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国”非彼“国”——从概念说起
在说乌克兰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国家”这个概念。“国家”这个词在东西方的语境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而这又经常会造成中国老百姓在看国际新闻时产生许多误解。有这样一种说法:全世界80%的分歧,其实都是来自对名词的理解。譬如我们在看待欧洲的时候,脑子里应该始终有这么一根弦:现在的欧洲,其实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理解了这一层,再去看相关的新闻就好办了——直接拿齐、楚、燕、韩、赵、魏、秦往上套,基本就能看透个七八分。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什么样子?首先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从周朝的“华夷之辨”以后,就有了“夷入夏则夏,夏入夷则夷”的说法。而这个“夏”指的就是华夏的文化圈子。在西周时代,这个圈子有一个具像化的东西来明确边界,那就是周礼——是否遵从周礼,是获得华夏文明圈认同的关键因素。到了东周(春秋战国),虽然开始“礼崩乐坏”,但文明边界已经非常清晰,被人们扬弃掉的只是不合时宜的经济、政治制度,所以在当时对列国而言,无论它们之间国土如何变化,如何打得不可开交,但始终是处在同一个文化圈子里;而各个战国,又有着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体系,由于这种分裂的时间长达上百年,每一个国家在这个大的文化圈子内又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结构的特点。
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产生了一系列现在的中国社会所不具有的特质:首先,当时人们的头脑里其实是一种双重认同:一个是基于文化,我是华夏族,而像匈奴、戎狄,你们是蛮夷,这里起决定因素的是文化而不是血统;另一个认同是基于对利益,也就是国家的认同,像战国时代的齐、楚、燕、韩、赵、魏、秦。这就导致了当时的人们对国家有认同感,但这个认同感又是有限度的。
在春秋战国时代,有才华、有本事的士人对国家的忠诚度并不是很高,你可以先侍奉这个国家,如果这里不能满足你的利益,你完全可以拔腿就走,而社会舆论根本不会把这当成一种叛国行为。像吴起,先在魏国,后到楚国;商鞅本是卫国人,在魏国做丞相公叔痤的幕僚,发现魏国没有前途后又转入秦国,最终做了秦国的大良造……这种行为在现代我们是不敢想象的,在今天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受一个外国人成为中国的高级官员,这是因为那时的“国”和如今的“国”压根儿不是一个概念,如今的中国,政治疆域和文化疆域是基本重合的。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对国土的认识。在战国时代,一块国土几年前可能归于韩国,过几年又被魏国拿去了,再过几年又成了秦国的,这是极其平常的事。这种国土的归属变化,对中华文明的大历史来讲无法用正义、非正义来定性。
回头再看现在的欧洲。欧洲从进入文明时代开始到现在,一直维持着同春秋战国时期相似的模式:第一,有一个大的文化圈——基督教文明圈,在这个大的文明圈下又可大致分出三个亚文化圈,即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大文化圈套着亚文化圈,此外各个地方的大族豪强势力又彼此牵制,形成了众多的邦国,这些邦国经过数百年的彼此征伐,最终形成了如今欧洲非常碎片化的格局。(www.xing528.com)
我们该如何看待欧洲的问题呢?其一,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欧洲人的国家观念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英国人,当他面对美国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时,其头脑中会产生三个不同的概念——美英完全是在一个文化体系之内,俄罗斯与英国是两个亚文化圈的关系,而中国和他则完全是两个文明圈。
在历史上,欧洲人在面对东方文明的压力时,多多少少能够做到一致对外;而在欧洲内部,一个人对于国家的忠诚度非常有限。所以,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在看待欧洲历史上这些恩恩怨怨时,我们没必要去评判是非,争论对错。我们都知道“春秋无义战”的说法,战国时代列国国土的变化仅仅就是一种大争之势下的优胜劣汰,直到现在,西方文明内部依然是同样的道理[1]。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后面才能继续分析时下成为新闻热点的乌克兰危机。
既然没必要非立一个“是与非”标准,那用什么方式说最好呢?我们分别从几个当事方的角度来切进去,从他们的角度分别来看乌克兰问题对其到底意味着什么。
【注释】
[1]在欧洲的历史上,一块土地前前后后易手几次乃至十几次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对于归属感这样的问题,当地人自己都未必能说清楚,这一问题并非俄罗斯所特有。譬如法国的阿尔萨斯大区便如此,论人均GDP这里仅次于法兰西岛,居全法第二,是法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大区之一。而在文化上,阿尔萨斯至今也仍是法国的另类,由于这里在德法之间几度易手,导致这里的文化比较“亲德”,以至于法国在1944年重新夺回阿尔萨斯后一直在这里强行推行法语教育。直到现在,阿尔萨斯地区的法律与法国其他地方也有许多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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