色描写，就渗透了诗人的做人原则和仕宦的复杂感受。此所谓有意境。作者另有《庐山瀑布》诗，形容瀑布说：“白虹下饮涧，寒剑倚天立。”气势非凡，构思别有新意。

范仲淹时而将游览所得之赏心悦目的景物，以组诗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样的诗歌有《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和僧长吉湖居五题》、《苏州十咏》等。以游嵩山的组诗为例，举其中五首：

嵩高发灵源，北望洛阳注。清流引河汉，白气横云雾。英雄惜此地，百万曾相拒。近代无战争，常人自来去。（《公路涧》）

太室何森耸，少室欲飞动。相对起云霞，恍如游仙梦。何以宠此行，行歌降神颂。（《二室道》）

天门绝境游，熙然揖灏气。下顾莽苍间，云雷走平地。天威不远人，孰起欺天意？ （《天门》）

岳顶见仙池，神异安可度？勿谓无波涛，云雷有时恶。乘此澄清间，吾缨可以濯。（《天池》）

徘徊峻极寺，清意满烟霞。好风从天来，吹落桂树花。高高人物外，犹属梵王家。（《峻极上寺》）

嵩山巍峨雄壮，高耸入云。诗人赞叹太室、少室二峰并峙，或“森耸”或“飞动”，各具千秋；诗人惊异“天门绝境”，仿佛置身云天之间，“灏气”环绕，下顾人寰，“莽苍”一片；诗人喜爱岳顶天池，至此俗虑皆消，叫人顿生“濯缨”退隐之意；诗人欣赏峻极寺，“好风从天来，吹落桂花树”二句，自然流畅，颇有陶诗风范。北宋仁宗年间，社会太平，嵩山游人，熙熙攘攘，这样的时代背景在诗中也有表现。

范仲淹在官场上是耿介严肃的，在生活中却是潇洒随意的。他喜欢好山好水，时有终老期间的冲动。《忆杭州西湖》说：

长忆西湖胜鉴湖，春波千顷绿如铺。吾皇不让明皇美，可赐疏狂贺老无？

范仲淹61岁移知杭州，其《杭州谢上表》云：“迹虽远而获安，年已高而就逸。”此时，范仲淹已经过了人生事业的高峰期，年老有病，临近退休，更多了一些从容休闲的心态。面对杭州的湖光山色，范仲淹为之陶醉。范仲淹以唐玄宗时退隐回乡、得朝廷鉴湖赏赐的贺知章自比，把这次到杭州做官，看成皇帝对年老重臣的一种特殊恩顾，自己也因此乐得逍遥湖山之间。一句“春波千顷绿如铺”，将澄碧辽阔、微波荡漾的西湖，简洁地勾勒出来。西湖的美丽和妩媚，自在不言之中。

宋代士大夫执着于现实生活，他们少有真正归隐者，归隐的意愿更多的时候仅仅是心灵的自我抚慰[43]。在仕途经历中，他们又有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开阔胸怀。所以，他们即使在遭受贬谪等不顺的环境中，也能够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喜爱当地的景物，抒发一下终老期间的愿望，都是这种潇洒生活态度的表现。范仲淹的这类诗歌，也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理解。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因谏废皇后郭氏，出知睦州，作《萧洒桐庐郡十绝》，诗云：

萧洒桐庐郡，乌龙山霭中。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

萧洒桐庐郡，开轩即解颜。劳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萧洒桐庐郡，全家长道情。不闻歌舞事，绕舍石泉声。

