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地亘是谁？如今的中国年轻一代里，可能没几个人知道了。但在6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可是赫赫有名。
他本名濑口贡，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与中国作家冯乃超同期。他积极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是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的骨干人物。1933年他被选为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成员，后来成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了许多反战言论，因而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日本政府于1927年逮捕了他，1935年才获释出狱。
1936年1月，他和夫人池田幸子秘密转道青岛辗转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抗日反战宣传斗争。在上海，他由内山完造先生介绍与鲁迅先生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后来成为至交。
抗战期间，鹿地亘一面用文学形式提倡和平、反对战争，一面致力于7卷本《大鲁迅全集》的编译工作，翻译《野草》《热风》《坟》《华盖集》《续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于1938年2月经广州抵武汉，受到200余中外人士的热烈欢迎。
这200多中外人士都有谁？
不妨列举几个可能太过熟悉的名字：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的沈钧儒，周恩来夫人、时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参政员的邓颖超，文学家郭沫若，美国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史沫特莱……
1938年，在中国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背景下，鹿地亘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聘请，作为顾问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对敌宣传工作，对日本战俘进行反战教育和训练。他还组织了“反战同盟工作队”，亲自率队赶赴前线，对日军进行宣传工作，收到很大成效。
由鹿地亘编导的三幕话剧《三兄弟》，1940年3月8日在桂林向中国公众公演。剧本是反映日本觉醒青年的反战剧，是由日军俘虏出演的，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著名文学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夏衍将全剧译成中文，在《救亡日报》（桂林版）连载，《新华日报》也载文介绍剧情和演出盛况，在抗战大后方引起轰动。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曾由周恩来陪同，单独接见了鹿地亘夫妇，作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称赞日本反战朋友的出色工作，感谢他们为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战作出的特殊贡献。
抗战胜利后，鹿地亘于1946年6月回到日本，致力于日中友好活动。
回国以后，他的境遇如何呢？我国国内鲜有关注，而町田忠昭老人的回忆录，却明明白白记载了他亲历的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1951年，回到日本的鹿地亘因为结核病住院静养，七根肋骨做过手术。但在疗养期间散步时，他突然被美国驻日秘密情报机关抓捕，音讯全无，甚至家人也不知道他的生死。
直到一年多以后的1952年12月6日，他被拘禁的事件在各大新闻上曝光，震惊日本全国。第二天，鹿地亘突然被释放。紧接着第三天，他委托了猪俣浩三律师，向全世界宣告：“我要状告美军非法监禁！”
他和鹿地亘的相遇，正是在非法监禁事件之后。1994年10月1日，町田忠昭写成了日文回忆录。
“1952年12月9日，自称曾任苏联间谍的男子三桥正雄向警方自首，12月14日，日本警方宣布三桥和鹿地曾见面六次。这是试图转移视线，冲淡人们对‘美军非法监禁反战人士’的高度关注。”他在回忆录中说。(www.xing528.com)
鹿地亘是中日友好协会的理事，协会义不容辞，成立了“鹿地山田救援会”。其中的“山田”是指山田善二郎，他当时在美军驻地帮佣，也长期受到驻日美军的歧视，是他想方设法从美军秘密机关传递出鹿地亘的口信，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营救。
中日友好协会在早稻田大学有一个“隐形分支”——早大的“中国文学研究会”。1952年12月17日，协会邀请岛田政雄和鹿地的父亲濑口真喜郎，到早稻田大学进行演讲。
早大中国文学研究会的青年出于义愤，提议成立了“早大救援会”，每天派两三个大学生轮流到鹿地家值守，一是帮助募捐活动；二是为了保护鹿地亘的人身安全。町田忠昭当时并不是研究会成员，却决定参加。
1953年1月22日，“保护人权大会”在东京涩谷的公共集会堂召开，猪俣浩三律师和山田善二郎就鹿地事件演讲。
当时町田忠昭正是台下听众中的一员。他回忆，当时猪俣浩三谴责：“美国以及日本警方指使三桥正雄，称鹿地亘是苏联间谍，这是荒谬的。当今日本并没有‘间谍罪’，间谍的污蔑只不过是军国主义时代遗留的胡乱猜测。”
山田善二郎则给町田忠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被大家称为‘爱国者’，说话时显得特别真诚，全身心地希望新时代的到来。”
1953年1月29日，天气犹寒，作为“早大救援会”一员，町田忠昭第一次来到鹿地亘府上。和他同行的是早大中国文学研究会的金井君。
鹿地亘去上厕所，经过两名大学生的房间，轻松随意地问候了他们。这是町田忠昭第一次见到这名著名的和平反战民主人士。
“他被美方抓捕后曾经试图自杀，当时身体虚弱，面色很苍白。可以看出他从小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眼神非常清澈真诚，脸上带着几分寂寞神色，但谁看了都对他心生好感。我想，这就是在中国全力反战的最勇敢的人？说实话，从他文弱淡定的外表上真是看不出来！同时，我也下定决心，要尽全力参与救援。”
临近中午，鹿地亘13岁的女儿晓子放学了，一回家，就待在父亲的房间。鹿地亘被捕时，偷偷写下了给女儿的遗书，山田善二郎偷带出来公开发表了。现在父亲竟然活着回来了，女儿一刻也不愿离开。“我们大家看见他们俩和乐融融的样子，打心眼里高兴。”町田忠昭回忆。
保护和平领袖的人们，陆续站了出来。
1953年2月9日，町田忠昭参加了日本众议院第一议员厅举行的“鹿地事件真相发布会”。当日的议长是日本社会党左派的众议院议员田中稔男。
山田善二郎登台公开作证：“我在美军特务机关看到了警署的斋藤警官、田中警视总监和神奈川县知事内山出入，还看到了三桥正雄。”
鹿地亘的妹妹也来了，她宣读了医学界权威北錬平博士的诊断书：由于鹿地亘病情严重，需要二级静养，也就是每天顶多看书30分钟，不可能被传唤出庭。这也是对鹿地亘的保护。因为鹿地被指控为“苏联间谍”三桥正雄的同谋，被法院要求作为证人出庭。
2月10日，警署派来的佐藤医生到了鹿地亘的家门口，要为他进行强制诊断。守护鹿地亘的人们拦住他，质问道：“难道北博士的诊断还不够权威？你们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佐藤医生只好无功而返。《朝日新闻》等日本大报都评价，这是一次对日本警视厅的有力反击，“民主主义向前迈了一步”。
2月11日，鹿地亘的主治医师遊佐医生家里，被气枪打破了窗户。救援会认为这背后是受人指使的，第二天，町田忠昭跟着山田善二郎，一起去警察局抗议。“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山田善二郎递上名片时，警局工作人员为了保留名片上的指纹，特别小心翼翼地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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