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下的宋代文学：学术札记揭示诗词真实心态

学术札记保留了一个个学术思维的兴奋点，开卷有得，是令人愉悦的过程。这些学术札记，成为思考重大学术问题的基点和起点。读者能够发现，这里的学术札记，与上文讨论的学术问题之丝丝缕缕的联系。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是南宋歌妓严蕊《卜算子》词中的名句，向后人展露了歌妓真实的心灵世界。“词为艳科”，唐宋歌词中有非常多的女子倾诉情爱的作品，如：“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温庭筠《菩萨蛮》）“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柳永《定风波》）“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姜夔《踏莎行》）然而，这些动人的诗篇绝大多数是男性词人代歌妓抒情，是男性词人在揣摩歌妓的心态。如果将严蕊等歌妓袒露真实心声的创作放到一起比较，男性词人喃喃自言式的自我感觉良好，就显得滑稽可笑。

唐宋词多写男女双方分手后的情景。在男性词人的想象中，一旦他们离去，歌妓有哪些日常活动呢？举温庭筠的两首代表作来说明问题：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洲。（《梦江南》）

第一首词上阕写女子懒得起床，懒得梳妆打扮。太阳已经透过了窗户，照在床边屏风描画的重叠小山上，或明或暗，女主人公依然赖在床上，松散的鬓发几乎要遮掩了雪白的香腮。即使不得已起床了，也是懒得“画眉弄妆”。下阕写女子精心梳妆打扮，与上阕的作为正好相反。她将自己打扮得如花美丽，并在自己穿戴的“罗襦”上贴了一对金鹧鸪。在这一切近乎客观、不动声色的描述过程中，人们可以追问一句为什么？这时就能发现，简单而矛盾的动作背后掩藏着复杂的心理活动。“女为悦己者容”，心上人离去就不愿意起床与梳妆。而精心的打扮过程，又隐含着对离人归来的期待与盼望。起床梳妆完毕以后，女子应该做什么去呢？这就是第二首词所描述的。女主人公梳妆完毕以后，每天重复的动作就是“独倚望江楼”，眺望远方，期盼恋人的归来。这样的等待日日落空，望眼欲穿，悠悠的江水带走了西下的斜阳，也带走了女子一天的期待与希望。每日期盼的结果就是“肠断”，女子每天都要忍受这样的痛苦折磨。

将上述两首词的生活情景连接起来，大致是这样的：男性词人离去之后，歌妓便慵懒无聊，早晨懒得起床，懒得梳妆，甚至大半个上午的时光就如此消磨在床上。起床后，或者就为男性词人的归来精心梳妆，梳妆完毕后就倚栏眺望远方，盼望情人归来，一直到斜阳西下。在男性词人的笔下，这些女子的身份仿佛不是歌妓，而是专职“思妇”。她们没有了为维持生计的一日忙碌的送往迎来，悠闲自在，生活无忧，每日里以思念、等待来打发时光就可以了。

这不是温庭筠一个人的呓语，唐宋男性词人大都如此自我陶醉。柳永流传甚广的《定风波》说：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这位歌妓到了“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的时候了，“犹压香衾卧”。而且，“终日厌厌倦梳裹”。原因只有一个：“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起床后，柳永为歌妓安排的日常活动也是：“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类似的描写，唐宋词中比比皆是。

唐宋歌妓们的想法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她们在卖笑卖身的风花雪月场所里，见惯了转眼的薄幸无情，听厌了虚假的甜言蜜语。蜀地歌妓有《鹊桥仙》说：“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把秦楼楚馆里男人虚伪的面具一把扯下。她们当然明白自己仅仅是男性的寻欢泄欲对象，对男性世界不抱任何幻想。元杂剧《救风尘》中歌妓赵盼儿劝姐妹时说：“你道这子弟情肠甜似蜜，但娶到他家里，多无半载周年相弃掷，早努牙突嘴，拳椎脚踢，打的你哭啼啼。”（《胜葫芦》）唐宋歌妓创作的少量词，写出她们的真实心声，举三首为例：

珠泪纷纷湿罗绮，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妹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于他。子细思量着，淡薄知闻解好么？ （《抛球乐》）

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望江南》）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严蕊《卜算子》）

前两首出自敦煌曲子词，是唐代歌妓的创作。《抛球乐》是一篇青楼歌妓的“忏悔录”，写一女子被玩弄、被抛弃的遭遇以及因此带来的内心痛苦与事后的追悔。她懊恨自己的真情付出，悔不该不听从姊妹们当初好意的劝戒，沉挚深切，动人心扉。其感受之真、体味之切、语意之痛，惟有此中人才有这般诉说。《望江南》也是闺中怨歌，想起“负心人”，就抑制不住内心的苦恨。

第三首是南宋歌妓严蕊的作品，据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载：严蕊曾得地方长官唐仲友的赏赐。“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未几，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云：（词略）即日判令从良。”[57]在男性词人的心目中，歌妓从良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觅得一位如意郎君，相伴终身。柳永《迷仙引》说：“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集贤宾》说：“争似和鸣偕老，免教敛翠啼红。”读严蕊词才可以明白歌妓的真实心态。她们如果能够从良，早看透了男人世界的虚情假意，只要求去过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才是歌妓从良后的真实生活诉求。

