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中北宋宫廷的赏花钓鱼会与赋诗活动

北宋帝王推行“佑文”政策，导致北宋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宋史》卷四百三十九《文苑传一》概括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北宋帝王所贯彻实施的重大“佑文”政策，已经引起后人的足够重视，如改革科举制度与扩大科举名额、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文官待遇异常优厚、不以文字杀人，等等。除了这些重大举措之外，北宋帝王还有许多具体而微的措施，引导朝野风气，形成文学创作的一时风尚。北宋宫廷的“赏花钓鱼”与赋诗活动，即其中之一。

宫廷赏花，历代有之。然帝王召见王公贵族乃至朝廷重臣，一起赏花，且同时举行垂钓活动，君臣共同赋诗，这样的宫廷习俗起源于南唐。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五《李家明传》载：“元宗赏花后苑，率近臣临池垂钓。臣下皆登鱼，唯元宗独无所获。家明因进诗曰：‘玉甃垂钩兴正浓，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鳞不敢吞香饵，知是君王合钓龙。’元宗大喜，赐宴极欢。”这种宫廷活动，在南唐时期，并不固定举行，参与的人员也随意不定。

北宋太祖时期，宫廷的赏花活动还不具有特殊的文化涵义。《宋史》卷三《太祖本纪三》载：“（开宝六年）夏四月丁亥，召开封尹光义、天平军节度使石守信等赏花习射于苑中。”到了北宋太宗时期，宫廷赏花钓鱼与赋诗活动才发展成为一项固定的宫廷大型娱乐文化活动。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十五日，“召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上曰：‘春气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赏花赋诗，自此始”[1]。次年四月二日，“召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自是，每岁皆然。赏花、钓鱼、曲宴，始于是也”[2]。

北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宫廷赏花钓鱼与赋诗活动年年举行。翻检文献史料，诸如此类的记载甚多。如：

雍熙元年三月乙丑，召宰相、近臣赏花后苑。上曰：“朕以天下之乐为乐。”且令侍从词臣各赋诗，赏花赋诗自此始。三年三月癸酉，命宰臣李昉等就第为观花赋诗之会，酒酣，各赋奉诏赏花诗，帝亦作诗赐之。翌日，学士扈蒙等诣垂拱殿门，谢。九月甲戌重阳诏，昉等为登高会，又赐诗二首。四年三月己卯，赏花宴于后苑，上临池垂钓，令侍臣赋赏花钓鱼诗，应制者凡二十有六人。俄出五言御诗一章，赐宰臣李昉等。晚，御水心殿习射。翌日庚辰，上依韵和宰臣及知制诰而上十三人所进诗以赐，又令和所进应制诗以献。九月，起居舍人田锡献乾明节祝寿诗二十韵，上谓宰相曰：“锡言事可称赏。”因和以赐之。丁丑，以为知制诰。淳化元年二月己未，诏近臣后苑宴射赋诗，上亦赋一章，赐宰相吕蒙正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幸金明池宴从臣琼林苑，作游琼林苑诗赐近臣。五年三月戊午，召近臣赏花，宴后苑。上临池钓鱼，命群臣赋诗，时应制三十九人，上亦赋诗以赐宰相吕蒙正等。因习射，上中的者六，张乐饮酒，诏群臣尽醉。[3]

