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与莱州重逢：宋代文学的视角

李清照与赵明诚是古今人人共同羡慕的恩爱夫妻，神仙眷侣。古代婚姻凭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夫妻婚后难得长期恩爱和谐。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婚姻近乎完美，这有李清照大量情感深挚缠绵的词作为证。“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这样脍炙人口的抒写别离相思的名篇，打动了无数的后代读者。赵明诚去世之后，李清照整理夫妻两人毕生的金石古物收藏，作《金石录后序》，声情并茂、哀婉欲绝地记载了与赵明诚婚后的恩恩爱爱、喜怒哀乐、生死离别，夫妻深情，款款流露。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夫妻恩爱情深，是阅读与理解李清照大量优秀爱情歌词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关于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夫妻关系，今人有更加深入细微的研究。逐渐的，一种走向极端的观点也出现了：李清照与赵明诚婚后有许多的不和谐，赵明诚纳有姬妾，夫妻时时反目[7]。如此一来，有关李清照诸多名篇的作年及其解读，都产生了歧义。例如，《声声慢》（寻寻觅觅）一词，一般认为是李清照南渡丧夫之后所作，抒写了亡国与丧夫之深痛。陈祖美则认为该词是李清照南渡之前遭赵明诚冷遇时所作，“表达作者的“‘无嗣’和何以‘无嗣’的‘难言之隐’”。“很可能是要歌给自己的丈夫听。”[8]确实，世界上没有矛盾、永远和谐的夫妻关系是不存在的，尤其是人到中年，容易产生“中年情感危机”。李清照与赵明诚也不能免俗。然因此夸大两人的矛盾，人为地拿着“放大镜”去寻找李清照与赵明诚的裂痕，则会导致一种偏颇，乃至厚诬古人。本节试图通过对李清照与赵明诚莱州重逢时的作品分析，透视夫妻情感的微妙变化，对夫妻两人可能产生的不和谐及其原因做一些剖析。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赵挺之去世。因赵挺之生前得罪权相蔡京，赵挺之全家被遣还乡，27岁的赵明诚与24岁的李清照夫妇也回到老家山东青州，屏居乡里。大约在政和七年（1117）前后，赵明诚再度离家，开始了新的一轮仕途奔波。李清照则依然留在青州老家，夫妻两人有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分离生活[9]。宣和三年（1121），赵明诚知莱州（今山东莱州市）[10]。这一年，李清照38岁。作为一地州府长官，赵明诚已经有能力将李清照从青州接出，到任所团聚。于是，这一年的秋天，李清照离开居住了十几年之久的青州，风尘仆仆，前去与赵明诚相聚。

疑问因此产生。李清照与赵明诚分手前后大约已有五年的时间，在苦苦期待中煎熬过去那么多光阴，终于等到了重聚的日子，李清照应该是大喜若狂。但是，品味李清照前往莱州途中路过昌乐时所作的《蝶恋花》和初到莱州时所作的《感怀》诗，发现李清照依然没有摆脱愁苦意绪的纠缠，情绪十分低落。

先来阅读《蝶恋花》，词云：

泪湿罗衣脂粉满，四叠阳关，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长山又断，萧萧微雨闻孤馆。　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

这首词南宋曾慥的《乐府雅词》卷下题为李易安作，元代刘应李《事文类聚翰墨大全》后丙集卷四收此词，题作“晚止昌乐馆寄姊妹”。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案说：“此首殆为宣和三年辛丑八月间清照由青州至莱州途中宿昌乐寄姊妹所作。按地理图，由青至莱，须经昌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九载建炎三年，赵晟由青赴莱，刘洪道令权知昌乐县张成伏兵中途邀击，可以证明。”[11]

