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中的唐宋诗差异与科举关联

唐宋诗歌演变，前人论述已多。影响宋人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一切因素，都会在文学创作的层面得到相当的体现，从而对一代诗歌的创作产生作用。由唐至宋，科举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绝大多数文人的生活和思维模式，因而也会对诗歌嬗变产生巨大影响。迄今为止，没有学者从这一角度讨论唐宋诗之差异。本节试图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讨，以引起学界的注意和讨论。宋代科举制度的变革，大致完成于北宋年间。所以，本节讨论唐宋诗之差异，亦着重于由唐至北宋这一历史时段。

现存宋诗数量远远超过现存唐诗，此得益于宋代印刷等相关文化事业的发达。宋诗整体创作水平，则远逊唐诗，历代已有定评。今人甚至有读宋诗“味同嚼蜡”之说。宋人也认为时人之作不能媲美唐诗，除了厚古薄今的传统文化因子作用之外，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真实。宋人对此作如下解释。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61]杨万里亦云：“唐人未有不能诗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无他，专门以诗赋取士而已。诗又其专门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62]他们共同将唐宋诗创作成绩的差异归于科举制度。

就此，可以提出质问：唐代开元以来进士科考试需试诗赋，北宋很长时段内进士科考试同样试诗赋，何以唐代由此促进诗歌创作繁荣，宋代则盛况不再？其实，理解“以诗取士”四字，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考场之内，而是要将考试前后能够影响科举录取结果的相关制度和因素考虑在内。在唐代，决定“以诗取士”的制度还有：纳卷制，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行卷”活动。

科举考试，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就规定的题目进行创作，就是天才也难以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所以，唐代省题诗几乎没有佳作，时常被人们提及的也只有钱起的《湘灵鼓瑟》、祖咏的《终南山望余雪》等寥寥几首。宋代省题诗更是乏善可陈。如果仅仅停留在省题诗的层面讨论问题，就难以找出唐宋之间的差别。唐代纳卷、行卷等制度或作为，在“以诗取士”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对唐诗创作产生更为巨大的推进作用。

纳卷，是指唐代进士应省试前，选择自己的优秀作品交纳给主试官。此项制度起源于唐玄宗天宝年间。《旧唐书》卷九十二《韦陟传》载：“（韦陟）后为礼部侍郎。陟好接后辈，尤鉴于文。虽辞人后生，靡不谙练。曩者，主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陟先责旧文，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日，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片善无遗，美声盈路。”[63]形成制度后，主试官因种种原因无法短时间内遍览举子所纳省卷，或识鉴不精，又衍生出“行卷”作为。“所谓行卷，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诗文向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呈献，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64]诸多举子，惟恐一次行卷无效，便一投再投，谓之“温卷”。考试落第，唐人就需要反复纳卷、行卷。李商隐《与陶进士书》云：“时独令狐补阙最相厚，岁岁为写出旧文纳贡院。”[65]如此一来，纳卷与行卷的数量就相当庞大。与此关联，又有“通榜”之说。所谓“通榜”，即考前就有收罗具备才情名望举子姓名的“通榜帖”，有时主考官甚至委派专人进行这种采访，制作“通榜贴”，简称通榜，供主考官录取时参考。主考官则往往依据“榜贴”内定及第者及名次。

唐人通过纳卷，特别是通过行卷，得主试官赏识，考取功名，如此佳话比比皆是，白居易、朱庆余、杜牧、项斯等皆其例。反之，诗才匮乏者，必须剽窃或抄袭，设法通过纳卷和行卷这一关。这类记载在唐人史料或笔记中，也时时可见。纳卷和行卷，需要有佳篇警句，方能打动读者。唐代举子因此苦练写诗本领。且需殚精竭虑，处处寻找诗材，时时将所见所感所思转变为诗作。“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贾岛《戏赠友人》）这在唐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唐“苦吟”诗风的出现，就与此密切关联。一旦非常娴熟地掌握了诗歌创作的技能技巧，即使进入仕途之后，唐人时而“技痒”，不忘诗歌创作，这是必然的。纳卷和行卷，跳出了规定时间和地点、规定诗题的限制，自由地发挥诗人的才情和才华，所创作出来的诗作，当然不能与省题诗同日而语。可以这么说，唐代士人是将绝大多数的聪明才智投向诗歌创作。只有从纳卷、行卷等角度，以更加开阔的视野看待唐代“以诗取士”问题，才能理解严羽“唐诗何以胜我朝”的归纳总结。

唐代纳卷和行卷在“以诗取士”过程中之所以发挥重要作用，关键点在于科举考试采取不封弥考生姓名的做法，主试官面对考生姓名直接确定录取名单及名次。北宋真宗年间，科举制度有了重大变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糊名制和誊录制。景德四年（1007），真宗“命知制诰周起、京东转运使祠部员外郎滕元晏封印举人卷首，用奉使印；殿中丞李道监封印院门。进士、诸科试卷，悉封印卷首，送知举官考校，仍颁其式。知举官既考定等级，复令封之进入，送复考所考毕，然后参校得失。凡礼部封印卷首及点检程试别命官，皆始此”[66]。与此相关，朝廷派遣专门人手，将考生试卷重新抄录，以免考生笔迹被认出，此为誊录制。《宋史·选举志一》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始置誊录院”。至此，比较完善的糊名、誊录制都已经建立。

