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中的辛派词人及其影响

宋词创作历程中，针对歌词娱乐消费的文体特征，部分词人一直做着“破体”之努力。苏轼的“以诗为词”，是一次大张旗鼓的“破体”作为。这种作为，只有到了南宋，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才风生水起，成为词坛的一股创作潮流。金人入侵，战争连绵，破家亡国，流离逃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许多词人无心吟咏风月，厌弃声色歌舞，而将与时代相关的悲苦、愤激、慷慨、激昂等诸多情绪写入词中，歌词具有了“诗史”特征，完全摆脱了花前月下之浅斟低唱的风调。“辛派词人”是其典型代表。

“辛派词人”是治词史者耳熟能详的一个流派名称。有关辛弃疾方方面面的论述文章，数量惊人。“辛派词人”中的核心人物，如陈亮、刘过、刘克庄等等，学者也有相当的研究。惟独很少有人对“辛派词人”做整体的研究。除了各种文学史和相关论著涉及这一流派时必然有所讨论以外，单独成篇的论文，就笔者浏览所见，数量极少。多种文学史与论著之中，则以刘扬忠先生《唐宋词流派史》之讨论比较详细。然而因为这仅仅是书中的一个章节，故不得畅所欲言。笔者不揣简陋，欲为“辛派词人”做一粗线条的轮廓描述，以为这一重大流派研究的一个起点。

所谓“辛派词人”，或称“辛派爱国词人”、“稼轩词派”。从辛弃疾词风的角度着眼，学者也有以“辛体”、“稼轩体”、“稼轩风”等名词指称这一词派的。具体地说，就是以辛弃疾为核心，团结与影响了一大批词人。他们以辛词为榜样，有意识地学习苏轼，其词作具有共同的爱国思想倾向，作风慷慨豪放，因此形成南宋词坛上最大的爱国词创作流派。

“辛派词人”之形成，脱离不了那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一点无须讨论。然而，辛弃疾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与歌词艺术魅力影响着当时与后来的词坛，则是另一点至关重要的原因。丘崈盛称辛弃疾“胸次恢疏”（《汉宫春》），赵善括倾心辛弃疾有“磻溪韬略，傅野盐梅”（《沁园春》），张镃期待与辛弃疾“宇宙长绳穿却”（《贺新郎》），刘过认为辛弃疾“整顿乾坤终有时”（《沁园春》），姜夔推许辛弃疾是“前身诸葛，来游此地”（《永遇乐》），杨炎正肯定辛弃疾“只应是，明主梦中良弼”（《满江红》），韩玉期望辛弃疾可以“山东出相，行拜紫泥飞诏，归去秉洪钧”（《水调歌头》），韩淲夸奖辛弃疾“老当益壮”（《瑞鹧鸪》），都是服膺于辛弃疾的人格魅力。所以，这些词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自觉地聚集在辛弃疾的周围，形成词坛一种新的创作风气。

对辛弃疾词独特作风的体认、模仿、学习，是对辛弃疾人格魅力拜服的自然延伸。辛弃疾的友人刘过有“效辛体”的《沁园春》（斗酒彘肩），后来的蒋捷有“效稼轩体”的《水龙吟》（醉兮琼瀣）。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去品味辛词。比辛弃疾小27岁的戴复古描述自己的诗词生涯则说：“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望江南》）比辛弃疾小58岁的李曾伯则在《水调歌头》里明确表示“愿学稼轩翁”。“歌词渐有稼轩风”是对当时词坛一种审美风尚的很好概括。

