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诗歌创作全面分析

宋代进士科考试，取士标准为“诗赋”抑或为“经义”，争论激烈，其总体趋势是重“经义”而轻“诗赋”。至宋神宗熙宁年间罢试诗赋，后虽几经反复，诗赋在科举中的作用逐渐衰落。[131]与唐朝“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132]的盛况相比，宋代科举对诗歌创作的推动促进作用大为降低。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甚至如此总结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或许就是宋代这样的现状让后代学者掉以轻心，很少去梳理宋代科举与诗歌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很少探求宋代科举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孔子教育学生强调：“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将学诗与从政联系在一起，成为后人遵循的准则。唐朝科举形成“以诗取士”的传统即源自先圣教诲。因此，诗歌创作在宋人政治活动中同样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科举考试的角度观察问题，可以发现：宋代整个科举考试过程中，伴随着诗歌创作活动。宋代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发解试、省试、殿试。发解试是地方一级的考试，在秋天举行，故又称“秋闱”；考试合格者前往京城，参加春天举行的“省试”，又称“春闱”；最后经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确定取士名单。本节所要梳理的，是这三级科举考试过程中考场以外的种种诗歌创作活动。

唐代地方考试结束后，州县长官宴请考官、学政和考试合格的学生，称“鹿鸣宴”，取《诗经·鹿鸣》之意。宋代沿袭此举。地方长官为鼓励考生、彰显政绩，在“发解试”结束后皆举办“鹿鸣宴”。这次宴席就成为考生在考试过程中的第一场庆典活动。鹿鸣宴赋诗，则是这场庆典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苏轼描述鹿鸣宴庆典和赋诗过程说：“于是讲废礼，放郑声，部刺史劝驾，乡先生在位，群贤毕集，逸民来会。以谓古者于旅也语，而君子会友以文，爰赋笔札，以侑樽俎。载色载笑，有同于泮水；一觞一咏，无愧于山阴。真礼义之遗风，而太平之盛节也。大夫庶士，不鄙谓余，属为斯文，以举是礼。”[133]此文作于元丰元年九月，在熙宁科举罢试诗赋之后。换言之，科举考试虽然罢试诗赋，相关活动过程中诗歌的创作还是非常频繁的。

鹿鸣宴题诗，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祝贺考生通过发解试，称赞考生的文笔和才华，描写鹿鸣宴的环境和氛围，勉励或期待考生在来年的省试中有出色表现，颂扬太平盛世。赵抃神宗熙宁年间出知杭州，有《杭州鹿鸣宴示诸秀才》云：“秋闱贤诏出严宸，郡国详延在得人。豹变文章重君子，鹿鸣歌咏集佳宾。初闻素履称乡闬，终起英名动缙绅。预想帝庭俱唱第，宠光荣宴杏园春。”这首诗典型地将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囊括在内，然而应酬气过重，不见个人性情。苏轼就写得更加典雅而有情味，其《鹿鸣宴》云：

连骑匆匆画鼓喧，喜君新夺锦标还。金罍浮菊催开宴，红蕊将春待入关。他日曾陪探禹穴，白头重见赋南山。何时共乐升平事，风月笙箫坐夜闲。

苏轼以季节性的景物“浮菊”和“红蕊”暗指秋闱和春闱，表达自己的祝贺和期待；以“探禹穴”和“赋南山”等典故喜朝廷得贤才，同时是在夸奖和鼓励考生。苏轼更期望后辈进入仕途后，一起为国家、为苍生尽责，营造“升平”世界，同享“风月”悠闲夜晚。诗歌情景并茂，同时见出苏轼政治抱负，是鹿鸣宴上的佼佼之作。