与此关联，又有编排制、锁院制等。编排，指弥封过程中的编号。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内出新定条制：举人纳试卷，内臣收之，先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以字号第之。付弥封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始付考官，定等讫，复弥封送复考官，再定等。编排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如复不同，即以相附近者为定。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乃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遂临轩唱第”[67]。锁院，指朝廷公布考官名单后，考官们立即进入考试场所——贡院，不再与外界接触，直到录取名单公布才离开贡院。这项制度始于太宗淳化三年（992）。这一年的正月六日，“命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等同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常制”[68]。

考官无法知晓考生姓名，纳卷、行卷、通榜等制度或方式立即失去所有的效用。宋代科场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努力摒除考场外对录取工作的种种影响，较大地改变了考生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真宗之前，延续唐人风气，“行卷”之风依然。太宗属僚郭贽的机遇很有典型性。《春渚纪闻》卷七载：

先友郭照为京东宪日，尝为先生言：其曾大父中令公贽，初为布衣时，肄业京师皇建院。一日方与僧对弈，外传南衙大王至。以太宗龙潜日，尝判开封府，故有南衙之称。忘收棋局，太宗从容问所与棋者，僧以郭对。太宗命召至，郭不敢隐，即前拜谒。太宗见郭进趋详雅，襟度朴远，属意再三。因询其行卷，适有诗轴在案间，即取以跪呈。首篇有《观草书》诗云：“高低草木芽争发，多少龙蛇眼未开。”太宗大加称赏，盖有合圣意者。即载以后乘归府第，命章圣出拜之。不阅月而太宗登极，遂以随龙恩命官。尔后眷遇益隆，不十数年位登公辅，盖与孟襄阳、贾长江不侔矣。[69]

再举数例。薛奎，太宗淳化三年（992）登进士第。《东斋记事》卷三载：“薛简肃贽谒冯魏公，首篇有‘囊书空自负，早晚达明君’句。冯曰：‘不知秀才所负何事？’读至第三篇《春诗》云：‘千林如有喜，一气自无私。’乃曰：‘秀才所负者此也。’”[70]王曾，真宗咸平五年（1002）状元及第。《石林燕语》卷六载：“初，文正携行卷见薛简肃公，其首篇《早梅》云：‘如今未说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简肃读之，喜曰：‘足下殆将作状元了，做宰相耶？’”[71]王随，与王曾同年，以第四人登第。《青箱杂记》卷六载：“王公随雅嗜吟咏，有《宫词》云：‘一声啼鸟禁门静，满地落花春日长。’又《野步》云：‘桑斧刊春色，渔歌唱夕阳。’皆公应举时行卷所作也。”[72]依据这些资料记载，真宗初年行卷之风复盛，这与北宋社会趋于安定相关。

太祖、太宗两朝，内外战争连绵，不利于士人的漫游和行卷，故有关行卷的记载并不多见。真宗初年士人的作为，正表现出全面追赶唐人的态势。上述科举制度的变革，骤然改变了世风和士风。行卷不再对科场考试发挥任何影响，就没有更多的士人愿意白费力气。真宗景德年间之后，就很少见到类似唐人般作为的行卷了。苏颂总结说：“自庆历初罢去公卷，举人惟习举业外，以杂文、古律诗、赋为无用之言，而不留心者多矣。”[73]范镇亦云：“初，举人居乡，必以文卷投贽先进。自糊名后，其礼寝衰。贾许公为御史中丞，又奏罢公卷，而士子之礼都亡矣。”[74]

北宋中叶以来，再有投卷者，大致目的有二：获得声誉，得到前辈指点。晁说之《晁氏客语》载：

元祐中，举子吴中应大科，以进卷遍投从官。一日，与李方叔诸人同观，文理乖谬，抚掌绝倒。纯夫偶出，见之，问所以然，皆以实对。纯夫览其文数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语，侍坐者亦不敢问。他日，吴中请见。纯夫谕之曰：“观足下之文，应进士举且不可，况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误。请归读书学文，且习进士。”吴辞谢而去。[75]

这位举子大约只是为了获得考前声誉。秦观有多次行卷行为。《能改斋漫录》载：“李尚书公择初见秦少游上正献公投卷诗云：‘雨砌堕危芳，风檐纳飞絮。’再三称赏，云：‘谢家兄弟得意诗，只如此也。’”[76]秦观《谢王学士书》亦云：“以近所为诗文合七篇献诸执事。伏惟阁下道德文章为一时君子之所望，鄙陋之迹固已获进于前日矣。宜更赐指教，水导而木植之，使驽骖蹇服，知所趋向，不缪于先进之迹，亦君子乐育人材之义也。”[77]秦观投卷，两种目的兼而有之。品味书信意味，更多还是想要得到前辈指点。北宋中后期，有众多士人以诗文投入苏轼门下，成为苏门弟子，其作为与秦观类似。