萧洒桐庐郡，公余午睡浓。人生安乐处，谁复问千钟？

萧洒桐庐郡，家家竹隐泉。令人思杜牧，无处不潺湲。

萧洒桐庐郡，春山半是茶。新雷还好事，惊起雨前芽。

萧洒桐庐郡，千家起画楼。相呼采莲去，笑上木兰舟。

萧洒桐庐郡，清潭百丈余。钓翁应有道，所得是嘉鱼。

萧洒桐庐郡，身闲性亦灵。降真香一炷，欲老悟黄庭。

萧洒桐庐郡，严陵旧钓台。江山如不胜，光武肯教来？

诗人贬官桐庐，喜爱当地的风情景物。诗人陶醉于白云、青山、石泉、清潭、钓台之间，欣慰当地“家家竹隐泉”、“千家起画楼”、“春山半是茶”等百姓之安居乐业的生活景况，自己也时有“心空身闲”的超尘脱俗之感受。在这类抒写超然尘外的隐逸情趣诗篇中，诗人仍旧如此关心民生。诗歌最能表现的是，诗人在贬官不得志的境遇下依然表现出来的开朗乐观、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这一份对民生的关切和生活的潇洒超脱都是宋代士大夫所独有的。学者因此总结说：“范仲淹明确地把隐者之志与儒家道德情操联系起来，赋予隐士以道德风教的积极意义。”[44]

范仲淹对风光景色的喜爱和对隐逸的向往，既显示其生活审美情趣的丰富多彩，也是仕途疲惫时的一种休闲。这样的情感，时而表达在羡慕隐士生活的诗篇中。范仲淹三十多岁时曾经到过杭州，与隐居西湖孤山的林逋有过频繁交往[45]，诗集中留存的作品有《寄赠林逋处士》、《和沈书记同访林处士》、《与人约访林处士阻雨因寄》、《寄西湖林处士》、《寄林处士》等。以《寄西湖林处士》诗为例：

萧索绕家云，清歌独隐沦。巢由不愿仕，尧舜岂遗人？一水无涯静，群峰满眼春。何当伴闲逸，尝酒过诸邻。

宋仁宗在位年间，在范仲淹看来是“尧舜岂遗人”的清明时期，可是，范仲淹依然羡慕林逋“清歌独隐沦”的生活状态。潇洒于“一水无涯静，群峰满眼春”的湖光山色之间，怡然自得，无尘俗烦心，同时也给世人做出了不追逐名利的榜样，范仲淹当然非常神往。诗歌结句便有“何当伴闲逸，尝酒过诸邻”的遐想。

特意将自己的心志寄托在所咏叹的景物之中，景物的描写具有了另一层的象征意义，就构成了咏物诗。咏物诗中或者依然有诗人所欣赏的景色描写，更多的是自我心志或品格的写照。范仲淹在苏州老家有“先人古庐”，范仲淹名其西斋为“岁寒堂”，宅中松树为“君子树”，作诗咏松树，云：

二松何年植？清风未尝息。夭矫向庭户，双龙思霹雳。岂无桃李姿？贱彼非正色。岂无兰菊芳？贵此有清德。万木怨揺落，独如春山碧。乃知天地威，亦向岁寒惜。有声若江河，有心若金璧。雅为君子材，对之每前席。或当应自然，化为补天石。

诗中有松树“夭矫”姿态和庭户清风徐来的描写，但更多的笔墨则集中在松树品格的咏叹上。这首《君子树》是《岁寒堂三题》之一，诗前小序充分展现了松树品格的多个方面，云：“持松之清，远耻辱矣；执松之劲，无柔邪矣；禀松之色，义不变矣；扬松之声，名彰闻矣；有松之心，德可长矣。”诗歌是对松树品格的形象咏写。松树没有桃李妖媚的姿态，没有兰菊芳香的气味，却能够在“万木摇落”的岁寒季节里，青青“独碧”。诗人为松树独特的品格所吸引，“对之每前席”。松树可作栋梁之材，故诗人希望其“化为补天石”。这当然便是对自己实现理想抱负的期待。这样的咏物诗，从览景遣情的写景诗发展而来，依然是“有德者必有言”的自然表现。

即便在谪宦途中，范仲淹也有较好的兴致欣赏沿途风光。这一方面是由于范仲淹的胸襟开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宋朝尊崇士大夫的特殊文化氛围所造成。宋代厚待文人士大夫，同样体现在文官被贬的时候。他们被贬的处所往往不是荒凉偏僻的地方，有时反而是风景秀丽的好地方。范仲淹就说过：“薄责落善地”、“谪官却得神仙境”，因此，诗人面对景物时就能保持悠然的心境。《过余杭白塔寺》说：

