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与文学：多维视野下的创作

科举制度是隋唐以来中央政府选官、任官的一种基本制度，指朝廷允许士人自由报考，通过分科、分级考试选拔录用人才、分别任官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肇始于隋代，确立于唐代，到宋代才建立起完善的体制。宋代，是科举制度演变的关键时期。明清的科举制度，是沿袭宋人之变革的。唐代科举制度之确立及其兴盛，对唐代文学创作的繁荣作用深远。宋代承继其后，科举制度对当时的文学创作继续发挥重大影响。随着宋代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完善，科举制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变得复杂起来。

“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价值实现的惟一方式是出仕为官。历代选官与任官制度的改变，将影响一代知识分子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文学创作，作为知识分子的情感与生活之形象体现，也将随之变化。隋唐以来，影响并改变着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文学创作的最大外部因素是逐渐建立完善起来的科举制度。唐宋之间，科举制度大不相同。科举制度的变化，最终会影响到文人的思维模式与文学创作。所以，讨论宋代文学与科举制度的关系，首先要明了制度的嬗变过程。

宋代帝王倚重文臣，以文治国，“扬文抑武”是宋人治国的基本国策。真正的文官制度就是在宋代确立起来的。宋代的大批文官，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尤其是高层官僚，绝大多数出身科举。《宋史·宰辅表》列宋宰相133名，科举出身者高达123名，占92％。科举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关系到国家命脉与前途。宋代帝王，对科举制度的重视程度超乎寻常。在北宋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屡有变革。

宋初科举制度，沿袭唐朝。从宋太祖时开始，科举制度就在逐步地进行变革。从制度形式方面考察，宋人废除了“公荐”制、交纳“公卷”制，取消了门第的限制，确立弥封、誊录、殿试等制度，且大量扩充录取名额。这个过程大约到宋真宗朝完成。从科举内容方面考察，宋代对科举考试的内容与科目也屡有变革。这个过程大致到宋徽宗朝完成。

唐人科举制度处于发生发展阶段，有诸多不完备的地方。如，唐朝科举考生的卷子不弥封、不誊录，阅卷者与主考官都清楚地知道手中的这份卷子是哪一位考生的。这容易助长考试过程中的“请托”之风。考生于是在考试之前纷纷托人情，跑关系，请人为自己在主考官面前美言。于是，唐人科举考试的录取名次，往往在考试之前就确定了。太常博士吴武陵在某次科举考试之前向主考官崔郾推荐晚唐才子杜牧，崔郾便定杜牧为今科考试的第五名[1]。这样的公开推荐或试前定名次，都是被允许的。朝廷为了更好地选拔人才，又实行“纳卷”、“行卷”制度，即“温公卷”。所谓“纳卷”，就是考生在考前要向礼部主考官交纳一定数量的个人作品，以期让主考官在试前对考生的才华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所谓“行卷”，就是考生将自己的作品投送给礼部以外其他社会名流，求得他们的揄扬与推荐。社会名流向主考官作试前的推荐，就是“公荐”。如果碰到一位公正廉洁、爱惜人才的主考官，这样的“公卷”与“公荐”制度会有一定的良好作用，避免一次考试定夺一个人的前程。但是，在专制社会里，吏治腐败，官官相护，上下左右是一张大关系网、金钱网。“公荐”的话语权往往被豪门权贵把持，科举考试过程中弊端丛生。

宋代科举考试，从宋太宗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变。

首先，大量扩充科举录取的名额。宋太宗在位21年，共举行了8次科举考试，总共录取进士1487名，平均每榜录取186名。宋太祖在位17年，共举行了15次科举考试，总共录取进士188名，平均每榜录取13名[2]。太宗朝进士录取的名额，比太祖朝平均增长了近15倍。而后两宋历代皇帝，录取名额还屡有增加。宋真宗时一次录取竟达1638人之多，宋仁宗时又规定一次录取以400人为限，但时时被突破。这样就能保证宋代官僚集团的主体部分是由科举出身。