迫于生活，许多歌妓从良后不得不嫁人，但绝不是男性词人笔下的痴情和浪漫。唐宋歌妓确实也有写相思别情的作品，但绝大多数是酒宴间的应酬之作，仅仅是她们的谋生手段。周作人在《妾的故事》中曾辛辣地讽刺说：“旧时读书人凭借富贵，其次是才学，自己陶醉，以为女人皆愿为夫子妾。”唐宋恋情词中，这样的意识表现得十分突出。秦楼楚馆偶然相逢，歌舞酒宴蓦然相见，便认为一切女子必然地要为自己的才学、风度、气质、地位、富贵所倾倒，争先恐后地做出爱与性的奉献。于是，歌妓职业性的一笑一颦，一举手一投足，都为文人提供了无限绮丽遐想之细节依据。拿歌妓的创作与之对比，方显示出古代男权社会男子自我中心的可悲。

李清照是一位个性鲜明、超越尘俗的女性，是一位别开生面的超一流的独创性作家。李清照能够卓立于古代众多聪颖女性之上，在中国文学历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这与她始终真率地面对自己的生活，保持爽直、自由、不羁的个性密切相关。“巾帼不让须眉”，用来评价李清照，非常合适。

深究一层，李清照一生保持倔强的个性，对现实社会时时表现为叛逆色彩[58]，归根结底，她是把男性的作为当成自己行为的准则来要求自己。古代社会是男权至上的社会，社会只认可男性理想追求的模式，李清照不甘被束缚在闺房之中，极力想对社会有所作为，就自然会向男性标准靠拢，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两方面效仿男性。这不仅仅表现在她平生的言行作为、争强好胜的性格、诗歌创作等方面，甚至还表现在以柔美见长的歌词创作方面。沈曾植《菌阁琐谈》评价李清照的词就说：“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59]李清照有一首风格独特的《渔家傲》词，写自己的胸襟豪迈、志向远大，以及在现实中所遭受的压抑，充分地显示出她的倜傥“丈夫气”。词云：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李清照通过写梦游太虚、谒见天帝来抒写现实中的内心苦闷，并表露出自我的倔强追求。今夜的梦境是奇特的，天空中弥漫着云涛与晓雾，变成了云雾蒙蒙的朦胧世界。在恍惚之中，词人已经置身于天上银河如此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话世界里，迷蒙的银河中闪烁的群星如同挂满蓬帆的航船，点点片片飞舞。词人的梦魂似乎就是乘此“星帆”进入天帝的居所，受到天帝的热情接待。天帝的殷勤问语，表明词人是天上“谪仙”似的人物，是天之骄子。事实上，这还是李清照自信、自强个性的流露。李清照自视甚高，人称李白为“谪仙”，李清照就是以此自拟。“归何处”的问语，又流露出李清照在现实世界中的迷惘彷徨。今夜星河弥漫的浓浓云雾，似乎又成为现实世界的一种投影。现实人生路途漫漫，暮色沉沉，云雾重重。李清照在庞大的现实阴影下奋力地挣扎，但世乏知音，“学诗谩有惊人句”，孤独寂寞感油然而生。这是脱落了少女、少妇时代的天真无邪、单纯幼稚之后的人生感受，其中凝聚着词人丰富的人生阅历，充满着现实生活中频遭挫折的悲剧感。倔强的李清照并不甘心在这种寂苦中沉默，而是依恃天帝的鼓励，如鲲鹏展翅，欲乘风高飞远举，奔向理想中的“三山”仙境。李白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李清照就是有李白那样开阔的胸襟、强烈的自信，以及卓然于世俗之上的优越感。后人以李清照比拟李白，两者之间在个性方面也有极其相似的地方。梦境中的天帝，其实就是李清照自强不息的个性，支撑着她永不向命运之神低头。词中所表现的气概与胸襟，即使在男性作家笔下也不多见。

李清照词所表现的“丈夫气”，还可以举其所叙述到的“饮酒”行为为例。从李清照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李清照是善饮的。她时常召唤“酒朋诗侣”，诗酒相伴，赏花饮酒。少女欢快游乐时要饮酒“沉醉”，春去秋来被离别相思纠缠时要“东篱把酒”，流落异乡思念故国时更要举杯痛饮。她有花前“小酌”，温文尔雅饮酒，从容欣赏景物的时候；她更有寻求易醉难醒的“扶头酒”畅饮，莫辞醉酒，一醉方休的时候。在她的词中出现与“饮酒”类相关的词语有：小酌、醉、金尊、绿蚁、沉醉、残酒、杯深、病酒、酒盏、酒意、酒阑、尊前、把酒、玉尊、酒醒、扶头酒、酒朋诗侣、杯盘、酒美、淡酒、醉后、绮筵等等。在现存的李清照40多首作品中，有22首词与饮酒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李清照留存到今天的词作中，有50％与饮酒相关。

李清照的饮酒行为，非常明显是对男性的模仿，是向男性社会靠拢的一种表现，因而也显示出她的“丈夫气”。与宋代其他女词人比较，李清照不仅仅饮酒的次数多，而且饮酒的方式也更为豪放，在所有与“饮酒”相关的词语中，“醉”字非常频繁地出现在李清照的词中，一共出现了十次，如“沉醉不知归路”（《如梦令》）、“夜来沉醉卸妆迟”（《诉衷情》）、“共赏金尊沉绿蚁，莫辞醉”（《渔家傲》）、“常插梅花醉”（《清平乐》）、“忘了除非醉”（《菩萨蛮》）、“不如随分尊前醉”（《鹧鸪天》）等。李清照的酒量与饮酒方式，与宋代男子没有丝毫区别。不知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还是李清照有意识的文学夸张。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是李清照向男性行为标准看齐的结果。

