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攘内安外的可行策略

到了1949年，苏联的外围环境达到了巅峰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是当时世界上除了苏联以外最大的一个由共产党主政的国家，并且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1949年中国建国初期，斯大林还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变化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原因也简单：近代以来，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南方的国民党政权，他们治理下的中国都是处于一种松散、无力的状态，所以对于新生的中国政权，苏联自然会抱以怀疑的眼光，当然，1949年苏联依然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真正让苏联意识到自己这个邻居和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之后。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国内还有很多国土没有解放，原本就孱弱不堪的工业体系也被破坏殆尽，即便是已经解放的区域，也依然有土匪和国民党特务在活动。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志愿军却能够把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一路打到三八线以南。这一点让斯大林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这个中国和1840年以来任何一个政府治下的中国都不一样。

由此，苏联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这种支持并非仅仅是作为对朝鲜战争的回报——国与国之间原本也不存在“施恩”“报恩”这样的概念。从地缘战略上考虑，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彻底改变战后的世界格局，而这个改变就当时的形势来说，对苏联是极其有利的。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中曾这么描述：“‘中苏集团’是自成吉思汗之后世界上出现的控制陆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帝国’。”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人口6亿以上（建国时我国人口约4亿），而且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对苏联来说，中国复杂的地形构造将解除其远东地区的后顾之忧，同时借助与中国的合作，苏联缺少出海口的问题也可以得到根本解决；而对中国而言，则可以从苏联获得大量的工业方面的援助，对于工业基础极端薄弱的中国而言，其意义是非比寻常的。

中苏同盟形成后，其影响力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朝鲜战争结束后，虽然说仗是中国打的，但是借助朝鲜战争，苏联在和美国的全球斗争中有了更多的底气，当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在联合国会议上频频使用否决权，被戏称为“NO先生”。在当时，苏联在国际政治领域对中国的支持同样是非常实在的。为了恢复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苏联代表曾经长期不出席安理会会议。在20世纪50年代初那段时期，西方媒体眼中的中苏同盟是始终铁板一块。

在这种态势下，西方国家在心理上曾一度居于下风。由于战争结束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通胀的问题，工人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所以西方各国在当时都存在同情甚至支持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这最终导致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全美都在疯狂地抓“共产党特务”。

虽然国内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朝鲜战争是打了个平手，但在20世纪50年代，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就是一次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所造成的心理冲击波及到了普通人。在加利福尼亚这些太平洋沿岸的美国各州，当地的社区都成立了巡防队，一堆老头老太太每天的任务就是在海边拿着望远镜看太平洋，随时防备有“苏联或是中国的战斗机”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中苏同盟在50年代初期十分牢固，这使得很多人相信未来世界格局的主导权将属于东方。然而好景不长，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正是这些改变，使得苏联的外部环境由巅峰状态一下子开始急转直下：在赫鲁晓夫时代，虽然说苏美之间的各种对抗依旧没有间断——譬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等，但就整体形势而言，赫鲁晓夫其实更倾向于接受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夕提出的“美苏共治”的构想。这一方面是源于他自己主观的判断，另外一方面则是由于苏联的内政问题。

虽然赫鲁晓夫本人在“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做过苏军的政委，但归根到底他依旧是出身于文官集团，而他的支持者也主要集中于这个集团。苏联政治生态的一大特点是，军方和情报部门在政治上一直有着非常大的发言权，由军方和情报部门所组成的强力部门，是一个和文官集团对等的权力集团，强力机关和文官之间的政治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苏联历史。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显然文官集团的权重开始增加了。从文官集团角度考虑，他们其实不希望有任何对外用兵行为发生，因为一旦爆发军事冲突，那就意味着在苏联的政治体系当中，原本就有很大发言权的军方和情报机构会进一步主导整个国家的政治走向。

压制军方最好的方式是不打仗，而在美苏对抗了几年之后，如果想“缓和”同美国的关系，苏联就需要拿出一份见面礼。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赫鲁晓夫拿出的见面礼是中国——他准备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礼物换取他想象中的美苏共治。

为了“配合”自己的新战略，苏联开始要求中国放弃核武器研制，这就是在拿中国的利益来取悦美国；1962年中印之间爆发边境冲突，当时苏联选择了和美国站在一边，一边倒地“谴责”中国；1963年苏联和美国共同通过了《部分禁止核武器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内进行核试验，签署这个条约实质上就是企图利用国际压力封死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因为以当时中国的技术实力，尚无法完成地下核试验。对比5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口径高度一致就可知道，这时两个国家的裂痕已经到了难以弥合的地步。(www.xing528.com)