鹿鸣宴庆祝活动，各地分别举行，带有明显的地方性。宴席间创作的诗歌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描写或夸耀本地的文化历史，显示本地人才的昌盛。李石《眉州鹿鸣宴》当然要突出乡贤苏氏父子，云：“大比周三岁，登名蜀一涯。圣贤元祐学，父子老苏家。”范成大在孝宗淳熙年间出任四川地方长官，也有《鹿鸣宴》诗称赞当地说：“岷峨钟秀蜀多珍，坐上儒先更逸群。”张栻孝宗淳熙年间任广西地方长官，其《鹿鸣宴》云：“从昔山川夸八桂，只今文物盛南州。”当地的山川风物也成为一种文化背景。叶适为永嘉人，《鹿鸣宴诗》云：“永嘉近千载，文物盛于斯。”其他如：卫泾《长沙鹿鸣宴送诸进士》“楚材从古擅豪雄，况是长沙世著忠”；程珌《建康鹿鸣宴致语》“河南贡士紫萄诗，不比寻常贡士时”；魏了翁《次韵靖州贡士鹿鸣宴》“何处何时不产贤，黔中故地夜郎天”；等等。这类诗作，可以为地方文化研究提供材料。

从苏轼的《徐州鹿鸣燕赋诗叙》来看，宋代鹿鸣宴规模大于唐朝，地方贤达名流也被邀请与席。这类人的创作，时而就会从颂扬宴会主人——地方长官的角度落笔。许应龙《和邹守鹿鸣宴》云：“贤守声名重泰山，肯将曲学误儒冠。相期素节终身履，不道青云得路难。多士联翩阊阖去，忠言凌厉雪霜寒。朱指日归枫禁，廷策烦公具眼看。”地方通过“发解试”向朝廷输送人才，是地方长官“教化”政绩之一，甚至可以与地方长官品德声望联系在一起，这首诗就是这样认为的。刘宰《和傅侍郎鹿鸣宴韵》其二则纯粹是对宴会主人的称颂，云：“先生谠论在延英，早岁金瓯已覆名。自古正人羞枉尺，祇今公论有持衡。九重闻道将飞诏，一水何妨缓作程。莫笑田家去天远，春来野草亦敷荣。”诗歌从傅侍郎的仕途经历说起，称赞其谠论正直立朝，预期傅侍郎将被朝廷重用。鹿鸣宴诗完全不涉及考试与考生非常少见，这首诗的写法在同类诗中别具一格。

宋代歌妓业兴盛，各种宴席间往往有歌妓的参与，鹿鸣宴也不例外。翁迈《鹿鸣宴赠歌妓》云：“年方十三四，娇羞懒举头。舞余驹皎皎，歌罢鹿呦呦。近座香先喷，持杯玉更柔。高唐人去远，谁与话风流。”翁迈是北宋年间人，仁宗皇祐三年（1051）乡试第一，据说当年只有12岁。诗中观赏歌妓的眼光，却与12岁小孩不相称。这首诗让后人对宋代鹿鸣宴的场景有更加具体的认识。一个以鼓励考生、鞭策后进为主要内容的官方宴席，居然有如此娇艳的歌妓穿梭其间，这是宋代社会的特色。

唐代举子到礼部应试之前，选择自己平日文学创作中的优秀篇章编纂成卷，按照规定向主考官纳省卷。同时，唐代举子们为了得到更多的推荐或更广泛的声誉，他们还会向当时有地位、有声望的名流行卷。行卷的风习被宋人承继，尤其是在北宋前期。关于这方面史料，以及宋人行卷与文学的关系，祝尚书先生有详尽介绍，这里不再重复。祝先生总结说：“仁宗后行卷风已经止息。”[134]关于这一方面史料，略作补充。