宋代其他女词人，词中涉及饮酒的次数要远远少于李清照。如朱淑真存词26首，写饮酒的只有7首，近27％的作品与饮酒相关；魏夫人存词13首，写饮酒的只有2首，约15％的作品与饮酒相关；张玉娘存词16首，写饮酒的只有4首，25％的作品与饮酒相关；朱淑真、魏夫人、张玉娘以外的女词人共84位，存词108首，写饮酒的只有30首，约27％的作品与饮酒相关。她们很少在歌词里表现自己的酒量，即使是饮酒的方式，也与李清照异趣。李清照以外的宋代妇女饮酒，多数时候仅仅是歌妓酒宴应酬或者闺妇节日随俗，如酒宴前歌妓送别男子时的劝酒辞“良辰美景在西楼，敢劝一卮芳酒”（苏琼《西江月》），元宵节赏灯时皇帝的“传宣赐酒饮杯巡”（窃杯女子《鹧鸪天》），上巳节水边游览的“禊饮笙歌”（谭意哥《长相思令》）伴随，等等。饮酒的方式多数时候也是“少饮清欢”（朱淑真《点绛唇》）似的淑贤温良。她们的饮酒是比较女性化的，符合她们的性别角色。

李清照的“丈夫气”，是男权社会现实在优秀女性作家身上留下的深刻烙印，是社会文化积淀在她思想和行为模式中的下意识表现。纵观中国古代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也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这样的“丈夫气”，这种创作现象值得深思。

李清照《一剪梅》脍炙人口，词云：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关于此词的创作时间，元代伊世珍《琅嬛记》卷中有过一段记载：“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60]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18岁的李清照与21岁的赵明诚结为伉俪。依《琅嬛记》所言，《一剪梅》应该作于公元1101年或稍后。今人王仲闻则指出：“清照适赵明诚时，两家俱在东京，明诚正为太学生，无负笈远游事。此则所云，显非事实。”[61]王说甚是。那么，要推断此词作年，必须理清李清照与赵明诚的结婚生活线索，确定赵明诚外出做官、夫妻离别的时间。

赵明诚与李清照结婚的最初六年时间（1101—1107），两人共同居住在汴京。大观元年（1107）七月，在蔡京的指使下，大兴刑狱，修理政敌赵挺之，赵明诚兄弟皆锒铛入狱。所幸的是这场暴风疾雨很快就过去了。赵挺之的三个儿子一齐被罢免官职，赶回老家闲居。李清照陪伴着赵明诚，婚后第一次回到山东青州居住。

赵明诚回家闲居，何时再出来做官，史料没有明确记载。政和元年（1111）初，赵挺之夫人郭氏奏请朝廷恢复其已故丈夫被罢落的观文殿大学士之职，徽宗诏令同意。赵挺之的三个儿子，应该就是在这一年陆续恢复官职，再度跨入官场。《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七二记载：政和元年正月十四日，太一宫秘书少监赵存诚“差官昊天上帝”[62]。赵思诚、赵明诚大约在此前后复职。然而，宋代官、职、差遣三者分离，“官”只是用来定品位、俸禄的；“职”是用来优宠文学人才，后来衍化为荣誉职衔，用以提高资序、威望；“差遣”才是具体担任的职务。赵明诚所复的是官与职，其间，大约有一段居家等待具体任命差遣的时间。赵明诚所好不在仕途，不会特意去钻营具体差遣。家中又有心爱的妻子相伴，就更加懒得匆忙出来做事了。尤其是当时政坛上依然是蔡京一党当势，赵明诚乐得在家再清闲一段时间。所以，虽然他的兄长赵存诚早就出来任职做事，赵明诚却一直到四年以后还留在青州。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言：“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李清照1107年回青州，1121年离开，这一次在青州生活的时间一共是15年。所以，这里的“屏居乡里十年”应该是指夫妻共同闲居青州的时间，既大观元年至政和七年（1107—1117）。换言之，大约是政和七年（1117），赵明诚再度离家，开始了新的一轮仕途奔波生活。

又，据少量影印发行的《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四》，后有赵明诚题跋四则。其一云：“右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跋尾四》，崇宁五年仲春重装。十五日德父题记，时在鸿胪直舍。”其二云：“后十年在归来堂再阅，实政和丙申六月晦。”[63]崇宁五年为公元1106年，十年之后正好是政和六年，即公元1116年。据此题跋，赵明诚当时依然“屏居”青州，可与《金石录后序》所言相互验证。赵明诚的《金石录》，始编定于政和七年九月，友人刘跂为《金石录》作序，末署“政和七年九月十日，河间刘跂序”[64]。《金石录》的编定是赵明诚闲居青州老家的最大收获。此亦足证明赵明诚应该是政和七年末外出为官。

夫妻屏居青州，生活踪迹也点滴见于资料记载。政和初年，赵明诚游览泰山，得到了《唐登封纪号文》碑刻两种[65]。大观三年（1109），赵明诚与兄赵思诚、妹婿李擢等重游仰天山。三朝宰相文彦博之子文及甫路过青州，便特意拜访赵明诚。赵明诚与他共同观赏前辈蔡襄的《进谢御赐诗卷》，文及甫为此诗卷作题跋[66]。又，政和年间，友人刘跂也给赵明诚寄来了《汉张平子残碑》的拓本[67]。

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再度相聚，则已经是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了。这一年，赵明诚知莱州（今山东莱州市），成为地方州郡长官。于是，赵明诚便将李清照从青州接出，到任所团聚。这一年的秋天，李清照离开青州，前去与赵明诚相聚，途中路过昌乐时作《蝶恋花》。王仲闻说：“此首殆为宣和三年辛丑八月间清照由青州至莱州途中宿昌乐寄姊妹所作。”

这一次，李清照与赵明诚分手前后大约有五年的时间（1117—1121）。以后，李清照与赵明诚两人再也没有长久分开过。换句话说，李清照的《一剪梅》词应该作于这五年期间，即作于李清照34岁到38岁之间。不仅如此，李清照其他写离情别思的名篇，也应该作于此五年之间，如《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等等。