其次，取消考生的门第限制。唐人出仕，有一定的门第职业限制，规定“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授之官秩”[3]。所谓乐师、百工、商人之类出身低贱的子弟，连出仕的资格也没有，当然不必参加科举考试了。类似的规定，虽然没有被严格执行，但还是对部分出身微贱的子弟形成了束缚。宋太宗淳化三年（992）三月二十一日，朝廷颁布诏令：“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送解。”[4]北宋徽宗朝的李邦彦，父亲是“银工”，属于低贱的“百工”之类，他却可以官至宰相。这在宋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宋代应举的士子，已经没有什么出身的限制了。更有甚者，在科举取士过程中，宋代帝王有意识地抑制权贵子弟，故意让更多的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如开宝元年（968）三月，因翰林承旨陶榖穀之子陶邴试进士合格，名列第六，太祖“遽命中书复试”，并诏曰：“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复试。”[5]太宗雍熙二年（985）三月，“宰相李昉之子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之从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举进士试皆入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皆罢之。”[6]到了真宗朝，便确立“别试”制度。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真宗“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7]。而后规定，凡省试考官、州郡发解官和地方长官的子弟、亲戚、门客，参加考试必须实行回避制度。朝廷或地方要另设考试场所，让他们参加“别试”。

对试卷进行密封，开始于唐人，但不是一项经常性的制度，仅仅在选人注官的吏部试中实施过。宋代将其确立为必须执行的常规制度，称为“弥封”，又称“封弥”或“糊名”。并与“誊录法”相结合。具体做法是：“举人纳试卷，即先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以字号第之；封弥官誊写校勘，始付考官定等讫；复封弥，送复考官再定等；乃送详定官启封，阅其同异，参验著定；始付编排官，取乡贯状、字号合之，即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遂临轩放榜焉。大抵欲考校、详定官不获见举人姓名、书翰，编排官虽见姓名，而不复升降，用绝情弊。”[8]宋代“弥封”制的贯彻实施，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分成四个阶段：殿试弥封始于太宗淳化三年（992），省试弥封始于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州郡发解试弥封始于仁宗明道二年（1033），开封府、国子监、别头试弥封始于仁宗景祐四年（1037）[9]。至此，宋代各级、各类考试都要实行弥封与誊录制度。

太宗淳化三年科举考试，“命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等同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常制”[10]。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以后，并派遣人员伴宿，隔绝考官与外界的联系。

殿试成为制度，则是更早的事情。宋太祖开宝六年（973），皇帝召对及第进士，发现权知贡举李昉有舞弊嫌疑，又碰上落第进士徐士廉等击登闻鼓，诉说这次考试的不公。太祖便从落第者中再选取360人，让他们一起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自兹殿试遂为常式”[11]。殿试录取者，便是“天子门生”，革除了唐代知贡举官与举子之间形成的座主与门生的关系。

宋人在科举制度形式方面的系列改革，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以保证科举考试中“一切以程文为去留”[12]的公平竞争原则的彻底贯彻实施，保障科举渠道的畅通。朝廷从而可以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为自己选拔优秀人才，落实“以文治国”的方针政策。

宋代在科举考试内容方面也有诸多变革，反复多次。唐代到了玄宗开元天宝以后，进士科便成为士人仕进的最佳途径，进士科越来越成为科举考试的主导方向。宋人对科举考试内容的变革，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

唐代进士科考试，自高宗永隆二年（681）加试帖经及杂文，便逐渐侧重文学，以文章取士。中宗神龙元年（705），进士科考试又首次以诗赋为试题。玄宗天宝以来，诗赋成为进士录取的主要依据。宋初沿袭唐五代之制，进士试诗、赋、论各一篇，主要以诗赋取士。进士科考试重文学才能的倾向得以延续。

