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大馆市举行“花冈惨案”第40次慰灵活动，新华社为此播发新闻。这惊动了河南省襄城县的一个人。
他就是当年差点死在花冈的暴动发起人耿谆。他看到后，夜不能寐，带着试探的心情给一个人写了信。
信是写给他的难友刘智渠。刘在1945年为横滨B级、C级战犯军事法庭作证后，就留在了日本华侨总会。
这一年，日本首相在战后首次以官方名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亚洲多国的强烈抗议。
出乎耿谆意料，刘智渠真的收到了这封漂洋过海的信。中日友好人士都为此激动了：“历史中的英雄，还活着！”
1987年，大馆市的战后第42次慰灵大会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第一次有中国人参与。
时年73岁的耿谆应时任日本国会议员田英夫、土井多贺子、宇都宫德马和时任大馆市长畠山健治郎的邀请，再度踏上花冈的土地。当时迎接他的就是谷地田恒夫。
那一年的“6·30”大会当天，中国殉难烈士慰灵碑前，已经谢顶的耿谆端起一碗酒，祭奠死去的难友。他身后，是上百名肃立默哀的日本官员和平民。此事轰动了两国，中日报纸均作了大量报道。
也是在1987年，王红父女从《解放军报》上看到耿谆的消息，就与耿谆通上了信。
当时40岁的王红，此前只从妈妈嘴里听说过父亲被抓到日本，有过暴动。但是，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被调查，“历史不清”，对儿女也有所影响。因此家里人不知道具体情况，父亲也讳莫如深，从来不谈。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候我们谁都没从民族的高度来看花冈事件，是后来才明白的。”王红说。她已经参加大馆市的“6·30”祭奠多年。2013年由于患病，她未能参加。
在知道大馆市数十年坚持纪念遇难中国劳工后，幸存的老人百感交集。但他们都认为，这就是最终的结果。没想到，这只是今后20多年抗争的开始。
1988年10月，一个改变他们想法的人，“从天而降”。
他是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他从日本飞到河南开封，见到了花冈事件的幸存者耿谆、王敏、张兆国、刘玉清。
当时，王红陪着父亲去了开封，她以为就是老难友的一次聚会，“爸年纪大了，我陪他去，照顾一下。”
“没想到，一下飞机，林先生就对着老人拍个不停。我从那时才知道，老人们的历史那么悲壮，为什么这段历史却在祖国被埋没呢？”
这时候，他们才知道，战争的加害者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花冈矿山的企业主——鹿岛组社长鹿岛守之助，在战后官运发达，就任日本内阁国务大臣。他坚定支持右翼首相岸信介，对战后日本反华政策有很大影响。
在对华立场上，鹿岛死抱着日台条约，反对中日恢复邦交。1964年3月，他在日本国会宣扬，反对新中国加入联合国。
1990年6月30日，花冈暴动幸存者耿谆老先生及遗属6人第一次来到日本大馆市，再次登上当年逃亡的狮子山，正式祭拜牺牲的同胞们。
下面是耿谆老先生亲手写就的祭文，摘引自1990年8月15日“二战”日军强掳中国劳工思考会刊第3号：
当年花冈事件共难者耿谆等，以清酒之奠，致祭于花冈事件殉难同胞之灵，曰：呜呼亡胞！目睹石碑，感慨万千，昔日惨景，浮我眼前。本图一战而全殁，殊知途乖而失控。成仁男儿志兮，荣辱毫发间。死者何足悲，生者岂为幸。以有限之生命树无穷之尊严兮，光辉壮千秋。骨朽精神永存兮，青史留芳名。硕德仁人之士吊唁兮，堪为君荣。文士勒碑吟咏兮，后世传颂。愿君魂佑一方兮，不愧生平之诚。吾侪渡日悼念君等之灵兮，泣不成声。举樽敬献酒浆兮，藉表哀思之寸衷。魂兮，安息！尚飨！
落款是“耿谆、李茂甫、王敏、张肇国、赵满山、李香莲”。
1990年11月9日，幸存的39名老人来到北京，挂起了白纸黑字的“奠”字。这是中国国内的首次“花冈事件殉难者追悼大会”。
1992年4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花冈事件幸存者代表、大馆市访中代表团受到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亲切接见。访中代表团成员包括畠山健治郎、谷地田恒夫。