1964年赫鲁晓夫在苏联的内部斗争中失败，他下台后勃列日涅夫成为了新的苏共领导核心，但中苏关系对比赫鲁晓夫时代并没有本质改变，勃列日涅夫集团只不过是把赫鲁晓夫时代的激进做法变得相对保守了，他们还是以文官利益为核心的官僚集团。

中苏反目使得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了，以前的互惠互利变成了互相伤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于中国来讲，不但失去了工业、国防及外交领域强有力的外援，昔日的盟友还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最大的军事威胁，因为这个威胁逼着中国搞起三线建设，把很多工业设施向西北、西南转移，比如现在在成都和贵州的飞机航空集团就是那个时候的产物；苏联同样没有在对抗中得到什么好处，远东地区距离作为苏联核心区的欧洲部分非常遥远，当地人口稀少，工业基础薄弱，在这样一个地方长期保持大规模的驻军，对苏联而言无疑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来讲，这个变化是灾难性的。因为中苏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看来，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老大”“老二”，如果老大和老二互相指责、展开了骂战，那么下面其他的兄弟国家自然就变得无所适从。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出现了分裂，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成了亲苏派，阿尔巴尼亚成了亲华派，其余国家则选择保持中立，南斯拉夫在铁托的领导下觉得跟着哪一边都不合适，所以干脆自己拉个大旗搞不结盟运动去了。不止如此，随着中苏分裂，西方国家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在野的共产党也开始了内部争论，最后导致分裂，比如印度共产党就是在中苏分裂之后引起论战，最终一分为三。

对于中国来讲，中苏分裂使得中国后面的战略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当时虽然说我们的实力远小于苏联，但毛泽东依然是以一种全球眼光来看待中苏之间的斗争。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布局，就是从美国、日本、伊朗、土耳其一直到西欧，形成一条统一战线，我们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其实就是对苏联进行的一个新月形包围，这样一来中国就以相对较弱的实力达到了以巧破千斤的效果。

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交往原则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过去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外交战略，在中苏分裂之后开始出现变化。中国对一些偏右翼的保守政权的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甚至一度和他们成了友好的国家——比如伊朗的巴列维、扎伊尔的蒙伯托。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中苏分裂的产物，这就是大庆油田。中苏分裂之后，如果中国无法打破石油垄断，那么势必会被俄国人捏住命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以一种现在看来完全不可思议的坚韧毅力，在东北打出了第一口油井，解决了当时的能源问题。这不仅仅是对民族尊严，更是对整个国家独立自主的最大限度的保护。

苏联在斯大林后时代的种种转变对于其外部环境的破坏还不仅仅限于中苏同盟。1956年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旨在彻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举动导致各国共产党在当时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当时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其实更像是一种商业上的互利，这种关系非常简单，不太牢固，但是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对抗；而社会主义的阵营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把各个国家聚拢在一起，在意识形态得到所有国家、所有人认同的时候，社会主义阵营往往会产生极其可怕的合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50年代中苏同盟始终是压着美国打的。可是在斯大林被彻底否定后，原本的思想轴心一下子消失了，而新的领导集体中再也找不出分量相近的人物和思想，从党员干部一直到知识分子、平民因此一下子都变得无所适从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思想纷纷开始兴起，思想领域开始陷于混乱。

苏联原本可以用意识形态把各个国家紧密地聚拢在自己身边，而在1956年之后，这个优势没有了，那么就只能恢复沙俄时代的老办法，靠拳头来维系疆界：1956年10月，波兰的哥穆尔卡上台之后，由于不符合莫斯科的心思随即被苏联推翻了；紧接着11月又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当时苏军联合其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军一起攻入匈牙利国内，除了强行换掉人家的国家领导人外，还把好几万的匈牙利人作为“阶级敌人”给抓起来，流放到了西伯利亚；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又上演了“布拉格之春”，苏军对这个盟国的用兵规模已经赶得上一场局部战争了。

而与此同时，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对西方阵营采取的都是一种比较和缓的态度。在那段时期，除了古巴导弹危机看着有几分凶险外，美苏之间基本没有过什么激烈的对抗。在世人看来，苏联在对待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时候，其实采取的是一种“攘内安外”的做法：对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往死里打压，而对于原本是敌人的西方阵营态度却愈发软化。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对盟国的铁腕手段导致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合法性开始弱化，而这又导致苏联得进一步采取“攘内安外”的策略来饮鸩止渴。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产物，不仅仅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原本在西欧影响力特别大的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也受到了连累，他们在西欧的影响力开始急转直下，到现在西欧的左派阵营中共产党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