“以诗取士”源自先圣教诲，宋代又是一个重文、佑文的时代。有出色的文学才能，永远是一件令宋人骄傲的事情，对士人进入官场也一直会发挥良好的辅助作用。所以，宋仁宗以后举子行卷之风虽然不再盛行，却始终没有断绝。行卷之风不断，对文学创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也是必然的。欧阳修是在宋仁宗后期成为文坛和政坛领袖人物之一的，《木笔杂抄》载：“欧公凡遇后进投卷可采者，悉录之为一册，名曰‘文林’。”[135]欧阳修的作为说明，前来行卷举子的数量还是可观的。秦观行卷之事可以为佐证。《能改斋漫录》载：“李尚书公择初见秦少游《上正献公投卷诗》，云：‘雨砌堕危芳，风檐纳飞絮。’再三称赏，云：‘谢家兄弟得意诗，只如此也。’”[136]北宋末年，徽宗宣和年间，行卷之风仍在持续，且文学创作依然为行卷的主要内容。费衮《梁豀漫志》卷三《行卷》载：“前辈行卷之礼皆与刺俱入，盖使主人先阅其文，而后见之。宣和间，苍梧胡德辉见刘元城尚仍此礼。”[137]南宋高宗禅位退隐之后，优游山水之间，曾问山中道士：“山中颇有能诗客否？”道士“进陆（凝之——引者注）行卷。太上读数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归当语大哥（孝宗——引者注）。’”[138]南宋孝宗年间，诗人熊克也以行卷晋身。时史浩“以旧学召入相，道出余姚，熊携行卷诣王（史浩——引者注）舟上谒，王读其文而器之。会上（孝宗——引者注）赐曲宴，语王以两制艰其选，王遂亟以熊荐，旋进所投行卷。上即召克诣都省，旋给札中秘，序转校书郎”[139]。熊克这次行卷，就非常有效益。《全宋诗》保留的几首题行卷诗，都是南宋作品，如韩淲《题赵四行卷》、《仲可出刘武子行卷因题》，刘克庄《题永福黄生行卷》，等等。

有时，则称之为“投卷”。如“投卷吾衰矣，微吟子壮哉”（陈师道《次韵萤火》） ；“投卷嘿忘我，栖鸡已鸣辰”（程俱《和杨秀才友夔三首》其二） ；“武冈文学来投卷，临汝君侯肯致书”（项安世《和陈信民用韵以高抚州之命相招》） ；“新班人少先投卷，下水船轻易到家”（刘克庄《送陶仁父》），等等。

行卷之作，往往是诗人平生最为得意的作品。今天已经无法确认诗人曾自选哪些作品为行卷之用，然阅读他人题行卷诗，尚能见其风貌。韩淲《题赵四行卷》云：

淡泊梅都官，苦硬孟东野。韩欧舒而明，徐吕平而雅。健阔到应刘，高深望屈贾。章泉有斯人，身寄玉山下。

赵四选取风格多样的诗歌，以为行卷之用。举凡淡泊、苦硬、舒明、平雅、健阔、高深，诸体皆备，由此可见其才华之横溢。韩淲以梅尧臣、孟郊、韩愈、欧阳修等等著名前贤为比拟，也是在夸耀赵四的诗才过人。

韩淲又有《仲可出刘武子行卷因题》，云：

绮窗春思入钟山，日日江云草树间。不觉东风吹酒醒，宝香犹暖玉笙寒。

刘武子行卷诗显然以写景抒情见胜，且为旖旎婉娈的“绮窗”情思。闺中“春思”，在江间“草树”的衬托下，显得凄迷恍惚。情景相衬，应当具有唐诗之风貌。

题行卷之作，内容都是夸奖对方诗作之美。上述韩淲两首作品，分别从两个角度入手。再举刘克庄《题永福黄生行卷》为例：“废诗二十余年矣，忽读来诗眼暂明。处士梅曾如许瘦，化人酒莫过于清。蛩鸣竞起为唐体，牛耳谁堪主夏盟？事阔语长殊未竟，跨驴作么问归程。”唐诗成就已达顶峰，夸耀对方，拿唐诗比拟是最高评价。

宋代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制度化，成为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门槛。殿试录取者，便是“天子门生”，革除了唐代知贡举官与举子之间形成的座主与门生的私人关系。宋代帝王倚重文臣，以文治国。宋代的大批文官，则又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因此，宋代帝王，对科举制度的重视程度超乎寻常。士人考取功名，朝廷便有系列恩典和赏赐。皇帝赐宴、赐诗褒奖鼓励，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赏赐之一。