确定李清照名篇创作的大致时间，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词的内涵。18岁新婚之际所作的恋情词，与经历了十多年的婚姻之后所作思念丈夫之词，其情感内涵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宋词中有“自度曲”一类，指作者不依照旧有的词调曲谱填词，而为新词自撰新腔，或为新腔谱写新词。“自度曲”不始于宋词，《汉书·元帝纪赞》说：“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应劭注说：“自隐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为歌诗声也。”唐人便多“自度曲”创制，《新唐书》卷八十九说段安节“善音律，能自度曲”。《新五代史·伶官传》说：“庄宗既好俳谐，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晋之俗，往往能歌其声。”宋词是从音乐衍生出来的新诗体，所以，宋词中的“自度曲”创作现象骤然增加，成为宋代词坛上的一种突出现象。宋人也称“自度曲”为“自撰腔”、“自制腔”、“自度腔”、“自制曲”等等，名殊义同。

宋人所说的“自度曲”都是指自己新创制的歌谱曲调。张先《劝金船序》云：“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姜夔《角招序》云：“予每自度曲，吟洞箫，商卿辄歌而和之，极有山林缥缈之思。”王观国《学林》卷三“度曲”条解释说：“《赞》所谓‘自度曲’者，能制音调也。被歌声者，以所制之音调播之歌声而皆合其节奏也。”[68]顾名思义，“自度曲”重在音乐曲调的创制，而与新曲配合歌唱的新词则是附属产物，其重要性应该退居其次。

流传开来的宋人“自度曲”一定是音韵美听者。倘若使新制的曲谱广泛传播，又必须配以新词、付诸歌喉。于是，宋人“自度曲”便有了双重著作权，即新谱和新词的著作权。在宋代这双重著作权往往不同属一位作家，往往是音乐家和文学家的成功合作。音乐家不一定擅长文学创作，文学家不一定兼通音乐制作，每一个人的才能总是有所偏专。然而，宋人的音乐文本绝大多数没有流传下来，“自度曲”的音乐家也因此湮没无闻。流传下来的只有当时配合“自度曲”演唱的歌词，后人所知道的也往往是这些歌词作者的姓名。如此一来，理解上的歧义就产生了。后人经常依据新词的著作权反推新曲的著作权，将某一“自度曲”的著作权遽断给某一词人。并据此立论，推崇某词人的“创调之才”。如王易《词曲史》称柳永“集中慢词，多属其创制之调”；周邦彦“于声律词调，多所创作”[69]。今人研究中，更是以大量笔墨论证柳永、周邦彦等人创制词调之功绩。所得的结论都很值得商榷。

翻检宋人的笔记或史料，这个问题应该比较明确。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说：“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柳）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70]即柳永《乐章集》中的大量新词，都是为教坊音乐家的新曲而填写的。王灼《碧鸡漫志》说：“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时时度曲，周美成与有瓜葛，每得一解，即为制词，故周集中多新声。”[71]那么，周邦彦也仅仅是新词的创作者。柳永和周邦彦为“自度曲”所填写的新词，是宋代文学家和音乐家成功合作的范例。

“自度曲”的新谱、新词著作权分属音乐家和文学家的创作现象，在徽宗年间官方设立的音乐机构大晟府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大晟府“为制甚备”，设按协声律、运谱等职务，从事音乐整理和创制的工作；设制撰文字等职务，从事歌词创作的工作。二者各司其职，途径不同，泾渭分明。如万俟咏政和年间官大晟府制撰文字，他为了使大晟府制作的“新谱”得以流传，“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自此新谱称传”[72]。王易《词曲史》云：万俟咏“有《春草碧》、《三台》、《恋芳春慢》、《安平乐慢》、《卓牌儿钿带长中腔》等，殆皆自制之调”[73]。就是对大晟府官职及职责不了解的臆断之辞。又如王易《词曲史》等皆将《舜韶新》、《黄河清》、《寿星明》指实为晁端礼的自度曲[74]，亦属臆断。《宋会要辑稿·乐》三之二八记载：“平江府进士曹棐撰到徵调《尧韶新》（当为《舜韶新》之误——引者注）曲，文理可采，特补将仕郎，充大晟府制撰。”[75]蔡绦《铁围山丛谈》说：“时燕乐初成，八音告备，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黄河清》、《寿香（星——引者注）明》，二者音调极韶美。次膺（晁端礼字——引者注）作一词曰……”[76]据这两条记载，上述三个新调都不是晁端礼的“自度曲”。所以，在没有材料证据的情况下，不可遽断某调为某人的“自度曲”。可依照清人《词谱》体例，排列出“调始某某集”、“调见某某集”，用以说明问题。

然而，词人必须精通音乐，方能为“新声”和节合拍、韵律协和地填写新词。因此，《咸淳临安志》卷六十六《周邦彦传》称其“妙解音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列万俟咏等制撰官后，说“众谓乐府得人”。音乐家新制的“自度曲”，只有通过词人为其填写脍炙人口的新词，才能传播遐迩，流传于世。李清照《词论》称许柳永“变旧声作新声”，也应该基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就是时人对新词、新曲完美结合的肯定。后人则完全可以根据“调始见”之多寡，来推断该词人的音乐才能，而不一定非将“自度曲”的著作权归之该词人，才足以说明问题。

词人兼通音乐，必然“技痒”，直接自度新曲，填写新词，集作曲、填词为一身。周密《浩然斋雅谈》载：徽宗曾问“六丑”之义，周邦彦对曰：“此犯六调，皆声之美者，然绝难歌。昔高阳氏有子六人，才而丑，故以比。”[77]据此，《六丑》应该是周邦彦的“自度曲”。南宋词人姜夔尤擅此道，其《长亭怨慢序》说：“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他的17首“自度曲”皆旁注工尺谱。词人集谱曲、填词为一身的创作现象，是南宋以后逐渐增加的。《全宋词》收录的词序中共出现四次“自度曲”这一名词，都是在南宋。