登临江上寺，迁客特依依。远水欲无际，孤舟曾未归。乱峰藏好处，幽鹭得闲飞。多少天真趣，遥心结翠微。

“迁客”路过此地，登临眺望，心情并不太沉重。虽然看到“远水欲无际”时，也有“孤舟曾未归”的羁旅感慨，但情绪立即转移，转而欣赏起江面“幽鹭闲飞”和江边“乱峰”遮掩的景致。因自然美景引发“天真趣”，最终有了“遥心结翠微”的遐想。诗人欲与美景结伴为邻，是出于对风光景色的真诚喜爱，其中透露出一份悠闲自得。而不是苦闷中的牢骚宣泄，也没有借此排解怨愁之意。

此外，在诗歌中写得最多的是朋友之间的送别之情。《送魏介之江西提点》说：

旌旗如火浪如鸥，一路春城次第游。江上高楼欲千尺，便从今日望归舟。

春日送别，一路景色热闹灿烂，没有了冷落凄伤的情调。即使是“江上高楼”的登临远眺望归，也没有离别的悲苦哀怨，视野和胸襟都显得格外开阔。这是诗与词的不同之处。再读《送石曼卿》：

河光岳色过秦关，英气飘飘酒满颜。贾谊书成动西汉，谢安人笑起东山。亨途去觉云天近，旧隐回思水石闲。此道圣朝如不坠，疏封宜在立谭间。(www.xing528.com)

石介是范仲淹志同道合的政治盟友，也是生平好友。对石介过于耿介偏激的个性，范仲淹有所批评，但对其为人整体上是予以肯定的。这首送别诗，写出石介“英气飘飘”的风采，赞赏他“贾谊书成”的直言敢谏，同时肯定他抛却“东山旧隐”、投身仕途的热情。而这一切的叙述，都是以宋仁宗时代政治相对清明的大环境为背景的。这首送别诗，同样没有感伤的情调，而是通过对友人政治行为的赞赏、鼓励、肯定，凸现自己的政治理念。

范仲淹其他题材的诗作，颇见性情，如写闺情或相思的。范仲淹传今词作五首，以擅写离别相思著称。如云：“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苏幕遮》）“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御街行》）这样的离别相思和艳情思恋题材，在诗歌中也有所表现。范仲淹在诗中亦代闺中抒情，《和李光化秋咏四首》之三《晚》云：“晚色动边思，去年犹未归。戍楼人已冷，目断望征衣。”传统的思妇思边题材，写来与词的意境相近。另一首《以绵胭脂赠乐人》，就与歌舞酒宴间产生的艳情词完全相同，诗云：“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这样的诗歌，也应该是酒宴应酬之作。《书酒家壁》则改换到游子的角度，写思乡之情：“当炉一曲《竹枝词》，肠断江南奈尔何？游子未归春又老，夜来风雨落花多。”伤春怨别，想念家乡，对亲人牵肠挂肚，是歌词典型的题材。

范仲淹平生为人，刚直不阿，充满浩然之气。这股浩然之气贯注到诗文创作中，形成个人鲜明特色。上述秉承儒家“诗教”创作理念、关心国事体察民病的作品，无不充溢着如此的浩然之气。明代蔡增誉认为范仲淹“非特文章不可及，其浩然之气不可及也”[46]，为画龙点睛之论。范仲淹日常待人却极其平易，其诗歌总体风格与之相似。前人以“温润和雅”、“平和温洽”[47]评说其诗歌创作，为中肯之论。上述例举的作品，大都显示了这样的文学风貌。