闻喜宴源自唐朝，宋人沿袭此风习。太平兴国二年（977），科举录取结束后，“锡宴开宝寺，上自为诗二章赐之。唐时礼部放榜之后，醵饮于曲江，号曰‘闻喜宴’，五代多于佛舍名园。周显德中，官为主之。上命中使典领，供帐甚盛”[140]。尔后，朝廷赐宴、皇帝赐诗成为惯例。《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九引《蔡宽夫诗话》云：

故事，进士期集，常择榜中最年少者为探花郎。熙宁中始罢之。太平兴国三年，胡秘监旦榜，冯文懿拯为探花，是岁登第七十四人，太宗以诗赐之曰：“二三千客里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始，唐于礼部放榜，故座主门生之礼特盛，主司因得窃市私恩。本朝稍欲革其弊，既更廷试，前一岁吕文穆公蒙正为状头，始赐以诗，盖示以优宠之意，至是复赐文懿。然状头诗迄今时有，探花诗后无继者，惟文懿一人而已，此科举之盛事也。[141]

宋太宗以后，宋朝历代皇帝闻喜宴赐诗的记载屡屡见于各种史料、笔记中[142]。皇帝这些作品在创作方面乏善可陈，却彰显了明确的政治意图。到了宋徽宗年间，情况一度发生变化。宋徽宗在政治上标榜继承父志，厉行“新政”，将元祐学术作为旧党之学加以禁止。昏聩的徽宗居然将诗歌作为元祐学术的一个部分同时加以禁止。朝廷既然禁止创作诗歌，皇帝当然要起表率作用，闻喜宴赐诗的惯例也被终止。然而，这样的禁令维持时间并不长久。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载：

政和间大臣有不能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禁科。故事，进士闻喜宴例赐诗，以为宠。自何丞相文缜榜后，遂不复赐，易诏书，以示训诫。何丞相伯通适领修敕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诗遂盛行于宣和之际。[143]

将作诗当成元祐之学加以禁绝，未免荒唐。徽宗自己就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时时不免“技痒”，阿谀者乘机投其所好，禁令就成为一纸空文。

此外，参加闻喜宴的朝廷大臣也多有诗歌创作，如周必大《恭和御制闻喜宴诗》、项安世《进和御制闻喜宴诗》、杜范《闻喜宴和御诗》等等。以魏了翁《恭和闻喜宴御制》为例，诗云：“祖宗德泽被生民，列服山川各效神。几见高冈鸣凤集，又看层浪化鱼新。升歌幸听三章雅，佩印行纡五两纶。圣世宾贤如此厚，致君忍负不赀身。”这类诗以歌功颂德为主旨，四平八稳，表现出应制诗的共同特征。相应的，新科进士同样有及第谢恩诗作。陈亮于光宗绍熙四年（1193）状元及第，这年51岁，有《及第谢恩和御赐诗韵》云：“云汉昭回倬锦章，烂然衣被九天光。已将德雨平分布，更把仁风与奉扬。治道修明当正宁，皇威震迭到遐方。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陈亮一生都在为北伐抗战奔走呼号，这首应制诗同样不忘“复仇平生志”，诗歌写得意气昂扬、富有激情。

与闻喜宴类似，还有诸多私人庆祝宴会，招待新科进士。这些宴会上的诗歌创作，摆脱了应制的呆板和奉承，更见诗人真性情。苏舜钦《及第后与同年宴李丞相宅》云：

十年苦学文，出语背时向。策力不自知，艺围辄掉鞅。薄技遭休明，一第君所唱。拔身泥滓底，飘迹云霞上。气和朝言甘，梦好夕魂王。轩眉失旧敛，举意有新况。爽如秋后鹰，荣若凯旋将。台府张宴集，吾辈纵谑浪。花梢血点干，酒面玉纹涨。狂歌互喧传，醉舞迭阆伉。兹时实无营，此乐亦以壮。去去登显涂，幸无隳素尚。