李清照多居家怀远之作，旅途思念亲人之作甚少，这首词写分手刹那间方寸大乱、愁思百结的痛苦以及离别后的悠长思念之情，是旅途思恋词中的佼佼者。李清照告别居住多年的青州，将赴莱州，平日闺中相聚的姊妹们纷纷赶来送别。送别的那一幕情景，牢牢地铭刻在词人的心中。当时，各自洒泪分手，泪水冲乱了脸上的脂粉，浸湿了罗衣。送别的《阳关曲》唱了一遍又一遍，还是舍不得离别，一直“唱到千千遍”。这一幅声情并茂的场面，淋漓地展现了姊妹之间的深情。“泪湿罗衣脂粉满”，也是眼前止宿孤馆思念姊妹时的真实图景，这一句照应了分别之际与眼前。此去莱州，“行行重行行”，山势连绵，旅途的遥远令人愁苦。留宿孤馆，潇潇的微雨声增加了旅途的凄凉。“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秦观《踏莎行》）投宿孤馆情绪落寞的旅客，心境相差无几。思前想后，词人变得格外多愁善感。过片，再次回到分别的刹那间。送别的酒宴之间，被伤离意绪所缠绕，也忘了“酒盏深和浅”，不知不觉间喝下了许多苦酒，那一定是一幅“醉不成欢惨将别”的场面。“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李清照就是这样一位感情丰富者。分手既然已经是必然，那么，只有彼此安慰。莱州毕竟与青州相隔不远，可以通过书信，传达两地的音讯，传达相互的友谊。作品以思念开始，以自慰作结，以情绪的波动作为结构线索，从临行写到孤馆，又折回临行，推想到将来，浑然一体。

与这首《蝶恋花》情绪相似的是李清照初到莱州所写的一首《感怀》诗。诗前小序说：“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莱，独坐一室，平生所见，皆不在目前。几上有《礼韵》，因信手开之，约以所开为韵作诗。偶得‘子’字，因以为韵，作感怀诗云。”诗云：

寒窗败几无书史，公路可怜合至此。青州从事孔方兄，终日纷纷喜生事。作诗谢绝聊闭门，燕寝凝香有佳思。静中吾乃得至交，乌有先生子虚子。

宣和辛丑，即宣和三年。李清照离开了居住十多年之久的青州，离开了熟悉的闺中女伴和亲戚友人，来到莱州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赵明诚也是刚刚到任，并无多少家室布置，李清照所居之室，还显得空空荡荡。没有喜爱的金石收藏以作日常随意消遣，没有熟悉的诗书以供随手翻阅，李清照感觉到置身于陌生环境中的孤单。诗歌起笔二句“寒窗败几无书史，公路可怜合至此”就写出这么一幅凄寒冷落的景象。所居之室，年久失修，寒窗残破，桌几败损。公路，是东汉末年袁术的字。袁术穷途末路的时候，士卒绝粮，询问厨下，军中只剩麦屑三十斛。时值盛夏，袁术欲得蜜浆，军中又无蜜。于是，袁术叹息说：“袁术至于此乎！”呕血一斗有余而死（详见《三国志·袁术传》裴松之注引《吴书》）。李清照用这个典故夸张地描写室中的空无所有。“青州从事”指美酒。《世说新语·术解》载：桓温手下有一主簿，善于辨别酒的优劣，所以，桓温饮酒之前总是让他先品尝。该主簿称佳酿为“青州从事”，称劣酒为“平原督邮”。因为青州有齐郡，喻酒力一直舒畅到脐部（“齐”字谐音） ；而平原有鬲县，喻劣酒味停留在胸腹腔间的隔膜（“鬲”字谐音），难以下咽。“孔方兄”指钱，古时铜钱内方外圆，故戏称其为“孔方兄”。李清照这里用怨怼的口气数说美酒与金钱。人们正是有了对美酒之类的口腹欲求和对金钱的追求向往，才有了离家的四处奔波，才有了终日纷杂的俗事，李清照与赵明诚才不得已放弃多年潇洒自在的闲居生活。即使李清照到了莱州，赵明诚还得应付公门百事，让李清照独坐空室。李清照怎么不怨恨“青州从事孔方兄”的“终日纷纷喜生事”呢？唐代著名诗人高适初涉官场，出任封丘县尉，就叹息“公门百事皆有期”的终日劳碌，叹息“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付与东流水”的为生计逼迫的无奈奔波，李清照此时的心境与当年的高适相似。极度无聊之中，李清照只好赋诗以解寂寞。“作诗谢绝聊闭门”是自我安慰、自我排解之辞，初到莱州这陌生的环境里，又不能将丈夫强留身边陪伴，不闭门作诗，又有什么其他消遣呢？“燕寝凝香”，典出唐代诗人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之“燕寝凝清香”，指地方官员的公馆，这里代指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妻此时居住的莱州官府公馆。闭门作诗时有了“佳思”，郁闷的心情略微得以转移。离家奔波，就是为了与赵明诚团聚；到莱州之后，依然是一人枯坐空室。李清照忍耐不住满腹的牢骚，自称“静中吾乃得至交，乌有先生子虚子”。“乌有先生”和“子虚子”，都是西汉司马相如《子虚赋》中虚构的人物，取名之意指根本没有这样的人物存在。李清照这里的牢骚说的是：自己在无边的寂静中干脆与虚有的人物结为“至交”算了，也不指望赵明诚回家陪伴了。