从诗体的角度考察，宋人作诗，古体、近体皆备，五言、七言兼容。范仲淹所作，以近体诗居多。存今诗歌，古体诗81首，近体诗248首，共计329首[48]。无论是古体诗，还是近体诗，范仲淹最擅长的是创作只有短短四句的含蓄凝练的小诗，皆以“平和温洽”见长。古诗中，《江上渔者》已经脍炙人口，堪称范仲淹诗集中的压卷之作。诗云：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仁者爱人，范仲淹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角度调整到劳作者的立场，胸襟气度就不同常人。江南鲈鱼之美，人所周知。《世说新语·识鉴》载：张翰在洛阳为官，“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鲈鱼美味，甚至能够让人辞官归隐，成就一段古今佳话。唐诗人用“鲈鱼”典故，时常是羡慕张翰的洒脱超然，表达自己或他人的归隐志向。王维说：“忽思鲈鱼鲙，复有沧洲心。”（《送从弟蕃游淮南》）王昌龄云：“忽忆鲈鱼鲙，扁舟往江东。”（《赵十四兄见访》）白居易云：“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偶吟》）范仲淹一生“进亦忧，退亦忧”，始终关心民生疾苦，眼光就不同于他人。江上渔者“出没风波里”，方有人们的美味享受。诗人是在时刻提醒人们注意：生活中的一切享受，都来自百姓的辛勤劳作。诗歌立意与唐代李绅《悯农》之一“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相同。宋人评价此诗“不徒然而作”[49]，指的就是作者这种博大的仁者胸怀。诗人把自己对民生的关怀和“先忧后乐”的胸襟，含蓄地展现在“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的画面上，与前文的“江上往来人”构成自然对比，无需再多余评说，读者便有了咀嚼回味的无限空间。这与“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的直白叙说相比，表现手法又超乎其上。宋诗整体创作水平不如唐诗，但不排除这样的单篇作品立意或表现手法超过唐诗的。

再举两首短小精粹的五古：

磨此千年鉴，朱颜清可览。君看日月光，无求照人胆。

长江万里来，古寺中流起。如何天上星，汩汩波涛里。

第一首《古鉴》为咏物诗，诗人借物寓意，写自己可以与“日月”同辉的光明磊落心胸。第二首《南康军江中落星寺》为写景诗，写出了落星寺砥柱江流的雄伟壮观气势。俱为上佳之作。

范仲淹非常喜欢创作五绝或七绝，诗集中有五绝49首，七绝45首。前文讨论所及，《萧洒桐庐郡十绝》组诗、《和李光化秋咏四首》、《以绵胭脂赠乐人》都是五绝，《忆杭州西湖》、《送魏介之江西提点》、《书酒家壁》则是七绝。今各举三首，广其例：

君归一水遥，魂断木兰桡。赖有南轩竹，清风慰寂寥。（《寄欧静秀才》）

夜入翠烟啼，昼寻芳树飞。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越上闻子规》）

南国风波远，东门冠盖回。多情是明月，相逐过江来。（《江城对月》）

片心高与月徘徊，岂为千钟下钓台？犹笑白云多事在，等闲为雨出山来。（《寄林处士》）

人间无复动机心，挂了儒冠岁已深。唯有诗家风味在，一坛松月伴秋吟。（《赠钟道士》）

当炉一曲《竹枝歌》，肠断江南奈尔何？游子未归春又老，夜来风雨落花多。（《书酒家壁》）

前三首为五绝，后三首为七绝。《寄欧静秀才》写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诗人目送友人乘舟离去，相隔一水遥远，魂断木兰。意境近似“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归家之后，惟有“南轩竹”和“清风”相慰，此亦可见诗人与友人平日情趣的清静超脱。《越上闻子规》写思归情怀。风景秀美的越地，风光旖旎的春日，翠烟缭绕，芳树缤纷。但是，子规“不如归去”的啼鸣声依然牵动了诗人思乡的情怀。《江城对月》写对月之感慨。“南国风波”、“东门冠盖”，隐隐有所指，可以联想到仕途的风波险恶，世俗的繁华喧闹。引多情的明月为知己，可以体会诗人现实中的失落，一丝苦涩和落寞的情绪纠缠着诗人。《寄林处士》颂归隐。诗人极其推崇孤山林逋，称其心高可与明月相比。即使世人眼中极为悠闲自在的白云，仍然要“为雨出山”，不如林逋之孤高洒脱。《赠钟道士》亦写归隐。据范仲淹自注，这位钟道士曾考取进士。如今挂冠归隐，与松月相伴，吟诗度日，真是潇洒快乐。范仲淹的羡慕之情，洋溢言表。《书酒家壁》写旅思。《竹枝歌》凄清感伤，旅途游子听到此曲，难免“肠断江南”。大好春天即将过去，夜来风雨，催落几多芬芳，诗人的感伤也因此弥漫。