大量的与辛弃疾相互唱和的歌词，作风上也明显是受辛词的影响，或者是特意追随学习辛词的。如赵善括《沁园春·和辛帅》、《摸鱼儿·和辛幼安韵》，丘崈《汉宫春·和辛幼安秋风亭韵》，张镃《汉宫春·稼轩帅浙东……》、《贺新郎·次辛稼轩韵寄呈》、《八声甘州·秋夜奉怀浙东辛帅》，韩元吉《好事近·辛幼安席上》，陈亮《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贺新郎·酬辛幼安再用韵见寄》、《贺新郎·怀辛幼安用前韵》，刘过《沁园春·寄辛稼轩》、《沁园春·寄稼轩承旨》、《念奴娇·留别辛稼轩》，姜夔《洞仙歌·黄木香赠辛稼轩》、《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汉宫春·次韵稼轩》、《汉宫春·次韵稼轩蓬莱阁》，杨炎正《满江红·寿稼轩》、《鹊桥仙·寿稼轩》，韩淲《瑞鹧鸪·辛镇江有长短句因韵偶成》，韩玉《水调歌头·上辛幼安生日》，等等。诸多词人，在创作时又标明“用稼轩韵”，如汪莘、刘学箕等，也是一种积极的学习。

辛弃疾49岁时，其门人范开所作的《稼轩词序》，对“稼轩体”更有了一个形象的归纳，称：“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无他，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25]

上述种种说明，“辛派词人”的形成是一个比较自觉的过程，是诸多南宋词人主动审美选择的结果。

关于“辛派词人”之范围，陈洵《海绡说词》甚至得出有点夸张的结论：“南宋诸家，鲜不为稼轩牢笼者，龙洲、后村、白石皆师法稼轩者也。二刘笃守师门，白石别开家法。”[26]而一般文学史则多数只罗列陈亮、刘过等数家。孙望、常国武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史》罗列则比较详备：列与辛弃疾“争相结识，声气相应”，“先后交接，酬唱游从”者11家：韩元吉、陆游、丘崈、陈亮、刘过、赵善括、杨炎正、张镃、姜夔、韩淲、程珌；列“年辈稍晚”者9家：刘克庄、戴复古、刘学箕、洪咨夔、岳珂、黄机、陈人杰、文及翁、文天祥[27]。词学专著罗列一般比较详细。薛砺若先生《宋词通论》列13家，除去与上述相同者以外，还有方岳、王埜、李昴英、李好古、李泳、吴潜6家[28]。先师陶尔夫先生《南宋词史》则将与辛弃疾同时的一批词人称为“后南渡词人群”，一共11家，时间上晚于辛弃疾者又有7家，共计18家，所增加者为刘仙伦、葛长庚、李曾伯、吴渊4家[29]。

对“辛派词人”做出最为科学划分的是刘扬忠先生，他“按关系之亲疏和风格趋同程度之大小来分析”，认为“稼轩词派显然是一个以辛弃疾为圆心的三圈同心圆围成的团体：内圈是辛氏私交最密切、思想最一致且风格最合拍的陈亮、刘过等数人；中圈是虽不像‘二龙’那样与辛氏关系密切，但与辛氏有过直接交往和唱和的一大批政友兼文友；外圈是与辛氏并无直接来往、但向慕其人其词、作词追随‘稼轩风’的许多同辈与后代词人”[30]。书中所论、所提及的这一流派词人共24家，增加了宋自逊、崔与之、袁去华、王质、京镗、韩玉、陈德武7家。此外，书中还提及词作已经失传但肯定归属于“辛派”的辛弃疾门人范开与辛弃疾女婿陈成父。刘扬忠又将宋末元初“稼轩派的遗响与变奏”单独罗列讨论，所讨论的词人有刘辰翁、文天祥、邓剡、罗志仁、黎廷瑞、赵文、赵功可7人。[31]

合计上述学者所讨论或所言及的“辛派词人”共44家，南宋中后期这一流派成就比较突出的词人基本囊括其中。当然，学者们只是讨论“辛派词人”中比较有特色有成绩的作家，而不是全面的排列。由于文献的失传，恐怕也无法全部罗列。笔者再就《稼轩词》中所涉及的交往酬唱者做一个梳理，以补充说明辛词的影响与“辛派”的范围。