文学天赋高的才子不一定是经邦济国之才，李白、杜甫一生并不是没有从政的大好机会，事实证明诗人不等于政治家。进士科所重与将来的所用有相当的距离。上述科举考试的弊端，宋人有清晰的认识。宋人勇于变革，对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屡有更变，大致是朝着重经义、重策论的方向发展。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主持朝政革新，“精贡举”是其内容之一。科举革新的目的是“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具体做法是：“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13]，以此求取经邦治国的人才。庆历年间的新政，随着范仲淹的离去而废弃。北宋真正变诗赋取士为经术取士的改革，是王安石完成的。科举变革是王安石的新政之一，神宗熙宁四年（1071）二月一日，根据王安石的建议，朝廷颁布“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14]。其后，还有一些细小的改动，大致不离其宗。“元祐更化”，罢试律义而加试诗赋；哲宗亲政，复罢试诗赋而专治经术；高宗建炎二年（1128），则以经义、诗赋两科取士[15]。这一系列的变动，重经义、策论的方向没有改变，诗赋退居其次甚至被废弃的方向也没有改变。

朝廷依然需要一定数量的文学人才，充任专门机构的官员，为朝廷起草诏书诰令。为了弥补进士科考试内容变更而带来的阙失，哲宗以来又专门设置“词科”，选拔文学人才。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下文继续讨论。

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是文学创作繁荣的大背景。宋代科举制度的改变，首先影响到社会风尚的转移，它将广泛阶层的注意力吸引到“寒窗苦读”上去，形成普遍的求学好学的社会风气，形成了对科举高中者尊尚的风气，形成了对文坛成名人物崇拜的风气。

这样的社会风尚风气的改变，正是宋代帝王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所达到的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宋真宗曾有《劝学文》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女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一切并不是空头许诺，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北宋蔡襄《国论要目·任材》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16]不分阶层的子弟都可以自由参加科举考试，录取之后直接释褐授官，不像唐人还要经过吏部考试或为藩镇幕僚等周折。进入仕途以后则升迁迅疾，如吕蒙正升迁之速，就非常罕见。他太平兴国二年（977）状元及第，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为参知政事，前后只有七年时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成为社会现实。

勤奋好学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宋人求学读书之风甚盛。“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17]朱长文《苏州学记》记载苏州风俗：“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裒然而赴诏者，不知其几万数。盖自昔未有盛于今也。”[18]北宋晁冲之《夜行》诗说：“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风气之盛，一至于此。因此，宋代历年参加贡举的人数不断增加，太宗即位第一次贡举时（977），已有5300人参加考试；真宗即位第一次贡举时（998），激增到2万人。其后，朝廷要求贡举解额压缩到4000人到15000人之间，但总是要超额。这是参加中央“省试”的人数。参加各地发解试的读书人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据估计，仁宗时全国参加发解试的人数在42万左右。[19]南宋战乱稍稍平定，应试者“大郡至万余人，小郡亦不下数千人”[20]。

科举考试中第者，前途似锦，当然会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尊崇。如名门贵族、朝廷重臣便争先恐后地选取科举中第的贫寒士人为婿，一时蔚然成风。晏殊年少才高，被达官李虚己看中，以女妻之。晏殊也曾经嘱托其门生范仲淹为自己挑选女婿。范仲淹认为士人富弼“器业尤远大”，晏殊便择其为婿。而后，富弼果然官至宰相，在政坛上的成就远远超越晏殊。晏殊的另外一位女婿杨察，进士出身，也官至三司使，卒赠礼部尚书。当时的社会风俗甚至有女婿进士及第，由岳家出钱让女婿赴琼林宴。庄绰《鸡肋编》说：“进士登第赴燕琼林，结婚之家为办支费，谓之铺地钱。”[21]