这六首作品有两个共同点：其一，诗歌主题都涉及怀远、送别、归隐、旅思等相对私人化的情感，读来亲切隽永。范仲淹虽然坚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是，遭受挫折时也有失意的苦涩，或者有对归隐的向往。类似情感的抒发，可以舒缓诗人的内心，从友情、江山中获得另一种慰藉。范仲淹却总是能够自我消解这类苦涩落寞的情绪，永远振作，这就是范仲淹卓然于众人之上的地方。其二，因篇幅的限制，表现力求含蓄，寄情于景，回味无穷。对现实的关怀使得范仲淹的众多诗歌与当前政治发生紧密联系，诗人直切明了地表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提出自己的现实对策。这些诗歌，“其辞质而劲，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50]。相对而言，诗歌的艺术性就减弱，往往有过多的直白议论。范仲淹诗歌被人们忽略，与这些原因直接相关。但是，范仲淹的绝句皆含蓄蕴藉，无率直浅露之弊病，代表了范仲淹诗歌较高的艺术成就。

范仲淹长篇佳作不多，写的相对出色的是七言歌行。前文已经讨论过《和葛闳寺丞接花歌》，流畅而委婉，发人深思。另一首引人注目的是《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歌云：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零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翠涛起。斗余味兮轻醍醐，斗余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于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蓂。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千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这首诗写于范仲淹出守睦州期间。宋人饮茶，已成风习，“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51]。比试茶叶品种优劣的“斗茶”之风因此盛行。这首《斗茶歌》流转如珠，畅快通达，把斗茶的完整过程写得生动具体。采茶时节，“家家嘻笑”，采摘繁忙。诗人用“缀玉含珠”形容新茶，益见其新鲜之色泽、玲珑之外形。采摘的惟求“精粹”，焙制的苛求新雅，都为斗茶做好了充分准备。斗茶过程中，煮茶的鼎和水也分外讲究。品评高下，既比茶味，又比茶香。拿出来比试的，都是精品，每种茶叶都是味如醍醐、香过兰芷。斗茶在这里是高雅之士雅趣的表现，所以，“十目视而十手指”，过程和结果都是非常公平的。而且，“输同降将无穷耻”，输家也落落大方，不会以之为耻。诗人接而歌颂饮茶“可清”“可醒”的功能，拿屈原、刘伶、卢仝、陆羽、商于丈人、首阳先生等古圣贤来烘托，以“长安酒价减千万，成都药市无光辉”的夸张为反衬，突出名茶的高贵。结尾用“女郎斗草”相比，清雅中带来一丝旖旎，风趣别致。诗歌写出一地一时的风俗，词采华茂，诗风雅丽。诗人写得神采飞扬，他人读得酣畅淋漓。

庆历诗坛，是宋诗新风貌形成的关键时期，范仲淹是庆历诗坛比较活跃的一位诗人。庆历诗坛的领袖人物是欧阳修和梅尧臣，范仲淹诗歌创作的成绩当然不可以与“梅欧”并论。“梅欧”之外，范仲淹堪称方家，诗歌创作成绩要远远在庆历诸多文人士大夫之上。例如，庆历年间另外两位重臣韩琦和富弼，各有诗歌传世，《全宋诗》存韩琦诗728首、富弼诗22首。韩琦传世诗歌的数量比范仲淹多近四百篇。但是，韩琦与富弼的创作成绩却与范仲淹相去甚远。韩琦诗歌，叙述过于平直浅白，议论过于显露激切，写景过于平铺直叙，失去了诗歌应有的韵味。还时时表现出轻率为诗、饾饤琐碎的毛病。如《属疾》云：“邪气潜攻隙，弥旬困伏床。恶寒知肉缓，难睡觉更长。谩讲添年药，终无应病方。几时辞厚禄，心泰百忧忘。”富弼诗作数量太少，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气候。不过，在关心民生疾苦、诗风趋于平易亲切等诸多方面，庆历诗人表现出相当的趋同性。这与欧阳修的“平易”、梅尧臣的“平淡”一起，共同开拓出宋诗的新气象。