宋代另有一类行卷在入仕之后。宋代制度规定各级官员需向朝廷荐举下属官员或人才，官员的升迁需要一定数量的“举主”。由此，官场行卷，得到上级荐举，在宋代时有所见。《东轩笔录》卷二载：

夏郑公竦以父殁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读书，攻为诗。一日，携所业，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朝，拜于马首而献之。文靖读其句，有“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之句，深爱之，终卷皆佳句。翌日，袖诗呈真宗，及叙其死事之后，家贫，乞与换一文资，遂改润州金坛主簿。[78]

凡此种种，与考场录取或名次确定无关。以“苏门六君子”之一李廌为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载：

东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试，东坡知举，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数十字，且语黄鲁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号，则章持致平，而廌乃见黜。故东坡、山谷皆有诗在集中。初，廌试罢归，语人曰：“苏公知举，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后。”及后黜，廌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儿遇苏内翰知举不及第，它日尚奚望？”遂闭门睡，至夕不出。发壁视之，自缢死矣。廌果终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79]

这与唐人科场考试之前确定录取名单和名次的作为大相径庭，正是糊名制等带来的必然结果。宋代士人由此转向两耳不闻窗外事之闭门苦读，反复揣摩试题类型，模拟写作。“苦读才疲即伏枕”（王令《寄李伯常满粹翁》）、“知有人家夜读书”（晁冲之《夜行》）、“闭门读书声琅琅”（吕本中《尹少稷方斋》）、“闻向秋山苦读书”（林希逸《七月二十三日奉寄濑溪书堂吴景朔因讯旧游》），此类叙说，时时可见。真宗《劝学文》所言：“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所倡导的就是闭门苦读。

闭门不出，就缺少生活和情感的阅历，缺乏创作的激情。模拟省题诗之作，当然与性灵、性情无关。宋人再也不需要时时面对现实生活，寻觅佳篇佳句，作诗的热情和投入时间都锐减。宋诗总体质量不如唐诗，首先是因为科举制度的演变，宋人并未将更多的聪明才智投向诗歌创作。

苏辙《题韩驹秀才诗卷》云：“唐朝文士例能诗。”[80]除了表达对唐人仰慕之意以外，还透露出诸多宋朝文士不能诗的事实。对相当部分宋人而言，诗歌创作成了纯粹的科举敲门砖。他们考前既不需要纳卷、行卷，考后亦无需依赖诗歌创作揄扬声名。即：前期学艺不精，后期基本不写。所以，一旦进入仕途，他们就很少诗歌创作，甚至视诗歌创作为畏途。

以宫廷赏花钓鱼诗会为例。北宋沿袭五代习俗，每年春天在宫中举行赏花钓鱼诗会，诸多达官贵人必须参加。真宗朝，“大宴于后苑，赏花、钓鱼。上赋诗，从臣皆赋。吏部尚书张齐贤、刑部尚书温仲舒、工部尚书王化基，以久在外任，求免应制，不许”[81]。三人皆为北宋名臣，都惧怕写诗。依据《全宋诗》，温仲舒没有诗歌留存，王化基存诗二首、残句二，张齐贤存诗八首，确实不擅长诗歌创作。更有甚者，许多大臣不会写诗，又要应付一年一度赏花钓鱼诗会的场面，避免当众出丑的尴尬，往往事先请人捉刀，将现成作品记诵于心，现场“作弊”，蒙混过关。范镇《东斋记事》卷一载：

赏花钓鱼会赋诗，往往有宿构者。天圣中，永兴军进“山水石”，适置会，命赋“山水石”，其间多荒恶者，盖出其不意耳。中坐优人入戏，各执笔若吟咏状。其一人忽仆于界石上，众扶掖起之。既起，曰：“数日来作一首赏花钓鱼诗，准备应制，却被这石头擦倒。”左右皆大笑。翌日，降出其诗令中书铨定。秘阁校理韩羲最为鄙恶，落职，与外任。[82]

此事发生在仁宗天圣八年，《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载，云：“（仁宗）幸后苑，赏花钓鱼，观唐明皇山水字石于清辉殿。命从官皆赋诗，遂燕太清楼。毎岁赏花钓鱼所赋诗，或预备。及是，出不意，坐多窘者，优人以为戏，左右皆大笑。翌日，尽取诗付中书，第其优劣。度支员外郎、秘阁校理韩羲所赋独鄙恶，落职，降司封员外郎、同判冀州。”[83]又，“时将作监丞富弼献所为文，命试馆职。弼以不能为诗、赋辞，上特令试策、论”[84]。可见宋朝文士不能诗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如果有纳卷、行卷的巨大压力，逼迫文人热衷诗歌创作，进入仕途后就不会有此尴尬了。