《蝶恋花》词与《感怀》诗留给人们一个很大的疑问：在经历了长期焦灼的等待、历尽了相思痛苦折磨之后，终于可以起身前去与丈夫相聚，终于等到了“月满西楼”的团聚日子，按常理常情推断，李清照应该是欣喜若狂，恨不得生出“彩凤双飞翼”，瞬间来到赵明诚的身边。与闺中姊妹分手的愁苦应该在与丈夫早日重见的渴望中消解得只剩下丝丝缕缕的片段，变得若有若无。然而，何以离家时与姊妹宴别的场景与痛苦始终沉重地积压在李清照的心头，拂之不去呢？李清照来到赵明诚新的官邸，对官舍的寒败空落应该不太在意，也应该能够设身处地地体谅赵明诚。因为，李清照在生活上并不苛求，况且到莱州也不是为了享受，目的是与丈夫团聚。此时，哪怕真的是一间寒舍茅屋，其中也应该充满了温馨浪漫的情谊。与心爱的丈夫相聚相比，生活上的一些窘境又何足挂齿呢？李清照不是早已习惯了“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的简朴生活，甘愿与赵明诚相依厮守，“自谓葛天氏之民”（《金石录后序》）吗？那么，李清照何以到了莱州之后牢骚满腹，夸张突出官舍的破败，不是温情脉脉地等待着赵明诚料理完毕公事之后回家的聚首时光，而是要与“乌有先生子虚子”结为“至交”呢？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删稿》）环境景物，对所有的诗人来说都是相同的，所谓“风景不殊”。但是，不同心境的文人处于相同的环境之中，面对相同的景色风光，感受上依然会有巨大的差别。客观景物中渗透的是抒情主人公的主观情感。心情悲苦，即使是春天烂漫的景物也将黯然失色，李清照少女时代不也是面对“秋已暮、红稀香少”的枯索景物，发出“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的感慨吗？李清照这次赴莱州与赵明诚相会，情绪这么低落、心情这么悲苦，肯定有其潜藏的个人原因，景物中渗透的是李清照的主观情绪。在诗词里，李清照也做了解释：路途上的凄苦是由于与闺中姊妹的离别所造成的；到莱州之后的怨恨是由于寂寞独坐、没有赵明诚的陪伴所造成的。然而，这种解释仍然过于表面化、简单化，于情理上也不能够完全成立。上面所说的系列疑问便因此产生。李清照仿佛有意隐藏了一部分真实原因，或者说不宜将真实原因和盘托出。今天的读者与学者，就要费心思做一番深入的探索了。

这种怨苦的情绪产生于前去与丈夫相聚的途中、产生于到了丈夫任所之初，那么，肯定与赵明诚密切相关。明白地说，这段时期李清照与赵明诚之间有了不和谐的因素，夫妻间产生了矛盾。这就是李清照隐藏或不可明说的原因。李清照从来没有明白说出或正面解释她为何与赵明诚有了隔阂、这种隔阂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对古人的深入了解，必须要依赖生平资料或者文学创作记录，两者匮乏时，本节则企图根据常情常理来推断。