范仲淹诗歌创作的业绩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得以肯定。宋代帝王推行“佑文”政策，文人与现实政治的联系空前密切。诸多文坛领袖，同时是朝廷重臣，这种现象在北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除范仲淹以外，其他如晏殊、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等等，不胜枚举。范仲淹诗歌创作，与现实政治紧密关联，且表现为“平和温洽”的风貌，充分展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朝廷大臣的胸襟和气度，在北宋时期有典型代表意义。从这样的角度出发，范仲淹诗歌揭示出宋诗发展的一种趋势。苏轼作《范文正公文集叙》说：“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52]明代周孔教评价范仲淹的文学创作说：“发为诗词，温润和雅，蔼然仁人之言，粹然治世之音，即公不自知，而当时作者已信公为一代斯文之主盟矣。”[53]这些批评，都比较确切地指明了范仲淹诗歌创作在当时的地位和意义。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五，第575—576页。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六，第595—596页。

[3]王应麟：《玉海》卷三十“雍熙赏花赐诗”条，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574页。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六，第995页。

[5]《欧阳修全集》，第1928页。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三，第2378页。

[7]《欧阳修全集》，第2614页。

[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七，第10926、10937页。

[9]陆佃：《神宗皇帝实录叙论》，《全宋文》第101册，第205—206页。

[10]綦崇礼：《郑公行状》，《全宋文》第168册，第29页。

[11]《宋史全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8—1739页。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五，第1449页。

[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九，第2537页。

[14]范镇：《东斋记事》卷一，第3—4页。

[15]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第84页。

[16]龚明之：《中吴纪闻》，《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832页。

[17]王君玉：《国老谈苑》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页。

[18]《欧阳修全集》，第2375页。

[19]同上书，第2395页。

[20]《全宋文》第52册，第117页。

[21]田锡：《咸平集》卷二十七，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90页。

[22]《全宋文》第8册，第21页。

[23]《司马光集》，第1795页。

[24]《论高丽进奉第二状》，《苏轼文集》卷三十，第858页。

[25]《苏舜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页。

[2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一，第1848页。

[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四，第2413页。

[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零七，第12078页。

[2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五，第3772页。

[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八，第2282页。

[31]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第89—90页。

[3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十八，第4035页。

[33]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34]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第108页。

[35]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269—2270页。

[36]刘克庄：《诗话》，《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八，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22页。

[37]陆游：《花间集跋》，《渭南文集》，《陆游集》第5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277页。

[38]陆游：《长短句序》，《渭南文集》，《陆游集》第5册，第2101页。

[39]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40]参见唐圭璋编《宋词纪事》，第290—291页。按：“蜀妓”一则，或言蜀妓乃陆游客自蜀中携归，或言乃陆游本人所为。此事虽不可落实，然用来说明陆游在蜀中生活时亦颇多青楼“狎邪”之游，当无异议。

[41]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第1161页。

[42]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见《范仲淹全集》，第1417页。

[43]参见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宋代文史考论》。

[44]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45]林逋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去世，这一年范仲淹40岁。程应镠《范仲淹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附《范仲淹事迹著作编年简录》，“天圣元年”条说：“与林逋相识，似始于此时。《寄赠林逋处士》当作于是时或此后二、三年。”“天圣五年”条说：“《林和靖诗集》卷三有《送范希文寺丞诗》……君复天圣六年死于杭州。……天圣六年之前，仲淹必曾游杭州，与林逋相见，惟文献无可考见。”

[46]蔡增誉：《范文正公集序》，《范仲淹全集》，第1427—1428页。

[47]周孔教：《万历本范文正公集序》：“其它感时赋物、吊古问奇，发为诗词，温润和雅。”蔡增誉《万历本范文正公集序》：“其余安民谕俗，感时赋诗，平和温洽，如父子家人。”载《范仲淹全集》，第1424页。

[48]据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范仲淹全集》统计，不计联句诗。下文绝句诗统计，也依据此本。

[49]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36页。

[50]白居易：《新乐府序》，《白居易集》卷三，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2页。

[51]李觏：《富国策第十》，《盱江集》卷十六，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52]《苏轼文集》，第312页。

[53]《万历本范文正公集序》，《范仲淹全集》，第1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