配合行卷过程，唐人科名有成之前，必须外出漫游。主考官为什么会对某人“情有独钟”，朝廷权贵或文坛前辈为什么会推荐某人呢？这既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更取决于一个人的名望。一个人的名望，需要靠广泛交往而获得。即使再有才气，只是苦守书斋，老死乡里，恐怕也得不到他人的推荐。于是，“行万里路”之漫游，拜见权贵或文坛前辈，广结天下朋友，成为唐代文人必经的人生历程。在考取以前，唐代文人总是辛勤奔走，漫游各地，多方结交名流，向他们投献诗文。漫游过程，同时又是增长生活阅历，向现实中寻找诗歌题材的过程。唐人诸多优秀诗篇都产生于漫游途中。

宋代糊名等制度的推行，将宋人逼向考前闭门苦读。漫游不但对科举无助，而且还耽误读书时间。所以，宋代漫游风气衰歇是一种必然现象。宋人喜欢躲进相对与世隔绝的山中寺庙，刻苦学习。《渑水燕谈录》卷九载：“李尚书公择，少读书庐山五老峰白石庵之僧舍，书几万卷。”[85]范仲淹早年亦入长白山澧泉寺苦读，《墨客挥犀》载：

（范仲淹）因道旧日某修学时，最为贫窭。与刘某同在长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虀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86]

宋代书院兴盛，许多著名书院皆在山中，就是为了求得相对宁静的读书环境。如：岳麓山之岳麓书院，衡山之石鼓书院，庐山之白鹿洞书院，嵩山之嵩阳书院，泰山之徂徕书院，等等。范仲淹后来一度掌管应天府书院，亦以此种刻苦求学精神要求诸生。《涑水记闻》载：“仲淹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87]父母亦如此要求儿子。　“张密学奎、张客省亢母宋氏，白之族也。……宋氏不爱金帛，市书至数千卷，亲教督二子使读书。客至，辄于窗间听之。客与其子论文学、政事，则为之设酒肴；或闲话、谐谑，则不设也。”[88]苏洵就是在家乡眉山督导苏轼、苏辙二子苦读，学成后率二人进京赴考。更有甚者，“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89]。

生活经历或阅历的不同，自然会在诗歌创作中得以体现。宋人被逼向闭门苦读之后，喜欢在书本中寻觅诗歌创作题材，强调“无一字无来历”，形成“以文字为诗”的作风，这些人们都已熟知。即使同类别诗歌题材，与漫游衰歇相关，唐宋诗人创作也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人们以往所忽略的。

上述创作现象在风景诗中表现较为明显。唐人“行万里路”之漫游，同时饱览沿途风光，有大量的浏览景物诗之创作。况且，唐人时而将漫游与“终南捷径”结合在一起，入名山大川，结交方外高人，所谓“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如此，名山大川之大好风光，成为漫游途中的主要诗歌创作题材之一。

最为著名的是杜甫的《望岳》。杜甫有《望岳》诗三首，流传最广的是早年写于漫游途中望东岳泰山一诗。诗歌写出泰山雄伟壮阔的气势和巍峨险峻的景象，更表达了自己漫游求仕途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心壮志。年轻的蓬勃朝气，积极的向上志向，泰山的壮丽景色，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读杜心解》甚至将此诗推许为杜诗“压卷”之作[90]。翻检杜诗，此类漫游途中描写景物之作甚多。即以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开篇依次编排的前四首诗歌为例，第二首《望岳》已见上述，第一首《游龙门奉先寺》云：“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第三首《登兖州城楼》云：“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余。”第四首《题张氏隐居二首》其一云：“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涧道余寒历冰雪，石门斜日到林丘。”首首有漫游途中所见景物的描写，处处透露出诗人对自然风光景象的热爱。早年漫游，阅历较少，挫折不多，杜甫这段时期都是以比较欢欣鼓舞的心态对待外界景物。

唐人漫游途中写景之作，俯拾皆是。李白《东鲁门泛舟二首》其一云：“日落沙明天倒开，波摇石动水萦回。轻舟泛月寻溪转，疑是山阴雪后来。”李白《游泰山六首》其三云：“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关。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刘长卿《关门望华山》云：“雷雨飞半腹，太阳在其颠。翠微关上近，瀑布林梢悬。”刘禹锡《华山歌》云：“烘炉作高山，元气鼓其橐。俄然神功就，峻拔在寥廓。灵踪露指爪，杀气见棱角。凡木不敢生，神仙聿来托。”贾岛《北岳庙》云：“岩峦叠万重，诡怪浩难测。人来不敢入，祠宇白日黑。有时起霖雨，一洒天地德。”不胜枚举。贾岛等中唐以来的诗歌创作，景物中往往渗透了一份应举求仕的艰辛。景物的荒凉孤僻，与诗人的凄苦落寞，也得到很好的融合表现。

早年生活阅历不够丰富，唐人行卷之作寻觅佳句佳篇，时常从自然景物入手。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云：“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杨衡残句诗云：“一一鹤声飞上天”；朱庆余《泛溪》云：“鸟飞溪色里，人语棹声中”，皆其典型例句。王定保《唐摭言》卷二又载：