首先，多年的婚姻生活，夫妻之间难免时而有点摩擦，产生一点矛盾，这是任何一对夫妻都难以避免的。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通过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字句的仔细分析，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即使在两人共同喜爱的收集珍藏金石书画的事情方面，李清照与赵明诚也会有意见分歧，也会产生不愉快。在《金石录后序》里面，“李清照在描写他们的初婚生活时，都是把她与赵德父合在一起写而省去人称代词的”。这是夫妻之间有共同爱好、亲密无间的表示。“然而，随着书库的建成，人称的问题就变得敏感了，省略它们既是用来掩饰，也是用来记载家庭矛盾。”“当他们咀嚼着这些故旧的书画碑文时，赵德父越来越把它们当做一回事了，他过于顶真了，以致失去了原先觅得这些藏品的闲适之情，陷到对荣利的计较中去了，在其中，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也几乎失去了自己的令闻广誉。”最后，李清照“明白无疑地用上了第一人称，把她自己的感受同她丈夫的感受区别开来：‘余不耐。’（‘我受不了’）”[12]不过，夫妻之间这些小小的矛盾随时消解，并不影响两人的情感，也不会表现到文学创作之中。俗话说：夫妻没有隔夜仇。李清照与赵明诚的生活或情趣诸方面产生矛盾，在这一阶段总是能够及时消解，因为两人朝夕相处，容易沟通。所以，在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中，见不到夫妻矛盾的明显痕迹。夫妻之间一段时间产生不和谐、拌嘴生气是十分正常的，没有矛盾争吵的夫妻只存在于幻觉之中。诗词，只是用来记载夫妻的美好情感与美好时光的。

其次，李清照特定环境中的怨苦情绪，应该与这段时期赵明诚恋情的部分转移有关。

宋代达官贵人、文人士大夫家庭豢养歌儿舞女之风甚盛。北宋初年，太祖“杯酒释兵权”，要求大臣：“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因此，北宋君主并不限制臣僚的生活享乐。这是君主控制臣下的一种手段，以此化解上下矛盾。得皇上提倡与怂恿，宋代达官贵人、官吏豪绅家都数量不同地拥有私人的歌儿舞女。他们“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13]。这些歌儿舞女兼有主人侍妾的身份。许多官员至外地赴任，不携带妻子，却忘不了携带这些更加年轻有姿色的歌儿侍妾。与这种皇帝倡导、私人豢养歌女的享乐风气相适应，宋代歌楼妓院的生意十分兴隆，酒宴上演唱劝酒的风气盛行，从流传到今天的大量描写艳情的宋词里，就可以看出当年青楼行业的兴盛发达。据《东京梦华录》卷二记载：北宋汴京城宣德楼以西“皆妓馆舍，都人谓之院街”。而朱雀门以东，除状元楼，“余皆妓馆”。宋代甚至官府也豢养一批歌妓，称“营妓”或“官妓”，供公家宴会时陪唱娱乐之用。宋代达官贵人、文人士大夫经常出入于这些风流娱乐场所，“偎红依翠”，与这些莺歌燕舞的女子们厮混在一起，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文人士大夫追逐歌儿舞女，甚至到了不顾廉耻的地步。周煇《清波杂志》载：“滕达道为范文正公客，公镇南阳，每宴客，达道必出追妓。文正虽不乐，终不禁也。”[14]滕元发，字达道，东阳人，进士出身。神宗朝，官至知制诰、知谏院，除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后出知边郡，当时号为名帅。滕元发是范仲淹的友人，他的作为如此放肆，范仲淹最终也能忍受，都是因为处于那种社会风气之中，人人习以为常。

这种色情服务业的兴旺，甚至将还在太学读书的学生们也卷入其中，乐此不疲。以下引三条资料记载，以见一斑：(www.xing528.com)

承平时，两学作成之盛，不但英才辈出，为国之华；群居燕处，虽一时谑浪之语，人皆喜闻而乐道之。尝见前辈说数事：元祐间敏求斋有治《春秋》陈生与宋门一倡狎，一日，会饮于曹门，因用《春秋》之文题于壁曰：“春正月，会吴姬于宋；夏四月，复会于曹。”有继其文戏之曰：“秋饥，冬大雪，公薨。”其意以谓财匮当有饥寒之厄也。此固知非典语，亦切中后生泆游迷而不返之病。[15]