高中状元，更是荣耀无比。这意味着出将入相，荣华富贵，指日可待。太宗时，吕蒙正状元及第，太宗赐诗二首；真宗时蔡齐状元及第，诏赐金吾卫士七人清道，皆成为惯例。社会上对状元简直是顶礼膜拜。真宗咸平五年（1002），王曾连中三元，成为新科状元，翰林学士刘子仪便对他开玩笑说：“状元试三场，一生吃着不尽。”[22]尹洙曾比较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23]

科举制度是宋代帝王“佑文”政策最重要的体现。在帝王与朝廷的引导下，社会上普遍崇拜才高八斗的文人，对他们有一种“追星族”似的狂热。宋代文人在仕途上，因文章出众而得上司以至皇帝欣赏的事例比比皆是，他们甚至凭借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技”——歌词创作的出色而得嘉奖。前文例举的宋祁得仁宗赐内人，蔡挺因《喜迁莺》擢升枢密副使，皆其例。帝王尚且如此尊崇文人，民间风气更盛。苏轼晚年连遭贬谪，被列为“奸党”。《邵氏闻见后录》载：徽宗即位初年，“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肩，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24]

与科举制度相关，宋代的学校教育也非常发达，为社会培养了无数的人才。范仲淹变革朝政，其中的一项规定就是“国子监生徒，听学满五百日方许取应，每十人之中与解三人。其诸路州、府、军、监并各立学及置县学，本贯人并以入学听习三百日，旧得解人百日以上方许取应”[25]。这种措施虽然没有被贯彻彻底，不久废除，但办学的目的都是指向科举考试的。更何况北宋一度以学校教育的“三舍法”取代学校教育。朱熹曾指责这样的应试教育弊病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竞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26]朱熹的议论，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将宋人办学的目的说得一清二楚。

宋代的学校分官学与私学，官学又分中央与地方两级。中央官学又名目繁多，有国子学、太学、宗学、小学、广文馆、四门学、书学、画学等等。太学鼎盛时期，在校学生近四千人。《宋史·选举志三》载：宋神宗熙宁年间，朝廷“始命诸州置学官，率给田十顷瞻士”。此后，地方官学有了完善的建制与制度，为科举输送了大量考生与人才。宋代私人所设的书院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私人办学进入一个兴盛时期。如白鹿洞、岳麓、嵩阳、石鼓等宋代书院，都是非常著名的。朝廷认可了这些私人办学，并且通过赐额、赐书、赐田和任命教授等措施加以控制，使这些私学具有了半官方的性质。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乡塾村学，使教育走向一定程度的普及，成为官学与书院的补充。不同级别、不同性质学校的繁荣，为社会、为科举输送了源源不绝的人才。(www.xing528.com)

与此相关联，宋代书籍大量刊印发行。宋代书籍的刊行，与宋代印刷术的改进有关，同时与科举制度也密切相关。如宋代刻印书籍最多的机构是国子监，所刻最初大都是儒家经典著作和前代正史，后来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又刊印朝廷颁布的韵略、刑统、律文之类，这些书被称为“监本”。监本售价低廉，迎合了广大士子的需求，且将文化推向普及。

书籍的大量刊行，学校教育的广泛普及，众多士人的苦读应试，以及社会对进士、文人的分外尊崇，培养了一个良好的文学创作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中，宋代文学创作的繁荣是必然的结果。

北宋文风多次变革，尤其是以欧阳修等人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声势浩大，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宋代诗文的风貌。在这一系列文风的沿袭嬗变过程中，科举制度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科场流行的文风，太学教授与科举主考官的个人喜好或有意识倡导，都将对整个文坛的风气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的写作风格，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前途命运，就会引起任何一位试图进入官场的文人的足够重视。他们会在平日的学习写作时，潜心模拟，仔细学习，力求自己的文风符合科场的需要。这种学习与模仿，将对他们日后文风的形成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宋初文坛，沿袭唐人作风，缺乏自我创造性，尚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阶段。他们或者学习中唐“元白”的浅显率意，文尚敏捷，下笔不休，以多相夸；或者学习晚唐李商隐等人华丽绮靡的作风，讲究声律对偶和辞藻典故的运用，表现为典雅富赡、雍容华贵的文风[27]。宋人在向前人的模拟学习中，酝酿着变革，酝酿着新的一代文风。