白乐天典杭州，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时张祜自负诗名，以首冠为己任。既而徐凝后至。会郡中有宴，乐天讽二子矛盾。祜曰：“仆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嘉句？”祜曰：“《甘露寺》诗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又《金山寺》诗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凝曰：“善则善矣，奈无野人句云‘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不对。于是一座尽倾。凝夺之矣。[91]

张祜和徐凝所标举的自己得意诗篇佳句，都是游览写景之作。中唐诗人之“苦吟”，多数是在景色描写诗句上反复推敲，以求行卷时醒人耳目。贾岛苦吟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送无可上人》），便有诗题其后，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总之，唐人将漫游途中所见山山水水写入诗篇，精心打造。这些诗篇，既写出千姿百态的风光景物，又融入唐人求仕过程中喜怒哀乐之复杂情感，是唐诗中最绚丽多彩的篇章之一。

宋代漫游衰歇，相关的创作随之消失。宋人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时间紧促，且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即将来临的考试上，没有闲情逸致赏识或浏览沿途风光，当然也没有这方面的诗作流传。苏轼、苏辙兄弟，嘉祐元年三月随父离开家乡，赴京赶考，五六月间至京，历时约三个月，途径成都、剑门、横渠、扶风、长安、华清宫、关中、渑池等地，其间却没有一首诗歌创作流传至今[92]。苏轼兄弟登第后即丁母忧返乡，守丧期满，嘉祐四年三苏再度离乡赴京，沿途就有大量的诗歌创作，这些诗文后来汇为《南行前集》，苏轼为之作序，云：“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弈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93]前后赴京途中作为迥异。以酷爱作诗、天赋过人的苏轼兄弟尚如此，其他赴考举子作为可想而知。

宋人欣赏山光水色之风景诗，大都作于登第入仕之后。身份不同，境遇不同，心情也就不一样。展现在诗歌中的人物风貌，以及表现出来的整体诗风，都会有很大的不同。以苏轼嘉祐四年赴京途中所作为例，《江上看山》云：(www.xing528.com)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飘渺。舟中举手欲与语，孤帆南去如飞鸟。

此度进京，是为了守官待阙，等待朝廷具体的差遣任命。以苏轼兄弟登第后所获得的声望，仕途前景锦绣。所以，苏轼以相当从容平和的心境浏览沿途景色。舟行江上，饱览两岸山景。或“槎牙变态”，千奇百怪；或“杂沓惊奔”，目不暇接。微径缭绕，高入云端，上有行人，飘渺行走，如同神仙世界。诗人自然产生“举手欲语”超尘脱俗之想。这次赴京途中，苏轼多写风光景色，其心境及诗风都与《江上看山》相似。《初发嘉州》云：“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过宜宾见夷中乱山》云：“朦胧含高峰，晃荡射峭壁。横云忽飘散，翠树纷历历。”《牛口见月》云：“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苏轼兄弟此行多同题之作，苏辙此际心境与诗风与苏轼相同。苏辙《江山看山》云：“前山更远色更深，谁知可爱信如今？唯有巫山最秾秀，依然不负远来心。”苏辙《初发嘉州》云：“巉巉九顶峰，可爱不可住。飞舟过山足，佛脚见江浒。”苏辙《江上早起》云：“日出江雾散，江上山纵横。区区茅舍翁，晓出露气腥。”

与唐人相比，这些诗歌少了对仕途功名的热望渴求，少了求仕艰辛带来的落寞凄苦。苏轼兄弟为宋代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平和的心态，平和的情感，使得他们此类诗作远逊唐人。等而下之的宋代诗人，此类诗歌的艺术成绩，就更不能与唐人比较了。

宋人在苦读和应试阶段无暇浏览风景，初入仕途，政务繁杂，亦无此闲暇。大约出任地方郡守之后，就有较多的休闲时间览景赏物，怡情悦心。这在北宋时期表现尤为突出。北宋时期，政治相对清明，文官待遇优厚，特别是地方郡守，就能悠闲地赏识当地的风景。因此，宋人大量的风景诗写于居官期间。文同《野径》云：

山圃饶秋色，林亭近晚晴。禽虫依月令，药草带人名。排石铺衣坐，看云缓带行。官闲惟此乐，与世欲无营。

官闲无事，与世无争，惟有浏览风光美景，方可愉悦心志。诗人铺衣就石而坐，观赏山圃之秋色、晚晴之林亭、缓行之白云，陶醉其间。文同此类诗作甚多。《亭口》云：“林下翩翩雁影斜，满川红叶映人家。岩头孤寺见横阁，有客独来登暮霞。”《题象耳山寺》云：“转谷萦岩路始穷，隔林遥望一门通。溪山俱在见闻外，台阁尽藏怀抱中。”《残秋郊外》云：“昨夜星霜和月落，满林红叶隔烟飞。已嗟北渚莲叶老，更惜东篱菊渐希。”其他诗人同类之作亦多。杨亿《郡斋西亭即事十韵招丽水殿丞武功从事》云：“桃李成蹊春尽后，鱼盐为市日中时。桑麻万顷晴氛散，丝竹千门夕照移。吟际岭云飞冉冉，望中垄麦秀离离。烟迷乔木莺迁早，水满芳塘鹭下迟。”范仲淹《游乌龙山寺》云：“高岚指天近，远溜出山迟。万事不到处，白云无尽时。异花啼鸟乐，灵草隐人知。”司马光《寿安杂诗十首·神林谷》云：“石下泉声蔓草深，石上露浓苍藓遍。山禽惊起飞且鸣，叶坠空林人不见。”王安石《太白岭》云：“太白东南驰，众岭环合青纷披。烟云厚薄皆可爱，树石疏密自相宜。阳春已归鸟语乐，溪水不动鱼行迟。”苏颂《西湖》云：“椒泽疏源势不休，绕城冰玉湛寒流。凫鹥容与菰蒲乱，占得江山一望秋。”