（真宗咸平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曲宴近臣于后苑，上作《中春赏花钓鱼》七言诗，儒臣皆赋。遂射于水亭，尽欢而罢。[4]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亦称：“真宗朝，岁岁赏花钓鱼，群臣应制。”[5]到了仁宗朝，参与这项文化娱乐活动的人员又有了扩大。仁宗天圣三年三月，“幸后苑，赏花钓鱼，遂燕太清楼，辅臣、宗室、两制、杂学士、待制、三司使副、知杂御史、三司判官、开封府推官、馆阁官、节度使至刺史皆预焉”[6]。根据记载，这项活动大都在暮春时节举行，在农历二月末至四月初。胡柯《欧阳修年谱》还记载了这项活动的具体地点：嘉祐六年三月，欧阳修“侍上幸后苑，赏花华景亭，钓鱼涵曦亭，遂宴太清楼”[7]。以御试妨春宴，请赏花钓鱼之会以修故事，有诏用三月二十六日。而连阴不解，天气作寒，未有花意，别择四月上旬间。及将改朔，寒亦甚。给事中朱光庭上疏请罢宴，大防意未然。及对太皇太后，谕旨天意不顺，宜罢宴，众皆竦服。他日，王岩叟奏事罢，因进言：“昨见三省说，已有旨罢赏花钓鱼，此事甚善。人以陛下敬天意，极慰悦。今又入夏犹寒，天意不顺，陛下皆不忽，是大好事。”太皇太后曰：“天道安敢忽？”岩叟曰：“自古人君常患上则忽天意，下则忽人言。今陛下乃上畏天意，下畏人言，此盛德之事。愿常以此存心，天下幸甚！”[8]

北宋自太宗朝以来，国内割据势力基本上被消灭；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辽订立了“澶渊之盟”，外患也基本得以消除。仁宗在位42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社会的安宁和平，带动了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春天。北宋宫廷赏花钓鱼与赋诗活动走向全面鼎盛，便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实现的。

宋神宗在位18年，励精图强，无暇从容享受。所以，神宗“在位虽久，未尝御赏花钓鱼之会。其幸西池与民同乐，亦才一二”[9]。宫廷赏花、钓鱼、赋诗活动，从此衰歇。然而，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这项活动并没有被正式废除。宋哲宗当政期间，大臣也有举行“赏花钓鱼之会”的建议，终因反对者过多而作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七载：

（宋哲宗元祐六年四月）诏罢今岁幸金明池琼花苑。先是吕大防

据文献记载，反对者不仅仅只有朱光庭、王岩叟，如御史中丞郑雍亦持同样观点。《郑公行状》载：“元祐五年冬，温；六年春，寒，如冬令。公为上极论阴阳错谬、寒暑不时，宜图所以当天心者。是岁，将赏花钓鱼，奏罢之。”[10]从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到朝廷诸多重臣，大致上达成一致意见。北宋宫廷的赏花钓鱼与赋诗活动，从制度上得以终结。

南宋孝宗，追思祖宗之盛况，也想举行类似的活动。《宋史全文》卷二十五下载：“上（孝宗——引者注）宣谕曰：‘祖宗时，数召近臣为赏花钓鱼宴。朕亦欲暇日命卿等射弓，饮一两杯。’虞允文等奏：‘陛下昭示恩意，得聸近威颜，从容献纳，亦臣等幸也。’上曰：‘君臣不相亲，则情不通。早朝奏事止顷刻间，岂暇详论治道，故思欲卿等从容耳。’”[11]孝宗所看重的，是通过类似活动沟通君臣情感，更多地听取大臣治理国家的意见。所以，不一定是“赏花钓鱼之会”。而且，也没有了君臣赋诗等场面浩大的文学创作活动。

北宋宫廷的“赏花钓鱼之会”对当时的诗歌创作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作为“佑文”政策的一种体现，参与者大都是与皇帝亲近的重要文臣，如翰林、三馆学士、两制、杂学士、待制、馆阁官等。帝王有意识地通过类似的宫廷活动，以达到推尊文臣之目的。其次，参与者必须人人应制赋诗，而且要求当场交卷。每次赋诗的场面一定是“儒臣皆赋”、“从臣咸赋”、“从官皆赋诗”，年高位尊者不可以免，诗才欠缺者不可以免。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有“赶鸭子上架”的被迫与无奈。如宋真宗景德四年三月十七日，“大宴于后苑，赏花、钓鱼。上赋诗，从臣皆赋。吏部尚书张齐贤、刑部尚书温仲舒、工部尚书王化基，以久在外任，求免应制，不许”[12]。这三人都是朝廷重臣，“久在外任”只是托词，事实上是才思不够敏捷而苦于应制应酬。但是，在皇帝那里却没有丝毫的通融余地。