宋人文风变革的欲望，首先来自朝廷尊儒重德的政治化要求。自太宗朝开始，赵宋政权对科举取士产生相当大的倚赖性。科举出身者，已经成为政坛的主体力量，决定着国家的盛衰前途。那么，科举所取为何种类型的士人，就引起了朝廷的高度关注。咸平二年（999）五月宋真宗下诏书，要求贡举“必求实艺，无使遗贤”[28]。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七月，龙图阁待制戚纶与礼部贡院亦上言指出：“近年进士多务浇浮，不敦实学，惟钞略古今文赋，怀挟入试。”要求对应举者“请戒励专习经史”[29]。宋真宗景德以来，科举考试命题多出自儒家经典著作与正史，这就表明了朝廷尊儒重德、追求敦厚文风的意向。仁宗即位之后，强化这种敦厚务实的取士意向。在当时朝臣的言论与范仲淹的新政变革中，都明白无误地体现出这种意向。范仲淹等论贡举变革，认为“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贾昌朝等起请，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道理，则天下讲学必兴，浮薄知劝，最为至要”[30]。科场文风与取士意向的转移，迅速对广大文人发生了导向性的作用。田况《儒林公议》记载：当时科场变革的诏书“既下，人争务学，风俗一变”[31]。

学校教育是培养人才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特别是庆历新政“士须在学习业三百日，乃听预秋赋”[32]的举措贯彻落实之后，学校教育的特殊地位得到强化。学校教育，成为宋代文风变革的一个前沿阵地。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等推荐石介、孙复为国子监直讲，向学生传授儒家经典，排斥佛老，改变了太学的风气[33]。石介论文，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把文章看作宣扬儒家经义的工具，主张“读书不取其语辞，直以根本乎圣人之道；为文不尚其浮华，直以宗树乎圣人之教”[34]。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石介猛烈攻击“西昆体”文风，说：“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35]石介的主张，很快左右了太学风气，学徒云集影从，昌盛一时。僧文莹《湘山野录》载：石介“主盟上庠，酷愤时文之弊，力振古道，时庠序号为全盛”[36]。他们所创作的文章，时号“太学体”。

石介重道轻文，言论偏激。其主张虽然冲击了“西昆体”的浮艳作风，但同时引导文风朝怪诞僻涩方向发展。欧阳修之子曾举例说：“太学体”僻涩者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怪诞者如“周公伻图，禹操畚锸，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37]。“太学体”盛行科场，年轻学子趋之若鹜。擅长此体，便容易得中高第，风气蔓延，文坛为之改观。

宋初以来几经起伏的文风演变，都与科举考试关系密切。张方平总结说：“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性资之敏，而学问以充之，故道义积于中，英华发于外。然则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言而不度，则何观焉？今之礼部程式，定自先朝。由景祐之初，有以变体而擢高等者，后进传效，皆忘素习。尔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至太学盛建，而讲官石介益加崇长，因其好尚，浸以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绳墨，惑误后学。”[38]

张方平所论，为诗文革新张目，与欧阳修的言行互为羽翼。“太学体”之弊端，朝廷很快有了认识，张方平接着说：“朝廷恶其然也，屡下诏书，丁宁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今贡院试者，间有学新体，赋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而论或及千二百字以上，策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条陈他事。”这种情形，经过欧阳修大刀阔斧的作为，才发生彻底的改变。

