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宋代诗歌再次繁荣

宋代，是歌词创作的黄金时代。与男女情欲相关的一切话题，在宋人手中都有酣畅淋漓的表现。北宋词重归花前月下，以艳情为主要创作话题，词坛再度兴盛，有其时代的必然性。

入宋以后，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得以重建，一度抑制歌词创作。但是，随着国家的全面统一和太平安定社会局面的持续，享乐之风开始盛行。宋王朝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汲取唐代藩镇割据、臣僚结党、君权式微的经验教训，努力确立君主集权，削弱臣下势力。宋太祖赵匡胤不愿意通过杀戮功臣、激化矛盾的残暴手段来达到集权的目的，而是通过一种类似于金帛赎买的缓和手段，换取臣下手中的权力。宋太祖曾与石守信等军中重要将帅夜宴，劝他们自动解除兵权，且云：“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36]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所以，赵宋统治者不但不抑制反而鼓励臣下追逐声色、宴饮寻乐的奢靡生活。对待文臣，皇帝也采取类似手段，待遇格外优厚。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说：“中国历代官吏的真实收入，高级官吏的官俸以北宋为最高。”[37]生活环境的优越，就使得这些文人士大夫有了充裕的追逐声色享受的经济实力。与历代相比，宋人是最公开讲究生活享受的。文武大臣家养声伎，婢妾成群，已经成为社会风气。甚至在官场中，在上下级之间，也并不避讳。如钱惟演留守西京，欧阳修等皆为其属僚。一日，欧阳修等游嵩山，薄暮时分才回到龙门香山，天已经开始下雪，钱惟演特地送来厨师与歌妓，并传话说：“山行良劳，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勿遽归也。”[38]

北宋初年，诸侯小国林立，北有契丹威胁。卧榻之侧，酣睡者比比皆是。此时，既不适宜放纵的声色享乐，也不是统治者“释兵权”的好时机。随着国家之逐步统一，战争之逐渐减少，朝廷也一步步收回兵权。一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赵宋朝廷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北宋社会真正进入内外无战事的和平发展阶段，社会享乐之风迅速蔓延。况且，太祖提倡“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到形成社会风气，需要一个时间段；高官达贵纵情享乐，也需要一个财富的积累过程。《梦溪笔谈》载：

（晏殊）及为馆职时，天下无事，许臣寮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公是时贫甚，不能出，独家居，与昆弟讲习。一日选东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执政莫谕所因。次日进覆，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寮，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唯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公既受命，得对，上面谕除授之意，公语言质野，则曰：“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具。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39]

晏殊所言，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宋代官员需要财富积累，才能逐步满足自己声色享受的需求。晏殊官职越高，财富积累越多，生活方式就发生很大变化，以致“未尝一日不燕饮”[40]。所谓“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晏殊《浣溪沙》），就是这种生活的实录。

另一方面，为了通过娱乐来消弭被解除兵权的贵族官僚的反抗，赵宋帝王主动把五代十国留下来的歌伎乐工集中到汴京，并注意搜求流散在民间的“俗乐”，甚至自制“新声”。据《宋史·乐志一》载：“太宗（赵灵，即赵光义——引者注）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制创新声者三百九十。”又说：“仁宗（赵祯——引者注）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www.xing528.com)

战争的消弭和财富的积累，乃至享乐风气的形成，大致都是到宋真宗时期完成。如上文《梦溪笔谈》所言，即见社会风气之一斑。宋人生活观念，亦随之有了很大的改变，且敢于公然在作品中宣称。举《全宋诗》中作品为例：刘兼《旭川祁宰思家而卒因述意呈秦川知己》云：“朝看五马闲如社，夜拥双姬暖似春。……岂同龌龊祁员外，至死悲凉一妇人。”寇准《和茜桃》云：“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尊前听艳歌。”梅尧臣《送刁景纯学士赴越州》云：“前舟载图书，后舟载女乐。”石介《燕支板浣花笺寄合州徐文职方》云：“合州太守鬓将丝，闻说欢情尚不衰。板与歌娘拍新调，笺供狎客写芳辞。”