官至郡守，宋人多数都已在中年之后，他们看待世间万物，相对淡定宁静。将这一份淡定宁静转移到风景诗中，就表现为与苏轼兄弟相同的从容平和作风。

宋人亦有部分风景诗，写于贬官期间，诗人些许不平或愁苦的情绪会转移到山川风物之上。王禹偁《村行》云：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言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远树似吾乡。

诗人以清丽的笔调，描绘出山村秋日黄昏动人风景。王禹偁此际贬官商州（今陕西省商县），诗歌通过对家乡的思恋，透露出一丝愁绪。王禹偁再度贬官滁州期间，作《八绝诗》，咏当地八景，其景物或荒凉残破，也是诗人情绪的一种表现。《八绝诗·明月溪》云：“涨溪者为谁？人骨皆已朽。我来寻故迹，溪荒乱泉吼。”《八绝诗·清风亭》云：“兹亭废已久，厥址尤在哉。清风为我起，疑有精灵来。”《八绝诗·归云洞》云：“怪石拥左右，势若貔虎蹲。旁行数十步，漆黑不可扪。”但是，诗人的愁绪并不浓烈，与中唐苦吟诗人的表现依然有很大的差异。

宋人有时在风景诗中所表达的愁绪，只是一种应景点缀，并无太多真情实感。刘敞《过思乡岭南茂林清溪啼鸟游鱼有佳趣》云：

山下回溪溪上峰，清辉相映几千重。游鱼出没穿青荇，断蜿蜒奔白龙。尽日浮云横暗谷，有时喧鸟语高松。欲忘旅思行行远，无奈春愁处处浓。

诗人所说的“春愁处处浓”，是因为经过思乡岭由地名而引发，大概是一种旅思之愁。品味全诗，确实体会不到诗人有多少愁绪，诗人的兴致全集中在眼前景物“佳趣”方面。文同《过永寿县》亦云：

驱马上危坂，暮鞭摇客愁。峰峦惊满目，咫尺拟回头。红树拥野店，白云藏县楼。须知此北下，地底见豳州。

路过“危坂”，对旅途跋涉者是一次艰难的体验。然诗中之“客愁”，更类似于点缀。诗人所关注的是“红树拥野店，白云藏县楼”别致景物。心境的平和，心情的愉悦，让周围一切景色都变得妩媚动人。

总而言之，由于身份与境遇的改变，宋人风景诗的情感强烈度远不如唐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也就不如唐人。

当然，宋人风景诗也有别具特色之处。王安石《如归亭顺风》云：

春江窈窈来无地，飞帆浩浩穷天际。朝出吴川夕霅溪，回首乔林吹岸荠。柁师高卧自啸歌，戏彼挽舟行复止。人生万事反衍多，道路后先能几何？

乘舟江行，吴川霅溪，乔林岸荠，满目风光。然而，诗人注目“柁师高卧”、“舟行复止”，因此却悟出“人生万事反衍多，道路后先能几何”的人生哲理，构思新颖，引人深思。宋人许多风景诗写于中年之后，有了一定的官场经历，有了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对景感悟，往往议论精辟，富有哲理。上文讨论宋人作诗好议论时，曾有过诸多例举。

唐宋皆重进士科，录取名额却有非常大的差异。唐代进士科一届录取的名额，少则不到十名，多则也只有二三十名。宋初沿袭唐制，太祖朝每科进士录取名额在十人左右，惟开宝八年（975）“得进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人”[94]，这是太祖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至宋太宗时才发生根本改变。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朝首次开科取士，进士科“得河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95]。据统计，太宗朝进士录取的名额，比太祖朝平均增长了近十五倍。真宗朝继续增加进士录取名额。咸平三年（1000），“赐陈尧咨以下二百七十一进士及第”[96]。仁宗景祐元年（1034）一科，居然“得进士张唐卿、杨察、徐绶等五百一人”[97]。换言之，宋代进士科录取名额是唐代的十倍以上，甚至是数十倍。

与此关联，唐代进士科录取之后，士人没有直接授官资格，他们还需要通过吏部的专门考试。宋代进士登科，直接授官，且升迁较快。以吕蒙正为例，他太平兴国二年（977）状元及第，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为参知政事，前后只有七年时间。宋代宰辅中，通过进士科考试进入仕途，迅速得以升迁，如此事例甚多。《春明退朝录》卷上载：“国朝宰相：赵令、卢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莱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贾魏公四十八。枢密副使：赵令三十九，寇莱公三十一，晏元献公三十五，韩魏公三十六。参知政事：苏侍郎易简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98]其中，惟宋初赵普非进士出身。