欧阳修是一位个性的张扬者，在现实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显示出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欧阳修仁宗天圣八年（1030）登进士第，次年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任职三年期间，与钱惟演、梅尧臣、苏舜钦、尹洙等诗酒唱和，遂以文章名天下。随着官职的升迁，欧阳修逐渐成为朝野公认的文坛领袖人物。与宋初以来倡言尊儒重道者相同，欧阳修在文章写作方面也推尊儒学道统、推尊韩愈文章，认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39]。从考取进士那时起，欧阳修便对“西昆体”文风深表不满。他说：“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40]欧阳修这里还肯定了朝廷尊儒复古的努力。欧阳修是一位天赋很高的杰出的文学家，他在批评“时文”的同时，便认识到“时文虽曰浮巧，然其为功亦不易”[41]，肯定了“时文”所具有的独立文学价值。对石介复古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欧阳修也不愿意苟同。他批评石介“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42]。尊儒复古，不应该走向怪诞僻涩，而是应该走向平易畅达。

石介倡导的文风，有科场的背景，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也只能利用科举考试的社会效用。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权知贡举，“先是，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严禁挟书者。及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体自是亦少变。”[43]当时以擅长“太学体”知名的刘煇等人皆遭黜落，所录取的是来自偏远地区文风淳朴自然的苏轼、苏辙兄弟和曾巩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文坛领袖或健将，对文风的彻底转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欧阳修的敢作敢为，一度引起举子们的骚乱。但大势所趋，考生最终无可奈何，只得赶紧转变文风，适应科场的新形势，文坛风气因此为之迅速改变。韩琦叙述这一过程说：“嘉祐初，（欧阳修）权知贡举。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淡造理者，即预奏名。初虽怨纷纭，而文格终以复古者，公之力也。”[44]欧阳发叙述乃父欧阳修的功绩，也叙述到这一段公案：“二苏（苏轼、苏辙）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间，文格遂便而复古，公之力也。”[45]两年以后，即嘉祐四年（1059），被欧阳修黜落的举子刘几改名再次参加进士试，文风就已经完全转变，他甚至因此而夺得榜首状元的荣誉[46]。

北宋诗文革新获得巨大之成功，得力于欧阳修、苏轼等文学家的不懈努力，亦得力于科场风气的推波助澜。苏轼对此就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分析评价说：“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47]韩愈、柳宗元等发起并身体力行的古文运动，一时波澜壮阔，但是，韩、柳去世不久之后便偃旗息鼓。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却能深入人心，经久不衰。推究其功绩，科场风气发挥了重大作用。

科举考试内容的变更，当然会对学风与文风起到引导作用。这种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促使宋人形成好议论的作风。

宋人好议论，在各种体裁类型的创作中都有明确体现。就诗歌创作而言，宋人已经意识到当时“以议论为诗”的创作风气。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评苏轼诗歌，也以此为其主要创作特色，说：“子瞻以议论作诗。”[48]钱钟书《谈艺录》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49]，则是更加具体形象的描述。宋诗屡屡被后人诟病的，也集中在这个方面。杨慎云：“宋人议论多而成功少，元人评之当矣。”[50]论者通常认为，议论是散文笔法，诗歌则以抒情为主。明人屠隆说：“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51]其实，具体到宋人的散文，其喜欢议论的成分也要远远超过前人。唐代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旨趣在山水风景，个人的情感或心境也总是通过山水景色的描写折射出来。宋代的山水游记，往往喜欢通过景色浏览来揭示一种理趣。如苏轼的《石钟山记》最后得出结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游历石钟山的见闻，使作者领悟了一种生活哲理。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最后引发出来的也是大段议论：“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这段议论，约占全文的三分之一文字，是这篇游记的重心所在。这种写法，与前人的山水游记之作迥然有别。即使以抒情见长的宋词，也不乏出色的议论之作。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柳永《雨霖铃》）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轼《水调歌头》），等等。至辛弃疾更是形成“以文为词”的创作特征，将议论手法在歌词创作中运用得淋漓尽致。

宋人作文好议论，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科举制度的推动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因素。