为了应付一年一度这样的场面，避免当众出丑的尴尬，许多大臣往往自己事先赋诗准备，或干脆提前请人捉刀，将现成作品记诵于心，现场“作弊”，蒙混过关。彭汝砺《鄱阳集》卷五载《拟赏花钓鱼诗》10首，就应该是代人捉刀之作。如果碰到皇帝一时兴起，临时更换题目，这些“作弊”者就免不了献丑丢脸了。最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宋仁宗天圣八年：

（三月十九日）幸后苑，赏花钓鱼，观唐明皇山水字石于清辉殿。命从官皆赋诗，遂燕太清楼。毎岁赏花钓鱼所赋诗，或预备。及是，出不意，坐多窘者，优人以为戏，左右皆大笑。翌日，尽取诗付中书，第其优劣。度支员外郎、秘阁校理韩羲所赋独鄙恶，落职，降司封员外郎、同判冀州。[13]

赏花钓鱼会赋诗，往往有宿构者。天圣中，永兴军进“山水石”，适置会，命赋“山水石”，其间多荒恶者，盖出其不意耳。中坐优人入戏，各执笔若吟咏状。其一人忽仆于界石上，众扶掖起之。既起，曰：“数日来作一首赏花钓鱼诗，准备应制，却被这石头擦倒。”左右皆大笑。翌日，降出其诗令中书铨定。秘阁校理韩羲最为鄙恶，落职，与外任。[14]

据这两条资料记载，“宿构者”人数不少。想不到宋仁宗出其不意，以至当场多有“荒恶者”。仁宗突然“变招”，应该是测试大臣诗才的故意作为，所以才有事后将所有作品送往中书“第其优劣”的做法。而且，这已经不仅仅是君臣之间的一时游戏，赋诗“鄙恶”者甚至遭到“落职”、贬谪、外任的处分。为人臣者，尤其是企图在仕途上有一番大作为的志向远大者，能不勤练赋诗本领以提高应变能力吗？

与此相反，诗才出众的中下层官员，就会千方百计地借助“赏花钓鱼之会”，施展才华，亲近皇帝，获得帝王的特殊恩顾，以求仕途上的腾达。杨亿的遭际便令宋人异常羡慕。宋太宗淳化四年，杨亿年仅20岁。“太宗颇爱其才。一日，后苑赏花宴词臣，公不得预，以诗贻诸馆阁曰：‘闻戴宫花满鬓红，上林丝管侍重瞳。蓬莱咫尺无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诸公不敢匿，以诗进呈。上诘有司所以不召，左右以未贴职，例不得预。即命直集贤院，免谢，令预晚宴。时以为荣。”[15]又，“每岁后苑赏花，三馆学士皆得预。（淳化——引者注）三年春，国华与潘太初因对，自言：‘任两省清官兼计司，职不得侍曲宴，愿兼馆职。’即日命并直昭文馆，后二日陪预苑宴”（《宋史·韩国华传》）。

北宋臣僚参与“赏花钓鱼之会”而表现了出色的诗才，因而获得帝王的嘉奖，这样的实例层出不穷。举五则以见之：

昭亮，字克明，公主所生。幼未名，太宗召入禁中，命赋《赏花诗》。诗成，上之，太宗大悦，酌以上尊酒，命笔题从训、昭亮二名，令自择之。（《宋史·魏昭亮传》）(www.xing528.com)

（丁谓）侍宴赏花钓鱼，公诗云：“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上赏咏再三，群臣皆以为不及。[16]

李宗谔以京秩带馆职，不预赏花钓鱼故事，赋诗“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见赭黄衣。无憀独出金门去，恰似当年不第归”。太宗览之，大喜。特诏预宴即日改官。[17]