王上舍勉仲，邀崔木游春出郊，特呼角妓张赛赛侑尊。王上舍并令赛赛请崔木赋词，崔木即赋《最高楼》。词毕，赛赛歌之，声音嘹亮，腔调不失。王上舍大喜，赏赛赛甚厚。后赛赛荐崔木于黄太守女舜英，舜英要崔木作一诗或词，崔木即以红罗一幅，写词一首，以付赛赛。词名《虞美人》。舜英即以黄绢和词云：“一从骨肉相抛了，受了多多少？溪山风月属何人？到此思量因甚不关情。　　而今虽道王孙贵，有事凭谁济？自从今夜得媒言，相见佳期无谓隔关山。”崔木见词，即令术者择日，往黄舜英之家就亲。[16]

学舍燕集必点妓，乃是各斋集正自出帖子，用斋印，明书“仰弟子某人到何处祗直本斋燕集。”专有一等野猫儿、卜庆等十余人，专充告报，欺骗钱物，以为卖弄生事之地。凡外欲命妓者，但与斋生一人相稔，便可借此出帖呼之。此事不知起于何时，极于无义，乃所以起多事之端也。[17]

三则记载，涵括南北宋。宋代太学生出入于歌楼妓院或呼歌儿舞女前来陪酒，源远流长。学舍中宴会，一定出“帖子”传呼歌妓前来侍候，太学每斋各出“帖子”，甚至动用“斋印”，其间又有专门的“皮条客”野猫儿、卜庆等十余人为其奔走。于是，其中也有如“敏求斋专治《春秋》陈生”那样迷恋上某一位娼妓的，更多的场合太学生则都是逢场作戏、及时行乐。向前沿溯，唐代学子中间就流行这种淫荡浮艳的嫖娼风气。孙棨在《北里志序》中说：

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仆马豪华，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年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18]

宋代则是变本加厉。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包围中，赵明诚肯定不能“免俗”。太学时代，便随同窗出入花柳丛中，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个时代的社会伦理道德评判标准与今人完全不一样，太学生或文人士大夫的诗酒风流生活不仅不会遭受社会与家庭的谴责，有时反而是值得炫耀的“光彩事”。上面所引的第二则资料就是以夸耀的口吻叙述崔木等的艳遇的。

婚后，赵明诚也豢养几位侍儿小妾，以供平日歌舞娱乐，那是可以肯定的事实。李清照与赵明诚特别尊崇的文坛前辈苏轼，平生并不好色，且因目睹了友人徐君猷的歌儿侍妾胜之的无情而频频劝告他人不要蓄妾[19]。苏轼自己却蓄养有朝云之类的一群侍妾，而且也不时的携妓寻欢作乐，甚至携妓拜见佛门子弟大通禅师，自称“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20]。赵明诚恐怕不会比苏轼更出色，没有任何记载表明赵明诚对李清照专注到“心无旁骛”的地步。而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只言片语所透露的消息，正说明了赵明诚生前曾蓄养侍妾。李清照叙述赵明诚临终之前，“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分香卖履”的典故出自曹操的《遗令》：“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组履卖也。”这是曹操临终之际分配部分财产给各位侍妾并对她们的生活细节做出安排。李清照用这个典故，是为了突出他们两人最终感情如一，赵明诚临终之际并无牵挂其他女人。但反过来说明，赵明诚同样蓄养了好几位侍妾。

赵明诚蓄养侍妾是肯定的事情，那么，为何从前李清照并无怨言，到了这次前去莱州团聚乃至见面之后突然爆发出来呢？可以做两种推测：

其一，赵明诚蓄妾大约是重新出仕时的事情。新婚燕尔之际，赵明诚既无心情也无经济实力蓄妾；初入仕途，赵明诚与李清照情好如蜜，心无他暇，经济实力方面依然羽翼未丰满；屏居青州，与李清照朝夕相对，举动也要受到牵制，何况得罪朝廷闲居的现状不允许他有非分之想。第二次进入仕途，官渐渐做大了，俸禄也渐渐丰厚了，李清照又不在身旁，赵明诚此时蓄养几位侍妾，在宋代那种社会里并不算是过分。