诚如前文所言，宋代士大夫多科举出身，尤其是中上层官僚集团，绝大多数都出身于科举。唐代官僚集团中科举出身的比例不大，身居高位者数量就更少。即使到了中唐科举逐渐被社会看重以后，科举出身出任宰相者，尚不到总数的一半[52]。唐代著名文人进入朝廷权力核心阶层的，几乎没有。即使像高适这样个别仕途通达者，官做大了以后就没有出色的文学创作。与唐人相比，宋代文人往往同时又是士大夫，且多仕途通达者。宋代著名文人进入朝廷权力核心阶层的也很多，如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而且，宋人仕途通达之后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欲望，屡屡有名篇问世。换一句话说，唐代文人，可以保持相对的在野身份，批评朝政。他们往往不参与朝政决策，所以，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更多的是一种富有诗人激情的抨击，而少有具体细致的措施与建议。宋代文人士大夫，不仅仅是朝廷政策的执行者，往往还是朝廷政策的制定者与革新者。他们没有了唐人的在野身份，不能靠“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一类的大话了事。唐人尽可以随意夸张自己的政治才华，“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上李邕》）。宋人则往往都是更加切合实际的讨论。他们必须关心现实问题的每一个具体细节，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提出自己的应对主张。宋代文人士大夫因此喜欢揣摩当前时事，喜欢倡言朝政变革，喜欢在诗文创作中发表议论。王安石评价欧阳修的诗歌创作，就是从这样的角度着眼，其《次韵欧阳永叔端溪石枕蕲竹簟》说：“公材卓荦人所惊，久矣四海流声名。天方选取欲扶世，岂持仗以诗文鸣。深探力取常不寐，思以正议排纵横。”[53]欧阳修的诗文，是他“扶世”的手段之一，他必然要以“正议”立足，好议论是不可避免的。宋人诗文之好议论，首先与科举制度的改变而带来的身份改变相关。

宋代官员的来源既然主要依赖科举考试选拔，那么，宋代的诸多决策者就期待科举考试内容与形式的变革将对人才的培养起到导向作用。各级官员每日面对的是纷杂的政务，更需要的是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才干。因此，宋代科举考试便由唐代的重文学逐渐转向重经义、策论，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范仲淹等人所说的“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其间，王安石的变革是颠覆性的，对以后的科举考试影响深远。

策论，主要是针对现实问题发表议论，在分析对比等基础上提出个人的观点。是否擅长议论，关系到士子能否科举中第。翻检《苏轼文集》，卷二有《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御试重巽以申命论》、《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学士院试春秋之定天下邪正论》等，都是苏轼参加各级考试时留下来的文章。卷八又有苏轼作为考官给考生所出的试题，如“职官令录郡守而用弃材”、“关中战守古今不同与夫用民兵储粟马之术”、“赏功罚罪之疑”、“汉唐不变秦隋之法近世乃欲以新易旧”等等，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苏轼本人就以擅长策论著称。苏轼的策论，通今变古，善用史实，议论精辟纵横，文笔活泼流畅，在千篇一律的命题作文中非常容易独标一格，脱颖而出，获得考官的青睐。所以，苏轼的文章被当时的士子奉为创作学习之范文，乃至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俗语流传。

宋人诗文之议论，颇多成功之作。如被人们时常例举的两首诗：其一是张俞的《蚕妇》，诗云：“昨日入城郭，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非是养蚕人。”其二是梅尧臣的《陶者》，诗云：“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皆精辟扼要，鞭辟入里。宋诗因议论而获得之“理趣”，往往精策动人。如苏轼的《题西林壁》就是宋诗“理趣”的成功之作，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科举考试内容的变革，也给文学创作带来了负面作用。宋人之议论屡屡被后人诟病，都是有根有据的。尤其是王安石的变革，对文学创作的打击更大。北宋杰出的文学家绝大多数都出于熙宁、元丰之前，熙宁、元丰之间出的一位文学大家周邦彦，也不是由科举正途出身，是由于特殊的文学才华而得到神宗皇帝的特殊录用。宋诗的全面衰退，与科举的变革关系密切。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沈作喆《寓简》卷五也说：“（本朝）自废诗赋以后，无复有高妙之作。”[54]而且，科举考试内容的变革，还使得考生的文化修养普遍下降，“从根本上动摇了文学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基础”[55]。