不过，词人集谱曲、填词为一身，终究只是偶尔为之，并不常见。姜夔《玉梅令序》说：“石湖家自制此声，未有语实之，命予作。”可见姜夔也常常为他人的“自度曲”填词。他之所以为17首“自度曲”旁注工尺谱，大概是因为这些“自度曲”对他自己来说也是少量的、特殊的。今人创作，也有少量作者自己谱曲、自己写歌词的。大量的则是谱写乐曲、创作歌词两人合作的结果。也是才能各有所偏的缘故。揆之古代，情理应该相同。吴熊和先生说：“宋代词人，有些是精通音律的，他们的集中就多自度曲，度曲与填词往往同出一人之手。”[78]如果将“往往”改成“偶尔”，恐怕更接近历史事实。

北宋重文轻武，文官显赫，武官卑下。宋太祖、太宗出身行伍，早年缺乏必要的文化教育。作为一代开国君主，他们确实具有较为远大的目光，深知“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理，把建立赵宋稳固江山、治国平天下的热望寄托于文人士大夫。故北宋士人向来鄙薄武功、武职，崇尚文才、文职。花前月下、浅斟低唱之际的歌词创作，主要描写个人的享乐私生活，与多写社会问题的诗歌大相径庭，更不用说对军事题材的涉及了。所谓“诗言志、词言情”。所以，徽宗之前，词坛上极少这方面题材的作品。

“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到徽宗年间有相当的改变。北宋自神宗朝以来，逐渐改变对外一味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元祐年间，一度恢复屈辱求和的外交政策，哲宗亲政后，再度奉行对外比较强硬的国策。至徽宗朝，则一改对外忍让妥协的基本国策，多次对外族寻衅生事。军功又一次被皇帝看重，成为晋身的又一资本。徽宗的部分宠臣，就是借军功扬名朝廷内外，跻身显贵。如内侍童贯监军取青唐，得以超拔。后率军讨溪哥、伐西夏、平方腊，步步高升，官至枢密使，封广阳郡王。蔡攸本来只是一位讨取徽宗欢心的弄臣，徽宗为了重用蔡攸，特意命他为童贯伐燕的副宣抚使，后亦领枢密院。王黼羡慕蔡京位尊，便唆使徽宗用兵，“乃身任伐燕之责，后亦致位太傅、楚国公。且许服紫花袍，增益驺导，并张青罗盖，涂金从物，略与亲王等，宠遇埒于京”[79]。《宋史》卷三百三十九《孙元老传》：“政和间，宰相喜开边西南，帅臣多啖诱近界诸族使纳土，分置郡县以为功。”林摅出使辽国，蔡京甚至“密使激怒之以启衅。入境，盛气以待迓者，小不如仪，辄辩语”（《宋史·林摅传》）。这种心态和表现，对宋人来说都是久违了的。

皇帝用人标准的这种改变，为窥伺官职的士人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他们对军功和武职，逐渐有了艳羡之心。宫廷风气也有明显转移，《清波杂志》卷八载：

政和五年（1115）四月，燕辅臣于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阅子弟五百余人驰射，挽强精锐，毕事赐坐。出宫人列于殿下，鸣鼓击柝，跃马飞射，剪柳枝，射绣球，击丸，据鞍开神臂弓，妙绝无伦。卫士皆有愧色。上曰：“虽非妇事，然女子能之，则天下岂无可教？”臣（蔡）京等进曰：“士能挽强，女能骑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80]

此时不仅仅是贵族子弟习武，徽宗平日甚至教练宫女习武，蔡京等也借此阿谀徽宗，可见徽宗的“尚武”心态和宫廷风气的改变。

徽宗年间，对外族的用兵曾取得某些胜利，尤其是宣和末年联金灭辽，以金帛换得一些土地，给时人一种虚妄的强盛感觉，更令统治者昏昏陶醉。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的转移带来了文学创作的改变，令人诧异的是在词的创作领域居然也有所表现，军旅生活、边塞战争，就出现在词人的笔下。徽宗专门成立音乐机构“大晟府”，其中网罗一批词曲作家，可以将他们视作宫廷御用文人的代表。在他们的创作中，不再耻言军功，而将其作为“圣王”的功绩来歌颂。大晟词人晁端礼的《鹧鸪天》说：

八彩眉开喜色新，边陲来奏捷书频。百蛮洞穴皆王土，万里戎羌尽汉臣。　丹转毂，锦拖绅，充庭列贡集珠珍。宫花御柳年年好，万岁声中过一春。

崇宁年间，朝廷于宁洮、湟州一带连败羌人，此词即颂其事。词人极力夸张“皆王土”、“尽汉臣”的赫赫战果，且以外族降服的贡品“充庭”皆是等细节，烘托“宫花御柳年年好，万岁声中过一春”的太平盛世。其实，当时北宋境外辽、夏二大威胁依然存在。他们的军事力量虽然有所削弱，但仍在北宋之上。徽宗君臣为对个别小部落的胜战所陶醉，互唱颂歌，过高估计自己的国力，终于导致北宋的灭亡。晁端礼还有《望海潮》也是歌颂军功的，下阕云：“安边暂依元戎。看纶巾对酒，羽扇摇风。金勒少年，吴钩壮士，宁论卫霍前功。”又有《金盏倒垂莲》说：“风流少年儒将，有威名震虏，谈笑安边。”宋人多以文臣带兵，徽宗年间蔡京、王黼、蔡攸之揽军权，也都是以文臣的身份。晁端礼这几首词谀颂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位率兵的文臣。