重视历史的春风，缓缓吹动。
1993年6月29日，又一个“6·30”的前一天，在中日友好人士的大力推动下，“花冈悲歌”展览在北京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总计300余人参加了开展仪式。
在主席台就座的中方领导包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万少芬、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焦若愚等。日本方面，出席的有日本国会参议员田英夫、日本女性法学家协会会长渡边道子、众议员竹村泰子、田中宏教授。旅日华侨方面，出席的有神户华侨总会会长林同春等。
一个身份最为特殊的大馆来客，来到了开幕式现场。
这个浓眉、圆脸的老人叫越后谷义勇，当年的日本监工。当年，他没有侮辱虐待过中国劳工，还暗中帮助他们，被称为“小孩太君”。1945年6月27日是他值夜班，劳工们不忍心杀害他，才把暴动推迟了三天，改为6月30日。
几十年后，越后谷义勇才终于知道了这段缘由。当终于见到劳工幸存者时，这个已不能言语的偏瘫病人一次次号啕大哭。
白发苍苍的中国老人却主动蹲了下来，拿起了毛巾，温和地擦着这个日本人的眼泪。
这里还要提到一位学者岛田政雄先生。他是日本的友好活动家和著名翻译家，翻译出版了大量介绍新中国情况的书籍。他从1950年起就担任了《日本与中国》报主编、日中友好协会的教育宣传部长，数十年如一日地投身于中日两国友好和文化交流事业。在日中友好运动50年，即1995年时，岛田先生与时任《人民中国》杂志总编辑的田家农教授共同编著了《日中交流50年》。(www.xing528.com)
“花冈悲歌”展览上的“点睛之笔”——描绘劳工的版画《花冈物语》，就是岛田政雄提供的。
他是町田忠昭先生的老朋友。两人的初次会面是在1952年，他们曾一起担任鹿地亘的警卫工作。
町田忠昭告诉笔者，《花冈物语》是最早用版画、连环画形式在日本公开展现“花冈暴动”的版本，作者为泷平二郎、日本共产党党员牧大助等多位版画家。
目前，版画中瘦骨嶙峋的中国人奋起反抗的形象，被用在天津烈士陵园的花冈暴动纪念园雕塑中，也印在中国劳工受害者遗属的统一T恤上……
町田忠昭老人告诉笔者，它的出版，是与1950年代中国劳工遗骨发掘同时期的事。当时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学习鲁迅先生的版画运动，旨在以连环画的形式讲故事，创作出一本本能够让劳动者随身放在口袋里面的作品。
岛田政雄就是日本版画运动协会的创立者之一。他十分敬爱鲁迅先生，深受其思想影响。町田忠昭记得，在日本，曾经有人撰文批判鲁迅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岛田政雄看到了，马上撰文进行激烈的反击。
老人回忆，《花冈物语》全本共50多张版画，当时印了一万多册。“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纸张、资金都极度匮乏，是奈良孙盛募集的纸张和印刷费用，内山书店的店主内山完造帮忙印的。”町田忠昭说。
最后，这一万册连环画中，有一半被当时的政府部门没收了，剩下一半分散到了和平反战人士的手中。1993年为了我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花冈悲歌”展，岛田政雄先生可是好找了一阵。帮助“‘二战’日军强掳中国人思考会”重新联系上东京枣寺住持的，也是他。
2002年，岛田政雄已经需要坐轮椅了，即使在屋子里也必须要坐在椅子上才行。2003年，町田忠昭到岛田家来探病，送来了2003年10月17日在东京枣寺举行的中国人殉难烈士遗骨送还50周年法会的报告。
他夫人岛田芳子女士说：“我老伴已经很难认出人了，也不能长时间见客人。”但是当夫人把町田忠昭送来的报告放在他枕边，给他看时，岛田政雄老人竟然慢慢抬起手来比画，还开口讲话了。这让町田忠昭心头一热。
2004年12月27日，岛田政雄先生去世，享年92岁。
町田忠昭评价：“岛田先生在日中友好运动中最为辛苦奔波”，市民团体“中国‘二战’掳日劳工思考会”代表田中宏教授在追悼会上也感激“岛田政雄先生生前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