王安石科举变革的“罢诗赋”，发展到哲宗亲政与徽宗时期，掺杂进去变异的政治目的，变本加厉，甚至连社会上传习诗赋也被立法禁止。士人文化修养的降低，导致文风的衰疲。徽宗也认识到这一点，政和三年（1113）诏书说：“近览太学生私试程文，词繁理寡，体格卑弱，言虽多而意不逮。一幅或二百言，用之字冗，二十有六。为文之陋，于此为甚。”[56]这不仅仅影响到文学人才的培养与涌现，而且，直接影响到朝廷相关人才的选拔工作。宋代皇帝诏书与各级官府文书，用骈俪文体，四六对偶，词采富丽。在这一方面，朝廷与各级官府都需要大量才思敏捷、文采斐然的文学之士。为了弥补朝廷与各级官府所需的文学人才的匮乏，哲宗以来朝廷设立“词科”考试，选拔专门文学之才。

“词科”是总称。具体地说，哲宗绍圣元年（1094）五月设“宏词科”，试章表、诫谕、露布、檄书、赋、铭、序、记等九种文体；徽宗大观四年（1110）五月改设“词学兼茂科”，考试内容去檄书，改试制诰，仍试九种文体；高宗绍兴三年（1133）八月改设“博学宏词科”，考试内容改为十二种文体：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理宗嘉熙三年（1239）设“词学科”，降低要求，只试文词。词科取士不多，四科所取大约是110多人[57]。

“词科”的设置，诚然是为朝廷选拔专门人才，但是，必然影响到同时代以及后来的文风。南宋文风的再度昌盛，与“词科”有一定关联。首先，朝廷重骈俪文，带来南宋四六文的繁荣，名家辈出，如王安中、汪藻、孙觌等。其次，“词科”考试同时刺激了相关文体的繁荣。北宋末年以来发展起来的骈俪文，讲究音韵声律、对偶辞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著录汪藻《浮溪集》时言及四六文体说：“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58]南宋谢伋《四六谈麈》则说：“宣和间，多用长句为对，习尚之久，至今未能全变，前辈无此体也。”[59]凡此种种，与诗歌作风相近。四六文的繁荣，必然推动诗歌创作的繁荣。南宋诗坛风起云涌，其中有骈俪文创作之推波助澜的功劳[60]。

宋代“以文为贵”，文人士大夫地位尊贵，与历代有显著的不同。纵观宋代文学家群体，有如下三点不同于以前朝代的特征：其一，绝大多数都是科举考试出身，其中相当一部分官至显赫。其二，这些科举出身的朝廷显贵，往往都是一流的文学家，领导了当时文坛的创作风气，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等。其三，这些身兼朝廷权贵与文坛领袖者，许多人都做过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甚至对科举制度的变革提出自己的意见，有的已经被付诸实践，反过来对科举制度的发展起了导向作用。受“学而优则仕”目的的驱动，宋代文人密切关注科举制度的种种变革，其文学创作体式的选择、内容的表达、作风的趋同，都与此相关。宋代“西昆体”、“太学体”乃至“诗文革新运动”，都受到科举制度的直接影响，宋人在文学创作中喜发议论的作风也来自科举考试的特定模式。所以，“宋代文学创作与科举制度”是一个有待开拓与深入的重大研究课题。从这个角度入手，能够从一个侧面更深入地理解文学创作与社会环境改变的紧密关系，更深入地认识宋代文人士大夫精神面貌、行为模式、文学创作发展变化的深层原因，更深入地剖析宋文化的精神实质。乃至对明清以来科举制度的继续沿革、文体文风的转移，也有了一个提纲挈领式的宏观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