诗歌回顾了十年苦读的历程，生动地展现了科举及第、宫殿唱名的情景，写出了诗人的踌躇满志。“爽如秋后鹰，荣若凯旋将”是宋代新科进士无比荣耀的形象描绘。私人的庆祝宴会，就是狂欢盛典。“吾辈纵谑浪”、“狂歌互喧传”的场面不可以出现在御赐的闻喜宴上，却可以出现在这样的私人宴席之间，哪怕这次宴席的主人是朝廷丞相。有了这样的情感放纵，诗歌创作当然能够见出真性情。这首诗同样显示出苏舜钦挥洒淋漓、纵横自如的独特风貌。

上文介绍的几种诗歌创作情况，大致形成惯例。在这些惯例式的创作之外，与科举相关的诗歌创作数量非常庞大。科举是宋代绝大多数文人必须经历的生活阶段，诗歌是文人生活的形象表现。所以，涉及科举生活的诗歌一定是连篇累牍的。最为常见的数种创作题材为：送人赴考、祝贺登第、劝慰落第。

送人赴考诗作，从应酬的角度来说，内容大致是称颂赴考者的才华、预祝赴考者早传捷报。张维《送丁逊秀才赴举》云：“鹏去天池凤翼随，风云高处约先飞。青袍赐宴出关近，带取琼林春色归。”最为典型地表达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诗人与赴考者关系不同，送人赴考时的心情也就不同。如果赴考者是诗人的兄弟或子侄，诗中的感情就会更加复杂，其间所流露的是浓浓的亲情。米芾是宋代最为著名的书画家兼诗人，以“颠狂”闻名于世，送大儿子赴考诗写得狂态十足。《送大郎应举》云：“天下英才米大郎，朝来跨马入文场。绪余惊世须魁选，归带蟾宫桂子香。”其长子米友仁也是出色的书画家，世称“小米”，当得起父亲的如此夸奖。王禹偁《送舍弟赴举因寄两制诸大僚》的抒情重点就不同，诗云：“堂上尊亲鹤发垂，十年禄仕不相离。何期膝下承颜日，却是山中谪宦时。未有重茵如子路，空披彩服学婴儿。全家送尔随乡荐，试向朝端献此诗。”诗中前六句叙述的都是自己出仕之后不能尽孝奉养“堂上尊亲”的内疚之情，末二句才写送弟赴考兼呈朝廷官员之意。送兄弟赴考之际，流露出非常矛盾的心态：科举高中、进入仕途究竟是喜还是忧？诗人或者是在用自己“谪宦”经历，求得“两制诸大僚”同情，对其兄弟有所眷顾？与王禹偁这首诗相似，黄庭坚《送人赴举》诗重在写自己贬谪失意情绪，云：“青衫乌帽芦花鞭，送君归去明主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科举得官是祸是福，赴举者就该好好品味了。诗人侧重抒发自己的感慨，送人应酬之作也能显现诗人的个性。

祝贺登第之作应酬意味最浓，最无诗意。喜庆之时，说几句恭喜的话语，庆贺考生高中，庆贺朝廷得才，是这类诗歌的大概内容。王禹偁《闻进士孙何及第因寄》云：“昨朝邸吏报商山，闻道孙生得状元。为贺圣朝文物盛，喜于初入紫微垣。”这类诗歌同样是写给子侄的，比较见真性情。张师锡《喜子及第》云：“御榜今朝至，见名心始安。尔能俱中第，吾遂可休官。贺客留连饮，家书反复看。世科谁不继？得慰二亲难。”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古今一致，诗人看见“御榜”上儿子的名字后那种欣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贺客留连饮，家书反复看”，这样的情景写得细致而真切，父子深情款款流露。