这种享乐的风气，就是宋词滋生繁衍的温床。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于灯红酒绿之际，纵情声色。在环境的作用下，在酒精的刺激下，他们中有文采者开始随笔填词，交付歌儿舞女，当宴演唱歌舞。晏几道云：“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41]“以草授诸儿”，是宋代歌舞酒宴之间的普遍现象。某些达官贵人，酒醒之后，还知道“自扫其迹”[42]，将作品销毁。然通过乐工歌妓之传抄和传唱，诸多歌词已经无法销毁，且流传于歌舞酒宴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宋人发现高官达贵都有类似的生活和创作，于是，思想观念也发生改变。他们不再对艳丽小词和作者做过度的道德批评，而将其视作一种生活的常态。

宋代社会风气、生活时尚导致思想观念改变，是宋词繁荣的深层原因。到了真宗后期，达官显贵或流连坊曲，或竞蓄声伎，在宴会及其他场合竞相填写新词。一时间，君臣上下形成以能词为荣的风气。宋人记载里以能词而得官爵、以能词而受赏赐的佳话，比比皆是，广为流传。宋祁《鹧鸪天》云：“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花庵词选》卷三载：“子京过繁台街，逢内家车子，中有褰帘者曰：‘小宋也。’子京归，遂作此词。都下传唱，达于禁中。仁宗知之，问：‘内人第几车子？何人呼小宋？’有内人自陈：‘顷侍御宴，见宣翰林学士，左右内臣曰：小宋也。时在车子中偶见之，呼一声尔。’上召子京，从容语及，子京皇惧无地。上笑曰：‘蓬山不远。’因以内人赐之。”[43]又，宋神宗时蔡挺在平凉作《喜迁莺》，末云：“谁念玉关人老。太平也，且欢娱，莫惜金樽倾倒。”《挥麈后录余话》卷一云：“中使得其本以归，达于禁中。宫女辈但见‘太平也’三字，争相传授，歌声遍掖庭，遂彻于宸听。诘其从来，乃知敏肃所制。裕陵即索纸批出云：‘玉关人老，朕甚念之。枢管有阙，留以待汝。’以赐敏肃。未几，遂拜枢密副使。”[44]甚至平民也以能词得帝王赏赐。徽宗宣和年间，帝王元夜与民同乐，开放宫禁，任随平民赏灯，且赏赐平民饮酒。有盗窃金杯女子，被捉获后，以《鹧鸪天》词自辩。词云：“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降笙箫举，不觉鸳鸯失却群。　　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脸生春。归家切恐公婆责，乞赐金杯作照凭。”“徽宗览毕，就赐金杯与之。”[45]创作歌词，不但不会受到道德谴责，有时反而能够获得厚赏或升官进爵，何乐而不为！

总之，到了宋代，道德价值体系虽然得以重建，但是宋代帝王鼓励臣下追逐声色、宴饮寻乐。至真宗后期、仁宗年间，赵宋帝王所倡导的生活享乐也渐成风气，宋人开始享受生活。社会风尚的转变为歌词创作带来新的契机。唐末五代以来以歌词写艳情的创作传统已经形成，千百年来文人被压抑被扭曲的情爱心理在这里找到比较自由的表现天地。缺口一经打开，便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宋代文人士大夫公然享受醇酒美女，公然描述自己的情爱体验，公然宣泄自己的情爱心理。连始终板着面孔做人正经得不能再正经的理学家程颐，听到晏几道《鹧鸪天》“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也“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46]。翻检两宋词，“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柳永《雨霖铃》）之送别，“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欧阳修《南歌子》）之相聚，“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之誓言，“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周邦彦《少年游》）之寻欢，“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一剪梅》）之思念，“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姜夔《长亭怨慢》）之嘱托，触目皆是，成为歌词创作的主流倾向。

而后，元曲、明清小说等文体，也承接唐宋词之后，公然表现男女情欲。所以，唐宋词体的兴起，不仅仅是文坛上出现了一种全新抒情诗体式，而且还为表现人们的情爱心理拓展出一片新天地。从这个角度来说，唐宋词对陈腐呆板满嘴“仁义道德”的礼教，是一次猛烈的撞击。学者因此认定：“‘以艳为美’乃是唐宋词所提供给读者的一种最摄人心魂的最沁人心脾的审美新感受。”[47]词体的独特魅力，以及对古代抒情诗所做出的全新贡献，也体现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