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中国战俘的日本人们:独特的日本人们

同时，这群日本人，还做了一件现在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营救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中国、朝鲜俘虏——战争还在进行中，他们就试图从后方营救“敌国”、非建交国的俘虏。

1953年3月21日，被尊称为“爷爷”的日本知名反战和平人士奈良孙盛、山田善二郎、町田忠昭参加了京桥公会堂的“国民平和大会”。

主持人用“民族英雄、爱国者”来介绍山田善二郎，他走上演讲台，却反复说：“我不是英雄，只不过是一个做了该做的事情的平凡人。”

在讲述了鹿地亘的救援经过后，他说：“今天一定得告诉大家一件重要的事。在朝鲜战争中，驻日美军机关里关押着不少中国志愿军、朝鲜战俘，要求他们背叛祖国，强制对他们进行间谍训练。”他呼吁：“虐待俘虏是人类上最深重的罪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也是判得最重的，日本反战人士应当共同营救中、朝战俘。”

1952年开始的多方停战会谈陷入僵局的原因是，中方和朝鲜主张按照《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遣返的原则，双方全部遣返俘虏，以美国为主导的联合国军主张所谓的“自愿遣返”。山田善二郎说：“就在几年前，美国以正义和人道之名占领了日本、惩罚了战犯，但却在日本犯下日军犯过的罪行，这是多么讽刺！”

此言一出，整个会场瞬间陷入了死寂，有的活动家不断摸着下巴，有的面色苍白。但这并没持续多久，很快，巨大的掌声响起，山田善二郎的呼吁获得了全场一致赞成。山田、奈良孙盛、町田忠昭很快从会场后门离开了，“以防万一发生”。这一在日本国内看来过于“激进前卫”的呼吁，绝大多数日本媒体都不予报道。当时，谁都不知道朝鲜战争什么时候结束，能为“敌国”战俘呼吁的日本人，是少之又少的。

从此开始，为了安全起见，山田善二郎就单独搬到了其他地方去住。

町田忠昭回忆，在三桥间谍案审理过程中，早稻田大学中文研究会为中心的鹿地·山田救援会长期值班守卫鹿地家、护卫山田善二郎，还进行募捐活动，无力顾及中文研究会原来的研究会。学生们又有经济困难，有人犹豫、退出，甚至也出现了怀疑“鹿地亘会不会真是苏联间谍”的学生。

3月23日，町田忠昭决定，召集中文研究会的同学，表态说：“现在是非常危险的时期，守卫的工作暂时由我一个人来做。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辛苦了！”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样的解决方法当然会引起非常大的误解，但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为了收拾残局，只好这么做。”

鹿地亘先生的家附近也常有便衣警察转来转去，恐惧和紧张在静悄悄滋长蔓延，他断过的七根肋骨康复情况也不好。

在1953年3月下旬的一天傍晚，鹿地亘悄悄转移了。町田忠昭亲眼见到，那一天，鹿地亘穿上和服，戴上墨镜，乌打帽低低扣在头上，头发也染色了。

护送鹿地亘的是奈良孙盛。町田忠昭回忆：“那天夜里11点左右，‘爷爷’（指奈良孙盛）回来了，他躺在六个榻榻米大的房间正中央，说：‘要是有人敢来就试试看！让我代替病人死吧！”说完他就仰面大睡，还打起鼾来。

从此直到当年8月重新“出山”，鹿地亘的行踪都是一个谜。

4月1日，中国劳工遇难者遗骨的慰灵祭在枣寺举行，鹿地亘托人带来了书面致辞，山田善二郎也来到现场，呼吁营救还活着的中国战俘。

4月3日，日本警方的长井警部带着一名部下来了，要求见鹿地亘，结果发现只有町田忠昭一个人在鹿地家等着，便只好走了。“真是荒唐可笑。”町田忠昭评价。

4月7日，山田善二郎参加了在共立讲堂的“日朝亲善大会”，继续呼吁营救中国、朝鲜俘虏。他们开始筹备“和平亚洲守护人权会”（原文为“不戦アジア人権を守る会”）。町田忠昭记得，“守护人权”这四个字是日本国民救援会的左翼社会活动家难波英夫（1888—1972）提出的。他也一直为“松川事件”的工人们奔走。

同一天，在町田忠昭留守的鹿地亘家门口，有人砸来一块石头，大门上的木头花纹都被砸掉了。

3月30日，周恩来总理就发表声明指出，为尽早实现停战，中朝政府共同研究后一致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町田忠昭回忆，听到这个新闻的奈良孙盛说：“这次真的会停战吧！”当晚，他和山田善二郎、町田忠昭、加藤平八连夜讨论，认为他们能做的只有在日本国内外引发巨大的舆论关注，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加藤平八是漫画家加藤芳郎的弟弟。4月13日开始，他们印刷了4万张传单，跑遍东京散发传单。

4月17日，“和平亚洲守护人权会”的反战人士聚在东京的众议员会馆，进行了抗议活动。其中有大量左翼社会活动家，包括正准备参加众议院议员选举的候选人青柳盛雄（1908—1993），他是松川事件的辩护律师，后来当选为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

町田忠昭回忆，他们在青柳盛雄的带领下，准备前往GHQ（General Headquarters的缩写，系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笔者注）、美国大使馆、吉田茂首相府，亲手递上抗议书。给美军司令的抗议书上写着：“克拉克将军收。”（1952年5月，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担任驻欧洲盟军司令，他在朝鲜的职位由马克·韦恩·克拉克担任。——笔者注）