新科进士登第后也会作诗抒发极度喜悦的情感。唐代孟郊曾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诗句写初登第的狂喜，被时人讥为“气度窘促”。宋人中第后的心情，其实与孟郊相差不远。郑獬《登第后作》云：“文闱数战夺先锋，变化须知自古同。霹雳一声从地起，到头身是白云翁。”诗人的踌躇满志和狂喜，同样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来。回忆当年困顿场屋情景，诗人也免不了一丝辛酸。李巽《登第遗乡人》云：“当年踪迹困泥尘，不意乘时亦化鳞。为报乡闾亲戚道，如今席帽已离身。”得意之余，亦见当年困窘的处境。吕颐浩南宋时官至宰相，他登第后的作品，确实显示出更为从容的气度和更加开阔的视野。其《登第后道中灯下读书》云：“十载灯前笔下耕，如今雁塔幸题名。他年若遂平生志，肯为长檠弃短檠。”诗人回顾“十载灯前”的苦读生涯，却无辛酸味；写今日的“雁塔题名”，也无过度兴奋。诗歌侧重点是在展望“他年若遂平生志”的前景，胸襟与众不同。

落第诗前文已有专论，此处不赘。

此外，种种与科举相关的诗歌创作还非常多。围绕着科举制度的日常生活情态是多样的，诗歌创作也一定是多样的。如旁观他人应举，太学师长临考前勉励诸生，落第后大骂世人，送及第者出任新官职，等等。其中，大都是举子亲身经历和体验的生活情态，写来特别真切生动。以缪蟾《应举早行》诗为例，诗云：“半恋家山半恋床，起来颠倒著衣裳。钟声远和鸡声杂，灯影斜侵剑影光。路崎岖兮凭竹杖，月朦胧处认梅香。功名苦我双关足，踏破前桥几板霜。”将应举早行的艰辛困苦写得淋漓尽致。早行者被逼起床的不舒服人们都能体验到，诗人在赶考途中则是每日如此。中间两联写早行情景：钟声远杂鸡声，灯影斜映剑影，声色俱备；路途崎岖，光线不明，凭竹杖前行，暗处依然能够辨识梅香。颈联进而写出嗅觉，与颔联的听觉、视觉互衬。诗歌以幽默口吻结束，艰辛中有一份轻松。这首早行诗，完全可以与温庭筠的名作《商山早行》比美。

宋诗好议论，宋人也会通过诗歌，评论科举制度得失。叶清臣《累日前，伏蒙袖书临访，并小文编及明堂图披玩寻绎，弥增景服，偶书二百四十言，以伸谢臆，伏惟采览》首八句云：“进士不读书，明经不根义。诟病君子儒，于今作文弊。礼部右词赋，诸生窃科第。从道不违人，追趋斯近利。”科举考试成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考生既不广泛阅读经典，又不追求经典之义理，其读书方式是应试的。梅尧臣《明经试大义多不通有感依韵和范景仁舍人》云：“明经与进士，皆欲取公卿。自是俗儒陋，非于吾道轻。昔由羔雁聘，今乃草莱并。不措一辞去，缘何禄代耕？”所持的批判立场，与叶清臣相同。强至《送裴光世赴举》云：“颇伤辞律变新进，怪僻一鼓波遂颓。”则是对科举文风带来弊病的批评。种种批评，也促使宋代科举制度的一再变革。

根据以上梳理，宋代科举考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诗歌创作活动。科举制度一直是宋代诗歌创作的一项重要推动和促进因素。《宋史·文苑传一》概括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抚，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宋代诗歌创作与科举考试的互动关系，可以作为宋代“以文为贵”社会风尚的重要佐证。

[1]详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3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4、195页。

[2]详见张其凡《论宋太宗朝的科举取士》，《中州学刊》1997年第2期。太宗朝科举录取的名额，张文有更为详尽的统计与比较，并论及原因与意义，可以参阅。

[3]王溥：《唐会要》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12页。

[4]《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五，第4490页。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第200页。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六，第595页。

[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八，第1533页。

[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三，第2140页。

[9]详见徐规、何忠礼《北宋的科举改革与弥封制》，《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参见穆朝庆《北宋时期的科举改革》，《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三，第733页。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四，第298页。