大晟之外的御用文人有类似的作为。曹组有《点绛唇》咏御射说：

秋劲风高，暗知斗力添弓面，靶分筠干，月到天心满。　白羽流星，飞上黄金碗。胡沙雁，云边惊散，压尽天山箭。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四引《桐江诗话》云：“彦章（曹组——引者注）多依栖中贵人门下。一日，徽庙苑中射弓，左右荐至，对御作射弓词《点绛唇》一阕。”词中对徽宗射箭技艺的夸耀不足为凭。曹组宣和年间得幸于徽宗，其时，北宋秘密联金灭辽的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徽宗秋日练习射箭，大约是想做出一种励精图强的表率作用。这首词结尾“压尽天山箭”一句，已暗示出朝廷用兵北方、恢复燕云的企图。

徽宗宠臣王安中宣和末年曾出镇燕山府，为边帅。某次检阅六军，赐饮官兵，作《菩萨蛮》纪其事，词云：

中军玉帐旌旗绕，吴钩锦带明霜晓。铁马去追风，弓声惊塞鸿。

分兵间细柳，金字回飞奏。犒饮上恩浓，燕然思勒功。

北宋部队与辽兵接战，连连败北。王安中此词上阕写宋军军容整齐、军纪严明、军备充裕、军威赫赫，完全是虚构的夸张之辞。然军中景象，毕竟是词人亲身经历，故上阕写来气魄宏大：六军排列，旌旗招展，铁马奔驰，刀光闪闪，弓声透云。这种壮阔的景象，也是北宋词中极其罕见的。下阕主要是谀圣，建功立业的愿望也成为一种格式化的表达。“燕然思勒功”的豪壮，虽然心理实质上不同于盛唐边塞诗人或后来的“辛派词人”，形式上却有相似之处。王安中另有送人词说：“征西镇北功成早，仗钺登坛今未老。尊前休更说燕然，且听《阳关》三叠了。”这种夸耀军功的豪情壮志之表达，在当时也是一种时髦。以这样的题材入词，便是对苏轼创作的一种承继。

随着朝廷对边功的看重，部分词人也将建功立业的热望寄托于此，在词中就有了相应的表现。如吴则礼，字子副，号北湖居士，兴国永兴（今湖北阳新）人。主要仕历皆在徽宗年间，卒于宣和三年（1121）。他与苏门弟子多有唱和，对黄庭坚非常推崇，说：“往时黄宜州，句法天下奇。”（《少冯约同赵伯山饮赠赵伯山》）存词39首。有《江楼令》云：

凭栏试觅红楼句。听考考，城头暮鼓。数骑翩翩度孤戍，尽雕弓白羽。　平生正被儒冠误。待闲看，将军射虎。朱槛潇潇过微雨，送咸阳西去。

宋人向来重文轻武，徽宗则好大喜功，近臣中便有以武功博取富贵者，如童贯、蔡攸之流。统治者趣好的改变吸引了广大的文人士大夫，吴则礼这首词就代表着时人观念的某种转变。“平生正被儒冠误”，极似唐边塞诗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之类的语气。吴则礼《木兰花慢》又云：“望杳杳飞旌，翩翩戍骑，初过边头”，描摹行军阵营气势；《红楼慢》云：“霜髯飞将曾百战，欲掳名王朝帝”，歌颂军中勇将。同类题材的作品，在徽宗年间明显增加。

范仲淹守边日，作数阙《渔家傲》，述边镇之劳苦，首先接触到边塞题材，然欧阳修讥其为“穷塞主之词”[81]。苏轼以词抒发“西北望，射天狼”的雄伟抱负，亦被时人讥为“长短不葺之诗”。也就是说，以边塞或军事题材入词，与时人的审美期待心理相违背，故被普遍拒斥。这样题材和格调的词作，如何让“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细声曼语歌之呢？这种作词的传统观念，到徽宗年间显然有所改变。上述歌颂军功的几首军事题材词，就是明证。这种缓慢的改变，是承苏轼之后，开“南渡词人”之先的。治词史者当留意于此。

晏殊，被人们推尊为北宋词的开创者，他无疑是两宋词史上，第一位才华横溢、作品数量丰富的作家。晏殊登上词坛之前，《全宋词》仅收存十几位作家的数十首作品，这些词人每位留存至今的作品大致在一到五首之间。晏殊《珠玉词》存词一百三十余首，数量上空前膨胀，质量上也有大幅度提高。冯煦因此推崇说：“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徵，和宛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82]对晏殊词的赞美之辞，从宋代到现当代，屡屡见诸记载。晁补之说：“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83]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晏元献公、欧阳文忠公，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匹。”[84]叶嘉莹先生更是深入一层地认为：晏殊词“最主要之一点特色，则当推其情中有思之意境”。“独能将理性之思致，融入抒情之叙写中，在伤春怨别之情绪内，表现出一种理性之反省及操持；在柔情锐感之中，透露出一种圆融旷达之理性的观照。”[85]也就是说，晏殊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其整体风格表现为温润秀洁、圆融和婉。

问题同时在这一点上提出：作家是在创作激情的激发下，全身心地忘我投入，甚至进入一种迷狂的状态，任随情感的流淌奔放，才能创作出一流的优秀作品。像晏殊这样，当激情汹涌而来时，作者依然能够做冷静“过滤”，不急不慢地表达，圆融平和，难道不是对自我个性遮掩的一种结果？鲜明的个性是作家跻身一流之列的关键因素，晏殊“理性”的结果，是否损耗了他的文学天才？回答是肯定的。