其二，赵明诚早年也偶尔出入风月场所，可能一直蓄养几位侍妾，这是被当时社会认可的正常现象。当然，赵明诚蓄妾的行为最早也应该是出仕之后或者将近而立之年的事情。只不过，那时候赵明诚与李清照情投意合，卿卿我我。他虽然不能免俗，蓄养侍妾，却并没有将心思放在这些侍妾身上。所以，李清照也并不在意丈夫身边的其他女子。直到赵明诚第二次出仕之前，李清照基本上垄断了丈夫的情感，并无危机意识，同样没有怨言。到了赵明诚再度出来做官，李清照在家苦苦等待，她已经年过三十，而且渐渐向四十岁靠拢。一方面，随着岁月的流逝，李清照已经由一位青春焕发的女子变为中年家庭妇女，年老色衰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另一方面，长期的夫妻生活，使一切熟悉了的情感变得平淡无奇，变得熟视无睹，这应该是古今许多夫妻都能体验到的婚姻过程。一旦离开李清照，赵明诚不免被更加年轻美丽的侍妾或其他女子所吸引，相对地冷落了李清照。

赵明诚情感的相对转移，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清照与赵明诚的“无嗣”，即没有生育子女。关于这一点，宋人屡有记载。洪适《〈金石录〉跋》说：“赵君无嗣”，[21]翟耆年“赵明诚古器物铭碑十五卷”条说：“又无子能保其遗余，每为之叹息也。”[22]赵明诚不但与李清照没有生育子女，而且与其他侍妾也没有生育子女，根据情理推断，“不育”的责任应该落在赵明诚的头上。但是，在夫权社会里，男性家长不是这样来认识问题，而是轻易地将责任推卸到女子头上。赵明诚因此与李清照产生隔阂，夫妻矛盾加深，将部分情感转移向其他女子，是完全可能的。再加上赵明诚数年在外做官，夫妻分离，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增加了夫妻的猜忌和怀疑。于是，婚后累积的矛盾第一次集中地爆发了出来。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或者是多种因素的同时作用，李清照此时与赵明诚有了矛盾冲突，对丈夫有了怨恨之言，这是可以肯定的。封建社会里的多数女子，处于李清照现在的位置，只会逆来顺受，甘心听从丈夫的安排，认为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即使被丈夫完全冷落，也只是默默忍受，在寂寞中度完余生。李清照却不是这样，而是明白无误地表现了出来。

李清照的怨苦之言，与她的倔强自尊的个性有关，与她对赵明诚的深爱有关。结婚近十几年时间，自己一直在丈夫赵明诚心中占据主要位置，几乎拥有丈夫所有的爱，自己同样对赵明诚付出了全部的情感。那时候，即使赵明诚蓄养几个侍妾，李清照也并不太介意，因为这并不影响李清照与赵明诚的情感交流，不影响两人之间的深情厚意。到了赵明诚第二次出来做官的时候，李清照突然痛心地发现：丈夫已经心有旁骛，追随在丈夫身边的女子不是自己，而是更加年轻的侍妾们。李清照处处争强好胜，此时痛苦地看到自己已落在他人之后。换作其他女性，婚姻近二十年以后，依然拥有丈夫的大部分情感，就非常心满意足了。即使是当代女性，恐怕因此满足的人也不是少数。偏偏李清照不满足，她始终期望自己是丈夫惟一的爱。自己付出多少的爱，就想获得同等的回报。岁月之不饶人，多年的没有生育，离别独居的数年生活，使李清照时而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空间距离的相隔，通信手段的落后，难得一通音讯的等待，又加深了李清照对赵明诚的猜疑。书信来往中，夫妻之间或许还有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相互指责的言语。所以，李清照这次起程前去与赵明诚重聚，不禁心事重重，有许许多多的担忧。这种不可明说的愁苦，在作品里表现为对闺中姊妹的思念。究其深层原因，还是因为对与丈夫重见之后前景的不可预料之心情沉重所带来的。否则，与闺中姊妹离别的一丝忧伤，将完全淹没在即将与丈夫重聚的喜悦之中。到了任所，冷清面对空室，仿佛以前的猜疑与担忧得到了证实，李清照内心的愁苦就变化为怨恨牢骚，“子不我思”，那么，我就与“乌有先生子虚子”为伍算了。