追悼会上，岛田先生的朋友赤津益造先生的儿子也来了。赤津益造一辈子整理了大量日本政府强征中国劳工的历史资料，并主张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其子告诉町田忠昭：“我就要退休了，想要去花冈追寻父亲曾经走过的足迹，继承父亲的衣钵。”
1994年11月11日的送别会上，耿谆曾送给町田忠昭一幅书法《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町田忠昭回忆：“他慢慢地吟诵出来，我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接了过来。前两句就好似中国和日本2000年来的友谊，安禄山的12年战乱，就像近代的日军侵华战争。后两句讲的是度过战乱之后，和真朋友重逢的喜悦。”
虽是青萍之末，花冈，也在不断改变着日本的年轻一代。
2013年花冈“6·30”慰灵祭上，日本年轻人在“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前默哀，为数十年前死难的中国劳工敬献鲜花。
1972年生的Y君，在18岁那年来到了花冈。
他在留下的感想中这样说：“第一次听说‘花冈事件’这个词的时候，说实话，感觉跟我没什么关系，不太想了解。1989年10月，我曾被邀请过到花冈参加合宿，当时以要参加考试为由拒绝了，只有弟弟参加了。1990年5月，我再度被邀请去花冈。这一次也没什么想要去的热情，因为活动主题是学习记者的相关知识，还是参加了。直到出发当天，我都没有看下发的资料，只是通过同学的只言片语了解一二。就这样，我向秋田县进发了。”
坐了14个小时的卧铺车，Y君终于到了大馆站，出站后他们就立即坐出租车赶往十濑野公园的慰灵祭会场。
“我还没有心理准备，像是来到了完全未知的空间，根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看到李香莲大娘拼了命地寻找她父亲的名字，直到终于找到，她失声大哭。看着她，我几乎忍不住要陪她一起哭，只是硬生生把眼泪忍回去了。对我来说印象太深刻了，一切就像是发生在昨天。虽然我不懂她对纪念碑在说什么，但是能感受那深深的悲伤，完全超越了语言的隔阂。”
“接下来，我们参观的是信正寺里鹿岛集团建设的追善供养塔。真正见到那些逝去的人的名字时，我受到了不小的震撼。从前我只是听说了事件的残酷，但是从未想过竟到如此程度……原本是混凝土建造的，上面被重新浇筑上砂浆，随着岁月的侵蚀，砂浆脱落的地方非常多，死后还被如此粗暴地对待，受害者的魂魄真的能够安眠么？我真的希望鹿岛建设早日重修一个像样的建筑取代它。”
在中央公民馆举办的“花冈事件幸存者及遗属欢迎市民集会”上，Y君聆听了幸存者老人、花冈市民亲历见证者的演讲。“这使我重新思考日本战争罪行的深重，深感日本在战后处理上的迟缓不当。”
让人忧虑的是，日本青少年一代对侵华战争历史的无知，现在依然存在。
2004年秋田，谷地田恒夫接待了来自仙台的15人访问团，年龄从20岁到40岁。他们在风雨交加的寒冷天气中考察花冈事件现场两小时，态度认真。
谷地田恒夫询问他们中的大学生：“在历史上，7月7日、8月15日都是什么日子？”大部分的学生都回答：“7月7日是七夕，8月15日是盂兰盆会。”这让他大吃一惊：“竟然不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和日本无条件投降日？！”
让日本青少年真正明白历史，正是花冈人一代代祭奠中国死难者的意义。
在1996年大馆的“6·30”慰灵祭上，两位中国幸存者赶来参加，其中一位是王文博老人。老人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川田繁幸陪着他重访故地，寻找回忆。他只问：“还记得吗？”并不进行引导，只等沉默的老人本人自己想起来。慢慢的，老人的回忆被激活了，与他最初的只言片语截然不同，讲述的回忆一下子流畅起来。
2000年6月30日，耿谆老先生再次来到狮子山下，宣读亲手写下的祭文：
以清酒之奠，托代致诚于墓碑之前：呜呼！死难同胞，吾侪奋斗十有三载，计征途之尚远。确信正义定能战胜邪恶兮，人间之真理。志士仁人支持我者益众兮，并非无援孤立。虽遭渎职枉法失公兮，深知历史明鉴无偏倚。吾有斗志坚如铁石。吾死有子，子死有孙，世代相承，矢志不泯。直至讨还历史公道而后已焉。呜呼同胞，悲哉！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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