宋代科举录取名额的大幅度增长，进士登科之后授官制度的改变，进入仕途后得以迅速升迁，这一切都与宋朝帝王“佑文”的基本国策相关。“佑文”政策所及，宋代帝王对贬官者亦多有照顾。贬官去所，往往是风景秀丽的富饶地区。范仲淹前后被贬至睦州（今浙江桐庐等地）、苏州、饶州（今江西鄱阳）、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地，都是风光秀美的鱼米之乡。故范仲淹自言：“薄责落善地”（《酬叶道卿学士见寄》）、“谪官却得神仙境”（《和葛闳寺丞接花歌》）。这与唐代将贬官者流放到荒蛮的穷乡僻壤之做法大相径庭。宋人不畏惧贬官，甚至自求贬官。仁宗朝范仲淹言事被贬，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就此自求贬谪，云：“臣常以范仲淹直谅不回，义兼师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荐论。仲淹既以朋党得罪，臣固当从坐。”[99]上文言及宋人贬官期间所作风景诗，诗中并无太多愁绪，就与宋代这种整体政治、文化环境相关。

文学创作，穷而后工，不平则鸣。宋代文人从参加科举考试开始，带来人生一系列的变化。录取名额的增长，使更多的文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佑文”政策的推行，使进入仕途后的文人更少体验人生挫折或苦难。这在北宋时期表现尤为突出。宋诗创作整体成就不如唐诗，与宋人更少体验挫折或苦难有关，与宋人日常心态转向平和宁静有关，与宋人生活中悲剧感的失落有关。这是笔者通读《全宋诗》过程中获得的一种强烈的阅读感受。凡此种种，不可以归结为单一的原因，然而，科举制度的演变必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宋人居官，喜自言清闲无事，优游卒岁。文同《新秋读书》云：“官居幸少事，署案日几行？”刘敞《昼寝上府公》云：“长日无所为，高卧聊自如。清风拂庭树，萧萧窗户虚。”司马光《复用三公燕集韵酬子骏尧夫》云：“官闲虚室白，粟饱太仓红。朝夕扫三径，往来从二公。”在这样平和平静的情绪和状态下，宋人的诗歌写得波澜不惊。这在上述风景诗中已经有充分的表现。宋人更多的是休闲或宴饮之际的酬唱应答。或为朝廷官府的宴会酬唱，或是工作之余朋友与同僚相聚休闲时的相互唱和。这类诗苏颂写得非常多。其《暮春同诸同僚登钟山望牛首》云：

清明天气和，江南春色浓。风物正繁富，邦人竞游从。官曹幸多暇，交朋偶相逢。并驱出东郊，乘兴游北钟。陟险不蜡屐，扶危靡搘筇。上登道林祠，俯观辟支峰。辞山次阡陌，长江绕提封。萧条旧井邑，茂盛新杉松。揽物思浩浩，怀古心颙颙。念昔全盛时，兹山众之宗。天门对双阙，霸业基盘龙。六朝递兴废，百代居要冲。人情屡改易，世事纷交攻。当时佳丽地，一旦空遗踪。惟有出岫云，古今无变容。

诗人“官曹多暇”，与友人登钟山游乐览胜。诗中有风物描写，有怀古幽思，情感始终平稳畅达。苏颂自言：“唱和今还到北燕”（《和李少卿寄吴仲庶》）、“诸贤酬唱无闲日”（《和北游》）、“幕府赓歌笔不闲”（《接伴北使至乐寿寄高阳安抚吴仲庶待制》）。苏颂用得最为频繁的诗题是“和某某”或“次韵某某”，或者是“分题”、“分韵”、“探韵”、“同赋”、“同韵”、“依韵”、“奉酬”、“奉和”，等等。和得兴起，就有《和前三篇》、《再和三篇》这样的大量诗作出现。据《苏魏公文集》统计，苏颂存今诗篇共598篇，其中酬唱之作高达534篇。其余64篇，某些诗篇从诗题中不能确定是否为酬唱之作。苏颂使辽诗多数标明“和某某”，如《和题会仙石》、《和宿鹿儿馆》、《和过神水沙碛》等；一些诗题中未标出“和”字者，或许依然是和诗，如《契丹帐》、《奚山路》等。所以，苏颂酬唱之作比上述统计只多不少。苏颂叙述他人创作云：“或颂圣歌功，赓唱迭和，公卿倩代，二府简讨，涵濡应答，殆无虚日。”[100]这段话可以用来描述他自己的日常创作情景。几乎所有的诗歌创作都是为了日常应酬，这样的创作是空前的，在唐人是不可想象的。翻检北宋诗人别集，这种创作现象非常普遍。虽然，其他宋人的酬唱之作，比例肯定没有苏颂高，但数量依然是非常庞大的。