辛弃疾一生交游甚广，排列现存《稼轩词》所有“词序”中言及的人员，就有接近120位。其中，有词作留存至今的17位，依次为：赵彦端，《全宋词》存词157首，《全宋词补辑》存1首；杨炎正，《全宋词》存词38首；赵善括，《全宋词》存词49首；洪适，《全宋词》存词137 首；傅自得，《全宋词补辑》存词1首；丘崈，《全宋词》存词81首；韩元吉，《全宋词》存词80首，《全宋词补辑》存词2首；李泳，《全宋词》存词3首；赵善扛，《全宋词》存词14首；徐安国，《全宋词》存词4 首；陈亮，《全宋词》存词74首；朱熹，《全宋词》存词19首；赵汝愚《全宋词》存词1首；赵藩，《全宋词》存词2首；杜旃，《全宋词》存残词1首；韩淲，《全宋词》存词197首；李壁，《全宋词》存词10首。这些词人中，洪适的审美情趣与辛弃疾不同，其歌词几乎不受辛词影响；傅自得、徐安国、赵汝愚、赵藩、杜旃、赵善扛、李壁等7人则因存词过少，无法窥见其创作风貌。其余9位词人，则或多或少都受到辛词的影响，赵彦端与朱熹前文则亦未曾提及。其他，如陆游、姜夔、张镃、刘过、韩玉等，生平与辛弃疾有过诗词交往，却不曾在现存稼轩词序中出现过。类似的事例一定还有不少。

通过对“辛派词人”形成与范围的讨论，这一流派创作声势之浩大已经被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

如此庞大的一个创作流派，创作个体之间的差异一定是繁杂的。但是，既然归属于一个相同的流派，创作个体之间又必然呈现出一定的相同性。认识这些相同性，就能对南宋词坛的作家作出更加科学的分类，理清词史的线索。

前人对“辛派词人”的共同创作特征，有过许多归纳。明代王世贞认为：“词至辛稼轩而变，其源实自苏长公，至刘改之诸公极矣。……稼轩辈抚时之作，意存感慨，故饶明爽。”[32]清代凌廷堪发挥厉鹗的词分“南北宗”之说，认为：“一派为稼轩，以豪迈为主，继之以龙洲、放翁、后村，犹禅之北宗也。”[33]近人蒋兆兰则云：“南宋辛稼轩，运深沉之思于雄杰之中，遂以苏辛并称。他如龙洲、放翁、后村诸公，皆嗣响稼轩，卓卓可传者也。”[34]前人对稼轩词风的评述，往往是具体、形象、深刻的；涉及“辛派”评价，就比较简单粗略了。其研究的轻重模式与今人基本相同。

研究“辛派词人”这一创作群体，必须注意到一个显著的史实：这一群体的形成，除了文学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历史背景的因素在发挥作用。“稼轩词派构派的主要基础，的确就是那一股以收复神州、整顿乾坤相勉励，以英雄许人，亦以英雄自许，共同完成统一祖国的不世勋业的大丈夫凛然正气。”[35]所以，“辛派词人”的政治主张与实践活动、个性与表现等等诸多复杂因素，都融合到他们对辛词的学习过程之中，融合到他们的歌词创作之中，形成独特的风貌。讨论“辛派词人”的整体特征，因此也必须特别顾及文学之外的复杂因素。据此，本书从两个方面概括他们的共同创作特征。

“辛派词人”大多是爱国志士。面对“汉家宫殿劫灰中”（陆游《好事近》）之现实，他们有共同的政治主张，要求积极抗金、挥师北伐、收复中原、统一全国。然而，南宋少有认真备战、奋发图强的局面，在孝宗时期与韩侂胄主政时期都只有昙花一现的进取表现。南宋皇帝绝大多数不思进取，只图偏安一隅，“辛派词人”的政治抱负始终难得施展机会。由于他们的政治主张与偏安现实相冲突，生平备受打击，或入仕无门，或仕途坎坷。但是，他们性格刚毅，无论遭受怎样的挫折打击，政治主张不变，爱国之情不已，雄心不灭。在现实的压抑挫折打击之下，心中郁闷日益蓄积。郁闷中文人气质大发，便以狂放的形式表达自我，表现为忧心如焚的精神状态和狂放自任的性格与行为特征。

