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法西斯侵略历史上，“花冈暴动”被每个中国劳工高声说起。
暴动的带头发动者是中国劳工耿谆，河南襄城县人。
耿谆老先生字信庵，生于1915年，于2012年8月27日以97岁高龄离世。
在抗日战争中，他参加了著名的忻口战役、中条山战役和豫中会战等对日军的抵抗作战。1944年5月，作为国民党上尉连长的耿谆率部参加惨烈的洛阳保卫战，战斗中，腹部等部位受伤，不幸被日军俘虏。
1944年8月至次年6月，近1000名中国战俘及平民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町为日本企业鹿岛组做苦役，耿谆被任命为劳工大队长。
被押送到花冈矿山的中国人里，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比如后来幸存回国的王敏。1944年农历四月，共产党员王敏在河北省深泽县甄家庄执行抗日任务时被捕。
“当时日军登记时，我父亲化名张开化。因为他是共产党员，还是游击队小队长，当时已经是第二次被抓了。被捕时，他就以为脑袋要开花了，所以叫‘开化’。”王敏的女儿王红告诉我。
当时，作为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铜矿，花冈矿山在军需产业中地位很重要。
但花冈矿山的风光背后，中国劳工则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们穿着单衣、草鞋，在冬天零摄氏度的河水里，做十五六个小时的苦役，吃的是只有两个拳头大小的橡子面窝头。遇难劳工薛同道只因为在路上捡了一个苹果核充饥，就被日本监工围殴致死。
劳工耿谆是这些中国劳工的大队长。依据他的证词，“粮食黑得像土，硬得像石头，吃后人人腹痛、泻肚，有时一天之内，竟有四五人死去。”身边的难友经常“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起来。
甚至，“人吃人”的惨剧也被迫发生。
有一天，几个难友把专管火化尸体的李担子推到了耿谆面前：“队长，把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打死吧！”李担子也哭着跪了下来：“队长，把我活埋了吧！我不是人，我不如一条狗！”
原来，李担子在火化难友尸体时，偷偷割了一块半生不熟的人肉，用破布包住，偷吃充饥。“听着李担子的哭诉，我心如刀割。这是他的罪过吗？这都是日寇逼出来的啊！”耿谆回忆，他只能扶起李担子，告诫他以后不能再这么做。
更侮辱中国劳工的是，日本人将他们居住的破房以革命先驱孙中山命名，称为“中山寮”。
笼罩在“亡国”“奴隶”的绝望之中，花冈的中国劳工没有倒下。(www.xing528.com)
1945年6月30日夜，在耿谆等人的领导下，他们发动了“花冈暴动”。参加暴动的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干部、八路军战士、国民党军官、伪军士兵，更多的是普通农民、工人、教师、学生、商人……他们打死日本监工，集体逃往附近的狮子森山。
“当时他们小队986个人，耿谆数了数，能动的、还有力气的只剩200多个。秋田是什么地方？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啊！200个手无寸铁、骨瘦如柴的中国人，就敢在他们窝里闹！”李良杰激动地说。
当时耿谆向起义劳工喊出的口号是，“不求生，求雪耻！”
“这次抗暴斗争是一次自杀性斗争。他们事前约定，严禁暴动侵扰日本老百姓，还放过了两位好心的日本监工，并决定如果失败就一起投海自杀。”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介绍说。他长期推动劳工战后维权工作。
依据史料，震惊的日本警方出动两万军警围捕。第二天，中国劳工全部牺牲或被俘。
接下来，大馆市的共乐馆广场上，血案上演。奄奄一息的中国人被反绑双手，跪在铺着尖利石子的广场上，没吃没喝地跪了三天三夜。如果跪得不直，就被毒打。甚至一些日本平民也向他们砸石头。
最后，被强掳到花冈矿山的979名中国劳工中，418人惨死，史称“花冈惨案”。
领头的大队长耿谆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其余12人被判有期徒刑。后因日本投降，他们才幸免于难。
在《花冈事件》一书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白介夫评价，花冈暴动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我们日本人必须要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时的灾难，现在已成为中国民众很难愈合的心灵伤口。花冈惨案就是其中之一。”著名中日友好人士、曾任日本国会参议员的田英夫曾如此写道，“这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也不允许逃避。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这个历史事实。”
抗战胜利后，几名被解放的劳工留在日本，参加了横滨B级、C级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日军暴行。1948年3月，法庭分别判处6名战犯——鹿岛职员和警察死刑或有期徒刑。
这一系列史料，现在被展览在花冈河畔的一所原木屋里，紧邻着劳工当年的工地。
日本民间团体“花岡「蜂起」問題にこだわる会”1990年10月5日发行的小册子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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