（姚铉）淳化五年直史馆，侍宴内苑，应制赋《赏花钓鱼诗》，特被嘉赏。（《宋史·姚铉传》）

洪湛，字惟清，升州上元人。幼好学，五岁能为诗，未冠，录所著十卷为《龆年集》。湛美风仪，俊辩有材干，曲宴苑中，赋赏花诗，不移晷以献，深被褒赏。（《宋史·洪湛传》）

参与“赏花钓鱼之会”，是地位的象征，是身份的标志，是在帝王面前展现才能的好机会，北宋臣僚当然以参加“赏花钓鱼之会”为荣。欧阳修嘉祐六年以枢密副使的身份与会，同年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便频频提及此事。《与吴正肃公》云：“前日赏花钓鱼，获侍清宴。”[18]《与王懿恪公》云：“前日太清赏花。”[19]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其他有资格与会者，心态大约是相同的。“赏花钓鱼”，因此可以用作典故，意指得帝王之青睐。王禹偁《司空相公挽歌》说：“赏花临凤沼，侍钓立鱼坻。”魏野《送朱台符学士关西巡抚》说：“琼林想回日，未失赏花期。”

外任官员，没有直接参与的机会，仍然会设法作诗进呈，以博帝王青睐。王珪《赐枢密院直学士知邓州王琪进和后院赏花钓鱼诗奖谕诏》云：

敕：朕万几之豫，思燕群臣；暮春之和，遂启秘苑。临清流而发咏，惜余蕚以命觞。人心乐胥，天日延煦。虽未足掩鱼藻之盛，而固已追柏台之娱。卿蔚为邦英，滞于郡守，闻华景之胜集，念清徽之素游。远托嘉辞，进赓新唱，矧儒林之硕望，有诗笔之旧名。玩味之余，嘉叹何已！[20]

北宋宫廷的“赏花钓鱼之会”对周边国家有着广泛的影响。宋朝北方的强邻辽国，“慕中国赏花钓鱼”（《辽史拾遗》卷二十三），也不时地举行类似的活动。如，辽圣宗统和五年三月一日，“幸长春宫，赏花钓鱼，以牡丹遍赐近臣，欢宴累日”（《辽史·圣宗本纪三》）。辽兴宗重熙二十四年二月一日，“召宋使钓鱼、赋诗”（《辽史·兴宗本纪三》）。这对繁荣辽国的文学创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代帝王更有羡慕或刻意学习的。明宣宗时，“海内宴安，天子雅意文章，每与诸学士谈论文艺，赏花赋诗，礼接优渥”（《明史·王英传》）。清代乾隆皇帝至翰林院听曲，曲词云：“陋宋主，赏花垂钓；笑唐宗，结彩评诗。”（《清史稿》卷九十八）虽然表现出新朝天国的自豪，但是，依然掩饰不了后人对“赏花钓鱼之会”津津乐道的艳羡。

北宋“赏花钓鱼之会”所赋之诗及序，还有相当部分保留至今。翻检北宋文人别集，发现有相关作品留存的作者有：王禹偁、寇准、姚铉、杨亿、夏竦、范仲淹、田锡、胡宿、宋庠、宋祁、郑獬、徐铉、欧阳修、司马光、宋仁宗、苏颂、韩琦、王安石、刘敞、沈觏、祖无择、彭汝砺、徐积等。《宋史·艺文志八》还有《应制赏花诗》十卷之存目，王尧臣《崇文总目》卷十一和郑樵《通志》卷七十对此书都有记载。这应该是北宋“赏花钓鱼之会”赋诗的一个总集。

“赏花钓鱼之会”是粉饰太平的举措，宋仁宗说：“青春朝野方无事，故许游观近侍陪。”（《赏花钓鱼》）君臣赋诗内容只有两个方面：即景描写和歌颂圣恩。田锡《进应制诗》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臣昨日阁门奉传圣旨，宣召赴赏花曲宴者。伏以良辰美景，锡宴追欢，仰承明圣之恩，方属升平之运。《诗》称在镐，岂足拟于皇猷；歌有横汾，安得侔于盛事。……美盛德之形容，达微诚之庆抃。欲陈歌咏，上黩冕旒。……今属上林春晓，内苑花新。泛兰酒于尧樽，咏《柏梁》于汉殿。[21]