“我们做好了全体被捕和被机关枪指着的心理准备。”他们把白布染红，上面写着“放还在日的朝鲜战争俘虏”的大字，分坐着7辆租来的车出发了。所幸，他们所到的三处，都由工作人员接收抗议书，并未发生直接冲突。

町田忠昭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53年4月29日的晚上。(www.xing528.com)

“那天晚上，我们正在鹿地亘先生的家里留守。收音机里放着美国黑人歌手玛丽安·安德森的黑人灵歌。中途进来的奈良孙盛先生也赞赏地听着。”

这首歌结束后，就是9点的新闻播报：“公安部门认为鹿地亘有违反电波法的嫌疑，已对其发出逮捕令。”

一听这个消息，奈良孙盛便匆匆离去，留下町田忠昭和加藤“在令人害怕的气氛下”。4月30日，劳动节的前一晚下了小雨，加藤准备了30多个标语牌。

5月1日国际劳动节，天朗气清，他们在日中友好协会集合，借了一辆小车，参加了神宫外苑的劳动者大集会。人们挥舞着红旗歌唱，举着各自的标语行进。游行路线中，离盟军司令部最近的是法政大学前的广场。町田忠昭他们在那里对每一个游行者呼喊：“我们要去司令部要求释放中国、朝鲜战俘！请加入我们！”

等所有人都走过去了，他们招呼着聚集起来的人们一起到司令部门前抗议，但并未得到任何答复。一切努力看似都成了“泥牛入海”。

5月11日晚上六点，意想不到的新转机出现了。是一个年轻学生带来的。

町田忠昭记得，当时日中友好协会的人们都回家去了，只有他一个人在整理文件。这时，一个年轻的学生出现在门口：“请问这是日中友好协会吗？听说这里有‘和平亚洲’的活动？”

“是啊，有什么事吗？”町田忠昭反问。

学生回答说：“其实我是从大山郁夫老师那里来的，老师最近正要去欧洲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在18日前，请准备好关于战俘问题及鹿地事件的资料吧，我会再来取的。”

町田忠昭马上意识到，这是将战俘问题国际化的绝好机会。“那一晚，我、奈良孙盛先生、山田、加藤、濑口五人商议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赶出一份可以带到法国去的新闻特刊。”

自5月12日至17日，町田忠昭写出了呼吁释放中朝战俘、鹿地亘的长文，得到了奈良孙盛的认可，曾任《读卖新闻》总编的铃木东民[1]进行了最后的润色修改。

许多左翼人士也共同参与了整个“特刊”的撰写制作。町田忠昭去请来了日本美术学会的金野新一，画一幅鹿地亘的肖像画。但他并没有见过鹿地亘。17日，金野新一带来了一位画家朋友，两人一起熬到很晚，边听山田善二郎的描述边画。

当时，日本国内气氛紧张，左翼反战人士预料到哪家出版社也不敢接这“烫手山芋”。山田善二郎去拜托了大山郁夫，拿着日本共产党中央指导部田中松次郎的名片，再和出版社交涉，才争取到了印刷的可能。

在5月18日的送别会上，山田善二郎做了让町田忠昭印象深刻的一席发言：“战俘问题将左右朝鲜休战会谈的命运，而这个问题的中心现在在日本。我们要向联合国提出这个问题，向全世界呼吁，最终解救战俘。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任务！”

而另一边，大山郁夫要求的“18日准备好资料”，无论如何印刷是赶不上了。5月22日，他就将前往欧洲，而另一边，左翼人士却拿不出印刷费来。

该怎么解决这个危机？

此前，町田忠昭向学生时代的朋友借了5万日元投进了运动里，这次紧急时刻，他再次“化缘”来了1万日元，“其他朋友也借了3000日元给我”。5月20日，《社会时代》的记者齐藤也赶到印刷厂，帮町田忠昭通宵修改版样。“印刷厂的工人们受到外界高压，过着最底层的穷苦生活。我们也看得出他们明显很累了，但他们还加快速度，和我们一起彻夜加班。”21日上午，校订完成。22日，印刷完成。

那天的傍晚，大山郁夫带着町田忠昭他们新印出来的百份“特刊”、相关的书和小册子，奔赴羽田机场。

亚马孙雨林一只蝴蝶翅膀偶尔振动，也许两周后就会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也许不能。无论如何，我们很难想象，那年，有一群日本人为了坚持信仰，为了素不相识的人，竟如此甘冒风险。

“青萍之末”的左翼活动家们，也都是穷得叮当响。7月5日，奈良孙盛等人一起做总结，一共“攒”下了30万日元的赤字。其中，町田忠昭借来了8万日元。

7月17日，日本进步艺术家、画家内田严逝世。在他7月初已奄奄一息时，町田忠昭还收到了内田严寄来的问候信，随信寄来1000日元，“你们太艰苦了，随信附上，不成敬意！我很担心山田君（注：指山田善二郎）的家人！”

内田严的告别仪式上，播放了《国际歌》、苏联民谣《劳动歌》：“青年们，前进吧，大家前进吧！爸爸能给孩子留下什么宝物？做个强大的男子汉，这就是劳动之歌，青年们，前进吧，大家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