“辛派词人”在现实中是压抑愤懑的。政局黑暗如此，“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陆游《诉衷情》）。这是他们共同的悲剧命运。韩元吉回顾平生说：“少年期，功名事，觅燕然。如今憔悴，萧萧华发抱尘编。”（《水调歌头》）陆游感叹自己“壮心空万里”（《感皇恩》），“老去英雄似等闲”（《鹧鸪天》） ；陈亮浩叹“头颅如许尚何求”（《鹧鸪天》） ；刘过放言“四举无成，十年不调，大宋神仙刘秀才”（《沁园春》） ；刘克庄时时“怅燕然未勒，南归草草；长安不见，北望迢迢”（《沁园春》）。或回味凄然，或语意沉痛，或故作旷达，皆悲愤莫名。

“辛派词人”因此有许多的怨苦愤恨之言，爱国志向时时表现为忧心如焚的精神状态，体现为狂放自任的言行特征。陆游狂态发作时，“脱帽向人时大叫”（《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史载其“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宋史·陆游传》）。陈亮喜欢“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且多次以一布衣直接上书皇帝，阐述抗金北伐政治主张，“在廷交怒，以为狂怪”（皆见《宋史·陈亮传》）。刘过才气过人，睥睨古今，“酒酣耳热，出语豪纵，自谓晋、宋间人物”[36]。亦曾以布衣上书，直陈北伐恢复方略。刘克庄则被权臣丁大全攻击为“恃才傲物”（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行状》），可见其言行狂放之一斑。

所谓“狂放”，必定是个性鲜明、有个人抱负的，是不愿循规蹈矩、不愿混同于世俗的。狂，就是不顾现实原则，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或者可以称为“怪”、“奇”。况周颐说：“狂者，所谓一肚皮不合时宜，发见于外者也。”[37]对于“辛派词人”来说，则是悲愤已极的心理宣泄，是“笑他磊磈欲成狂”（陈亮《水调歌头》）的情绪转化，是为黑暗现实所逼迫、无路可走转化而来的一种极端表现，是对现实的蔑视，是与统治者的不合作。他们在诗词中，经常以“狂生”、“狂客”、“狂徒”、“少年狂”、“诗狂”、“楚狂”自许或许人，毫不遮掩地展现自我狂放的本性。

陆游自称：“倚疏狂、驱使青春”（《风入松》） ；“尊前消尽少年狂”（《好事近》） ；“老来驹隙骎骎度，算只合、狂歌醉舞”（《杏花天》）。一生的狂态可见。陈亮词云：“何处寻狂徒？可能著意，更问渠侬骨”（《念奴娇》） ；“酒圣诗狂，只遣愁无计”（《点绛唇》），也是自我的真实写照。刘过自言：“若见故乡吾父老，道长安、市上狂如旧。”（《贺新郎》）表明自己的狂态毕生不改。刘过又有《水龙吟·寄陆放翁》，关切友人的近况，则云：“谪仙狂客何如？”陆游《赠刘改之秀才》诗描述刘过形象同样是“有时大叫脱乌帻”的一幅狂态。丘崈自称：“胜世作清狂。”（《水调歌头》）韩淲时而“酒边犹发少年狂”（《浣溪沙》）。在歌词中用“狂”字来描述自我最多的是刘克庄，如：“平生痼疾是清狂”（《鹧鸪天》），“少狂误发功名愿”（《贺新郎》），“有狂谈、欲吐且休休”（《满江红》），“佯狂太白”（《沁园春》），“清狂浑不如旧”（《摸鱼儿》），等等。刘克庄又有《一剪梅》词，云：“束缊宵行十里强，挑得诗囊，抛了衣囊。天寒路滑马蹄僵，元是王郎，来送刘郎。(www.xing528.com)