阅读《珠玉词》，读者不能不叹服于晏殊的耀眼才华。《珠玉词》中有大量情绪饱满、脍炙人口的名句。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鹊踏枝》） ；“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踏莎行》） ；“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破阵子》），等等。也时而有许多对仗工整平稳、语意精策的名句。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月好谩成孤枕梦，酒阑空得两眉愁”；“乍雨乍晴花自落，闲愁闲闷日偏长”；“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皆见《浣溪沙》） ；“夜雨染成天水碧，朝阳借出胭脂色”（《渔家傲》） ；“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情三月雨”（《玉楼春》），等等。然而，仔细品味，总是能发现晏殊词艺术功力的不平衡。即使一首作品中，也表现为某几句非常警策显眼，其余的句子相对平庸。以其最负盛名的《浣溪沙》为例：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除“无可奈何”一联警句之外，其他的诗句明显平庸，淡淡寡味。如果用“有句无篇”评价晏殊许多词，并不为过。

一位天才作家何以会平庸？晏殊的童年、少年时代非常辉煌，他7岁能文，乡里号为“神童”，14岁时以神童荐入试，赐同进士出身，擢秘书省正字，极早地进入了官场。专制官场是最能磨去人的棱角、消融人的个性的场所，尤其是宋代职官制度的设置特别有意识地突出官僚集团之间的相互牵制，强调为官的循规蹈矩，这就使得宋代官僚更加平庸化。晏殊14岁时过早地进入官场，从艺术天赋淋漓尽致发挥的方面来看未尝不是一种损失。作为14岁的少年，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有着很多的“可塑性”，个性并未定型，将他摁进官场的模子塑造，晏殊因此便练就了玲珑通达、圆滑谨慎的本领，循规蹈矩与谨小慎微成为他性格的鲜明特征。真宗评价晏殊的为人“沉谨，造次不逾矩”[86]，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平日在官场上，晏殊也善于看风使舵，天禧四年（1020）十一月宰相丁谓因朝廷纷争去相后即复相，时论对丁谓十分不满，“（丁）谓始传诏，召刘筠草复相制，筠不奉诏，乃更召晏殊。筠既自院出，遇殊枢密院南门，殊侧面而过，不敢揖，盖内有所愧也”[87]。晏殊做官的最大政绩是“务进贤材”，“当世知名之士”，“皆出其门”（《宋史·晏殊传》），如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等。然而，晏殊虽然擅长识别人才、热心奖掖后进，却不敢支持这些北宋政坛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的大胆革新与正直言论，反而处处抑制镇压，生怕连累自己。仁宗在位前期，垂帘听政的太后处心积虑地抬高自己，时常违背朝廷规章制度。某次，“仲淹奏以为不可，晏殊大惧，召仲淹，怒责之，以为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误知，常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论得罪于门下。’殊惭无以应”[88]。欧阳修则因正直敢言触怒晏殊，终生不得晏殊谅解。富弼更得晏殊赏识，被选作东床快婿。但在某次富弼与宰相吕夷简的廷争中，作为枢密使的晏殊曲意迎合宰相，富弼当仁宗面斥责说：“（晏）殊奸邪，党夷简以欺陛下。”[89]所以，晏殊为人多为时人诟病。《东轩笔录·佚文》载：“欧阳（修）亦每谓人曰：‘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也。’”[90]晏殊这种平庸圆滑的个性表现在词的创作方面，就是对有激情的俚俗歌词的拒斥和自我情感表达时的遮掩“冷却”。他非常不满意柳永的词作，自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91]，就是这方面的具体表现之一。

艺术创造是一种被激情驱使的个体行为，当激情匮乏时，作品的艺术魅力也要相应减弱。所以，与北宋后来的词人相比，晏殊的作品相对缺乏个性。王兆鹏先生做过一组有趣的数字统计[92]，从中可以发现，相对而言，晏殊的词比较受冷落。其受关注的程度，甚至远在张先、黄庭坚等词史地位不如自己者之下。这种统计说明，从感性或审美的角度出发，晏殊词更容易被接受者遗漏。晏殊，只能依据他在宋代是第一位大量填词、成就空前的位置奠定其宋词“初祖”的地位。晏殊的天才，是被平庸的宋代官场风气所吞噬的。

[1]唐圭璋编：《宋词纪事》，第37页。

[2]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6页。

[3]赵令畤：《侯鲭录》，第48页。

[4]《丰乐亭记》、《醉翁亭记》都表现了北宋社会的太平气象以及滁州百姓的安居乐业，这一幅政通人和的安定景象正是太守欧阳修地方治理的政绩。欧阳修以津津乐道的口吻叙述出来，就是一种仕途信心的流露。

[5]关于隋唐五代联章体创作的详细情况，参见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篇章体制》，第92—98页。本节对隋唐五代联章体的简介以及统计数字也从中概括或转引而来。

[6]根据《全宋词》收录统计。《全宋词》所录当有非欧阳修作之词，然同样也有漏收的，忽略两方面因素不计，故仍以《全宋词》所录为参照系。

[7]参见陈祖美《李清照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的部分小标题，如“合卺初嫁，旋遭不幸”；“挺之父子重禄官，清照被遣返家园”；“赵明诚的‘天台之遇’和李清照的被疏无嗣”等，可见其所叙所论之一斑。