李清照的命运仍然比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中年家庭主妇要好许多，赵明诚仍然对她抱有深情，夫妻之间的情投意合，已经深化成相濡以沫，这不是夫妻之间日常一些琐碎的拌嘴、猜疑、冲突所能完全消磨的。赵明诚将李清照接到任所，就是他对妻子情感的一个明证。一直到莱州任期结束，转守淄州，赵明诚依然与李清照的情感非常融洽。淄州辖下有邢氏村，村中长者邢有嘉，赵明诚称赞他“好礼”，赵明诚并无地方长官架子，与邢有嘉时有来往。一次，邢有嘉拿出唐代白居易手书的《楞严经》给赵明诚观赏，对古人字画迷恋成癖的赵明诚得之大喜过望，说：“因上马疾驰，归与细君共赏，时已二鼓下矣。酒渴甚，烹小龙团，相对展玩，狂喜不支。两见烛跋，犹不欲寐，便下笔为之记。”[23]“细君”指妻子李清照。赵明诚得以目睹白居易的手迹，狂喜之下，是骑马急驰回家，拿与李清照共同欣赏。两人饮酒品茶，相对观赏，蜡烛燃尽了两根，还不愿意入睡。可见，李清照与赵明诚一直是志趣相投、相互推重、相濡以沫的。

李清照与赵明诚毕竟有相同的志趣、深厚的感情作为婚姻的基础，一旦李清照来到赵明诚的身边，两人再度耳鬓厮磨，相互的隔阂便逐渐消融，往日的温馨又回到了两人中间。在莱州任期内，赵明诚依然醉心于金石书画的收集和整理，《金石录》说：“有朝士刘绎如者，汶阳人，家藏汉、唐石刻四百卷。以余集录阙此碣也，辄以见赠。宣和癸卯（宣和五年——引者注）中秋在东莱，重易装标，因为识之。”[24]这也是李清照的喜好，夫妻两人又一定是切磋商议。

依据宋代官员三年一任的惯例，赵明诚结束莱州任期后，应该是宣和六年（1124）转守淄州（今属山东淄博）。《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三之三九记载了宣和七年（1125）赵明诚在淄州晋职的朝廷诏书，说：“十二月二日诏：朝散郎权发遣淄州赵明诚职事修举，可特除直密阁。”[25]赵明诚的《白居易〈楞严经〉跋》表明赵明诚靖康元年（1126）依然在淄州任所。也就是说，宣和六年、宣和七年、靖康元年三年赵明诚在淄州任。李清照随丈夫来到了淄州。接下来，李清照几乎不再发怨恨牢骚，从上述赵明诚《白居易〈楞严经〉跋》中所记载的这一段事情里，可以体会夫妻之间依然是如此同心同德，伉俪情深。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里追忆说：赵明诚“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铅椠”指铅条与木版，是古代作字之具，这里代指古籍书画。也就是说，赵明诚任地方长官的俸禄收入，多余的部分不是消耗在歌楼妓院或侍妾身上，而是用于购买金石书画，夫妻两人依然乐于此道。李清照与赵明诚的感情是厚实的，婚姻是牢固的，矛盾与冲突已经消弭于无形之中。所以，斯蒂芬·欧文在分析李清照与赵明诚的矛盾冲突时，特别提到“李清照对她丈夫的批评还是轻微的，是一股极为细弱的怨恨情绪的潜流，虽然有时冒到表面来，但始终同爱与尊崇交织在一起”[26]。对丈夫的怨恨牢骚，是深爱对方的一种曲折表达，并不是情感破裂的表面化体现。两人的重归于好因此成为必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