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邻墙，推倒胡床。旁观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疏又何妨，狂又何妨”，可以视作“辛派词人”言行方式的一种公然标榜，无视世俗的一种自我宣言。

忧心如焚的精神状态和狂放自任的性格与行为特征必然渗透到歌词的创作之中。“辛派词人”自负“向来谋国，万事尽出汝书生”（陈亮《水调歌头》），落笔填词，指点江山，笔力劲健，气势飞舞，酣畅淋漓。这与他们的志向、胸怀相关，同时也是他们狂放个性的文学表现。

词之笔法与想象力如脱缰野马的典型之作是刘过的《沁园春》，词云：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　白云：“天竺飞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

这首词是词人打算继续留在杭州，用来婉言谢绝辛弃疾宴席邀请的。全词构思想象奇特，恣意放纵，完全用对话构成，充分显示了散文化的倾向。词人以历史上三位曾经在杭州生活过或做过地方官的风雅名人竞相夸耀，挽留自己，作为自己拒绝辛弃疾的理由。假想白居易、林逋、苏轼三人的挽留，当然是设定自己与三位前贤为好友。这样公然与前贤分庭抗礼、平起平坐的构思，充分表现了刘过的自信，他自信才华不逊于白居易、林逋、苏轼等人。敢如此夸口，可见刘过的狂放自任。据说辛弃疾得此词后大喜，宴请刘过数月，馈赠无数。刘过也以此词自夸，岳珂曾当面戏云：“词句固佳，然恨无刀圭药，疗君白日见鬼症耳。”[38]回味岳珂之言，其中也有对刘过狂态的讥讽之意。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以“狂逸”二字来归纳刘过词作风，便一语中的。

辛弃疾曾自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王国维也评价说：“东坡、稼轩，词中之狂。”[39]“辛派词人”的狂放自任正是承继了辛弃疾的这种精神[40]。

辛弃疾词好发议论，喜用经史子集故事，时而不避口语、俗语，句式自由流畅，被人们归纳为“以文为词”的文学创作特征。学者对此已有共识。这一方面与宋人因科举等制度等演变而形成的好议论作风有关，更多的是服务于抗金北伐斗争的现实需要。辛弃疾不遗余力地使用一切手段来表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歌词也成为阐述政见的一种主要手段。“以文为词”于是成为一种必然的创作选择。“辛派词人”团结在辛弃疾的周围，主要是因为政见相同、意气相通。所以，“以文为词”、议论纵横也成为他们的一种必然创作选择，他们的歌词创作因而深受辛词的影响。

在辛弃疾之前，宋人已经有以议论入词的创作现象，且不乏佳句名篇。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轼《水调歌头》）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柳永《雨霖铃》），等等。然而，在辛弃疾之前以议论入词并不是普遍的创作现象，且总是与其他抒情手段结合使用。辛弃疾有时整首词纯用议论，将词的内在气质都改变了，形成了“以文为词”的文学特征。在辛弃疾的影响下，“辛派词人”普遍采用议论纵横的散文笔法，“以文为词”成为他们共同的文学特征。

这方面表现非常突出的是陈亮。陈亮作词，“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41]用歌词来展现自己经邦济国之胸怀，陈亮在词中更多地运用了散文笔法。陈亮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一词，便学习辛词，议论挥洒，意气风发，雄肆激昂，充分显示了散文化的作风。词云：