王禹偁有《诏臣僚和御制赏花诗序》，详细交代了“赏花钓鱼之会”的创作环境、创作动机、创作内容等，节选如下：

我法天崇道皇帝，诞膺骏命，光启鸿基。当千年下武之期，为一代好文之主。皇坟帝典，穷步骤于宸机，壁宿奎星，焕文章于御笔。于时，淳化之年，暮春之月，蓂荚初生于一叶，牡丹乍折于千苞。乃召侍臣，爰开曲燕，入内园而洞启，望绮席以霞舒。风递鸣梢，乍见七香之辇；波揺水殿，齐瞻八彩之眉。欢呼方到于轩墀，侍从共登于栏槛。亲承睿旨，竞剪宫花，露湿冠缨，表君恩于湛露香笼，襟袂杂帝座之天香。次临积翠之池，咸举不纲之钓。忽宣奇韵，俾赋新诗。既奉诏以援毫，各争妍而构思。天颜咫尺，强叩于芜音；圣语褒扬，实同于华衮。俄颁御制，复见宸踪。兼尧、舜、禹、汤、文、武之才，备钟、王、欧、虞、褚、陆之体。咏歌无，传玩为荣。怳若梦中，入阆苑瑶池之景；浑疑天上，得金简玉字之书。[22]

因此，臣僚的创作均为歌功颂德之篇什，内容方面乏善可陈。举杨亿《武夷新集》卷一的三首诗歌为例：

宜春小苑斗城旁，锡宴群仙奉紫皇。汉沼乳鱼偏傍钓，青陵舞蝶自寻芳。波平赘背浮昆阆，日转金茎艳赭黄。满酌流霞侍臣醉，暖风宫蕊杂炉香。（《后苑赏花钓鱼应制》）

宫花如锦水连漪，翠辇寻芳正是时。禁苑定知人未识，朱栏除有蝶偷窥。艳烘晓日迷天仗，香逐轻风落酒巵。何幸微臣陪镐宴，蓬壶春漏正迟迟。（《后苑赏花应制》）

云罗霞绮媚芳辰，琼圃花开烂漫春。风递清香随凤辇，波涵倒影落龙津。仙葩四照烘初日，浓艳千苞赐近臣。向晩天街戴归处，游蜂舞蝶自随人。（《后苑赏花应制》）

三首作品分别标明“以芳字为韵”、“以时字为韵”、“以春字为韵”，每次“赏花钓鱼之会”应制赋诗，韵部皆有明确规定。

南唐应制赏花诗，尚有乘机向帝王进谏直言的。《五代史补》卷五载：“显德中，政乱，国主犹晏然不以介意。一旦因赏花，命谦光赋诗，因为所讽。诗云：‘拥衲对芳丛，由来事不同。鬓从今日白，花似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晓风。何须对零落，然后始知空。’”北宋“赏花钓鱼”篇章里，就找不到这样的作品。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载：“先朝春月，多召两府、两制、三馆于后苑赏花、钓鱼、赋诗。自赵元昊背诞，西陲用兵，废缺甚久。嘉祐末，仁宗始复修故事，群臣和御制诗。是日，微阴寒，韩魏公时为首相，诗卒章云：‘轻阴阁雨迎天仗，寒色留春入寿杯。二十年前曾侍宴，台司今日喜重陪。’时内侍都知任守忠，尝以滑稽侍上，从容言曰：‘韩琦诗讥陛下。’上愕然，问其故。守忠曰：‘讥陛下游宴太频。’上为之笑。”[23]显然，韩琦赋诗并没有讥讽之意，只是表明自身的荣耀，讽谏的涵义是任守忠的引申。这样被他人引申出讽谏之意的事例，根据现存文献，也只能找到这一则。可见北宋臣僚无意借此机会劝谏帝王，这也是与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社会相对和平安宁的环境背景有关。

总之，北宋文臣，出将入相，荣耀一时。但是，如果不会作诗，就无法应付一年一度的“赏花钓鱼之会”，既少了一条直上青云的通途，又会在仕途上埋下隐患。所以，他们在闲暇时间刻苦磨练作诗本领，是一种很正常的表现。北宋自真宗朝、仁宗朝以来，诗歌创作走向全面繁荣，其中少不了“赏花钓鱼之会”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