[8]陈祖美：《李清照评传》，第69页。

[9]参见诸葛忆兵《李清照与赵明诚》，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3—75页。

[10]赵明诚何时知莱州，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推断赵明诚宣和三年始知莱州，理由有二：其一，李清照于这一年的秋天离开青州，前往莱州与赵明诚团聚。其二，宋代“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宋代为了防止官员在某地任职过久，结成势力，往往频繁调动地方官员。中央政府利用“文资三年一迁”的磨勘制度，地方官员一般任期满三年即转地任职。《金石录》卷二十八有赵明诚于宣和五年（1123）中秋在莱州所作的《唐富平尉颜乔卿碣跋尾》，可证明赵明诚此年还在莱州任职。上推三年，赵明诚应该是宣和三年开始知莱州，即宣和三年、四年、五年是赵明诚在莱州的任期。又，《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四》后有赵明诚题跋四则，其四云：“壬寅岁除日，于东莱郡宴堂再观旧题，不觉怅然，时年四十又三矣。”壬寅岁，即徽宗宣和四年。这则题跋也是佐证。

[11]李清照著，王仲闻校注：《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12]详见斯蒂芬·欧文《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第五节《回忆的引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7—116页。(www.xing528.com)

[13]朱弁：《曲洧旧闻》，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9页。

[14]周煇著，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四，第180页。

[15]周煇著，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四，第167页。

[16]罗烨：《醉翁谈录》壬集卷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107页。

[17]周密：《癸辛杂识》后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6页。

[18]崔令钦等：《教坊记　北里志　青楼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19]详见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0]详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引《冷斋夜话》，第393页。

[21]洪适：《隶释》卷二十六，参见李清照著，徐北文等评注《李清照全集评注》，济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456页。

[22]翟耆年：《籀史》卷上，参见李清照著，徐北文等评注《李清照全集评注》，第458页。

[23]缪荃孙著，翟金明点校：《云自在龛随笔》卷五，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24]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二十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9页。

[25]《宋会要辑稿》，第4775页。

[26]斯蒂芬·欧文：《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第110页。

[27]参见李清照《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李清照集校注》，第167—169页。以下所引李清照对再嫁与离异之事的自述，皆见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2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七，第325—423页。

[29]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三，第1157页。

[30]北宋窦仪等所编《新详定刑统》卷二十四《斗讼律》说：“诸告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议曰：‘高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依《名例律》，并相容隐。被告之者，与自首同。告者各徒二年。’”《新详定刑统》卷六《名例律》有“互相容隐”条：“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所以，依照宋代刑法，张汝舟被视为自首，而李清照需处徒刑二年。参见《嘉业堂丛书·史部》。

[31]参见李清照著，徐北文等评注《李清照全集评注》，第461页。

[32]同上书，第463页。

[33]同上书，第474页。

[34]同上书，第482页。

[35]同上书，第484页。

[36]参见李清照著，徐北文等评注《李清照全集评注》，第456页。

[37]同上书，第457页。

[38]李清照著，王仲闻校注：《李清照集校注》，第251页。

[3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八，第325—767页

[40]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册，第88页。

[41]载李清照著，王仲闻校注《李清照集校注》，第310页。

[42]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第416—417页。

[43]详见《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董仲舒判文如下：“甲夫乙将船，会海盛风，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当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刺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衍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868页。

[44]王溥等：《唐会要》卷八十三《嫁娶》，第1527页。

[45]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18页。

[4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245页。

[47]魏泰：《东轩笔录》卷七，第77页。

[48]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79页。

[49]司马光：《家范》卷八，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50]程水龙撰：《〈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35页。

[5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一，第3688页。

[5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七十一，第11243页。

[53]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册，第47页。

[54]详见董家遵《从汉到宋寡妇再嫁习俗考》，《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北宋还有徽宗女荣德帝姬也曾改嫁。初嫁曹晟，“靖康之难”以后被掳至燕京。曹晟死，改嫁习古国王。然此事发生在非常时期，故忽略不计。

[55]《古今女史》卷一引，参见李清照著，王仲闻校注《李清照集校注》，第312页。

[56]董谷：《碧里杂存》卷上，见李清照著，王仲闻校注《李清照集校注》，第311页。

[57]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75页。

[58]详见诸葛忆兵《李清照个性成因及其表现》，《东岳论丛》1997年第3期。

[59]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册，第3605页。

[60]唐圭璋编：《宋词纪事》，第197页。

[61]李清照著，王仲闻校注：《李清照集校注》，第25页。

[62]《宋会要辑稿》，第623页。

[63]《欧阳修集古录跋》，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5页。

[64]《全宋文》第123册，第207页。

[65]赵明诚著，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正》卷二十四：“《唐登封纪号文》，凡两碑，皆高宗自撰并书。其一大字磨崖刻于山顶，其一字差小立于山下，然后世颇罕传。政和初，余亲至泰山，得此二碑入录焉。”第415页。

[66]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附录一《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35—436页。

[67]赵明诚著，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正》卷十四：“《汉张平子残碑》，政和中，亡友刘斯立以此本见寄。”第237页。

[68]王观国：《学林》，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5页。

[69]王易：《词曲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119页。

[70]叶梦得：《避暑录话》，《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628页。

[71]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词话丛编》第1册，第86页。

[72]同上书，第87页。

[73]王易：《词曲史》，第79—80页。

[74]同上书，第79页。

[75]《宋会要辑稿》，第321页。

[76]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二，第28页。

[77]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8页。

[78]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第85页。

[79]周煇著，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二，第42页。

[80]周煇著，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八，第364页。

[81]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第126页。

[82]冯煦：《蒿庵论词》，《词话丛编》第4册，第3583页。

[83]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第467页。

[84]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册，第83页。

[85]叶嘉莹：《论晏殊词》，叶嘉莹、缪钺著：《灵谿词说》，第94页。

[8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第1959页。

[8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六，第2225页。

[88]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第182页。

[8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七，第3287页。

[90]魏泰：《东轩笔录》，第180页。

[91]唐圭璋编：《宋词纪事》，第16页。

[92]王兆鹏：《唐宋词史略》表三《综合排行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