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曾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这首词为送章德茂出使金国而作，句式散文化，构成排山倒海而来的气势，可作议论文章来读。“不见”二句是否定句，斩钉截铁地正告人们，南宋依然人才济济。陈亮《上孝宗皇帝书》云：“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河洛腥膻，而天地之正气郁而不得泄。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42]这首词以否定句开篇，便是对这个问题的正面答复。“当场”二句为陈述句，叙述章德茂毅然出使金国的事实，歌颂友人的大无畏气概，充满了民族自豪感。且具体落实了开篇的议论，使议论与事实相映证，增加了说服力。“自笑”三句为感叹句，感慨南宋的衰弱，与金人外交来往之屈辱，为现实悲哀。正是这样的现实促使词人及其友人更加发奋作为。“且复”二句构成转折语意，陈述现实的同时展望未来，流露出必胜的信念。这种信念支持着词人，他也以此鼓励友人。过片用排比句追问现实，也是在展示民族的优秀历史传统，以此鼓舞民族斗志。“万里”三句是反问句，强化追问现实的语意，含蓄表明对苟安局面的不满。排比句与反问句相连，词人直抒胸臆，呼唤抗金英雄。这里既是自许，也是对友人的期望。结尾用感叹句，坚信南宋朝廷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就是这种必胜的信念激励着词人毕生呼吁奔走。这首词通篇议论，“精警奇肆，几于握拳透爪，可作中兴露布读”[43]。

陈亮的多篇歌词都可以与他上皇帝书中的议论相映证。通过不同的文体，用相同的手法表达相同的见解，是“辛派词人”创作特征。陈亮曾经亲自到长江沿线考察地形，写成经营南方、北取中原的策略上书孝宗皇帝。讨论到京口形势时说：“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虎之藏穴也。”[44]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描述镇江的地势说：“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用的就是策论中的语言。姜书阁先生曾将《念奴娇·至金陵》、《念奴娇·登多景楼》两首词一一与《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相对照，以见相互所表达的共同旨意[45]。

“辛派词人”以议论入词，词风散文化，随处可见。再举其他几例，以见创作风貌：

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请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何似鸱夷子，散发弄扁舟。（朱熹《水调歌头》）

弓剑出榆塞，铅椠上蓬山。得之浑不费力，失亦匹如闲。未必古人皆是，未必今人俱错，世事沐猴冠。老子不分别，内外与中间。（刘过《水调歌头》）

豀峒事，听侬说。龚遂外，无长策。便献俘非勇，纳降非怯。帐下健儿休尽锐，草间赤子俱求活。（刘克庄《满江红》）

表达爱国的热情，采用议论纵横的“以文为词”手法，时时表现为狂放自任的作风，“辛派词人”自然形成了豪迈奔放、恣肆粗狂的创作风格。“辛派词人”没有辛弃疾的才华，没有辛弃疾的军伍经历及丰富的人生阅历，没有辛弃疾的心胸与气度，其豪放时而演变为叫嚣粗疏，这样的创作弊病也是不容回避的。关于这一方面，学者也已经有了共识。陈廷焯说：“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不善学之，流入叫嚣一派，论者遂集矢于稼轩，稼轩不受也。”[46]又云：“放翁词亦为当时所推重，几欲与稼轩颉颃。然粗而不精，枝而不理，去稼轩甚远。大抵稼轩一体，后人不易学步。无稼轩才力，无稼轩胸襟，又不处稼轩境地，欲于粗莽中见沉郁，其可得乎！”[47]又云：“陈同甫豪气纵横，稼轩几为所挫。而龙川词一卷，合者寥寥，则去稼轩远矣。”[48]李调元批评刘过学习辛弃疾“失之粗劣”[49]。冯煦以为：“龙洲自是稼轩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宛转。”[50]刘熙载评刘过“沉著不及稼轩”[51]。杨慎评价刘克庄词说：“大抵直致近俗，效稼轩而不及也。”[52]诸家所论，批评语意大致相同，皆道中“辛派词人”的创作弊病。

花前月下之娱乐消遣，其作风必定缠绵多情、委婉隐约。“辛派词人”之“破体”，带来了粗犷豪放。其作为，既开拓了歌词之表现境界，丰富了词体之社会功能，又消解了词体之特征，是导致歌词创作日趋衰落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