[12]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9页。

[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三，第3435、3436页。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第5334页。

[15]参见张希清等著《宋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210页。

[16]《全宋文》第46册，第378页。

[17]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页。

[18]《全宋文》第93册，第164页。

[19]这一段里的应举数字统计及宋人读书风气描述，皆参见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20]《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七，第4333页。

[21]庄绰：《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1页。

[22]魏泰：《东轩笔录》卷十四，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9页。

[23]田况：《儒林公议》，《全宋笔记》第1编第5册，第88页。

[24]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第160页。

[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三，第3714页。

[26]朱熹：《学校贡举私议》，《全宋文》第251册，第276页。

[27]参见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页。

[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四，第943—944页。

[2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第1352页。

[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三，第3435—3436页。

[31]田况：《儒林公议》，《全宋笔记》第1编第5册，第118页。

[3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七，第3564页。

[33]宋代太学隶属国子监，所以当时经常以“太学”代指“国子监”。如《宋史》卷四百三十二称石介：“入为国子监直讲，学者从之甚众，太学由此益盛。”在石介倡导下所形成的文风，遂直接被时人称作“太学体”。本书用“太学”一语即沿袭宋人习惯。后人或有因此误会，称石介官“太学直讲”，宋代没有这样的官职。

[34]石介：《代郓州通判李屯田荐士建中表》，《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二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1页。

[35]石介：《怪说》，《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第62页。

[36]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页。

[37]欧阳发：《先公事迹》，《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二，第2636—2637页。

[3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八，第3821—3822页。

[39]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七，第664页。

[40]欧阳修：《苏氏文集序》，《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三，第614页。

[41]欧阳修《与荆南乐秀才书》，《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七，第661页。

[42]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一书》，《欧阳修全集》卷六十八，第991页。

[4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五，第4467页。

[44]韩琦：《墓志铭》，《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三，第2704页。

[45]欧阳发：《先公事迹》，《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二，第2637页。

[46]沈括《梦溪笔谈》卷九：“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险怪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剌，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复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力，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是时试《尧舜性仁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煇。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赋有‘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公以谓‘积’近于学，改为‘蕴’，人莫不以公为知言。”第78页。

[47]《拟进士对御试策并引状问》，《苏轼文集》卷九，第301页。

[48]张戒著，陈应鸾校笺：《岁寒堂诗话》，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36页。

[49]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

[50]杨慎：《丹铅摘录》卷五，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51]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3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0页。

[52]详细数字统计与比较，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八章《科举在选举中地位的变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173页。

[53]王安石著，李壁注，李之亮补笺：《王荆公诗注补笺》卷七，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31页。

[54]沈作喆：《寓简》，《全宋笔记》第4编第5册，第41页。(www.xing528.com)

[55]巩本栋《北宋进士科举改革与文学》，《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有关北宋科举变革对文学创作的诸多影响，亦请参阅巩文。

[56]《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二○，第2981页。

[57]详见聂崇岐《宋词科考》，《宋史丛考》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7—170页。

[58]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59]谢伋：《四六谈麈》，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60]有关“词科”设置对南宋文学的影响，请参阅祝尚书《论北宋科举改制与南宋文学走向》一文，见《新宋学》第一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73页。

[61]何文焕：《历代诗话》，第695页。

[62]杨万里：《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杨万里集笺校》卷八十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37页。

[63]《旧唐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8—2959页。

[64]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页。

[65]李商隐著，刘学锴、余恕诚编年校注：《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34页。

[6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七，第1512页。

[6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七，第1740页。

[6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三，第733页。

[69]何薳：《春渚纪闻》卷七，第107页。

[70]范镇：《东斋记事》卷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页。

[71]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5页。

[72]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第61页。

[73]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十五，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5页。