宋人许多酬唱之作写于送别同僚或友人的时候。仕途送往迎来，是官场上的经常性应酬。宋代许多官场送别诗，仅仅停留在应酬的层面上。余靖《送容州杜秘丞》云：

官满一舟轻，高怀俗背驰。家藏唯翰墨，民政在声诗。气劲秋霜并，吟多夜月知。知贤无路荐，何以报明时？

这类诗大致内容为称赞对方政绩，连带夸奖对方人品，描写彼此间的友情。余靖《送曲江知县赵节推》云：“刀盾无私蓄，耕桑有复还。居民此休息，遗惠重丘山。”余靖《送陕州推官》云：“决科雠汉策，佐郡得荆关。地胜诗锋锐，兵销檄笔闲。”余靖《送栾驾部》云：“赋政古循良，恩威著一方。疲民恋冬日，黠吏畏秋霜。”与宋代“佑文”政策相关，这类诗时而从诗才出众、藏书丰富、阅读广泛等角度推许对方。余靖官场应酬送别诗甚多，据《全宋诗》统计，余靖存今诗歌140首，官场送别之作20首，其他送人之作9首。将余靖所有应酬之作合计起来，高达85首。苏颂应酬之作中，就有相当部分官场送别诗。自己为官平稳顺利，对方为官平稳顺利，送别诗也写得平稳妥溜。

非官场送别诗，宋人也写得波澜不惊。余靖《送岳师归赣川》云：

千里起归思，翛然物外身。海山经处雾，梅岭到时春。药更开新楮，庭应长旧筠。年衰重方术，聊此送行人。

末句“年衰重方术”对现实略有感慨，不改变诗歌整体冲和恬淡的作风。这些诗内容单一，风格平稳，情绪色彩淡漠。

唐人则不同。唐人科场考试坎坷曲折，仕途发展挫折多难，人生旅途风波跌宕，其送别诗渗透了个人抑郁怨苦的情感。官场送别诗亦如此。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脍炙人口。“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豪迈劝说中，蕴含了“同是宦游人”的无尽辛酸悲苦之情。孟郊《送谏议十六叔至孝义渡后奉寄》云：“浪凫惊亦双，蓬客谁将僚？别饮孤易醒，离忧壮难销。”韩愈《送侯参谋赴河中幕》云：“送君出门归，愁肠若牵绳。默坐念语笑，痴如遇寒蝇。”元稹《送崔侍御至岭南二十韵》云：“逸翮怜鸿翥，离心觉刃劖。……遥想车登岭，那无泪满衫？”为赴任者担忧和不平，诉说自己愁肠寸断，官场送别诗内涵比较丰富。此外，唐人官场送别诗数量远少于宋人。孟郊存诗近500首，官场送别诗仅20余首；元稹存诗700余首，官场送别诗仅10余首；柳宗元存诗164首，无官场送别之作。孟郊46岁登进士科，元稹15岁明经擢第，柳宗元21岁登进士科，他们进入仕途时间有早有晚，官场送别诗的数量都写得极少。

唐人官场之外的送别诗，更是写得有声有色，名篇佳句叠出。有的送别诗写于漫游或求仕途中，时而将诗人复杂情感写入诗中。韩愈《落叶一首送陈羽》云：

落叶不更息，断蓬无复归。飘摇终自异，邂逅暂相依。悄悄深夜语，悠悠寒月辉。谁云少年别，流泪各沾衣。

陈羽德宗贞元八年（792）与韩愈同年进士登第，这首诗作于两人未第之时。诗歌借咏落叶叙写送别时的深挚友情。“断蓬”、“飘摇”等等咏落叶至为确切，同时是两人求仕艰辛、飘零无依的生活体验。

写于漫游途中最为著名的送别诗应该是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深情款款，无限留恋，感动了千百年的读者。李白与孟浩然相聚日短，即有如此深情。宋人同僚数年，私交亦很好，却写不出这样深情绵绵的好诗。不能简单归结为宋人诗才整体不如唐人，也不是宋人情感就比唐人淡漠，而是身份和境遇改变所带来的变化。李白漫游途中对亲人、家乡的思恋，漂流各地的孤寂，都糅入眼前的送别情景之中。如此拓宽视野，方能更深品味李白这首送别诗的内涵。

苏轼《徐州鹿鸣燕赋诗序》对宋人宴饮酬唱情景有一段典型的描述，云：“君子会友以文，爰赋笔札，以侑樽俎。载色载笑，有同于泮水；一觞一咏，无愧于山阴。真礼义之遗风，而太平之盛节也。”[101]宋人应酬之作大都是在这样的情景下创作出来的。秦观《会稽唱和诗序》称赞程师孟、赵抃“二公之诗，平夷浑厚，不事才巧”。原因是“二公内无所激，外无所夸”[102]。秦观对程、赵二人酬唱诗风和成因的总结，在宋代具有普遍性。“内无所激，外无所夸”，情感平稳，悲剧感失落，是宋诗整体成就不如唐诗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唐宋诗之差异与科举制度之关联，涉及面相当广泛。细微之处，以下三节继续讨论。此节就其重要者，综而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