[74]范镇：《东斋记事》卷三，第23页。

[75]《晁氏客语》，《全宋笔记》第1编第10册，第125—126页。

[76]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第342页。

[77]秦观著，徐培均笺注：　《淮海集笺注》卷三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0页。

[78]魏泰：《东轩笔录》卷二，第20页。

[79]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第125页。

[80]苏辙：《苏辙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38页。

[8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五，第1449页。

[82]范镇：《东斋记事》卷一，第3—4页。

[8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九，第2537页。

[8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第2826页。

[85]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第116页。

[86]彭乘：《墨客挥犀》卷三，第305页。

[87]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2页。

[88]同上书，第179—180页。

[89]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617页。

[90]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云：“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取为压卷，屹然作镇。”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91]王定保著，姜汉椿校注：《唐摭言校注》卷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5页。

[92]参见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2—44页。

[93]苏轼：《南行前集叙》，《苏轼文集》卷十，第323页。

[9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第336页。

[9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第393页。

[9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六，第998页。

[9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四，第2671页。

[98]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页。

[9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八，第2786页。

[100]苏颂：《吕舍人文集序》，《苏魏公文集》卷六十，第1012页。

[101]《苏轼文集》卷十，第322页。

[102]秦观著，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三十九，第1265页。

[10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三，第733页。又，《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四：“自端拱元年（988）试士罢，进士击鼓诉不公后，次年苏易简知贡举，固请御试。是年（淳化三年——引者注）又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例。”第4232页。

[104]《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第4266页。

[105]《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五，第4363页。

[106]参见祝尚书《宋代科举省试制度考论》，《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107]《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一一，第4236页。

[108]《欧阳修全集》，第597页。

[109]《欧阳修全集》，第1937—1938页。

[110]王水照：《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111]刘昌诗：《芦浦笔记》卷五，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9页。

[112]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第205页。

[113]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429页。

[114]《全宋诗》，第3302页。

[115]《苏轼文集》，第2139—2140页。

[116]黄庭坚：《考试局与孙元忠博士竹间对窗夜闻元忠诵书声调悲壮戏作竹枝歌三章和之》，《黄庭坚诗集注》卷九，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20—321页。

[117]陆游此次锁院期间创作：《晚晴书事呈同舍》、《乡中每以寒食立夏之间省坟客夔适逢此时凄然感怀二首》、《试院春晚》、《倚栏》、《自咏》、《午兴》、《风雨中望峡口诸山奇甚戏作短歌》、《夜坐庭中》、《新蔬》、《初夏怀故山》、《初夏新晴》、《定拆号日喜而有作》、《睡起》、《四月二十九日作》、《苦热》、《拆号前一日作》。详见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193页。

[118]欧阳修：《礼部唱和诗序》，《欧阳修全集》，第597页。

[119]《黄庭坚诗集注》卷九，第321页。

[120]此文中小标题，皆宋人落第诗集句。

[121]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第14页。

[122]文莹：《玉壶清话》卷七，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9页。

[123]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页。

[124]陆游：《老学庵笔记》，第125页。

[125]阮阅：《诗话总龟》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

[126]司马光：《选人试经义札子》，《司马光集》卷三十五，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08页。

[127]葛立方：《韵语阳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0页。

[128]吴处厚：《青箱杂记》，第73页。

[129]袁枚：《随园诗话》，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30]参见《全宋笔记》第1编第3册，第199—200页。

[131]参见祝尚书《宋代进士科考试的诗赋经义之争》和《北宋后期科举罢诗赋考》，《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第190—206页、第233—238页。

[132]杜佑：《通典》卷十五《选举三》，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57页。

[133]苏轼：《徐州鹿鸣燕赋诗叙》，《苏轼文集》卷十，第322页。

[134]参见祝尚书《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第340—362页。

[135]（宋）佚名：《木笔杂抄》，《学海类编·集余四》，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3661页。

[136]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第342页。

[137]费衮：《梁豀漫志》卷三《行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138]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7页。

[139]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第67页。

[14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第393页。

[14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第132页。

[142]参见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第319、320页。

[143]叶梦得：《避暑录话》，《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6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